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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长期以来我一直作为另外一个什么人活过来的。
“喂,你不穿筒裙的?”我别无深意地向女友问道。
她从肩头扬起脸,以茫然的眼神看我。“没有啊。”
“呃。”
“不过,要是你觉得那样能更顺利的话…”
“不不,不是的,”我慌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用不着顾虑哟!出于工作我已经习惯这个了,半点都不害什么羞的。”
“什么都不要,”我说,“光你这耳朵就足够了。别无他求。”
她兴味索然地摇下头,脸伏在我肩上。约15秒后,再次抬起脸来。
“对了,再过10分钟有个重要电话打来。”
“电话?”我的目光落在床头黑色电话机上。
“是的,电话铃要响的。”
“知道?”
“知道。”
她把头枕在我胸口吸薄荷烟。稍顷,把烟灰磕在我肚脐上。她噘起嘴往床外吹了口烟。我用手指夹她的耳朵,感触妙不可言。脑袋昏昏沉沉,各种无形的图像时隐时现。
“羊,”她说,“很多羊和一只羊。”
“羊?”
“嗯。”
她把吸了约一半的烟递给我。我吸一口戳进烟灰缸碾灭。
“冒险即将开始。”她说。
过了一会,枕边电话响起。我看她一眼,她已在我胸口酣然睡去。铃响过4遍,我拿起听筒。
“马上到这里来好么?”我的同伴说,声音紧张得很,“事情至关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
“来就知道了。”他说。
“不就是关于羊的事吗?”我试着说道。本不该说的。听筒如冰河一般变冷。
“何以晓得?”同伴问。
总之,寻羊冒险记就这样开始了。
第四章 寻羊冒险记Ⅰ
1.奇妙来客。序导致一个人习惯性大量饮酒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原因虽多种多样,结果却大同小异。
1973年,我的合作伙伴是个快乐的酗酒者。1976年他多少有点抑郁,而1978年夏天则像所有初期酒精中毒者那样,放在门拉手上的手变得笨拙起来。一如多数嗜酒者所表现的,脸色正常时的他纵使不能说头脑敏锐,也可谓地道的正人君子。任何人都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纵然算不得头脑敏锐。他本身也这样认为。所以才饮酒。酒精一进入身体,他便觉得同自己乃正人君子这一认识完全融为一体。
当然,起始很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酒量的增大,其间出现微妙的误差,这微妙的误差不久又变成了鸿沟。他的地道正人君子一面推进得过于神速,连他自己都追赶不及。此乃常有的情况。问题是一般人都不认为自己本身属于此类情况。不敏锐之人尤其如此。为了重新找到业已失却的东西,他开始在酒精的迷雾中彷惶,形势每况愈下。
但至少现在,在日落之前他还是地道的。我已有好几年注意在日落后不同他见面,因此起码对于我来说他是地道的。诚然,他日落后不地道这点我是心中有数的,他本人也清楚。我们对此概不谈及,只是相互心照不宣。我们依然合作得很好,不过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朋友了。
即使不能说是百分之一百相互理解(百分之七十也很可怀疑),但至少他是我大学时代唯一的朋友,而就在旁边看这样的人变得不地道,对我是很难过的事情。然而归根结底,所谓年纪大了便是这么一回事。
我到事务所时,他已喝了一杯威士忌。倘若一杯为止,他还是地道的。但毕竟同样是喝了,早晚可能喝第二杯。这样,我势必离开事务所,去找其他工作。
我站在空调机喷气口下一边吹汗,一边喝女孩拿来的冷麦茶。他一言不发,我也一声不响。午后强烈的阳光如带有梦幻意味的飞沫倾泻在漆布地板上,眼下铺展着公园的绿色,可以看见人们在草坪上悠然躺着晒太阳的小小的身影。同伴用圆珠笔尖戳着左手心。
“听说你离婚了?”他开口道。
“都离两个月了。”我眼望窗外回答。摘下太阳镜,眼睛有些作痛。
“因为什么离的?”
