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最美好的春天》马克·李维
☆、chapter 0 楔子
今天，我还不认识你，谁能想到，明天，我就将爱上你。我从寄居的老房子里走下来，步子有些急，这点我要向你承认。到了底楼，我的手搭在楼梯扶手上，那上面有刚刚打好的一层蜡。看门人总是在每个周一将蜡打到二楼扶手的拐角处，再在每周四完成剩下的部分。阳光开始洒向建筑物，但清晨的街道仍有些雨后的积水。此刻迈着轻快脚步的我对你还一无所知。你，注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送给我生命中最美丽的礼物。
我走进了圣保罗街上的一家小咖啡馆，我能有的也就是时间。吧台处坐着三个人。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清晨，像我们这样空闲的人实属难得。父亲背着手踱了进来。他优雅地将手肘撑在吧台上，一副没注意到我的样子。他点了杯浓缩咖啡，我能觉察出他在有意无意间对着我微笑。他敲了敲吧台，示意这里很“安静”，我可以靠近一些。看得出来，悲伤的情绪已经令他憔悴不堪。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决定了。我点了点头，尽管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我依然决定去做。他不动声色地移开咖啡杯，从底下拿出五十法郎。我不肯要，但他态度坚决，低声嘀咕着，只有填饱了肚子才能投入战斗。我拿了钱，父亲用眼神告诉我应该马上离开。于是我戴上帽子，打开门，走了出去。
透过玻璃窗，我注视着吧台边的父亲。他朝我微笑，示意我衣领没有整理好。
他的眼神流露出急切的情绪，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神情中蕴含的意义。如今，我只需闭上双眼，心里默默想念着他，他最后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栩栩如生。我明白，父亲为我的离去伤心不已。我猜想，他当时一定认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会先他一步离开人世。
咖啡馆离别的这一刻让我回味良久。一个男人，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但他做到了，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自己儿子的旁边喝着菊苣咖啡，并没有训斥儿子：“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家去做作业！”
一年前，母亲去警察局帮我们领取了专为犹太人做的小黄星。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逃难了。于是我们全家迁到了图卢兹。父亲是一名裁缝，但他永远不会在布料上剪裁出如此肮脏的图形。
1943年3月21日，我十八岁。这一天，我踏上了有轨电车。目的地是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我要去找寻游击队。
十分钟前，我的名字还叫雷蒙，但从12路电车终点站下车后，我就变成了让诺。就叫让诺，没有姓。此刻的天气还算惬意，在我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父亲和母亲不知道，在不久后，有人会在他们的手臂上刻上编号；母亲会在火车站的某个站台被强行与她一生中最爱的男人分开。
我也不会想到，十年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我将在一个高达五米的眼镜堆中，找到父亲曾经插在上衣口袋里的那副——最后一次见到它，是在咖啡馆。弟弟克劳德不知道，不久后我就会去找他，如果他当时拒绝了我，如果我们两人不是这样肩并肩一路走来，我们都不可能幸存。我的七位同伴——雅克、鲍里斯、罗西娜、恩内斯特、弗朗索瓦、马里乌斯和恩佐此刻也还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用各自不同的外国口音高喊着“法兰西万岁”英勇就义。
我的思绪现在很混乱，脑海中的语言也颠三倒四。但从这个周一的中午开始，在此后的两年中，我的心每时每刻都因为恐惧而疯狂跳动。整整两年，我一直笼罩在恐惧中。直到今天，我仍然会时不时地在夜里被这种该死的感觉惊醒。但你将会在我的身边安然入睡，亲爱的，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好吧，现在就来讲一讲我的伙伴们：查理、克劳德、阿隆索、卡特琳娜、索菲、罗西娜、马克、埃米尔、罗伯特……他们来自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他们都是自由的孩子。
☆、chapter 1 第三十五纵队
首先应该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背景。对于一个个句子来说，背景是很重要的元素。脱离了背景，句子的含义常常会大不相同。而在未来的几年里，无数句子将被抽离于它们的背景，被人当作片面评价以及直接定罪的说辞。这是人们的一种习惯，从来都是如此。
