“那俄罗斯呢？既然你的母语是俄语。”
“在俄罗斯我又能干什么？住在哪里？”她的表情紧绷着，然后突然松弛下来，“我喜欢塔什干，喜欢这里的大街小巷。我喜欢抓饭、烤包子、烧烤。无聊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开车到郊外，躺在草坪上。那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我点点头，无法赞同，也无法反驳。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联系我。难道真的是想向我约照片吗？或许，她只是想找个陌生人散漫地聊聊天罢了。
我们在咖啡馆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秋雨悄然而至，卷走了几片树叶。
* * *
[1] 2005年5月13日，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城市安集延爆发反政府骚乱，造成数百人死亡。
第2章 不安的山谷
1
和想象的不同，前往费尔干纳山谷的道路并不崎岖，然而我的心情却是兴奋中带有几分担忧。
从地图上看，费尔干纳山谷被南面的帕米尔高原和北面的天山山脉包围。著名的锡尔河横穿而过，向西流去。山谷长约三百公里，宽约一百七十公里，既是中亚最肥沃的农耕带，也是宗教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地区，因此被称为“中亚的巴尔干”。
复杂的历史常以一种惊人的延续力影响着现实，这一点在费尔干纳山谷体现得尤为明显。1924年后，苏联担心统一的泛突厥国家兴起，因此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中亚地区分成了五个民族共和国。这样的划分让费尔干纳山谷出现一些切开族群的奇怪分界线，也为后来的民族矛盾埋下伏笔——在庞大的苏联体系下，分界线不过是地图上的假设性界线，可是一旦这些共和国独立，就会变成真实的国界。
如今，费尔干纳山谷被三个国家分占。每个国家的领土上，都散落着其他国家的飞地。塔吉克内战、“安集延事件”和吉尔吉斯的政治动荡，更是一度令山谷的气氛剑拔弩张。从青铜时代起，费尔干纳山谷就有古老的文明，但那文明的荣光似乎从旅行者的雷达上消失太久了。
从塔什干进入费尔干纳山谷的传统道路，是取道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苦盏。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正是从那里进入费尔干纳山谷，并建立起最靠近东方的希腊化城邦。然而，因为国境问题，我无法再走这条古老的通道。我必须走乌兹别克境内的道路，直接翻过冰雪覆盖的恰特卡尔山脉。
离开塔什干，我乘坐的面包车冲入一片灰蒙蒙的雾霾。透过车窗，我看到低悬在半空的太阳，像一块即将烧乏的炭球。我们相继经过两座污染的工业城市——阿尔马雷克和安格连。1942年，这里的金属和煤炭曾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德前线，喂养苏联的战争机器。如今，半废弃的苏式住宅楼之间，点缀着电缆塔和落满灰尘的向日葵。一切似乎从上个世纪起就没有发生过改变。
面包车开始盘山，不时减速绕过落石。植被好像突然之间就消失不见，周围只有伤疤一样的灰黑岩体和水土流失造成的碎石。从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我曾在很多地方目睹过天山，如今已到了这座山脉的最西端。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空气也变得愈加透亮。
在卡姆奇克隘口，面包车停了下来，因为恰特卡尔的雪顶已经近在眼前。观景台旁有一个灰扑扑的小卖部，贩卖零食和苹果。一个乌兹别克家庭在与雪山合影。戴着鸭舌帽的男人，坐在一辆苏联旧摩托上，脚下躺着一只晒太阳的黄狗。
不久，我看到赶着大群黑山羊转场的牧民。他们骑着马，甩着长鞭，羊群荡起大串尘烟。风从山那边吹来，一度带来塔吉克斯坦的手机信号。南方不远处，帕米尔高原的淡影已在稀薄的空气中显现。我知道，山的那一侧就是塔吉克斯坦，一个说着山地波斯语的不同世界。
经过荷枪实弹的检查点，跨过奔腾的锡尔河，标志着我们进入了费尔干纳山谷。突然之间，眼前开始呈现出一幅农耕文明的景象：一座挨一座的黄泥院落、葡萄架、石榴树、桑树，还有大片大片的棉花田。灰霾再次覆盖地平线，在如同薄雾笼罩的棉花地里，我看到众多乌兹别克女人正在采摘棉花。
19世纪，沙俄帝国开始把这里变成棉花基地。棉花取代了当地农民栽种的传统食用作物，成为主要经济作物。一份统计显示：1860年，中亚供应的棉花仅占俄国棉花用量的百分之七；到了1915年，这个数字变成百分之七十。
苏联时期延续了这样的做法。1939年，在十八万“志愿者”的努力下，长达两百七十公里的费尔干纳大运河贯通了。为了灌溉更多的棉花田，中亚的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被人为改道，最终导致咸海面积的大规模缩减。
由于长期种植单一作物，加之使用化肥，费尔干纳山谷的土地开始变得贫瘠，然而这样的经济模式早已积重难返。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仍然保持着世界产棉大国的地位。2017年以前，所有中小学生都必须参加义务采棉劳动。每到采棉季节，运力不足的火车上会挤满流动的采棉女工。几天后，一位印尼旅行者告诉我，他已经购票的火车被突然取消，因为要改成“采棉专列”。
