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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说,抢救小组的错误可能就是过于想让这位伤员的心脏重新搏动。为了不让对方争辩,他解释说:“注入的药液堆积在心包附近,当你不得不猛烈刹车时,药液便进入了心脏。心脏纯粹是对化学作用起反应,因而才开始跳动的。”不幸的是这不能改变遇难者的脑死亡。至于心脏,当药效一过,它就会停止跳动。“也许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他劝警察为自己完全不合适的紧张情绪向斯特恩大夫道歉,同时请斯特恩在走之前去见他。警察向菲利普转过身去低声说:“我算看出来了,不干警察这一行的,照样也包庇自己人。我不会向你道歉的。”他转过身去,走出医院。尽管双层门的两扇大门在他身后重新闭上,但还是能听见他气呼呼地关车门的声音。
斯特恩站着,双手放在柜台上,眯缝着眼睛瞧着值班护士小姐。“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护士耸耸肩,提醒说费斯坦在等他。
他敲了敲劳伦的上司那扇微微开启的房门,教授请他进去。费斯坦站在办公桌的后面,背朝着门望着窗外,他明显是在等斯特恩先说话。菲利普开口了。他承认不明白教授刚才与警察所说的话。费斯坦生硬地打断了他。
“你好好听着,斯特恩,我和这位警官所说的都是那些能向他解释的最简单不过的东西,这是为了让他不打你的小报告,免得毁了你的前程。对于一个有你这样经验的人,你的行为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当死亡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必须学会承认它。我们不是神,无法对命运负责。这个年轻女人在你们到达时就已经死了,你们的执拗会让自己付出很高的代价。”
“但是对于她重新开始呼吸,你又如何解释?”
“我对此不做解释,我也不需要解释。许多事情我们不了解。她死了,斯特恩大夫。如果你对此感到不乐意,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她确实是死了。她的肺在呼吸,她的心脏独自在跳动,对我来说这些都毫无意义,她的脑电图是条平直的线。她的脑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等待其他部位的死亡,然后把她送到太平间。就这样。”
“可是你不能这样做,不能在证据如此明显的情况下这样做!”
费斯坦扬起头表示他的不快,他提高了嗓门。他不需要别人来教训他。斯特恩知道抢救室一天的费用是多少吗?他以为医院会腾出一张床来维持一个“植物人”的人工生命吗?费斯坦激动地劝他再成熟一点。他反对迫使病人家属花费许多时间去陪伴一个没有生气、没有智力只是靠机器维持生命的人。斯特恩之所以拒绝做出这种决定,只是为了满足医生的自我。
他命令斯特恩去冲个澡,从他的视野里滚开。年轻的住院医生面对教授站着不动,更加起劲儿地重新提出自己的理由。当他宣布死亡时,伤者的心脏呼吸停止已经有十分钟了。她的心脏和肺脏已经死去。不错,他是超常奋力抢救,因为在他的医生生涯中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愿死去。他向教授描述在她依旧睁开的眼睛后面,他感觉到她的挣扎和对坠入死亡深渊的拒绝。
因此,他与她一起进行超越常规的搏斗。十分钟后,与所有的逻辑相悖,和所有老师教他的东西相反,她的心脏又开始跳动,她的肺又开始从空气中呼吸生命的气息。他接着说:“你说得有理,我们只是医生,我们并非全能全知。这个女人也是一个医生。”他恳求费斯坦给她机会。曾经有过昏迷半年多的病人又复活的,没有人明白其中的奥秘。她所表现的临床症状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抢救要花多少费用随他去好了。“别让她走,她不愿意,这就是她跟我们说的话。”教授停顿了一会儿,回答说:
“斯特恩大夫,劳伦是我的一个学生,她脾气不好但很有才气,我非常欣赏她,对她的前途也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对你的前程也同样抱很大的希望。就说到这儿吧。”
斯特恩走出办公室,连门也没关。弗兰克在走廊里等着他。
“你在这里干吗?”
“你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菲利普,你知道你用这种口气在跟谁说话吗?”
“那又怎么样?”
