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是站在药物产业的官方立场来看，其实不应该有临床劳工的存在。志愿参与药物研究，也和世上所有其他的人体市场一样，都掺杂了利他主义和营利表现。虽然药物公司心不甘情不愿地补偿人们在临床试验里所耗费的时间，但却也一再重申当小白鼠并不是工作，而是捐赠的行为。
不过，这依旧无法阻止美国将近15000人参与药物试验，用来赚取一大部分的所得。美国国税局也不把这件事视为问题，乐于对公司所支付的现金征税。
这种参加药物试验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在血汗工厂里工作、提供会计服务或卖淫等，一般而言，试验对象其实什么事情也不用做，制药公司只不过是租用他们的身体，研究人体代谢过程。实验室付钱买试验对象参加试验所耗费的时间，并针对参加测试的人的身体健康有可能面临的严重风险，给予补偿。
而站在数据质量的角度来看，依赖职业小白鼠会是一个大问题。为获得最佳结果，医生必须尽可能隔绝许多变数，因此如果试验对象参加完一个试验后又接着参加另一个的话，体内会累积了一堆实验性的不明化合物，那就会造成问题。长期参加各种药物试验的小白鼠，其体内有可能会变得习惯处理药物，免疫系统也可能会产生一般人不会有的怪异反应。因此，在理想的环境中，试验对象应该要很少或先前并未接触过药物。在最理想的药物试验中，试验对象要完全未接受过治疗，真正达到毫无病历可言的程度。试验对象的药物治疗记录越是空白，药物公司就越能够把他们的身体数据化为金钱。
职业小白鼠通常把个人利益放在资料的前面，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有可能会影响到试验结果的准确度。参加测试的人投机取巧，不服用药物，或在近期内参与多项试验，甚至太多谬误的药物交互作用，都有可能导致试验必须从头重新开始。
同时，参加药物测试的人也处于两难的处境。临床试验在性质上是危险的工作，而试验中心很难找到志愿参加药物测试的人列入候选名单。真正出于纯粹利他主义的志愿者，是十分罕见的。可是，付现金的话，就表示职业小白鼠的出现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替代方案就是回到早期招募试验对象的模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估计有90％的药物是首先在监狱里试验的。一讲到志愿工作，囚犯的选择并不多，不是要做粗工，就是当实验室的小白鼠。在监狱的环境里，药物公司可密切监看囚犯的一举一动，也可以仰赖州政府，避免囚犯作假。
当时，这些严格的科学实验计划促使药物研发进入全盛期，数据高度精确，而且支出的成本比现代药界低很多。不过，这样的方式最后被囚犯权益运动人士终结了。运动人士将囚犯药物研究的危险程度比作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间的塔斯科基（Tuskegee）梅毒研究。当时，塔斯科基梅毒研究试验的是抗梅毒药物的功效，而医生却故意不治疗由非裔贫穷久病者构成的控制组。因此，当法律禁止把监狱当成试验地点后，药物公司失去了可试验一堆人体的大本营，不得不改变研究策略，放弃胁迫手段，改为提供利益诱惑。
因此，提供有价服务的志愿者取代了囚犯。不久之后，一整个阶层的民众——多半是蓝领工人、学生、移民——发现参加药物试验是迈向经济独立的方法。这种情况使得药物公司陷入不自在的处境。
人类学家亚历安娜·派崔娜（Adriana Petryna）曾在文章中引述某位资深药物招募专员的话，提出招募问题是长久存在的问题：“我没遇过真正掌握诀窍的人。有时很幸运，很快就能找到愿意参与测试的人；不过，大部分的时候，真的很难找到患者，而之所以很难找，是因为大家都在找。”
在药物试验的交谊厅里，法兰克跟我说，他在这行是真正的老手。他身材高挑，一头乱蓬蓬的黑发，此时他接受的临床试验已近结尾阶段。他跟我说，要把参与临床试验当成职业的话，诀窍并不是就这样老实做下去，其实从迈阿密到西雅图沿途有许多试验中心，小白鼠会像季节性的劳工般迁徙。他说：“理想上，小白鼠每隔一个月就会争取一次试验，这样就有时间让体内的药物排出来。如此一来，你就有30天的安全间隔，万一发生预料之外的交互作用，还有缓冲时间。”此外，职业小白鼠（多半是前科犯、非法劳工或学生）从事这行都是为了能很快赚到钱。
他还别强调一件事：“如果要一直做这行，就必须顾好静脉，不然看起来会像是毒虫。”一副毒虫样肯定就没办法加入日后的试验研究。他跟我说，皮肤上的针孔处要涂抹维他命E，这样能加快愈合速度，还要尽可能让手臂轮流打针。“第一次卡针的时候，真的很痛，不过卡针卡到第三次、第十次时，就不会在乎了。到参加试验的一年后，你就会想把抽血者的针抢过来，自己打。若是碰到实习生，你根本不用多想啊，他们肯定会像剃刀一样切你。”对于全职小白鼠而言，静脉就是摇钱树。要是没有静脉输送药物到法兰克的循环系统，法兰克就无法赚钱维生了。我把他的话全都牢记在心里。