9月初，希特勒的军队侵占了波兰，法国宣布加入战争。所有人都相信，法国军队将把敌人拦截在国界之外。然而，比利时被潮水般呼啸而来的德国装甲兵一扫而过。短短几个星期，就有数以十万计的法国士兵在北方战场和索姆河战役中牺牲。
贝当元帅被任命为政府首脑。翌日，坚决反对投降的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号召法国人民奋起抵抗。贝当让我们的所有希望化为了泡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法国便输掉了战争。
贝当元帅与纳粹德国的媾和将法国带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法兰西共和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傀儡政权。法国版图被一分为二，北部是敌占区，南部是所谓的自由区。但这自由是非常狭隘的：每天层出不穷的法令让两百万生活在法国的外国人从此失去了自由的权利。他们无法继续工作、上学和四处行走，不久，他们甚至连生存下去的自由也将被剥夺。
这些外国人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我们的国家竟然如此健忘：就在二十五年前，当一百五十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时，我们是那么需要移民的支持。外国人，我的所有伙伴几乎都是外国人，他们多年来在各自的国家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德国的民主人士早已看清希特勒的嘴脸，西班牙的抵抗者们对佛朗哥的独裁再熟悉不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则令意大利人深恶痛绝。他们便是这场大灾难最早的见证者。仇恨像瘟疫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所到之处无不弥漫着死亡的痛苦气息。所有人都知道，法国的失利只是悲剧的开始，未来将会更加惨烈。但贝当的法国听不得半点坏消息，于是，从东欧或南欧避难而来的外国人纷纷被逮捕、关押。
贝当元帅不仅放弃了抵抗，还向欧洲的独裁者妥协。在这个老人家的周围，是一片沉寂的国土，我们的政府首脑、部长、警察、法官、宪兵、民兵……已经忙不迭地在虔诚地为白色恐怖服务了。
三年前，1940年11月10日，一切如游戏般拉开了序幕。在几位“功勋卓著”的长官的陪同下，我们这位可悲的元帅从图卢兹开始了他在“自由区”的巡视。所谓自由区，不过是在一个战败国内设置的禁区罢了。
围观的人群本来有些惊慌，但当元帅将权杖高高举起时，他们又开始发出啧啧的惊叹声。这权杖标志着贝当重新回到了权力巅峰，建立了他的新秩序。隔离、告发、驱逐、谋杀、野蛮……这便是贝当元帅的新秩序。
在我们即将组建的兵团中，有几位成员了解集中营的详细情况。法国政府将外国人、犹太人及共产党人关押其中。这些集中营包括古尔、阿热莱斯、诺埃和里沃萨尔特，里面的生活苦不堪言。可以想见，对于有朋友或亲人被囚禁起来的他们来说，元帅的到来无疑掐灭了最后一丝自由的希望。
看着对元帅山呼万岁的人群，我们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敲响警钟，去唤醒因恐惧而放弃抵抗、接受失败的人们。他们选择沉默，只因为周围的人都已懈怠。放弃，便以这样的方式像瘟疫一般传遍每一个人。
然而，科萨（我弟弟最好的朋友之一）、贝特朗、克卢埃和德拉古从未想过放弃或沉默。图卢兹街道上这场罪恶的巡游，便是他们庄严宣誓的战场。
如今真正有意义的，是那些揭露真相、鼓舞人心与充满尊严的话语。尽管这些传单的文笔还稍显稚嫩，但它们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揭露了应当为人们知晓的事实。文章中讲到了什么，或者没有提到过什么，所有这些隐晦的表述方式，都是为了在避免被权力机关发现的同时，将真相公之于众。
但我的伙伴们无所畏惧。巡游开始前几个小时，他们抱着一大堆东西横穿埃斯基罗尔广场。警察在四处巡视，不过，谁会去留心一帮举止无辜的青少年呢？于是他们顺利地来到了理想的行动地点：梅兹路转角处的一栋建筑。四人迅速溜进楼梯间，一边往楼顶爬一边祈祷着上面没有人在监视。幸运的是楼顶上空空如也，一眼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他们脚下。
科萨开始组装和伙伴们一起设计的小工具。他沿楼顶边缘放上支架，在上面铺了一块小木板，摆动起来就像跷跷板一样。木板的一端放上一沓打印好的传单，另一端放上满满一桶水。他们在桶底挖了个小洞，让水慢慢流出来，然后飞快地下楼，回到了马路上。
元帅的车快要到了，科萨抬起头，露出了笑容。敞篷礼车缓慢地行驶着。楼顶上的水桶已经差不多空了，木板随即倒向一边，传单开始如雪片一般飘向人群。1940年11月10日，这是叛徒贝当元帅第一个瑟瑟发抖的秋日。纸片满载着这群勇敢机智的流浪儿的喜悦，从天而降，有几张甚至落到了贝当元帅的帽檐上。人们纷纷弯下身去捡传单。警察们一头雾水，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搜寻。四个孩子像其他人一样大声欢呼着，当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为元帅的到来欢呼，而是在庆祝自己的第一场胜利。