“跟你说话的那位是这个年轻女人的教授,他认识她并和她并肩工作了十五个月,他救过的命也许你当一辈子医生也救不了那么多。你得学会自我控制,有时候你真的是胡说八道。”
“滚你的蛋,弗兰克,今天我已经让人训得够多了。”
费斯坦大夫走过去关上办公室的门。他拿起电话,犹豫了一会儿,又将它放下。他向窗子走了几步,突然又转身拿起电话。他让总机转手术室。很快一个声音从另一端传过来。
“我是费斯坦,请准备一下,十分钟后手术,我让人把病历送上来。”
他轻轻地挂上电话,摇摇头,然后走出办公室。刚一出门,他就迎面撞上了威廉斯教授。
“你怎么样?”威廉斯问道,“去喝杯咖啡好吗?”
“不,我不能去。”
“你干吗?”
“干一件蠢事,我准备去做一件蠢事。我得走了,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费斯坦走进手术室,一件绿色的罩衣紧紧裹住他的腰部。一名女护士为他戴上消毒手套。手术室很大,一组人围着劳伦的躯体。在她的头后面,一架监测仪上的图形随着她的呼吸和心跳起伏振荡着。
“数据怎么样?”费斯坦向麻醉师问道。
“很稳定,稳定得令人难以置信。心跳65,血压120/80。她睡着了,血液中气泡正常。你可以开始了。”
“是的,她睡着了,像你说的那样。”
解剖刀沿着整个骨折部位把大腿割开。在分离肌肉时,他开始和手术组的人说话。他称他们是“亲爱的同事”,说他们就要看到一位有二十年职业生涯的外科教授,去做一个应该是五年级住院实习医生做的手术——骨折复位术。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手术吗?”
大概没有一位五年级的学生会同意在一个脑死亡已经两个多小时的人身上做骨折复位术。同样他也请他们不要提问题,而且他还感谢他们为做这一个手术做好准备。劳伦是他的一个学生,手术室里的所有医护人员都理解这位外科大夫,陪伴着他做手术。一位放射科医生走进来,让人把放射片子递给费斯坦大夫。底片显示在大脑枕叶处有血肿。费斯坦马上决定进行颅内穿刺。他在劳伦的后脑勺上开了一个孔,借助屏幕的控制,把一根纤细的针穿进脑膜。他引导这根针一直伸到血肿的部位。大脑本身好像没有被伤及。血液通过导管流出来,几乎是同一瞬间,颅内压力直线下降。麻醉师立刻增加氧气输送量,通过呼吸道的插管把氧气输往大脑。压力消除后,细胞重又进行正常的代谢,一点一点地将积累起来的毒素消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手术改变了人们原先的精神状态。医疗组所有的人都渐渐忘记了他们正在为一个临床上死亡的人做手术。每个人都认真地投入,一个个娴熟的动作紧密相连。肋骨部分的放射底片已经拍出,肋骨的骨折已经复位,胸膜已经穿刺。手术有条不紊,干净利落。五个小时后,费斯坦教授摘下手套,把它们相互拍了一下。他请其他的人缝合刀口,然后把病人送到监护室。他命令一旦麻醉药作用消失,就拔掉所有的呼吸辅助器管子。
他再次感谢手术组成员的到场,感谢他们在将来对此事严守秘密。在离开手术室前,他喊住一名叫贝蒂的护士,请她在给劳伦拔掉所有的管子后马上告诉他。他走出手术室,快步向电梯走去。在经过总机服务台时,他招呼接线小姐,想知道斯特恩大夫是否还在医院里。接线小姐回答说他已经垂头丧气地走了。他说了声谢谢并告诉她,如果有人找他的话,就说他在办公室。
劳伦从手术室出来就被送往监护室。贝蒂给她接上了心脏监视仪、脑电图仪以及人工呼吸器插管的套管。这样一来,躺在床上的年轻女人被装扮得活像一名宇航员。女护士采了血样,离开房间。入睡的病人平静安详,她的眼睑勾勒出一个温柔深沉的睡眠的轮廓。半个小时过去了,贝蒂打电话给费斯坦教授,告诉他劳伦的麻醉药性已经过去了。他立即询问那些关键数据。她证实了他所预料的结果,这些数据还是和先前一样没有变化。她坚持请他确认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拔掉呼吸器。我一会儿下来。”
他放下电话。贝蒂走进监护室,把导管和插管分开,让病人试着自己呼吸。过了一会儿,她又拔出插管,让气管没有障碍。她把劳伦的一绺头发捋到后面,深情地望着她,然后关掉电灯走了出来。于是脑电图仪发出的绿光一下子便充斥了整个房间。图形还是平直的一条线。已经快晚上九点半了,四周寂静无声。
在进入监护室快一个小时的时候,示波器上的信号开始抖动,起先是非常轻微的。突然,线端的那一点一下子升往高处,画出一个巨大的陡坡形状,而后又朝下大幅跌落,最终重又恢复到一条平直的线。