在这项试验的第二天早上6点45分，服用完第二剂药物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他们给了我一小碗玉米片和全脂牛奶，要我15分钟内吃完，然后跟一小组人一起排队。这项乐威壮的试验研究分成3个组别，分别是安慰剂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我与法兰克视线对望，对他微笑。他纯熟、自在地看着护士，有如赛车手用眼睛打量分析着车道。
扎针的过程很顺利，结束后，负责早班的年轻漂亮的护士要我去护士长那里。护士长一副晚娘面孔，坐在桌子旁，而站在她右手边的人手里拿着手电筒。这两人前方是一张蓝色纸巾，纸巾上有一颗药丸，还有一杯水。
“把药丸放在舌头上，一整杯水喝下去，药丸一定要吞进去。藏在嘴巴里的话，就会失去试验资格。”我在此时领会到，法兰克可能会有锦囊妙计，顺利通过这类试验。我吞下药丸，那女人用手电筒检查我的嘴巴，还要我移动舌头，好确定我已经吞下药丸了。
目前的乐威壮配方是以2毫克、5毫克、10毫克的剂量投药，至于最严重的个案，还有20毫克的剂量。而我吞下的则是30毫克。高剂量是为了试验人类承受度上限，以确保服用药物的数百万人不会中毒。就小白鼠而言，试验中毒的界限就是此试验的要点所在。也许30毫克已经足以让某个人的阴茎下垂，可没人想要遇到这种事。
之后当我跟法兰克碰面时，我便问他有没有服药。他跟我说，职业老手绝对能够藏药，但是就我们所服用的药物而言，并不值得冒险藏药。
“同质药是最安全的药物，没什么好担心的。”法兰克说危险度很低，我几乎就要相信他的话，只不过是把威而刚的配方稍微改一下，而且威而刚和乐威壮其实都是让阴茎里的血流量增加的药物，会有什么危害呢？
一般药物要取得核准的话，必须通过三阶段的临床研究试验。最危险的阶段就是第一阶段，一小组志愿者会服用高剂量的实验药物，借以试验药物对健康患者所产生的毒性，这个阶段研究的是医生可开立的剂量的上限。第二阶段则是以人数稍多的生病患者为对象，试验药物对治疗某一具体症状所产生的效用；最后是第三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这是最安全的阶段，用于决定药物的临床应用效果。职业的试验对象通常都会选择最危险但最赚钱的试验。
当然，在麦迪逊所进行的试验就是第一阶段，而我也在没多久后就知道自己试验的是人类对于勃起交互作用的承受度上限。因为一小时内，我的头开始抽痛，好像脑袋从中间被劈成两半。我躺在床上，把灯光调暗。要找出最大容许程度，就表示临床医师必须经常游走在安全界限，小心增加剂量，而且只有在进入危险区后，才会调低剂量。走廊里，无情的日光灯底下，我听见有一位实验室小白鼠在呕吐。他对着马桶吐了半小时，塑料玻璃后方的护士监看着他的状况。
他要护士给他Advil止痛药，但是护士通过对讲机说，在给药之前，必须先取得上司的同意，她不想影响资料的准确度。3个小时后，头痛药的许可才终于下来。
在这项研究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头痛，因此使用此壮阳药物的实际上限必须低于30毫克。现在候诊室里满是头痛又勃起的男人，头痛和勃起，实在不是特别性感的组合。
我接下来还有两个周末要回来参加试验，但是等我走到大门出口，一位护士却递给我一张支票，上面的金额变少了，她说，接下来两周，他们不需要我了。是因为我身体提供的数据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还是因为他们希望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的官方归档记录上，不会有那么多患者表现出头痛欲裂的症状？总之，他们没告诉我原因，但我还是收下了支票。该项试验结束后，法兰克写了电子邮件给我，他说，如果想要收到全额款项，有时最好不要承认自己的症状。法兰克顺利完成了试验，获得全额款项，南下至迈阿密，在夏末度一个月的暑假。
我不禁忖度，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依赖勃起功能障碍药物的试验，来赚钱维生呢？当风险有可能很小的时候，除了支票和头痛，我还能从中获得什么呢？还有在市场上推出另一种威而刚仿制品，究竟有何意义呢？
离开了临床劳工的工作后，我回到了没保险、没工作的世界，开始寻找其他赚钱谋生的工作。我就跟所有的实验室小白鼠一样，一旦身体代谢完药物后，就尽完了职责。同时，我也开始思考要不要去印度工作，我有大学学历，或许可以为学生开设国外课程。
结果，我发现，想在国外找工作的人，不只有我一个人。
药品一旦有测试准则的存在，就表示市面上的药物是安全无害的，并且经过了彻底的审查。可是，获得核准的过程通常既漫长又昂贵，随随便便就有可能要耗资10亿美元，而最终能否获得核准，仍是未知数。
虽然像威而刚或是精英级癌症疗法等大获成功的药物，轻松就能收回大笔投资金额，但是欧美地区的药物试验成本还是让药物研发公司倍感压力。尤其在没有囚犯作为试验对象后的20年间，药界对于增加的费用更是感到厌烦。