他们各自散去，但没想到从此天各一方。科萨当晚安全地回到了家中，但三天后被人告发，被逮捕后在尼姆监狱里度过了两年时光。德拉古几个月后在阿让教堂被法国警察杀害。他曾在这里逃脱过追捕，不幸的是，这一次，这座教堂没能再给他带来好运。克卢埃第二年在里昂被枪决。至于贝特朗，一直下落不明，没人知道他究竟被关进了哪座集中营。两年后从监狱走出的科萨，虽然一直被严重的肺结核困扰，但他毅然重新回到了兵团队伍中。然而厄运再一次降临，这次被逮捕后，他被送去了地狱般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世时只有二十二岁。
这就是我的伙伴们。一切就像儿童游戏一样开始了。可惜的是，玩这场游戏的少年们还没来得及长大成人，便为自由献出了生命。
我想要向你讲述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许多多孩子加入了科萨他们的行列：马塞尔·朗杰、詹·杰拉德、雅克·英塞尔、查理·米夏拉克、何塞·里纳雷兹·迪亚兹、斯蒂芬·巴索尼……他们组建了第三十五兵团，成为第一批为自由而战的孩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抵抗到底！他们的故事才是真正值得一听的。如果我的记忆稍有偏差，或者将他们的名字弄错了的话，敬请谅解。
我的伙伴乌尔曼曾经说过，名字无关紧要，我们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始终是一体的。我们过着提心吊胆的地下生活，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很难清晰地回忆起这段日子里某一天的情形。
请相信我，真正的战争和电影里的完全是两码事。我的伙伴们没有一个长着罗伯特·米彻姆美国电影演员，曾出演过讲述诺曼底登陆的影片《最长的一日》。那样英俊的脸。不过说到奥黛特，我真应该好好拥抱她，而不是像个傻子似的戳在电影院门口，虽然她长得一点也不像劳伦·白考尔好莱坞老一代女明星…但一切都晚了：某日下午，她在金合欢路被两名纳粹分子杀害。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憎恶金合欢这类植物。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抵抗组织。
科萨和其他伙伴被抓之后，我和弟弟成天忧心忡忡。在学校里，史地课老师满口排犹主义，学哲学的学生们对抵抗运动冷嘲热讽，日子真的很难熬。我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收音机旁，聆听来自伦敦的消息。开学那天，我们的课桌上都摆上了印有“战斗”字样的字条。发字条的男孩轻手轻脚地溜出了教室。他叫贝里霍尔茨，是从阿尔萨斯来的难民。我飞快地跑出去，追上了他。我说愿意和他一起发放有关抵抗运动的宣传单，他只是笑了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每天一下课就去路边等他，每当他走到拐角处，我就加快步子跟上他。然后我们一起把一份份戴高乐派的报刊塞进人们的信箱里。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会把报纸扔在电车站，撒腿就跑。
可是，某一天晚上，我放学后没有等到贝里霍尔茨。第二天晚上，他也没有出现……
此后，我每天下课便和弟弟克劳德一起搭乘沿莫萨克路行驶的小火车，偷偷前往秘密“庄园”。这是一处很大的宅子，里面住着三十几名父母已被押送到集中营的孩子。他们是被一群善良的童子军带到这里来照顾的。我和弟弟来这里帮忙耕种菜园，有时也给小朋友们上上数学课和法文课。每次来庄园，我都会恳求童子军的负责人若塞特，希望她能够为我们指引一条可以找到抵抗组织的道路。可每次她都两眼空空地望着我，好像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她把我拉进了办公室：
“我想我有办法帮你了。你明天下午两点去巴亚尔街25号门口等着，会有一个过路人来问时间。你告诉他说你的表坏了，如果他说：‘您是不是让诺？’那他就是你要找的人了。”
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带上弟弟，在图卢兹巴亚尔街25号门口第一次见到了雅克。
这天他穿着灰色大衣，头戴毡帽，嘴边叼了一个烟斗。我看着他把一份报纸扔进了固定在路灯上的小篓子里。但我没有走过去，因为这不是我们接头的暗号，我应该等他来问时间。果然，他向我们走了过来，把我们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开口问我现在几点。我回答说表坏了，于是他接着说他的名字是雅克，问我们谁叫让诺。我往前站了一步：是的，我就是让诺。
雅克自己招收了一批兵团成员。他不信任任何人，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相当正确。千万不要感到奇怪，在我们当时的大背景下，的确应该怀疑一切。