“这是我的私事。”
“知道,”他忍住性子说,“还没听说有不是私事的离婚。”
我默不作声。不触及各自私事是我们多年的默契。
“不是我想过多地刨根问底,”他辩护道,“因我和她也是朋友来着,对我也算是个震动。再说,以为你们一直处得很好。”
“是一直处得很好,并非吵着闹着分开的。”
同伴满脸困惑,沉默下去,继续拿圆珠笔尖往手心戳个不停。他身穿深蓝色衬衫,打一条黑领带,头发齐整整过了梳子,一并漾出花露水味儿和洗发水味儿。而我身上是带有斯努皮怀抱冲浪板图案的T恤和洗得白刷刷的旧牛仔裤,脚上是沾满泥巴的网球鞋。
无论谁看都是他显得地道。
“记得我们和她三个人工作时的事吗?”
“历历在目。”我说。
“那时够开心的啊!”同伴说道。
我从空调机前离开,走到房间中央在瑞典进口的软乎乎的天蓝色沙发上坐下,从待客用的香烟盒里取出一支带过滤嘴的“波尔莫尔”,用颇有重量的台式打火机点燃。
“你是说?…”
“一句话,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
“你指的是广告和杂志?”
同伴点下头。想到他开口之前肯定相当苦恼来着,心里有些不忍。我掂了掂台式打火机的重量,转动螺丝调节火苗长度。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把打火机放回茶几,“可你好好回忆一下,事情本来就不是我找来的,也不是我提议干的。是你找来是你提议的,对吧?”
“一来情理上不便拒绝,二来当时正好闲着无事…”
“钱也赚了。”
“钱是赚了。事务所也因此换成大的,还增加了人手。车也换了,公寓也买了,两个小孩也进了花钱颇多的私立学校。作为50岁的人,我想算是有钱的。”
“你挣的,问心无愧。”
“愧当然不愧,”说罢,他把桌面上扔的圆珠笔拿在手里,往手心轻点几下。“不过,想起往事,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两人靠借债到处找翻译事做,还在站台前散发传单来着。”
“要是想干,现在两人散发传单也可以嘛!”
同伴抬起脸看我:“喂喂,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哟!”
“我也不是嘛!”
我们默然良久。
“好多东西都变了,”同伴说,“生活节奏变了想法变了。不说别的,我们到底赚了多少,连我们自己都稀里糊涂。税务顾问来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文件,什么扣除什么减价偿还什么纳税对策,尽干这玩意儿了。”
“哪里都在干!”
“知道。非干不可我也知道,实际就在干。可还是过去那时候开心。”
“马齿年年增,牢影日日长。”我顺口道出两句古诗。
“什么呀,那是?”
“什么也不是。”我说,“那么说?…”
“现在总觉得像是在剥削。”
“剥削?”我惊讶地抬起头。我们之间有2米左右的距离,由于椅子高的关系,他的头比我高出20厘米。他脑后挂一幅石版画。没有见过的新石版画,画的是生有翅膀的鱼。看上去鱼对自己脊背生出翅膀并不很满意。大概不大懂其用场吧。“剥削?”我再一次——这次是自己问自己。
“剥削!”
“从谁身上剥削,到底?”
“从很多地方各榨取一点。”
我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不转睛地注视恰好位于我眼睛高度的他的手,和他手中圆珠笔的动作。
“反正我们变了,你不认为?”同伴说。
“一样,谁也没变,什么也没变。”
“真那么认为?”
“那么认为。不存在什么剥削,那玩意儿纯属虚构。你也不至于以为救世军的号角果真会拯救世界吧?你想过头了。”
“也罢,一定是我想过头了。”同伴说,“上星期,你、也就是我们为人造黄油拟了个广告词。其实是很不错的广告词,反应也满好。可你曾吃过几年人造黄油?”
“没有。讨厌人造黄油。”
“我也同样。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至少过去我们做的是足可拍拍胸脯的工作,也是我们的自豪之处。而现在不然,不过到处卖弄空洞词句罢了。”
“人造黄油对健康有益。植物性脂肪,不含胆固醇,不易得成人病,再说味道也不坏,又便宜,又耐放。”
“那你自己吃去!”
