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了什么呢？”伊力哈穆注意地问。
“我说：‘你别忘了，你脚底下踩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
“好！”伊力哈穆不由得喝起彩来。
“好什么？”艾拜杜拉气愤起来，“第二天我往大队汇报，库图库扎尔反倒责备我不该干涉苏侨协会的合法活动，说什么这是外交问题，用不着我们管，还让我在党内作检讨…我不写检讨，后来他也没再提。”
“哼。”伊力哈穆皱了皱眉。
“所以说，事情还得从库图库扎尔说起。”一直静听着的热依穆这时插了一句。这句话马上引起了伊力哈穆的重视，他问：
“你说说，库图库扎尔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不好说啊。”热依穆摇摇头。
“就说丢了粮食吧，”热合曼老汉说，“他来了一个全大队晚间戒严！这究竟是要干什么？难道社员晚上出门就会偷麦子不成？这一下可了不得了，闹了个人人自危，阿西穆阿洪的房子刚刚刷了一半，他不刷了，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地就会陷下去。有的人甚至连打馕都畏畏缩缩，有的干脆改吃蒸馍馍和烙饼…”
“为什么？”
“有人传出话来，说是要查谁家粮食多，粮多就有偷麦子的嫌疑。还有人说要看谁家打的馕多，干粮准备得多就有准备外逃的意思。今天我那老太婆伊塔汗为打馕的事拿不定主意来问我，让我骂了一顿…哎，伊力哈穆江兄弟，看看伊犁人的眼睛吧，他们有点惊了，连见面握手的时候都心不在焉，东张西望。俗话说：‘马惊了,跑一道山梁就能缓过劲来，人惊了,就不知道会跑到哪个天涯海角!’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沉默了一会儿，三个人几乎是同声说道：
“这究竟是怎么了？”
三个人担忧地、信赖地望着伊力哈穆。
从一下车，伊力哈穆一再自问和问别人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他能够回答吗？他怎么回答呢？
但是有一条是清楚的：他不能够不回答。
…上级说过：一九六二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复杂、尖锐、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伊犁，更是充满了恶风险浪，国内和国外，朋友和敌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天灾和人为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斗争特别激烈，营垒尚未分明。一九六二年，说是苏修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活动，欺骗和裹胁我边民六万余人外逃。在这段时间有多少各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和正直的公民在思索，在纳闷，在焦急地互相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后人阅读历史的时候，也将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得到答案，从中汲取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现在，刚刚下汽车的，只有三十岁的维吾尔族党员、工人—农民伊力哈穆，他当然不可能像史家那样地去充分地汇集资料，周密地进行分析和评价。然而，生活、斗争、族人、战友以及敌人都在催促他作出回答，哪怕是初步的、直感的却必须是正确的回答；而且刻不容缓！
一声尖厉的哨音打破了人们的沉思。“这是预报。再有十分钟大队戒严开始。我们该走了！”
“等等，”伊力哈穆抬起了手，他起身打开了自己的行李包，从最里面拿出一个不太大的镜框，他用袖子擦拭了一下其实并无灰尘的玻璃。“你们请看！”
“毛主席！”众人都站了起来。米琪儿婉扶着巧帕汗也凑了过来，同声欢呼。镜框里镶着的是毛主席和维吾尔族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照片。
库尔班吐鲁木是于田的一个老农，说是他几次意欲骑毛驴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他两次到京并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有一张著名的新闻图片，记录的是毛主席与他握手。
“这是谁？”伊力哈穆指着库尔班吐鲁木问。
“库尔班吐鲁木。”艾拜杜拉回答。
“库尔班吐鲁木，是不是前年到咱们家来过的那个客人？我认识他，我给他做过油塔子吃。他见到了毛主席？”巧帕汗老太太流出了泪水。显然，她认错了人。