没有人看见这一非常奇特的现象。事情也就是这么凑巧,贝蒂一个小时后才回到这个房间。她从地上拣起劳伦的那些数据,拉过几厘米从机器中吐出的打印纸带,发现了那个不正常的山峰形状,紧皱起双眉,又继续阅读另外几厘米纸带,证实了以后的图形都是平平的直线,便不假思索地把纸带扔掉了。她摘下挂在墙上的电话,接通费斯坦。
“是我,她的数据稳定,已经陷入深度昏迷。我该怎么办?”“你去五楼找个床位。谢谢,贝蒂。”
费斯坦放下电话。
我会怎样遇见你
阿瑟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描述道她有一双很大很大的眼睛,一张漂亮的嘴巴,一张与她的行为截然相反的温柔的脸,还说她有一双修长的手,勾画出优雅的动作。
1996年冬
阿瑟用遥控器打开车库的大门,停好他的车。他借道内部的楼梯回到自己的新居。他用脚砰地把门关上,放下皮包,脱掉大衣,倒在长沙发上。客厅中间凌乱地堆放着二十几只纸箱,提醒他尚未履行的义务。他脱下套装,穿上一条牛仔裤,专心致志地拆起纸箱来。他把里面的书放到书架上,地板在他脚下嘎吱嘎吱地响。他收拾停当,把纸箱折起来,用吸尘器吸地,又把厨房收拾完毕,这时已经很晚了。他欣赏着自己的新巢。“我大概变得有点古怪了。”他自言自语道。他跨进浴室,在淋浴和盆浴之间犹豫不定,最后还是选择了盆浴。他拧开水龙头,打开靠近木板挂衣壁橱的取暖器上的收音机,然后脱光衣服,爬进浴盆,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在101.3调频上,佩吉·李在唱《发烧》这首歌,阿瑟几次把头没入水中。让他吃惊的首先是他听到的这首歌曲的音响质量,然后是使人惊愕的立体声效果,尤其因为这是一台单声道的收音机。阿瑟仔细听着,那伴着旋律的响指似乎就是从壁橱那里传出来的。他吃惊地爬出浴盆,轻手轻脚地向橱门走过去,想听个仔细。声音越来越清晰。阿瑟犹豫了一会儿,屏住呼吸,猛地拉开两扇橱门,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向后退了一步。
在衣架之间有一个女人,轻轻地闭着眼睛,看上去好像被音乐的节奏迷住了,正用拇指和中指打着响指。她在哼着歌曲。
“你是谁,你在这里干吗?”他问道。
女人惊跳起来,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看得见我?”
“我当然看得见你。”
她似乎十分吃惊自己被他看见。阿瑟提醒她说自己既不瞎又不聋,接着又问她,她在那里干什么。她只回答说她觉得这样妙极了。阿瑟根本看不出在这种情形下的“妙处”,他用比刚才更为生气的口吻第三次发问,这么晚的时候她在他的浴室里干吗。“我想你不了解,”她答道,“摸摸我的手臂!”
他愣住了。她坚持道:
“请你摸摸我的手臂。”
“不,我不会摸你的手臂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抓住阿瑟的手腕,问他当她碰他时他是否感觉到她的存在。他带着厌烦的神色肯定地说能感觉到,他看得见她,完全能听见她说话。他第四次问她是谁,在他的浴室壁橱里干什么。她回避他的问题,非常快活地重复道,他能够看见她、听见她说话而且能够触摸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阿瑟一天下来已经疲惫不堪,他没有开玩笑的雅兴。
“小姐,够了。这是不是我的合伙人开的玩笑?你是谁?欢庆乔迁新居的应召女郎吗?”
“你总是这样粗鲁?我看上去像个妓女吗?”
阿瑟松了口气。
“不,你不像是妓女,但是你却在半夜时分藏在我的房间里。”
“可现在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是你,而不是我!”
阿瑟惊跳起来,抓起一块浴巾,沿着腰部把身子裹了起来。他力图从窘态中恢复正常,因此他提高了嗓门。
“好吧,现在我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你从里边出来,回家去,你和保罗说这非常一般,非常非常一般。”
她说自己不认识保罗,还让他小点声。因为她也不聋,虽然其他人听不见他说话,她却听得很清楚。他累了,对眼前的情形一点也弄不明白。她像是受了很大的干扰,而他则刚搬完家,只想安安静静的。
“行行好,拿上你的东西回去吧。还有,你从这橱里出来好不好啊?”