我沉进沙发,缓缓舒展手脚。
“一码事。人造黄油我们吃也罢不吃也罢,归根结底一码事。老老实实的翻译也好,自欺欺人的人造黄油广告词也好,在根本上是一码事。不错,我们是到处卖弄空洞词句。
跟你说,真诚的话语哪里都没有,如同哪里都没有真诚的呼吸真诚的小便。“
“你过去可挺单纯着哩!”
“也许。”说着,我把烟碾死在烟灰缸里。“肯定哪里有座单纯的城镇,单纯的肉店老板在那里切单纯的火腿。如果你认为大白天就喝威士忌单纯的话,只管放开肚皮喝去好了。”
圆珠笔敲击桌面的“嗑嗑”声久久统治着房间。
“是我不好,”我道歉说,“本来没打算这么说。”
“无所谓,”同伴说,“或许真是那样。”
空调的恒温器“咔嗒”响了一声。一个静得出奇的午后。
“要有信心!”我说,“我们不是自力更生干到这个地步的么?不借谁不欠谁。同那些只靠后台靠头衔飞扬跋扈的家伙可不一样。”
“过去我们是朋友来着。”同伴说。
“现在也是朋友,”我说,“一直同心合力奋斗过来的。”
“不希望你离婚的。”
“知道。”我说,“对了,该谈羊了吧?”
他点头把圆珠笔放回笔盘,用指尖擦了下眼皮。
“那个人来时是今天上午11点。”同伴说。
2.奇妙来客那个人来时是上午11点。对我们这样的小事务所来说,有两种上午11点:不是忙得不可开交,就是闲得百无聊赖,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居其中者。所以,上午11点我们或者专心致志“啪嗒啪嗒”忙个不停,或者不思不想呆呆愣愣继续做梦。而不慌不忙的工作(如果有那玩意儿的话)留给午后即可。
那个人来时是在属于后者的上午11点,而且是闲得近乎纪念碑性的上午11时。9月上中旬连续忙得发疯,忙完,工作一下子停顿下来。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度暑假度了一个多月,而留下来的人仍然除削铅笔别无事干。同伴去银行兑换支票,独自在附近音响公司的试听室听了一打新唱片以消磨时间。单独留在事务所里的女孩守着电话翻阅妇女杂志的“秋季发型”专页。
那个人无声地推开事务所的门,又无声地关上。来客并非有意蹑手蹑脚,一切都是习惯性的、自然而然的,以致女孩甚至未能察觉有人进来。察觉到时,来客已站在桌前俯视着她。
“麻烦您找一下负责人。”来客说。语气仿佛用手套拂去桌面上的灰。
女孩完全闹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扬脸注视来客。作为客户来人眼神未免过于敏锐;作为税务署人员衣着又过于考究;作为警察则过于斯文。而此外的职业女孩又想不出。来客犹如一则文字洗练的坏消息突然挡在她眼前。
“刚才外出不在。”她慌忙合上杂志说,“说30分钟后回来。”
“等一下好了。”来客毫不迟疑地应道,似乎这已在他意料之中。
女孩不知该不该问来客姓名,稍顷把他让进会客室。来客坐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光落在正面墙壁电子钟上,再也不动了。多余动作一概没有。稍后给他端去麦茶时,他也是这副姿势,纹丝未动。
“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同伴说,“整整30分钟坐在那里以同一姿势看钟。”
我打量自己坐的沙发的凹陷,又抬头看钟,然后再次注视同伴。
就9月中下旬来说外面异常之热。然而来客穿得十分郑重其事。白衬衣从做工精良的灰色西服的袖口不多不少探出1.5厘米,色调微妙的斜纹领带小心翼翼调得左右约略不够对称,斜尔多瓦皮鞋闪闪发光。
年纪三十五六至四十之间,身高超过175厘米,多余的肉一克也未附身。细长的手一道折也没有,苗条的十指使人联想起尽管经过长期训练长期受制于人然而仍未放弃原始记忆的群生动物。指甲被花很长时间慢慢精心打磨得完美无缺,指尖勾画出十个漂亮的椭圆形。好看固然甚是好看,但总好像给人一种奇异感。那双手显然具有从事领域极其狭窄的工作的高度专业性,而怎样的领域则无人知晓。
来客脸上并不比他的手表现得更多。脸形虽然端庄,但没有表情,平板板的。鼻梁和眼睛像用切刀修整过似的棱角分明,嘴唇又窄又干。整个人晒成浅黑色,但一眼即可看出,那并非在哪里的海滩或网球场半开玩笑晒成的,而是由我们所不知道的那种太阳光闪闪悬挂在我们所不知道的上空创作的结果。