不过，这是不需要纠正的，人们谁不以为，那双紧紧握住主席的巨手的双手正是自己所熟悉的、或者干脆就是自己的手呢？“这就是我们大家，”伊力哈穆点着头，微笑着说，“毛主席的手和我们维吾尔农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主席关心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看，主席是多么高兴，笑得是多么慈祥。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毛主席挑起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担过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担子。所以，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又怕又恨。领导说，目前在伊犁发生的事情，说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自称是我们的朋友的人，正在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利用我们内部的一些败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挑战，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猖狂进攻。但是，乌鸦的翅膀总不会遮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手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小说人语：
二○○九年，当小说人重新来到他劳动居住过八年的伊犁州伊宁市巴彦岱乡的时候，认出小说人的老农抱着小说人号啕大哭，同行的多少人为之洒泪动容。为相逢而痛哭，三十余年前这部小说里已经动情地写到了。
阶级斗争的命名、反修斗争的命名也许需要或者不妨调整，纠结的记忆仍然豪迈而又酸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伊犁河水向西流！ 俱往矣，至今仍是刻骨铭心！
第三章
离奇盗窃 大队的宵禁令所为何来
树多的地方鸟多，花多的地方蜂多，草多的地方牛羊多，水多的地方粮食多。在伊犁河谷地区，慷慨的大自然的恩泽就是这样地被及万物，伊犁就是这样一个树多鸟多花多蜂多草多牛羊多水多粮多的地方。何况是在春天；春天的破晓时分，正是百鸟争鸣的时刻。布谷鸟热烈地呼唤着对方——维吾尔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他们用一对被迫分离了的情人的名字——再娜甫与喀咕克——来称呼这种鸟的雌鸟和雄鸟。小麻雀活泼地寻找着伴侣，一会儿从苹果枝头扑棱扑棱飞到桃树顶上，一会儿又从茶棚檐头飞到羊圈里边，吱吱喳喳地与山羊抢食。野鸽的叫声低哑而温存，像发自一个饱谙风月而又长久感情荒芜了的女子。黄鹂的鸣啭清脆而又圆融，好像吹响了一个灌了一半水的哨子，哨音舒卷自如地滴溜滴溜在天空打旋。就是在房子里，筑巢在伊力哈穆的住室的房梁上的一对燕子夫妻，也不等天亮就叽叽喳喳辩论个不住，春天的风让它们急于表现与释放自己。巧帕汗老太太喜欢燕子，她相信，房室被燕子选中做巢，乃是这一家人心地善良的证明。为了便利燕子的出入，安装房门的时候老人硬是让木匠在门的上方开了一个缺口。
伊犁的庄稼人，哪一个不曾在春天的黎明被美妙的鸟鸣催醒？鸟声意味着大地的生机，意味着万物的欣欣向荣，提醒着农事的繁忙，传达着生活的欢快而急促的节奏。伊力哈穆就在这“四面鸟歌”声中一骨碌爬了起来。他舀起满满一葫芦瓢水，走到廊沿上，用这在春晨的有些刺脸的冷水痛痛快快地漱着口，洗着脸、脖子和手臂。他起劲地、出声地洗漱着，激励着、召唤着自己身上的无限精力。
伊力哈穆一连喝了三大碗奶茶，喝得脸红了、出汗了，血脉流通，精神舒畅。之后，他带上党的组织关系和其他手续到公社去。
公社党委和管委会的办公地点，就设置在原来恶霸地主马木提大肚子的大院。减租反霸的时候，马木提被处决了。前面提到的地主婆玛丽汗就是马木提的小老婆。解放初期，这里是第十一区人民政府，现在的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那时是副区长，直到如今，有些叫惯了口的农家仍然称呼赵书记是赵区长。公社正在动工基建，到处堆放着木材、砖石和灰砂，调整经济的六十年代初期，这种景象是很叫伊力哈穆欣喜的。伊力哈穆从一九五一年担任公社团委的委员，一九五八年又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和公社的同志都十分熟悉。一进公社院子，就是无止无休地握手和问好。维吾尔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貌的民族，只要当天没见过面就要互相施礼和问候，哪怕是挂紧急的长途电话，也要先问哪怕只是一声好，何况伊力哈穆许久没有到这方来了。找有关人员办理了手续以后，伊力哈穆推开赵志恒书记办公室的门。坐在赵志恒对面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下车以来伊力哈穆已经多次听人提到过的库图库扎尔。