我与一个正在采棉花的乌兹别克女工聊了起来。她戴着鲜艳的头巾，挎着盛棉花的布兜。在齐肩高的棉田里，她的步态好像正在涉水穿过一片芦苇荡。她告诉我，女工们一天要采摘五十至六十公斤棉花，能挣到大约二十块人民币。她今年二十六岁，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她指着手上的戒指，大概是问我有没有结婚。当我面露困惑之色时，她开心地笑起来。
在中国的史书上，费尔干纳山谷却以另一种物产闻名——汗血宝马。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到访费尔干纳山谷中的大宛国，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宝马的最初描述：日行千里，汗出如血，食紫色苜蓿，是天马的后代。
从那时起，西域的其他奇珍异宝就显得黯然失色。武帝无论如何都要得到这些天马。十几个世纪后，马可·波罗经过这一地区。他听说汗血宝马的谱系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塞萨利战马身上。
最初，武帝派出使臣，想以纯金打造的金马换取真马。大宛王对此不感兴趣，拒绝交换。汉使以大军将至相威胁，但大宛王认为汉朝远在东方，中间相隔万里黄沙，北边又有匈奴，所以不会派大军远袭大宛。汉使发怒，击碎金马，然后离去。没想到行至边境时，被大宛王派人杀死，夺取了财物。
武帝大怒，发誓要报仇雪恨。他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交给宠妃的兄弟李广利将军统领。公元前104年，这支大军消失在玉门关外。史料记载，那一年蝗灾泛滥，颗粒无收，数万士兵死在路上。西域各国又坚守城池，不肯供给食物。几个月后，当李广利出现在费尔干纳山谷时，士兵只剩下十之一二。
第一次西征大宛兵败而归，李广利担心性命不保。武帝扬言，如果李广利敢踏入玉门关一步就格杀勿论。暴躁的武帝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征讨。他调集全国之力，放出所有囚犯，增派品行恶劣的少年，准备了充足的粮草。一年多的时间里，六万士兵从敦煌浩浩荡荡地出发。
这一次，汉军成功包围了大宛都城，改变河道，切断水源。大宛的百姓杀死老国王，答应李广利将军，只要退兵就可以任意挑选宝马带走。李广利选取了几十匹良马和三千多匹中等的公马母马，得胜而归。那些回到中国的士兵全都封官进爵，而大宛成为汉朝的属国。
2
大宛国的旧地就距今天的浩罕不远，然而浩罕早已看不到任何当年的遗迹。这座古老的城市看上去很年轻，带着些许苏联式的荒凉。
我在新城最好的一家旅馆住下。房间里铺着老旧的地毯，摆着品味恶劣的家具。到处充满一种昏暗的气氛，让人联想到浩罕同样昏暗的历史。早餐是斯巴达式的自助：冷得像前女友一样的煮鸡蛋，同样冷的馕，结冰的西瓜片。我喝了一杯温茶就走出旅馆，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18世纪时，浩罕是与布哈拉、希瓦并立的三个汗国之一，鼎盛时期的疆域从费尔干纳山谷一直到塔什干以北的哈萨克草原。19世纪，浩罕见证了俄国对中亚的蚕食，此后不断丧失领土，最终在1876年被俄国吞并。
在浩罕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胡达雅尔汗仍然不忘修建自己的宫殿。吊诡的是，如果不是这位荒唐的可汗，今日的浩罕可能会丧失仅有的一点吸引力，彻底沦为一座枯燥乏味的城市。
可汗宫离我住的旅馆不远，完工于1873年。它曾拥有六座庭院，一百一十三个房间，其中一半是胡达雅尔汗的后宫。可汗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有四十三个妃子。为了应付伊斯兰教只能娶四个老婆的规定，他的身边总是带着一位伊玛目，以便随时为他举行结婚和离婚仪式。宫殿建成后仅三年，俄国人就来了。考夫曼将军的炮火，令大部分建筑化为瓦砾，只有十九个房间保存下来。
我徜徉在可汗的庭院里，却感受不到太多震撼。相比这些残留下来又得到精心修复的建筑，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散落在历史角落中的逸闻。关于浩罕汗国的残暴描述，时常出现在19世纪的中亚旅行笔记里。
1873年，美国外交官尤金·舒勒来到浩罕。他目睹了一场典型的浩罕式狂欢：一位死刑犯正在游街示众，身后跟着刽子手。作为狂欢的前奏，沿途群众纷纷向罪犯投掷石块。直到刽子手认为气氛已经足够热烈，他才突然从背后掏出利刃，将罪犯割喉。犯人像烂泥一样倒在地上，任由日光暴晒数小时，鲜血浸透沙地。
如今，可汗宫的房间已经改为博物馆，介绍浩罕国的历史。我走了一圈，发现并没有提到那位著名的浩罕人物。对中国人来说，浩罕最为人知的不是那些荒淫残暴的可汗，而是一个幼年时面容姣好的娈童，后来被新疆人称为“中亚屠夫”。
阿古柏生于浩罕国，年幼时父母双亡，被流浪艺人收留，习得一身舞艺。十岁时，他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童“巴特恰”，被浩罕的军官看中，后来又几次转手。或许是因为童年时代的阴影，成年后的阿古柏变得精明而残暴。他利用镇压哈萨克人起义的机会立下战功，逐渐成为握有兵权的人物。