时间的脚步惊人的慢。硬邦邦冰冷冷的30分钟,仿佛巨型机械设备上的一个螺栓。
同伴从银行回来时,感觉上房间空气已重到了一定程度。说极端一点,房间所有物件都好像被钉在地板上。
“当然,只是感觉上如此。”同伴说。
“当然。”我说。
单独守电话的女孩早已紧张得筋疲力尽。同伴稀里糊涂地走进会客室,告知自己是经营者。来客这才改变姿势,从胸袋取出细细的香烟点燃,不胜其烦似的朝上吐出一口。
四周空气多少松缓下来。
“时间不多,长话短说好了。”来客静静地说道。旋即从名片夹里拈出一枚足以削手的硬挺挺的名片,放在桌上。名片是类似塑料的特殊纸制作的,白得有欠自然,上面用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没有职务没有住址没有电话号码。只有姓名四个字,光看都觉得眼痛。同伴翻过来看,背面彻底是空白。如此确认完毕,同伴又看一次正面,看来客的脸。
“这位先生的姓名晓得吧?”来客道。
“知道”
来客动了几毫米下頦尖,微微点下头,唯独视线一动未动。“请烧掉。”
“烧掉?”同伴怔怔地盯视对方的眼睛。
“请马上把这枚名片烧掉!”来客一字一顿地说。
同伴慌忙拿起台式打火机,点着白名片一端,另一端拿在手上,大约烧到一半的时候,投入大大的水晶烟灰缸,两人相对看它烧为白色的灰烬。名片完全成灰后,房间笼罩在令人联想起大规模屠杀后的滞重的沉默。
“我来这里得到他全部授权,”稍后,来客开口道,“就是说请您这样理解:往下我向您说的,全部出于他的意志、他的希望。”
“希望…”
“所谓希望,是对某种有限目标所取基本态度的最完美的表达。当然,”来客说,“也有其他表述方式。明白吗?”
同伴将来客道白转换成现实性日语,“明白。”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要谈的既不是概念,也不是政治,而彻头彻尾是生意。”来客格外注意地发出“生意”两个音节。大概是第二代日侨之类。
“你是生意人,我也是生意人。现实地说,我们之间除了生意没其他可谈。非现实的东西交给别的什么人好了。是吧?”
“正是。”同伴回答。
“我们的使命就是使那种非现实因素以似是而非的面目出现并使之植根于现实大地。
人们往往对非现实心驰神往。为什么呢,“来客以右指尖点着左手中指戴的绿宝石戒指,”因为那东西看上去简单。在某种情况下非现实容易给人以压倒现实的印象。然而非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生意。换言之,我们属于迎难而上的人种。所以如果…“来客就此打住,再次摆弄戒指,”往下我所谈的纵使要求付出某种艰苦的努力或决断,也要请你给予谅解。“
同伴并不完全理解,只管默默点头。
“那么,下面提出我方的希望。第一,请立即中止发行你们制作的P生命的PR刊物。”
“可是…”
“第二,”来客打断同伴的话,“我想直接见见负责这个专页的人。”
来客从西装内侧口袋摸出一个白信封,从中取出叠为四折的纸页递给同伴。同伴接过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们事务所为生命保险公司制作的凹版彩色摄影图片的复印件。
北海道普通风景照:云、山、羊、草场以及从哪里借用的一首蹩脚的牧歌情调的诗。仅此而已。
“这两点是我们的希望。第一点希望,与其说是希望,莫如说是既成事实。正确说来,我们所希望的决定已被做出。有不清楚之处,请打电话问广告宣传科长。”
“原来是这样。”同伴说。
“不难想象这场争端给你们这等规模的公司带来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所幸我们——如您所知——在同业界拥有一定势力。所以,如果能满足我们的第二点希望,那位责任人能提供足以使我们满意的情况,我们愿意对你们遭受的打击给予充分的补偿,很可能大于补偿。”
沉默占据了房间。
“倘若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来客说,“你们就算玩完。这个世界上往后永远不会有你们插足之地。”
再度沉默。
“有什么想问的么?”