库图库扎尔今年四十二岁，近来开始有些发胖，动作随之略显得有些笨重。然而他的面孔仍然是漂亮的，蓄在上唇的、连成一线的黑亮黑亮的小胡子很有风采。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灰干部服，上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显示出身份与一般农民的不同，他用响亮然而又混杂着一种近似假嗓的刺耳的声音向伊力哈穆问好。握手的时候也是像城市的知识分子那样紧紧一握，一摇，松开。然后，他摊开左手，做了一个相当优美的姿势示意伊力哈穆可以坐下。
是不是过一会儿再来？伊力哈穆刚有些犹豫，赵志恒便看出来了，说：“坐下一齐谈吧，都是你们大队的事情。”
库图库扎尔瞭了伊力哈穆一眼，爽朗地说：“听说是你把那个娘儿们扶回来的？你可是个大好人！她丢了儿子？这才是胡大的惩罚，活该！”他皱起了眉头，转而用一种深思和庄重的神态盯视着赵志恒，“现在，我们大队的关键任务就是破这个盗窃案，这个问题不解决，社员就不能安心过日子，谣言就不能消除，形势就不能稳住。目前，偷麦子的主犯伊萨木冬的老婆乌尔汗又流窜回来了，我建议，或者由上级公安部门把她逮捕审讯，再不然，由大队组织批斗，并由民兵监视起来。”他回身又同伊力哈穆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兄弟，你大概不会给她报信的吧？”
伊力哈穆专注地望着赵志恒，对于库图库扎尔的嘲弄，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赵志恒思索着，眼角的鱼尾纹透露出一种老练和精明。黝黑的面孔，褪色的蓝制服，一双厚底解放鞋，显现出风里来雨里去的农村干部的特征。他用不十分准确却是流畅的维吾尔语说道：“逮捕或者批斗乌尔汗吗？根据是什么呢？”
“乌尔汗是伊萨木冬的老婆，对于她丈夫的行为，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她本人已经有叛国逃苏的行为，突然又回转来了，这也很可疑。”
“你说呢？”赵志恒问伊力哈穆。
“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
“对乌尔汗你也不了解吗？”
“乌尔汗么，”伊力哈穆顿了一下，说，“乌尔汗出身很苦，土改那阵是积极分子，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报名要当志愿军，她还到县里参加过宣传演出。结婚以后，她被家务缠住了，伊萨木冬又不让她参加集体生产和政治活动。我的感觉是，她本质上不是坏人。再说伊萨木冬，虽说是交了一批狐朋狗友，本质上也还比较单纯的呀…”
赵志恒唔了一声，他没有想到伊力哈穆的话是这样明朗。在这个动乱的时刻，许多人都学会了模棱两可、含含糊糊、非驴非马、亦是亦非地表态。表态的关键不在于你说得对还是不对，真还是不真，表态的关键是不要负任何责任，不要留任何把柄，不要给个人找任何麻烦，不要蹚污水。特别是这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牵扯到是非功过的事宜上，在一个有点混乱的时刻，人们说起话来，不是总听到“也可能吧”、“很难说”、“说不定”、“不会吧？不过，也有看不透啊…”之类的回答吗？谁敢这个时候为别人说好话啊！
库图库扎尔更是意外，他这次倒是并无恶意地脱口问道：
“你断定乌尔汗与她男人是无罪的？”
“我只能说，依过往的印象，我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来。我还认为，不论情况多么复杂，斗争多么尖锐，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漏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您的意见呢？”伊力哈穆反问。
“呵，当然。”库图库扎尔答。
赵志恒点点头，表示了对伊力哈穆的话的赞许，并以一种向自己提问的口吻说：
“把乌尔汗抓起来？根据什么？交群众批斗？批什么斗什么呢？她要到‘那边’去吗？我们认为，包括已经去了的人的多数，仍然并不见得就成了咱们的敌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可并不是反对苏联人苏联公民。再说乌尔汗自己又回来了嘛，不管什么情况，总是不走了嘛。她知道她的丈夫的某些活动吗？可能知道，也可能不完全知道。可能知道得很多，也可能知道得不那么多。这要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靠思想教育来解决。如果随意批斗，就会混淆性质不同的两种矛盾，造成逼、供、信，无助于这个案子的侦破。更严重的是，这会影响一些动摇、观望的人，使他们混乱的思想更加混乱。而且不要忘记，伊萨木冬本人，在这个盗窃事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你们有什么根据断言伊萨木冬就是主犯呢？”
“这个…当然是他…”