1864年，新疆发生内乱。已是浩罕国将军的阿古柏趁乱进入喀什，不断攻城掠地。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阿古柏几乎吞并了除伊犁之外的整个新疆。他自立“洪福汗国”，以重税政策和严苛的伊斯兰教法统治新疆。此时，浩罕国已经名存实亡，而沙俄和英国都不希望对方的势力主导新疆，于是愿意让阿古柏作为两大帝国的缓冲地带。
1876年，左宗棠率领清军入疆，开始收复失地之战。阿古柏的统治早已引起当地维吾尔人的厌恶。次年，清军进军南疆之际，阿古柏突然死于新疆焉耆县。阿古柏的儿子将其葬在喀什。不久，“洪福汗国”崩溃。
关于阿古柏的死因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清史稿》认为，阿古柏兵败自杀。新疆历史学家穆萨·赛拉米在《伊米德史》中写道，阿古柏是被莎车贵族以毒酒毒死的。韩国中亚史学者金浩东在《中国的圣战》一书中则说，阿古柏死于中风。
离开可汗宫，我漫无目的地走在穆斯林居住的小巷里。当地人的黄泥院落，全都有着高高的围墙和紧闭的雕花铁门，像守卫森严的堡垒。我路过一座经学院，穿过一片穆斯林墓园。墓碑上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象征伊斯兰的星月图案。旁边是一座有点破败的清真寺，一轮真正的淡月已经挂在半空。
1918年，布尔什维克再次攻陷浩罕，推翻了短暂的自治政府。三天的镇压导致一万余人死亡。这只是发生在浩罕的又一次“狂欢”。如今，走在穆斯林的小巷，看着这些紧闭的宅院，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在费尔干纳山谷，在浩罕，这些紧闭的宅院的确是人们最后的堡垒。
后来，一个小男孩推着卖馕的推车，钻进一户宅院。透过片刻敞开的大门，我惊奇地发现院子里其实别有洞天：一小块土地上种着蔬菜，上面架起葡萄架。院子里种着柿子树和石榴树，环绕着一家人夏日纳凉的木榻。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正抱着牙牙学语的孩童。她发现我在窥视却没有反感，反而笑着举起襁褓中的孩子，好像在展示骄傲的徽章。我也笑着朝她挥挥手，然后迈步离开。
3
回到破败的旅馆，我开始研究地图。费尔干纳山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我并不意外地发现，这里仍然保留着一个生产丝绸的小镇。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前往马尔吉兰——苏联时代的丝绸中心和黑市中心。
马尔吉兰的制丝历史远比苏联久远。早在9世纪时，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小镇就已经有了制丝产业——虽然产品质量不可与中国的丝绸同日而语。苏联时期，马尔吉兰的丝绸远销全国，而行将就木的计划经济也令这里的黑市远近闻名。
在马尔吉兰，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围头巾，男人则戴着传统的四角小帽。
通往大巴扎的路旁，遍植着桑树。树荫下是一排卖石榴的小贩，鲜艳的石榴籽成熟得几乎要爆裂开来。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皇帝巴布尔就生于费尔干纳山谷，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那些有名的无赖泼皮，大部分来自马尔吉兰。”不过更令他念念不忘的是这里的物产：“石榴和杏子是最好的。”
纪念品丝绸厂仍然沿用古老的工艺，从煮蚕茧、剥蚕丝到扎染，全部是一千年前的方法，完全无需用电。在这里，扎染的红色来自石榴皮，黄色来自洋葱，而棕色来自坚果。女工们一边纺织，一边听着手机里传出的乌兹别克音乐。一个月的劳作，可以换来一千块人民币的收入。
在丝绸厂的大门口，我遇见两个窃窃私语的女孩。她们穿着牛仔裤，扎着马尾辫，全都没戴头巾。她们注意到我，似乎很想和我说话，却欲言又止。最后，那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女孩走了过来，和我打招呼。
“我们是费尔干纳大学英语系大三的学生，”女孩红着脸说，“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要我们用英语采访来费尔干纳的游客……可是费尔干纳没有游客……”她解释着，脸因此变得更红，“于是我们来到马尔吉兰，想碰碰运气……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她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为什么会来费尔干纳？”“都去了哪些地方？”“对这里有什么印象？”“是否喜欢乌兹别克的食物？”
回答完这些问题，我们都沉默下来，于是我问能否也问她几个问题。我们走到路边，坐下来，散漫地聊起来，分别前还加了乌兹别克的微信——Telegram。
在随后的几天里，她经常给我发消息，然后我们就聊上一会儿。在虚拟世界里，她变得大胆很多，时常一下发来数张照片：她做的饭、她的房间、她的布娃娃。有时候，我忘记回复，她就会发来生气的表情，或者问我：“你还活着吗？”渐渐地，我终于能够拼凑出一些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