“就是——是那张照片出了问题?”同伴战战兢兢地问。
“是的。”来客说。他在掌心仔细甄别词语,“是那样的。但更多的无可奉告。因为我未被授予那种权限。”
“打电话跟责任人联系。我想他3点会在这里。”同伴说。
“那好,”来客看一眼手表,“那么4点钟开车过来。另外——这点很重要——此事一概不许告诉他人,能做到么?”
两人事务性地告别。
3.“先生”
“事情就是这样。”同伴说。
“完全莫名其妙,”我口叼仍未点火的香烟说,“首先,名片上那个人到底是谁就不清楚,其次,那个人何以对羊的照片耿耿于怀也不清楚。最后不清楚的是,那个人为什么能够停止我们发行的刊物。”
“名片上的人是右翼大人物。由于几乎不通名报姓不出头露面,一般人不大知晓。
但在这个行业无人不知。不知的恐怕只有你这样的。“
“不诸世事。”我自我辩护道。
“说是右翼,却又不是右翼,或者说甚至右翼都不是。”
“越发莫名其妙!”
“说真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既不出著作集,也不当众讲演。采访和摄影也概不接受。甚至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得而知。5年前一个月刊记者刚要报道他参与的一起非法贷款事件,马上就给搞掉了。”
“相当详细嘛!”
“和那个记者间接认识。”
我拿打火机点燃烟,“那个记者现在干什么?”
“调到营业部,从早到晚整理传票。传播媒介那种地方意外狭小,无非为了杀一儆百,就像非洲土著人部落的大门口挂着骨骸。”
“有道理。”
“但关于他战前简历,一定程度上还是清楚的。1913年生于北海道,小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职业换来换去,结果换成了右翼。估计进过一次监狱,从监狱出来转去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创建了谍报方面的机构。机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从这时开始他一跃成了谜一样的人物。传说他从事贩毒,恐怕实有其事。在中国大陆兴风作浪之后,在苏军出兵前两周乘驱逐舰返回本土,连同多得搬不过来的金银财宝一起。”
“怎么说呢,时机真是绝妙!”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善于捕捉时机,熟知进攻火候和撤退火候。眼力也非同一般。
他也作为A级战犯给占领军逮了起来,不料审查不了了之,没有起诉。理由说是有病,但这里边不清不楚。估计同美军之间做了什么交易——麦克阿瑟眼睛盯在中国大陆。“
同伴又一次从笔盘抽出圆珠笔,夹在指尖团团转动。
“从巢鸭出来后,他把藏在什么地方的财宝分成两份,一份整个收买了保守党一个派系,另一份收买了广告业。那可还是人们认为广告业不过散发几张传单的时代哟!”
“应该说有先见之明吧。不过所藏资产上面没什么风声?”
“行了吧,你!人家可是全部收买了保守党一个派系的!”
“那倒是。”我说。
“总之他用那笔钱控制了政党和广告,这个构架现在也原封不动。他所以不登台亮相,是因为没有登台的必要。只要控制了广告业和执政党,基本没有办不成的事。控制广告业是怎么回事你可明白?”
“不明白。”
“控制了广告业,就差不多等于控制了出版和广播电视。没有广告就不存在出版和广播电视,同没有水的水族馆是一回事。你眼睛看到的情报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用金钱买下并经过挑选的。”
“我本不明白,”我说,“那个人物掌握了情报业,至此我明白了。可是他为什么对生命保险公司的PR刊物都能行使权力呢?那不是没通过大型代理店的直接合同么?”
