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一次，历史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果以帖木儿为尊，那么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昔班尼就势必被视为“入侵者”和“敌人”。不管是否心甘情愿，这正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官方表述。
3
2011年秋天，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我第一次造访塔什干。当时，帖木儿广场已是如今的模样。向导玛利亚告诉我，直到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到处是参天古树，有些树龄甚至超过一百年。这座公园是塔什干几代人的回忆，随处可以看到下棋的老人、挽手的情侣，以及推着婴儿车散步的母亲。不过一夜之间，树木突然被砍去，代之以草坪。没人知道究竟为何。
一种谣言认为，砍树是为了露出一座新建的豪华建筑。那个建筑看上去十分宏伟，拥有希腊柯林斯式的白色石柱，仿佛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的宙斯神殿。这种说法缺乏确凿依据，却也暗合了某种现实：它暗指的是前任总统卡里莫夫的长女，卡里莫娃。
当年，卡里莫娃可谓乌兹别克最有权势的人物，掌控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一度被外界视为卡里莫夫的接班人。那座白色神殿，正是卡里莫娃支持的基金会修建的。
我第一次来塔什干时，人们谈起卡里莫娃多少有些遮遮掩掩。但是这一次，我发现她已经成为塔什干人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首先是因为2012年夏天，卡里莫娃化名“咕咕莎”（Googoosha），在美国发行了一张电子舞曲专辑。为了给国际听众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概念，她将自己与Lady Gaga相提并论，在宣传语中写道：“喜欢Lady Gaga吗？不妨立即追踪充满异国风情的流行天后咕咕莎！”
卡里莫娃还推出了个人服装品牌“古丽”。在官网上，她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道：“我们无法忽视这些创新设计的创办人是一位政治学家……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没人知道具体缘由，但是显然卡里莫娃的种种行为激怒了父亲。2013年，她开始深陷数起政商丑闻。一位塔什干朋友告诉我，她被卡里莫夫“扇了一记耳光”，然后软禁家中，随后销声匿迹。
2016年，卡里莫夫总统突然去世，标志着乌兹别克强人时代的终结。“咕咕莎”没能参加父亲在撒马尔罕的葬礼，表明她已经彻底丧失权力。2017年夏天，新政府以有组织犯罪、洗钱、诈骗等多项罪名正式逮捕卡里莫娃。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昔日的公主再次成为了塔什干的热门话题。
在帖木儿的雕像前，总是不乏拍照留念的游人。但即便游人再多，砍掉树木的广场依然给人一种空旷之感。我穿过广场，沿着一条林荫路漫步。当地人告诉我，这些年来，塔什干的变化很大。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塔什干仍然像是遗落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那些阴郁的建筑、宽阔的林荫道，都让人想到苏联，甚至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
我途经阿利舍尔·纳沃伊歌剧与芭蕾舞剧院。漫天的乌鸦在暮色中翻滚，脚下的落叶嚓嚓作响。我顿时感到自己回到了童年。我清楚地记得，在刚上小学后不久，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我停下脚步，恰好听到《胡桃夹子》的唱腔，透过高大笨重的玻璃窗，传到种满栗树的街上。
剧院的设计者也是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大楼的设计者，而一砖一瓦将剧院建起来的则是三千名日本战俘。后来，我买了一张票走进去，发现观众是庞大的法国老年旅行团和少量的本地俄罗斯人。我并不意外地看到，乌兹别克国民诗人纳沃伊的半身像与柴可夫斯基、鲍罗丁、穆索尔斯基等人的混在一起。
二战期间，很多苏联文艺界的人士都搬到了塔什干。他们喜欢南方生活的缓慢节奏，喜欢脱离主流。在一个由撤离作家组成的小社区里，阿赫马托娃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明白了在中亚炎热的夏天，“树的阴影和水的声音意味着什么”。1954年，索尔仁尼琴获准离开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来到塔什干接受癌症治疗。后来他将小说《癌症楼》的背景设置在塔什干。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埃琳娜曾把《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藏在这里，直到1967年出版。伊戈尔·萨维茨基则将一大批苏联超现实主义绘画偷运至此。在俄国，这些惊世骇俗之作必然难逃厄运。它们在乌兹别克的沙漠边城努库斯找到了喘息之所。
