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埃米尔在外面租了一个顶楼的小房间自己一个人住。有一天，当他准备下楼出门的时候，看门太太飞快地从后面冲出来拦住了他：“赶快回去藏起来！外面到处都是警察，他们已经疯了，见到犹太人就抓！”她让埃米尔待在房间里，关好门窗，不要发出任何声音，每到吃饭时间就去给他送饭。几天后，埃米尔摘掉他的黄星，准备出门去看看。他回到圣马大街的公寓，但家中空无一人：爸爸不见了，妈妈不见了，两个妹妹（一个六岁，一个十五岁）不见了，前两天不听他劝告执意要回到这里的弟弟也不见了。
埃米尔从此一无所有。他的朋友全部被抓走了。他的两个同伴本来正在圣马丁门参加示威游行，德国兵突然骑着摩托车冲了过来，并向人群开了枪。他们从兰克里街逃走时被逮捕，并在一堵墙边惨遭枪决。第二天，一位名叫法比安的抵抗分子在巴尔贝斯地铁站杀死了敌方的一名官员。此举虽然解气，但埃米尔的亲人和朋友们再也无法回来了。
在走投无路之时，埃米尔想到了安德烈——和他一起上过几堂会计课的同学，这或许是他最后的希望。他去找安德烈，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安德烈的母亲为他开了门。当埃米尔告诉她自己的家人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他一人时，她把自己儿子的出生证明交给了埃米尔，并且建议他尽快离开巴黎。“带上它，把你能办的证件都办出来，说不定你还能搞到身份证。”安德烈的姓氏是贝尔德，他不是犹太人，因此，对埃米尔来说，这张出生证明就是他的免死金牌。
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埃米尔等待着去图卢兹的火车，他在那边有一个叔叔。火车一到站，他便钻了进去，藏到座椅下一动不动。车厢里的乘客都没有发现：就在他们脚下，一个小孩正面临性命攸关的时刻。
列车开动，埃米尔就这样纹丝不动地待了好几个小时。当列车驶入自由区的一刹那，他突然从座位底下冒了出来。乘客们无比惊讶地看着他。当他承认自己没有任何证件时，一位先生让他马上藏回去：“我很熟悉这条路线，宪兵马上就会再来巡查一次。你听到我的通知再出来。”
你看到了吗？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法国，不只有好心的看门太太，还有善良的母亲、慈悲的乘客，有许多无名氏听从自己良心的召唤，有许多普通人拒绝遵照无耻的法规行事。
就在杜布朗太太租给我的这个小房间里，埃米尔来了，带着他所有的故事与过往。直觉告诉我，即使对他一无所知，我们也会成为挚友。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埃米尔问我。
“是我们。”我把弟弟拉到身边，我知道他最不喜欢受冷落了。
“你们拍过照片了吗？”埃米尔从兜里掏出两张身份证、一些配给券和一个图章。帮我们把证件造好之后，他站起来将椅子掉了个头，再骑坐上去：“现在说一下你的第一个任务。哦，不对，你们有两个人，所以，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弟弟的眼睛在放光，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太饿而眼冒金星，还是因为听到有任务而激动不已。总之，我看得很清楚，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你们要去偷自行车。”
克劳德听了这话后，倒在床上，神情沮丧：“这就是抵抗运动？去偷自行车？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当小偷？”
“难道你认为应该开着小轿车去执行任务？自行车是我们抵抗分子最好的朋友。好好想想吧。没人会注意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你只是一个去工厂上班的普通人。有了自行车，你可以轻易地混入人群。在执行完任务之后，又可以迅速地骑车离开现场。等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你早已经逃之夭夭了。所以，你要是想执行重要任务的话，就得从偷自行车开始！”
一切已经解释得再清楚不过了，现在我们需要知道应该去哪里偷车。埃米尔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他已经踩过点，告诉我们在某栋建筑的走廊里停着三辆自行车，从来不上锁。他要求我们马上行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晚上七八点时去一个朋友家与他会合。那位朋友住在离这里几公里远的图卢兹郊区，一处由鲁贝尔地区的小火车站改建的住所。我必须把他的地址背下来。“赶快行动吧！你们一定要在宵禁之前赶到那边。”这是春日的一天，离夜幕降临还有一段时间，停自行车的楼就在不远处。埃米尔离开了，而弟弟还在生气。
我劝克劳德，埃米尔讲得没错，而且这可能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弟弟还在抱怨，但答应跟我一起去偷车。
这第一项任务我们算是完成得相当顺利。我让克劳德藏在街角，自己走进了楼里：毕竟，偷自行车可能会被判两年监禁。走廊里空荡荡的，正如埃米尔所说，停着三辆自行车，紧挨着，没有上锁。