同伴清清嗓子,喝了口已彻底温吞的剩麦茶。“股票!那家伙的资金来源是股票——操纵、包买、垄断股票,没有别的。他的情报机关为此收集情报,由他分析取舍。而分流给传播媒介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余都被先生留为己用。当然也干类似威胁恐吓的勾当——尽管不直接下手。威胁不起作用时,情报就捅给政治家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就是说任何公司都有一两个痛处喽?”
“哪个公司都不希望股东大会上出现炸弹式发言。所以他所提出的人家基本还是听的。也就是说,先生稳坐在政治家、情报业、股票这三位一体之上。因此我想你不难明白,对他来说,捏死一本PR杂志和把我们搞成失业者,比剥熟鸡蛋皮还来得容易。”
“唔,”我说,“问题是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对一张北海道风景照耿耿于怀呢?”
“问得妙!”其实同伴并未露出如何感动的神情,“我也正要这么问你。”
我们一时默然。
“对了,你怎么知道事情是关于羊的?”同伴问,“怎么回事?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檐下一个无名小卒摇纺车来着。”
“不能说得明确点?”
“第六感觉。”
“得得!”同伴喟叹一声,“反正最新情报有两个——打电话从刚才提到的那个月刊记者口里听来的——一个是先生患了中风什么的永远卧床不起,不过还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个是那个来客的,他是先生的第一秘书,负责组织日常的运作,即所谓第二号人物。日侨第二代,来自斯坦福,已在先生手下干了12年。人固然莫名其妙,但脑袋像好使得不得了。知道的就这么多。”
“谢谢!”
“谢什么。”同伴看也不看我地说。
只消他酒不喝过头,任凭怎么看都比我地道得多亲切纯真得多想法有条理得多。但迟早他要酩酊大醉。想到这点我很难过。大多数比我地道的人都先于我报销。
同伴走出房间后,我从抽屉找出他的威士忌一个人喝着。
4.数羊我们甚至可以偶然在大地上漫无目标地彷徨,恰如某种带翅的植物种子被倏忽而至的春风吹走。
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偶然性。业已发生的事显然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事无疑还未发生。亦即,我们乃是被身后的“一切”和眼前的“零”夹在中间的瞬间存在,既无偶然性,又无可能性。
其实这两种见解并无多大差异,它类似(正如大多数对立见解那样)有两个不同叫法的同一盘菜。
这是比喻。
对于PR刊物凹版画页上刊登的羊照片,以观点(a)观之属于偶然,从观点(b)来看则不是偶然。
(a)我为PR刊物凹版画页物色了一张合适的照片。我桌子抽屉里偶然放有一张羊照片。于是我使用了这张照片。和平世界中和平的偶然。
(b)羊照片始终在桌子抽屉里等着我。即便不用在那个刊物的画页上,迟早也将用在别的什么上面。
想来,这个公式有可能适用于我此前人生的所有断面。若再训练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用右手操纵(a)式人生,左手可以驾驭(b)式人生。不过也罢,怎么都无所谓。同油炸面圈的圆孔是一回事。将那个孔视为空白也罢视为存在也罢,归根结底都是形而上问题,油炸面圈的味道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变。
同伴出去办事后,房间骤然变得空空荡荡,唯独电子钟指针无声地转动不已。到4点车来接仍有些时间,要做的事却一件也没有。隔壁办公室同样鸦雀无声。
我坐在天蓝色沙发上喝威士忌,在空调机仿佛蒲公英软软的白毛那令人快意的凉风吹拂下注视电子钟的指针。看这电子钟,至少知道世界依然在动。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反正仍持续在动。而只要认识到世界持续在动,我就得以存在。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存在,我也在存在。人只能通过电子钟指针确认自身存在这点,使我觉得很有点奇妙。世上应该有其他确认方法才是。但无论我怎么绞尽脑汁,都一个也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