“想当然是不行的。要调查研究。”赵志恒转向伊力哈穆说道，“你来得好啊，正赶上一场大的搏斗。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便是反对和战胜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当前粮食生产上、人民生活上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搅到一起，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统一。他们把新疆、特别是伊犁—塔城地区作为活动的重点，这从历史上看，叫做事出有因，绝非偶然的。我们呢，就要坚定明确地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维护团结和统一的教育。进行反对国内敌对势力的教育。进行维护民族团结的教育。要顶住这股恶风，而这当中，关键在于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时候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的大多数的；不团结住大多数，就不可能战胜敌人。同样，不打击敌人，也就无法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库图库扎尔同志，你们大队的敌情怎么样？四类分子有些什么活动？”
“他们…他们倒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吗？我们倒听到了一些呢。”
“对，我回去抓一抓，一定要…”库图库扎尔用手向下一压，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
赵志恒笑了。他对伊力哈穆说：“伊力哈穆同志，昨天听说您回来了…”
“您昨天就听说了吗？”
“夜间到你们大队去，听值班民兵说的。刚才我们和艾山社长碰了头，我们的意见，你先列席大队的支委会，协助大队和生产队的工作。当前，突击抓一下反颠覆斗争。等一会儿，你到塔列甫同志那里去一下，他还有话要对你说。看，你的意见？还有库图库扎尔同志，你的意见呢？”
“那好，那好。”库图库扎尔站起来准备告辞。
“有个事，社员反映了意见：你们是不是搞了个什么戒严？”赵志恒问。
“是这样的，在丢了麦子以后，为了防止发生类似的事件，并且考虑到现在社员的思想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求社员在晚上九点钟以后不要出来…”
“这样合适吗？”赵志恒的态度严肃起来，语气却仍然是平和的：“不请示上级，不通过公安部门就宣布什么戒严？会有些什么影响呢？请你们支委会研究一下，取消这个规定并向群众作解释。”
“呵，呵…对，我们一定按公社的指示办。”
“中午到我那儿喝茶去吧，咱们谈谈。”走出赵志恒的办公室的时候，库图库扎尔向伊力哈穆发出邀请。
“好。”伊力哈穆抚胸施礼回答。
瘦削、眼窝深陷、目光犀利的公社公安特派员塔列甫正在接电话，电话是从距离公社甚远，骑马要走两天才能到达的牧业大队打来的。伊犁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方，许多人——特别是干部都会好几种语言。当伊力哈穆进屋的时候，塔列甫正在用哈萨克语与牧业大队的哈族领导干部说话。“什么？宰杀牧畜…不允许…要说服教育，要打击坏人，提高警惕…什么？苏侨协会的人到了山上，他们要给种牛和骒马发侨民证吗？让他们滚蛋！告诉他们，我国政府已经严正指出，任意发展苏侨协会会员，滥发侨民证，是违反国际惯例的非法行为。对于已发的侨民证，我们要一一审查，未经审查确认的持有侨民证的人的侨民身份概不承认。如果他们不结束这种非法行为，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我国的权益和人民的安宁…对，我和老赵马上就去。”
塔列甫搔着有些落发的头顶，向伊力哈穆介绍了七生产队反革命盗窃案的始末：
四月三十日晚间，刮起了少有的大风，风力有七八级。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深夜，风尤其大了。艾拜杜拉那一晚在庄子值勤，夜两点左右（他们没有表，时间是估计，下同）尼牙孜气急败坏地跑来叫他，说是半公里以外离阿西穆家不远处主渠跑水，堵不上了。艾拜杜拉跟着尼牙孜跑了过去，只见库图库扎尔正独自和泥水搏斗。库图库扎尔叫艾拜杜拉去前一年的老打麦场上拖麦草和秫秸来堵水，艾拜杜拉去了。等回来，水跑得更大了，三个人奋战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堵住。这时，风也渐渐停下来，艾拜杜拉拖着疲倦的步子走回庄子，来到粮食库房前面。我的天呀，房门大开，挂锁已不见了。进去一看，小麦和麻袋都丢了很多——事后检查，共丢失小麦两千四百余公斤，麻袋三十五条——艾拜杜拉马上出来喊人。在从库房到通往伊宁市的一条土路中间，发现了廖尼卡，被人击中头部，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艾拜杜拉叫醒了庄子上的几乎全部社员，由阿西穆的儿子、共青团员伊明江守护现场，艾拜杜拉骑上一匹马飞跑到生产队和大队部，并立即报告了公社。塔列甫、库图库扎尔、里希提、穆萨、热依穆、阿西穆先后赶到了现场。