埃米尔让我偷前面两辆，但是剩下的靠墙摆放着的那辆是运动型自行车，车架是鲜红色的，把手还是皮的。于是我把前面的那辆放到了一旁，但一不小心发出了声响。我赶紧抬头望向看门人的房间，还好，房间里空无一人，没人会发现我。我看中的这辆车并不好拿，特别是紧张的时候，我的手脚就更不听话了。好不容易安全地把两辆车偷了出来，我又发现自行车的踏板紧紧缠在一起，怎么分都分不开。在无数的尝试外加心脏一阵剧烈跳动之后，我终于把分开的两辆车推到了弟弟面前。克劳德已经等得两眼发直了：“你怎么才来啊？！我的天！”
“别吵了，给你车。”
“为什么不给我红色的那辆？”
“因为它对你来说太大了！”
克劳德不停地嘀咕着什么。我警告他，我们正在执行任务，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他耸耸肩膀，骑上了自行车。我们沿着废弃的铁路飞快地朝鲁贝尔的老火车站赶去，一刻钟后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埃米尔开了门。
“埃米尔，快看我们的自行车！”
他的表情很奇怪，好像并不想见到我们。随后他让我们进了屋。詹瘦瘦高高的，微笑着看着我们。雅克也在屋里。他先是祝贺我们俩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一看到我选的红色自行车，就开始放声大笑：“查理会处理的，要让它不那么显眼才行。”
我还是搞不懂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大概埃米尔也一样，因为他看起来很不高兴。
一个穿着运动衫的人从楼上走了下来，他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我们的机械师。他负责装配自行车、制造炸弹、在火车站站台搞破坏，他向我们解释如何对组装线上的驾驶舱做手脚，还有剪断战斗机机翼上的线路。等它们被运回德国组装起来后，也没法在短时间内起飞。这就是查理，我们不同寻常的伙伴。他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打掉了几乎所有门牙；他的口音自成一派，混合了他所到国家的各种语言，所以没人真正听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查理是我们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没有他，我们接下来几个月的行动就不可能展开。
这一晚，就在这间老火车站改建的屋子里，我们这群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积极地做着战斗的准备。刚刚还因为看到我的红色自行车而爆笑不已的雅克，现在的表情充满了忧虑。我很快就明白是为什么了。
又有人敲门。这次进来的是卡特琳娜。她长得很漂亮。从她与詹的对视中，我猜测他们是一对恋人。但这不现实。詹坐在桌子旁，一边为我们讲解方向盘的操作方法，一边解释说，地下抵抗运动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不准谈恋爱。因为这太危险了，如果一方被捕，另一方很有可能为了拯救自己的爱人而泄露机密。“抵抗运动者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是，互不相干。”詹嘴上这么说，实际上，他的命运已经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紧紧相连了。弟弟什么也没听进去，他正对着查理做的煎蛋大快朵颐，我要是不上前阻止的话，他应该会把叉子也一并吞下去。盘子里的吃完了，弟弟的眼睛偷偷瞥向锅里。查理笑了笑，站起身来，又给他盛了一些。他做的煎蛋的确好吃，对于饥肠辘辘的我们来说，更是如此。他在火车站后面有一个菜园子，里面养了三只母鸡，还有几只兔子。园丁便是查理日常的身份。这一带的居民都很喜欢他，也不介意他那浓重的外国口音，因为他会常常送蔬菜给大家，而他的菜园无疑也是人们惨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詹说起话来非常稳重。他只比我大一点点，但看上去成熟得多，冷静的外表让人不禁肃然起敬。他的话语总能让我们精神振奋，我仿佛可以看到他身边围绕着光环。他给我们讲述了马塞尔·朗杰及兵团第一批成员完成的任务，听起来真是恐怖。马塞尔、詹、查理和何塞·里纳雷兹一年前就来到图卢兹加入战斗了。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往纳粹军官的晚宴上扔过手榴弹，点燃过一艘满载汽油的小艇，烧毁过一个德国货车车库……他们完成的任务多得一个晚上都说不完。詹用的字眼很恐怖，但语气异常柔和。这种温暖的感觉正是我们这群流离失所的孩子最需要的。
接着，詹不再讲话了，因为卡特琳娜从城里带来了兵团首领马塞尔的消息。他被关押在圣米迦勒监狱。
马塞尔被捕的过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他是在圣阿涅火车站从一名女兵团成员手里取箱子时被抓住的。箱子里装有炸药和直径二十四毫米的防冻爆炸物。这些六十克重的炸药棒是在保里尔采石场工作的热情的西班牙童工们偷来的。