然而，俄国的影响力的确在消退。与几年前相比，越来越多招牌和广告用拉丁字母替换了西里尔字母。除了苏联时代的涂鸦，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俄语。我不免想到，那些在俄语环境中长大的数代人，会不会突然变成文盲和睁眼瞎？
如今，塔什干的街上只跑着两个牌子的汽车，不是拉达，就是雪佛兰。拉达是苏联时代的最后遗产，大都破旧不堪；而雪佛兰是政府与美国合资建厂的产物，标志着西方资本最终涌入了红色帝国留下的真空。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统治方式，西方国家原本怀有成见。然而在“9·11”恐袭之后，美国迫切需要为临近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建立稳定的补给线，于是选择和乌兹别克成为朋友。雪佛兰等公司投资建设了工厂，数家涉外高级酒店在塔什干拔地而起。帮助申请“绿卡”的公司雨后春笋地出现了，我发现它们大都以美元或自由女神像的图案为招牌。
从纳沃伊芭蕾舞剧院出来，我打车去了一家爱尔兰酒吧。一个长着安吉丽娜·朱莉般厚嘴唇的乌兹别克女人，正在和一个美国老头说话。我听到美国老头说：“我当然会帮助你，尽我所能。但是你要知道，特朗普总统刚刚颁发了旅行禁令，现在来美国可没那么容易了。”
他停顿了一下，色眯眯地望着“朱莉”：“但是，我答应你，宝贝，我会想办法的……”
4
圆顶集市外的大街上，曾经到处是换汇的小贩，如今一个都没有了。上一次来塔什干，我正是在这里兑换了最初的两百美元。
多年的通货膨胀，让苏姆不断贬值，而卡里莫夫政府既不愿校准汇率，也不愿推出更大面值的纸币。那一次，走在圆顶集市外的大街上，很多人凑上来问我是否兑换美元。后来，我震惊地发现，两百美元换来的是十几摞橡皮筋捆扎的苏姆。我不得不把整个双肩包都塞满纸币，深深感到富人的沉重。然而，这一次，黑市不见了。
卡里莫夫总统去世后，很多人一度担心，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然而内阁总理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顺利接替了总统职位。他上任之后的最大手笔就是清除黑市——不是通过暴力清剿，而是让国有银行也使用黑市的汇率。这一招可谓立竿见影。乌兹别克最大的民间金融市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一边在街上走一边想，然后突然意识到：所谓的黑市小贩，大部分不过是普通的塔什干市民。黑市消失了，但他们依然在这条街上，做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小本生意。有的人在卖手工艺品，有的人在卖陶陶罐罐，有的人在卖馕，还有的人只是把自家院里种的几根黄瓜、几串桑葚拿出来卖，赚取微不足道的收入。
一个戴着头巾的老妇人，突然在我面前停下，嘴里念念有词。我这才注意到，我正走过库克尔达什经学院。它高耸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圆顶集市。苏联时期，库克尔达什经学院一度被当作货仓，旁边的星期五清真寺则沦为工厂。
经学院的庭院内绿草茵茵，栽着柿子树。几个穿着西装、戴着小花帽的学生，正在午后的阳光下交谈。他们告诉我，附近哪里有好吃的抓饭，还说我应该去看看那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古兰经》，就在布哈里伊斯兰学院对面。
布哈里是伊斯兰教的圣人，曾走遍整个阿拉伯世界，收集穆罕默德的言论。他的《布哈里圣训》被逊尼派认为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权威经典。布哈里生于布哈拉，葬于撒马尔罕。或许，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最高学府选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因。
苏联时期，布哈里学院是整个中亚地区仍然开放的两所经学院之一。最少时只有二十多名学生，而如今有超过三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
苏联治下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宗教色彩相对淡薄的国家，可是这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穆斯林。独立后，伊斯兰信仰开始迅速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空白。曾经废弃的清真寺和经学院纷纷恢复原本的功能，强硬派的伊斯兰分子也在这时出现。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激励了这些人，让他们幻想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强人卡里莫夫则不能容忍权威受到挑战。他选择继续苏联时代对伊斯兰教的压制，并对极端分子展开镇压。但是政治家们深知，伊斯兰教本身亦是展示权力的最佳方式。因此，尽管信仰受到压制，众多清真寺和经学院却得到了修复和兴建。
在布哈里学院所在的广场上，我看到崭新的哈兹拉提伊玛目清真寺。它是塔什干最大的清真寺，精美的檀香木廊柱来自印度，绿色大理石来自土耳其，蓝色瓷砖来自伊朗，仿佛为了表明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再次成为信仰的中心。
我看了一下表，发现正是宣礼时间。我去过很多伊斯兰国家，每当宣礼时间来临，宣礼塔上的大喇叭就会响起。毛拉的唤礼声，宛如绵长的男性咏叹调，回荡在城市上空，让人不由驻足肃穆。