“别着急,要出来可不是说说那么容易。我的界限并不是绝对明确的,尽管这些天来已经有了改善。”
“什么东西这些天来有了改善?”
“把眼睛闭上,让我试试看。”
“你试什么?”
“从壁橱里面出来,这不是你让我做的吗?好吧,闭上眼睛,我得要全神贯注,请你闭嘴两分钟。”
“你真是疯透了!”
“哦!这样让人讨厌真是够了。住嘴,闭上眼睛,我总不会待在里面过一晚上吧。”
阿瑟很窘,他服从了。两秒钟后他听到一个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还不赖,正好在长沙发边上,还不错。”
他急忙冲出浴室,看见那个年轻女人坐在房间中央的地上。她的样子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留下了地毯,我很喜欢,但我讨厌挂在墙上的这幅画。”
“我挂我想要的画,挂在我想挂的地方。我想睡了,如果你不想跟我说你是谁,这也不要紧,但现在你得出去!回家去!”
“我是在自己的家里!至少,这儿过去是我的家。所有这些真的令人困惑,难以理解。”
阿瑟摇摇头,他租住这个套房已经十天了。他告诉她这是他的家。
“是的,我知道,你是我死后的房客,这件事还挺滑稽的。”
“真是胡说八道,房东是位七十岁的老太太。‘死后的房客’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她要是听见你这么说大概会很高兴的,她只有六十二岁,是我的母亲。在目前的情况下她是我的法定监护人。我才是真正的房东。”
“你有一个法定监护人?”
“是啊,根据我的情况,我不可能在协议书上签字。”
“你在医院治病吗?”
“是的,可以这么说。”
“医院那边的人大概非常担心吧?是哪家医院,我陪你去。”
“告诉我,你是把我当作从精神病医院里逃出来的疯子了吧?”
“不不……”
“刚才把我当作妓女,现在又这么说,初次见面,这也够有意思的了。”
她是不是一个应召女郎或是一个古怪的疯女人,他都无所谓,他已经筋疲力尽,只想睡觉。她并没有站起来,而是顺势继续问道:
“你认为我怎么样?”
“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我怎么样,我在镜子里照不出自己,我怎么样?”
“局促不安,看上去神色惊慌。”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是说身体上。”
阿瑟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描述道她有一双很大很大的眼睛,一张漂亮的嘴巴,一张与她的行为截然相反的温柔的脸,还说她有一双修长的手,勾画出优雅的动作。
“如果我请你给我指引一个地铁站,你会把所有的中转站都告诉我吗?”
“对不起,我不明白。”
“你总是用同样精确的词汇来详细地描述一个女人吗?”
“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有备用钥匙吗?”
“我不需要。你能看见我,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她重又坚持说,被人看见对于她来说就是个奇迹。她发觉他描述她的方式很优美,并邀请他坐在身边。“我要跟你说的事情不容易听懂,要接受更是万分困难,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听听我的故事。如果你真的愿意信任我,那么也许你最终会相信我,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我能够与之分享这一秘密的唯一的人。”
阿瑟明白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得倾听这个年轻女人跟他述说的事情。尽管此时他唯一的愿望是睡觉,他还是坐到她身边,聆听他一生中最难以置信的故事。
她叫劳伦·克莱恩,自称是住院医生,六个月前出了车祸,一次由转向系统断裂造成的严重事故。“从那以后,我便一直处于昏迷中。不,你什么都不要想,先听我跟你解释。”她一点也记不起车祸的情形。手术后,她在监护室里恢复了知觉。在经历了各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之后,她听到了所有在她周围说的话,但是却不能动,也不能说话。起初她把这种状况归因于麻醉的作用。“我弄错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而我的躯体却依旧不能苏醒过来。”她能继续觉察一切,却不能与外界联系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她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恐惧,许多天都想着自己四肢麻痹了。“你想象不出我经受了怎样的磨难。我是我躯体的终身囚犯。”