负责这次取箱行动的是何塞·里纳雷兹。他不同意让马塞尔爬上比利牛斯地区的城际列车去取东西，而是决定让女兵团成员和一名西班牙同伴带着箱子乘坐前往吕雄的列车，箱子的交接地点定在圣阿涅火车站。这座火车站很不起眼，它坐落在很偏僻的乡村一角，鲜有大量人群走动。马塞尔等在车站的栅栏后面。两名宪兵在来回巡逻，监视那些可能将食品运往黑市的乘客。女兵团成员下车时，眼神正好对上了一名宪兵的目光。她吓得立刻往后退了一步，这一举动引起了宪兵的注意。马塞尔知道她的箱子马上就要被搜查了。于是他大步走到了她前面，示意她走近栅栏，把箱子拿了过来，然后轻声命令她赶快逃走。可是宪兵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快步追上了马塞尔。被问及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时，马塞尔一开始说自己没有钥匙，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当宪兵让他跟自己走一趟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是给抵抗组织的东西，请务必让他通过。
宪兵没有相信他的话，把他押到了中央警察局。后来刊登出来的报道说，一名持六十根炸药棒的恐怖分子在圣阿涅火车站被逮捕。
这是一次很严重的事件。一名叫科西耶的警察接手了工作。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塞尔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咬紧牙关，没有透露抵抗组织的任何信息。科西耶感觉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于是前往里昂请示上级。法国警方和盖世太保最终掌握了他的情况：除了是一名持有炸药的外国人之外，马塞尔还是犹太人、共产党员。对他们来说，用恐怖分子的名义逮捕马塞尔，完全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让人们不敢再妄想进行什么抵抗行动。
马塞尔被图卢兹法院特殊案件法庭控告。代理检察长莱斯皮纳斯是个极右分子、狂热的反共派，对维希政府推崇备至，对贝当政府绝对忠诚。他无疑是当局最理想的执法者。在他的眼里，法律只是政府恣意妄为的遮羞布，可以罔顾任何切实的环境和证据。就这样，自大的莱斯皮纳斯很快做出判决：在法院前面将马塞尔斩首。
就在马塞尔被捕后，那名逃掉的女兵团成员迅速将情况通知了抵抗组织。队员们马上联系了阿纳尔，他是律师公会会长，也是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对阿纳尔来说，真正的敌人是德国人，他非常愿意帮助这群因为奋起抵抗而遭到无礼对待的人。兵团虽然失去了马塞尔，却迎来了一个深受尊敬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卡特琳娜跟他谈到时薪时，他摇头拒绝了报酬。
1943年6月11日的早晨是恐怖的，尤其在每位兵团成员的记忆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在某些时刻，命运会有交会之处。马塞尔待在牢房里，透过天窗可以感觉到新的一天的到来。今天他就要被审判了，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判死刑，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在离牢房不远处的一所公寓里，年迈的阿纳尔律师正在整理辩护资料。清洁妇走进来问他要不要吃早餐，但在1943年6月11日的这天早上，阿纳尔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此前的一整夜，代理检察长要求将马塞尔斩首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环绕；他无数次从床上起身，写下一句又一句措辞激烈但无比正义的辩护词。他要打败他的对手——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
就在阿纳尔反复斟酌辩词之时，可怕的莱斯皮纳斯正坐在他那奢华的饭厅里，一边看报纸，一边喝着妻子准备的咖啡。
此时的马塞尔也在牢房里喝着狱卒给的热饮。图卢兹法院特殊案件法庭的传票已经到他手上了。天窗外，太阳比刚才升得又高了一些。此刻的他，异常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她们远在山脉的另一头，住在西班牙的某个地方。
莱斯皮纳斯太太起身同丈夫吻别，她要出门去参加一场慈善聚会。代理检察长也穿上了外套，不停地在镜子面前打量着自己，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所有陈词他都已经熟记于心。很矛盾吧？他不是没有心肝的吗？随后，一辆黑色雪铁龙载着没有心肝的代理检察长前往法院。
在城市的另一边，一名宪兵穿上了自己衣柜里最漂亮的衬衫。衬衫的颜色白得耀眼，领口异常挺括。正是他逮捕了马塞尔，今天他也被传唤出庭。年轻的宪兵卡巴纳克整了整自己的领带，手心里紧张得冒出了汗。他知道一会儿将有丑陋的事情发生，他知道的。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或许会放走那个提着黑色箱子的人。真正的敌人应该是德国鬼子，而不是像马塞尔那样的年轻人。但为了法国政府，为了自己的行政机构，他只能这么做。他只不过是机构中一个小小的零件，不能出半点差错。卡巴纳克很熟悉政府机构，父亲将它的组织构架和行事精神都告诉过他。每个周末，他都喜欢在父亲的车棚里检修自己的摩托车。他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机构中任何一个小部件出了问题，全局都会受到影响。怀着这样的信念，卡巴纳克紧了紧领带，走向了电车站。