然而，在这里，广场一片寂静。2005年引发争议的“安集延事件” [1] 发生后，政府就禁止了每日五次的宣礼。哈兹拉提伊玛目清真寺虽然拥有五十米高的宣礼塔，却一次都没有使用过。阳光下，它高大得令人目眩，像一个沉默无语的巨人。
我穿过空荡荡的广场，走进收藏了《奥斯曼古兰经》的图书馆。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之一，属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656年，奥斯曼被叛乱的手下杀害。据说当时他正在阅读这本《古兰经》，因此上面沾染着他的血迹。
奥斯曼死后，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继任为哈里发。不过他很快就被奥斯曼的堂弟穆阿维叶暗杀。穆阿维叶成为新任哈里发，由此开启倭马亚王朝。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之种，也正是在那时种下。
这本巨大的《古兰经》就摊开在房间中央的读经坛上。因为光线不足，给人一种幽古之感。透过玻璃罩，我仔细审视经书，发现它朴素得惊人，没有任何装饰，却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强悍。泛黄的书页上，写满纷飞的古老经文，如同一支游弋的大军，让人摸不清走向。我第一次感到，古阿拉伯文的书写本身就含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进攻性。我试图寻找奥斯曼的血迹，但是没有——敞开的这一页非常干净。也许血迹在书中的某一页，也许它不过是一个传说。
一个头戴四角帽的白胡子老者也凑过来观看经书。从他的穿着打扮上，我猜他可能来自费尔干纳。那是一个富饶而古老的盆地，也是整个乌兹别克信仰最虔诚的地方。
“您从费尔干纳来吧？”我操着踉跄的乌兹别克语问。
“费尔干纳，费尔干纳。”老人沙哑地重复着。脸上布满皱纹，眼中因为激动而饱含热泪。他的老伴坐在门口的长凳上，胖大的身躯裹在传统的费尔干纳长袍里。
这本《古兰经》先是由阿里带到了伊拉克的库法。14世纪时，库法被帖木儿征服，这位虔诚的突厥人又将它带到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1868年，考夫曼将军将它作为礼物献给沙皇。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撒马尔罕的伊玛目以一百二十五卢布的价格，把这本已经无人能懂的鹿皮书卷卖给了俄国人。1918年，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为了向中亚的穆斯林示好，列宁又将这本《古兰经》归还给塔什干。
几个世纪以来，圣书在不同的强权手上传递，现在终于静静地躺在我的面前。在昏暗的灯光下，我长久地凝视圣书，费尔干纳老人开始喃喃祈祷。
5
在塔什干的最后一日，我认识了一个叫叶卡捷琳娜的女人。她在Instagram上关注了我，说自己在塔什干的一本旅行杂志工作，问是否可以刊登我拍的照片。
我们约在地铁站旁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她从一辆银色雪佛兰轿车里钻出来，穿着灰色大衣，淡粉色高跟鞋。她的黑色长发微微烫出大波浪，精巧的鼻子旁边有淡淡的雀斑。我觉得她不像乌兹别克人。或许是因为她缺乏明显的民族特征，或许是因为她的打扮过于国际化：她戴着一副日式眼镜，耳垂上挂着戒指形的耳环。她的英语十分流利，甚至带有淡淡的美国口音。如果不是叶卡捷琳娜的名字，我大概无法把她与任何特定国家联系在一起。
我们坐下来喝茶。她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与她精心修饰的外表不同，那是一本装帧粗糙的杂志。我甚至不太确定它是否是一本旅行杂志。当我翻阅时，我发现里面只是一个又一个西装革履的乌兹别克男人，在接受无聊的访问。显然，他们都是当地有分量的商人。或许，他们的工作与旅行有关。
我合上杂志，注视着叶卡捷琳娜。她告诉我，这本杂志主要介绍乌兹别克境内旅行，偶尔涉及国外。
“我刚从吉兰回来，”她说，“那里的海拔很高，村子在大山深处。当地人几乎不会说俄语，但是非常热情。我喜欢那里，所以回来后开始学习乌兹别克语了。”
“你不会说乌兹别克语？”我惊讶地问。
“我的母语是俄语，我的朋友们也全说俄语。”
“你是俄罗斯人？”
“很难说我是哪里人。”
叶卡捷琳娜二十七岁，生在塔什干，父亲是说俄语的犹太人，母亲则是希腊裔的阿塞拜疆人——他们都曾属于庞大的苏联。苏联解体后，父亲抛下妻子和五岁的叶卡捷琳娜，移民美国。她听说父亲在大洋彼岸建立了新家，生了一儿一女，不过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叶卡捷琳娜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俄语社区长大，上了俄语中学，大学则学习斯拉夫语文学。毕业后，她先在一家男性时尚杂志工作，几个月前才跳槽到这家旅行杂志，只因为这里允许她在家工作。她搬出母亲家，独自住着一套公寓，还养了一只狗。
我后来问她，是否打算结婚。
“我不会结婚，”她说，仿佛刚刚二十七岁，婚姻的可能性就已不复存在，“我发现我很难相信男人，或许是我父亲的缘故。”
说这话时，她的语气中没有一丝难过或伤感，更像是在陈述某个事实。她的五官很精致，但是有一种会让很多男人害怕的冷静。
“小时候，我有很多犹太朋友，”她说，“后来他们都走了。有的去以色列，有的去美国。”
“你想过离开这里吗？”我问。
“不，我在这里很快乐。”
“没想过去美国，找你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