廖尼卡已经苏醒，他说，半夜他听到了某种响动，廖尼卡家离库房最近，披衣走了出来，隐约看见一辆胶轮马车停在库房门口，有两三个黑影正往车上扛麻袋，他走过去想看清究竟，结果从背后挨了一下子，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塔列甫他们检查了现场，没有发现撬锁、砸门的痕迹。粮堆边有两盏马灯点得亮亮的，没有来得及吹灭。看大车的辙印，是沿着伊犁河边的土路向伊宁市方向驶去的。塔列甫立即往沿路必经的新生活大队挂了电话，经过了解，那里的民兵在四点左右发现一辆马车拉着干苜蓿经过。苜蓿装得并不高，但马拉得很吃力。民兵上前询问了一下，赶车人拿出了证明信，信上写着是爱国大队卖给伊宁市红五月运输联社的饲草，证明信上盖着大队的公章，并有里希提的签名。对于为什么夜间拉运，赶车人的回答是：本来准备当晚拉回，因为今晚起了大风才拖延了下来。民兵见无甚可疑之处，便放过了他们。据事后回忆，民兵们说，这辆胶轮大车与泰外库素常赶的那辆车有些相像。
在塔列甫给新生活大队打电话的时候，里希提等来到了库房保管员伊萨木冬家里，只有乌尔汗和孩子在。据乌尔汗说，伊萨木冬是当晚十点多钟已经睡下后被人叫走的，走后再没有回来。谁叫的？乌尔汗说没有见人也没有听清口音。乌尔汗神色惊慌，对于问她的话大多回答：“不知道”、“不记得”、“没看见”、“没听清”。而且一直流泪不止。次日，在公社，塔列甫正式传讯了一次乌尔汗。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
鉴于：1.廖尼卡家离粮库最近，他是当时唯一出现在现场的人；2.廖尼卡的父亲马尔科夫一贯表现孤僻、冷淡，与人民公社与社会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他已赴苏，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又曾住在他们家；3.更重要的是，大队支部汇报，获悉廖尼卡家地板下面的暗穴中，藏匿了相当数量的小麦。县公安局拘留了廖尼卡，经多次审讯。廖尼卡矢口否认与三十日晚间的盗窃案有任何牵连。廖尼卡重申，他选择了中国国籍，不打算跟随他父亲出走，愿意履行中国公民的一切义务，并要求保障其应有的公民权利。至于家中藏匿的粮食（公安部门搜查，廖尼卡家地板下面藏有小麦四百余公斤），廖尼卡说还是他父亲留下的，有买自黑市的，有看水磨的时候贪污克扣的，还有从夏收时没收净的地里拾回来的。廖尼卡在县公安局提供了一个情况，那就是他敢断定，当天夜间在库房门口停着的那辆马车，正是泰外库赶的那辆本生产队的“胶皮轱辘”。县公安局根据以上情况，认为判定廖尼卡参与盗窃证据不足，于拘留审查五天以后宣布无罪释放。
现在，泰外库也有重大嫌疑，特别是，通过七生产队的记工员与饲养员已经了解到，恰恰四月三十日晚泰外库没有把马车赶回来，自称是住在伊宁市旅店了。尤其蹊跷的是，经调查，四月三十日一天，泰外库没有给他跑运输的单位——食品公司拉运货物，在泰外库向生产队缴纳赶车的副业收入的时候，竟然比单据存根多出来了一天的钱，对于这一天的钱的来源，泰外库的说明极其含混。
塔列甫准备，等到去食品公司外调情况的书面材料整理出来之后，正式传讯泰外库。
看到伊力哈穆的怀疑神色，塔列甫说：“当然，泰外库的出身、历史、品格大家都是知道的，但该人缺乏政治头脑，容易上当，又爱喝酒和乱交朋友，最近赶着车行走四方听到了不少流言蜚语，大队支部汇报，泰外库有情绪异常的表现，因此，不能排除泰外库的嫌疑。”
至于木拉托夫的活动，显然与此事有关，但木拉托夫确已走掉了，这一情况，也已向上级反映。
“总之，”塔列甫最后说，“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什么头绪。目前，唯一有希望的是通过泰外库的大车追出赶车、装车、偷麦子的人来。需要注意的是，这有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偷盗事件，而是敌人对我的颠覆和国内阶级敌人叛国通敌活动的一部分。作案者有来自伊宁市或别的什么地方的坏蛋，但他们所以能如此大胆、顺利地进行活动，是因为有‘家贼’配合。伊萨木冬似乎是家贼之一喽，只有他有仓库的钥匙，但是仅仅一个伊萨木冬，不大可能办这么大的事，究竟还有些什么人参与了这个罪恶勾当，这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
“大渠跑水是怎么回事？您了解吗？”伊力哈穆问。
“我问了一下，库图库扎尔书记说，那一段渠道是一九五八年延伸修起的，水面比地面高。他本来就不赞成那样修渠，那样做太危险。详细情况你再问问他吧，他也是当事人嘛。还有艾拜杜拉喽，他在值勤的时候擅自离开岗位，这是失职了。但在我们农村，救渠如救火，他奋不顾身去救渠，反而成了罪过了吗？小伙子最初心情很沉重——这些情况，你回去了解比我更方便。毛主席说的啦，公安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专业人员办案要与群众破案相结合，希望我们配合起来。现在，事情多呀，我们力量有限，这不是嘛，一半天还要上山，山上的事更是不敢含糊，那儿的生产是和喘气的活物打交道，任何差池，都会带来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