黑色雪铁龙从电车轨道上飞驰而过。阿纳尔坐在电车后排的木长凳上，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自己的辩词。偶尔，他会抬起头来略加思索，然后继续阅读。辩词虽然简洁紧凑，但面面俱到。法兰西的法院竟然会判一位爱国者死刑，实在令人难以想象。马塞尔是一个勇敢的人，从他第一次在监狱里看到马塞尔开始，他便对此坚信不疑。当时马塞尔的脸已经完全变了样，颧骨和脸颊上到处是被重拳击打过的痕迹，嘴唇发紫，而且肿得很厉害。阿纳尔很想知道在没有遭受这番血腥的迫害之前，马塞尔长什么样子。这帮畜生！他们居然这样对待为了我们的自由而努力奋战的人！马塞尔他们的目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法院的人连这点都看不出来，他们真是瞎了狗眼！如果法院为了保全颜面硬要把马塞尔关上几天的话，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死刑，绝不可以！这将是法国全体法官的耻辱。伴着带有金属摩擦声的刹车，电车到达了法院站。阿纳尔对自己的辩护充满信心：他将与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正面交锋，他一定会赢得诉讼，挽救马塞尔这个年轻人的性命。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反复念叨着马塞尔·朗杰这个名字。
阿纳尔律师在法院走廊里前行的同时，被宪兵戴上了手铐的马塞尔正等候在一间小办公室里。
审判过程禁止旁听。马塞尔站在被告席上，莱斯皮纳斯站起来开始陈述。他根本不屑于看马塞尔一眼，对自己要控诉的对象毫无兴趣。在他面前摆着的，不过是寥寥数页的记录，马塞尔的“滔天罪行”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们的代理检察长首先向宪兵队致意，高度赞扬了他们面对恐怖分子时表现出的敏锐洞察力。然后，他向法院重申了自己的职责：遵守法律，并确保法律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再然后，莱斯皮纳斯开始列举被告的罪状了。他那长长的受害者名单里全是德国人的名字。他表示，法国已经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而被告甚至连法国人都不是，当然没有任何权利质疑法国的国家权威。谈及可减轻罪行的情况时，他搬出了元帅的“名言警句”帮忙，并且总结说：“元帅签订停战协议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份功劳不是一个危险的恐怖分子可以否定的。”
检察长先生还不无幽默地说，马塞尔·朗杰所携带的可不是国庆日要燃放的烟花，而是试图摧毁德军设施的炸药，也就是说，他企图扰乱人民的安定生活。马塞尔微微一笑：国庆日的烟花表演，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
阿纳尔在辩护过程中反复提到了马塞尔的爱国情怀，希望为他赢得从轻发落的机会。但莱斯皮纳斯向法官指出，被告是一个无国籍的人，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遗弃在西班牙，并且不顾自己原本的波兰人身份，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西班牙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是我们法国向他敞开了宽容的怀抱，我们收留他并不是为了让他将混乱带进来。“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怎么可能为了他所谓的爱国主义而行动呢？”在潇洒地完成了自己的指控后，好像生怕法官忘记了什么，莱斯皮纳斯紧接着宣读了控告所依据的法律条款，整个过程可谓一气呵成。最后，他终于转向了被告，第一次正视马塞尔的眼睛：“您是外国人、共产党员和抵抗分子，仅凭这三条，我就可以要求法院判处您死刑。”于是，他面对法官，用平静的语气请求判处马塞尔·朗杰死刑。
阿纳尔律师脸色惨白地站起来，与此同时，完成发言的莱斯皮纳斯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年迈的阿纳尔眼睛一直半闭着，下巴微微向外突出，双手紧握着放在嘴前。整个法院里一片寂静，记录员轻手轻脚地放下笔，连宪兵们都屏住了呼吸，每个人都想听听他要说什么。可是此时，阿纳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觉得一阵恶心。