她用尽浑身的力量想死去,但是当连自己的小手指也举不起来时,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谈何容易。母亲坐在她的床头。她用意念哀求母亲用枕头将她闷死。随后,一个医生走进房间,她辨认出他的声音,来的人正是她的教授。克莱恩夫人问他当别人跟她女儿说话时,她女儿是否能听见。费斯坦回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据研究的结果可以认为,处在她这种情况下的人能够感知外界的信息,所以在她身旁说话时必须审慎。“妈妈想知道我能否在某一天苏醒过来。”他用平静的声音回答说他对此依然一无所知,但应该存有一线合理的希望,有的病人在几个月之后又苏醒过来了,尽管这很少见,但是确有发生。“一切都有可能,”他说,“我们不是神,我们无法知道一切。”他又补充说:“深度昏迷对于医学来说还是一个谜。”奇怪得很,她听说自己的躯体完好无损,如释重负。诊断并不比医生的话让人更加放心,但至少不是最终结果。“四肢麻痹,这是不可逆转的。在各种深度昏迷的情况下,总是有着希望,尽管这种希望很小。”劳伦补充道。日子像脱落的果粒,一星期一星期过去,变得越来越漫长。
她在回忆中度过这些日子,还想着其他的地方。有天晚上她幻想着房门那一边的生活,想象着那走廊,护士们手里抱着资料或者推着四轮小车,她的同事们来来去去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第一次来到了我如此强烈思念的走廊中间。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想象在捉弄我,我很熟悉这些地方,这是我工作的医院。但是情景是惊人的逼真。我看到同行们在自己的身边;贝蒂打开有格子的橱柜,从里面取出敷料,又将它关上;斯蒂芬搔着头走过去,他有一种神经质的怪癖,总是不停地摸头。”
她听到电梯的开门和关门声,闻到送给值班人员饭菜的香味。没有人看见她,大家在她身边来来去去,甚至没有人想要避让她,对她的出现根本没有意识到。她感到疲倦,重又返回自己的躯体之中。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她学着在医院里移动行走。她想着食堂便来到了食堂,她想着急诊室,啊,太棒了,她便身临其境。在经过三个月的练习之后,她已经能够离开医院的院子。就这样,她在一家自己喜爱的餐馆里与一对法国夫妇分享了一顿晚餐,在一家电影院看了半场电影,在母亲的房间里度过了几个小时。“我没有再去那里,与她这么近又不能进行交流,这让我难受极了。”嘉莉嗅到她的存在,呻吟着团团转,简直要发疯。她重新来到这里,毕竟这儿原先是她的家,还是在这里她感觉最好。“我生活在一种完全的孤独之中,不能够与人交谈,变得完全透明,在所有人的生活中都不复存在,你想象不到这是种什么样的滋味。于是当你今晚在壁橱边跟我讲话,当我发现你看得见我的时候,你便可以明白我的惊讶和激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只要这能够延续就好,我能够和你说好几个小时的话,我如此需要交谈,我的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在这疯狂的言辞之后,是一阵沉默。一滴滴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流出。她望着阿瑟,把手放在他的脸颊上和鼻子下面。“你大概会把我当作一个疯子吧?”阿瑟平静下来,他被年轻女人的激情所感动,为刚刚听说的离奇故事所震惊。
“不,所有这些都……怎么说呢,都非常让人动心,令人吃惊,又很少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帮你的忙,但我又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让我留在这里,我会尽量不惹人注意,我不会打搅你的。”
“你真的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所有那些事情吗?”
“难道你连其中的一句话都不信吗?你是不是心想自己正面对着一个精神完全失常的姑娘?看来我是一点运气也没了。”
他请她坐回原处。如果她在半夜发现一个男人躲在浴室的壁橱里,稍稍有些过分激动,试图跟她解释他是处于昏迷状态中的某种像幽灵那样的东西,她又会怎么想?她在火头上的反应又会是如何?
劳伦绷紧的脸放松下来,在满是泪水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最终向他承认“在火头上”她肯定会大声喊叫起来,她同意给他罪减一等,他对此深表感谢。
“阿瑟,我求你了,应该相信我。没有人能够编造得出这样的故事。”
“有,有哇,我的合伙人就能想象得出这种类型的玩笑。”
“那就忘掉你的合伙人吧!跟他一点没关系,这不是玩笑。”
他问她是如何知道他的名字的,她答道早在他迁入新居之前她就已经在这儿了。她看见他与房产公司的人一起来看房子,在厨房的吧台上签订租约。当他的纸箱运到时,他拆箱砸坏了飞机模型,那会儿她也同样在场。说实话,虽然为他感到遗憾,她还是对他当时的怒气着实嬉笑打趣了一番。她也同样看见他把这幅枯燥乏味的画挂在床边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