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在几天后，一名叫作马塞尔·朗杰的兵团成员会被某位法国检察官判处死刑。检察官先生以为他想要谁死，谁就不得不死。但他料想不到的是，在周日准备去做弥撒的时候，会在自家门口被我们的人干掉。从那以后，在法国的任何地方，不管是自由区以内还是以外，再也没有法庭敢判处兵团成员死刑了。
我接到的任务，是干掉一名保安队的高级负责人。这个大浑蛋告发并残杀了许多年轻的抵抗者。其实他本来有可能死里逃生的，因为我举起枪的时候已经吓得快要尿裤子了，几乎连枪都拿不稳。可是这个浑蛋大叫一声：“可怜可怜我吧！”可怜？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何曾可怜过任何人？！怒火中烧的我朝他的肚皮连开了五枪。
我杀人了。许多年以后，我才敢再提起这件事。被我杀死的那个人的面容永远那么清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杀过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我要自己牢记，也要让子子孙孙都知道。
雅克不停地打量着我，像动物一般嗅着我身上的味道，他对自己的直觉深信不疑。过了一会儿，他傲慢地站回到我面前。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将改变我的一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和伦敦取得联系。”
“那我帮不了你。伦敦太远了，我联系不上任何人。”
我本以为他会转身就走，但是没有。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于是我想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您能帮我联系上抗德游击队吗？我想跟他们一起战斗。”
“这也不可能。”雅克一边说，一边点着烟斗。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你想战斗，但是游击队并没有参加战斗。他们只是收集物资，传递信息，做一些消极的抵抗运动。如果你想战斗，那就跟我们一起干。”
“你们？”
“你敢打巷战吗？”
“我想要做的，是在死之前亲手干掉一个纳粹分子。给我一把手枪吧！”
我说这话时的语气是骄傲的，但雅克哈哈大笑起来。到底有什么好笑的？我还觉得很有戏剧效果！不过，恰恰是这点让雅克乐不可支。
“你看书太多把脑子看坏了吧。让我教教你该怎么做。”
他的话让我感到很恼火，但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为联系上抵抗组织而努力，但现在似乎要把事情搞砸了。
我想不出应该怎样让人相信自己是一个值得兵团成员们信赖的人。雅克似乎猜到了我的想法，他朝我微笑，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温暖。
“我们战斗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活下去，你明白吗？”
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战争开始以来，也是我抛开自己所有的真实身份、权利和地位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充满希望的话。我想父亲、想家了。过去那段日子都发生了些什么？我的生活完全消失了，只因为是犹太人便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便有那么多人希望我死。
弟弟一直站在我身后。也许是不想错过任何重要的事，他冲我咳嗽了几声，让我留意他的存在。雅克把手放到了我的肩上：“走吧，别停在这里。你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永远不要原地不动，否则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有人一直站在同一个地点四处张望，那他一定会被怀疑。”
于是我们一起沿着人行道拐入了一条昏暗的小巷中，克劳德跟在我们后面。
“我可能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们。今晚你们去鲁依梭街15号的杜布朗太太家过夜，她会接待你们的。告诉她，你们俩都是大学生。她一定会问你们热罗姆怎么样了。你们就说他去北方找自己的家人了，你们是来接替他的。”
我感觉手里攥着一把通往舒适房间的钥匙。谁是热罗姆？如果杜布朗太太还想知道我们哥俩更多的事情，该怎么办？雅克接下来便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热罗姆前天已经死了，就在离这里两条街的地方。如果你想要直接投入战斗，继续他的工作就是最好的方式。今晚会有人来敲你的门，他会说自己是雅克派来的。”