很明显，他是这里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法律条文早已被篡改，法院在开庭前便已有了决定。早在监狱里时，马塞尔就对他说过，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自己难逃一死。但当时的阿纳尔依然相信法律和正义，他还一直劝慰马塞尔，让他不要绝望，他一定会竭尽全力为他辩护，他坚信自己可以赢得这场诉讼。可是现在呢，他仿佛感到马塞尔在他身后悄声地说：“您看到了吧，我早就说过了。但我不会怪您，因为我知道您无能为力。”
老律师举起了手臂，他的衣袖似乎在空中飘动着。深吸一口气之后，他做出了最后的辩护：当我们看到宪兵队在被告脸上留下的无数条惨不忍睹的疤痕时，怎么还能对他们的行为大唱赞歌？在您拿国庆日来开玩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早已被剥夺了庆祝自己祖国生日的权利？代理检察长先生，您对自己指控的这些外国人又到底真正了解多少？
自从在监狱里认识马塞尔，阿纳尔就发现，像他们这种所谓“无国籍的人”，对这个收容他们的国家是那么热爱，爱到甚至可以为了保卫它而牺牲自己。被告根本就不是代理检察长所说的那个样子。他是一个诚实而真挚的人，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在西班牙并不是搞破坏，而是在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和权利抗争。法国不也曾是个有人权的国家吗？判处马塞尔·朗杰死刑，就是掐灭我们走向美好世界的希望。
阿纳尔辩护了一个多小时，用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但他的声音并没有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大厅里激起半点回音。1943年6月11日，无比悲伤的一天。判决下达了，马塞尔很快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当卡特琳娜在阿纳尔的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双唇紧闭，悲痛欲绝。阿纳尔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前往维希进行上诉。
这一晚，在查理这间由小火车站改建的住所和车间里坐满了人。马塞尔被逮捕后，詹成了兵团的指挥官。卡特琳娜坐在他旁边。从他们互相交换的眼神里，我可以肯定他们是相爱的。但卡特琳娜的眼神里充满了哀伤，她用颤抖的双唇告诉了我们城里发生的一切。她让我们了解到，是一个法国代理检察长要求将马塞尔处决的。虽然不认识马塞尔，但我同所有围坐在桌边的伙伴一样，心情异常沉重。我的弟弟也是，现在的他，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大家都不说话，等着他的决定。
“既然他们做得那么绝，我们就想办法整死莱斯皮纳斯，让他们不敢再做蠢事。否则这帮浑蛋会把所有逮捕的兵团成员都处死的。”
“阿纳尔在上诉的同时，我们就可以准备行动了。”雅克说。
“可准备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查理用他那奇怪的口音小声说。
只有卡特琳娜能听懂他的话：“那我们就这么等着，什么都不做吗？”
詹想了想，接着说：
“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他们要处决马塞尔，我们就先弄死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再说。明天，我们先去袭击一名德国军官，然后趁乱发放讨伐法院的传单。”
我虽然没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经验，但脑袋里突然灵光一现，于是鼓起勇气说道：“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法院的人知道厉害，就应该先发传单，然后再袭击德国军官。”
“这样的话，德国军官们个个都会提高警惕，我们就很难得手了。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埃米尔好像很不赞同我的想法。
“这个主意就很好啊，只要两边的行动错开几分钟进行，并且顺序正确就可以了。先袭击德国鬼子再发传单的话，我们会被看成卑鄙小人。在民众眼中，马塞尔是先经过审判，然后才被定罪的。”
“我想《快报》肯定不会报道说，一位英勇的兵团成员被随意定罪了。他们会说，一名恐怖分子被法院判处死刑。那我们就按照他们那套来做吧，这样整座城市都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的。”
埃米尔想打断我的话，但詹示意他让我继续说下去。我的理由相当充分，只要用合适的语言说给伙伴们听就行了。
“我们从明天早上开始就印传单，在上面写明，作为对马塞尔·朗杰判决的报复，抵抗组织将判处一名德国军官死刑，并且注明，处决行动将在当天下午执行。我负责去杀军官，你们同时四下发传单。人们马上就会知道传单上的信息，而军官被杀的新闻要隔天才会传开：只有第二天的报纸才有时间刊登头天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时间安排应该可以做到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