听他这么说，我已经很清楚了，雅克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明白，从加入抵抗运动的那一天起，我们从前的人生便不复存在了，名字当然也随之一起消失。雅克悄悄将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这是房租。只要你们付了钱，杜布朗太太就不会再问什么了。赶紧去拍照片吧，火车站里就有一家照相馆。现在就出发，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雅克走了。在小巷转角处，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蒙蒙细雨中。
“我们走吧。”克劳德对我说。
我带着克劳德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兜里的钱只够买两杯热咖啡。我们坐到靠窗的位子上，看着电车穿过马路。
“你确定了吗？”克劳德一边喝咖啡，一边问我。
“你呢？”
“我确定自己会死，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加入抵抗运动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着。你明白吗？”
“你从哪儿听到这句话的？”
“雅克刚才对我说的。”
“既然雅克都这么说了……”
随后我们闭上嘴。两名保安队队员走进来，坐下，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以为克劳德会做什么蠢事，还好他只是耸了耸肩。
“我饿了。”他的肚子在咕咕叫，我自己也饿得不行了。
居然没办法让十七岁的弟弟填饱肚子，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不已。但想想看，或许今晚我们就能参加抵抗组织了，到时一切都会不一样的。就像雅克说过的那样，春天终究会回来的。到时我一定会带弟弟去面包店，把全世界的面包都摆在他面前，让他撑到再也不想吃为止。这将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春天。
离开咖啡馆后，我们在火车站大厅短暂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便朝雅克告诉我们的地址走去。
杜布朗太太没问什么问题。她只是说热罗姆就这么走了，看来也并不在意落在她家的东西。我把房租交给她，她递给我一把房间钥匙，是底楼朝街的那一间。
“这是单人房！”
我急忙向她解释说克劳德是我弟弟，他是来看望我的，只住几天而已。我想杜布朗太太可能怀疑我们不是大学生，不过只要收到了房租，她对房客的其他事情就不热衷了。我们的房间非常简陋，只有一套旧床具、一只水桶和一个脸盆。大小便得去花园深处的小屋解决。
我们从下午等到傍晚，终于听到了敲门声。只是轻轻的两声而已，不是保安队来抓人时那种震耳欲聋的敲法。克劳德开了门，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埃米尔。从他一进门我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一定会建立深厚的友谊。
埃米尔个子不高，但他讨厌别人说他矮。他从事地下活动已经一年了，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他很冷静，嘴边时常挂着奇怪的笑意，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
十岁时，埃米尔与家人逃出了波兰，因为在那里，无数犹太同胞被迫害至死。十五岁那年，看着希特勒的军队在巴黎列队行进，看着那些曾经将他的祖国和家园变为废墟的浑蛋如今又来到这里横行霸道，埃米尔的眼中充满了无法扑灭的怒火。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的表情中总是带着那种奇怪的微笑。埃米尔并不矮小，相反，他无比强大。
向埃米尔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一位看门的太太。我们为此感到无比庆幸：在这样一个哀鸿遍野的法国，居然还会有这么多好心人，他们从来不对我们另眼相看，他们并不认为我们仅仅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就活该受死。对许多妇女来说，孩子，不管他们来自何方，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当时埃米尔全家住在巴黎第十区的圣马大街。有一天，埃米尔的爸爸收到了警察局的邮件，通知他去买小黄星，并要求他们全家人都在外衣胸前的醒目位置佩戴。于是他去了维尔福路的警察局，为妻子、四个孩子和他自己各买了一颗黄星。回到家的他十分沮丧，手里的黄星就如同在动物身上烙下的印记那般刺眼。埃米尔戴上了黄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搜捕行动也在不久后展开了。他曾经想过反抗，让父亲摘下那个可恶的标志。可他的父亲是一位尊重法律的君子，他信任这个收容了自己的国度；他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人会去伤害诚实可靠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