1990年代，新时代开始酝酿，大笔投资流向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国际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证券，使得制药产业成为高获利、高风险的轮盘游戏。有愈来愈多的生物技术公司与药物研发公司，聘用了拥有MBA学位的董事会作为领导阶层，他们再也不是关心患者治疗效果的科学家与临床医师。投机的投资者可用便宜的价格买下股票支持公司，等待大有可为的临床试验结果在一夜之间将公司股票的价格提高一倍，然后让投资人赚得数百万美元。即使在之后的规定监管阶段，发现药物最后是个没用的废物，钱也早就进了投资人的口袋。
这种公开招股的做法，正好就表示药物的救命性质也需要计上盈利表现才行。也因此，血压调节药、高血压、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法便得以迅速发展，其他利润较低的研究领域所能募到的资金也就随之减少。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仍有许多药物试验需要进行，那时制药公司便发现自身的能力已无法应对及消化工作量，他们需要专业的协助，以应对其对药物资料的需求。原本制药公司都是在内部进行所有研究，并接受大学医院或研究医院的监管，但后来，有许多独立的契约型研究机构兴起，他们结合了以利润为重的管理技能以及复杂的临床技能。这类研究机构有能力提供产业级的临床试验，并擅长于大众市场试验。最终，科学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构思概念并拟订测试准则，接着，像是费城的Premier研究集团或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科文斯公司等团队，就会在公司外部进行预先计划好的临床试验。
最开始的时候，契约型研究机构多半位于大学城里，因为那里有许多需要快速赚取现金的大学生会报名参加研究。唯一的问题在于，试验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学生数却不足。于是，契约型的研究机构便开始迁往城市的贫穷区域，这样就可以轻松吸引到收入低的居民，这就像是1950年代血液产业的作为。由于这类组织所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就是取得资料，因此契约型研究机构可以像其他公司那样，寻找更便宜的劳工来源，藉以降低成本。今天，契约型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城镇，吸引移民人口进入试验设施工作。监察长办公室指出，1990年至2001年间，在低收入地区进行的临床试验数量增加了16倍，并预测该数字到了2007年会再增加一倍。
最终的事实表明，监察长办公室的预估并不准确。反之，美国境内经营的契约型研究机构数量反倒减少了，这是因为监察长并未考虑到全球化因素的关系，像是资料搜集的工作可轻松外包给道德标准较宽松、经营成本较低廉、国民人均收入较低的海外国家。荷兰合作银行印度金融（Rabo India Finance）公司在2004年所作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把试验外包给印度，估计可让药物试验的整体费用降低40％。到了2005年，前十二大药物公司总计1200项临床试验当中，就有一半是在英国、俄罗斯、印度进行。
对于美国药物研发公司而言，这当然是很幸运的事情，这不只是因为在外国可节省成本，也是因为在外国从事药物试验，可解决美国职业小白鼠这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药物研发公司在患者很少接受保健医疗的区域设立实验室，那么差不多就能保证试验对象未受过治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印度没有能力让国民享有医疗照护，所以有大量人口可作为先前未接受治疗的自然人体，甚至还有人即使是罹患了重大疾病，都从未接受治疗。到了2010年，印度更因许多民众都未接受治疗，因而享受到每年20亿美元的丰硕回报。
在印度，“不仅研究成本低廉，而且也有技能高超的工作团队可进行试验”。《美国生物伦理学期刊》前执行编辑及美国环保署人体试验委员会现任主席西恩·菲尔普（Sean Philpott）如此表示。然而，志愿参与试验的人数剧增，所引发的问题与美国立法禁止对囚犯进行试验相类似。菲尔普说：“参与印度临床试验的个体往往没受过教育，支付100美元就可能算得上是不正当的诱惑了，那些人甚至有可能没意识到自己是被迫的。”
这种情况跟海啸难民安置区的居民在生活压力下卖肾是很类似的。在印度，参与临床试验的人，以及那些被肾脏掮客、代孕母亲之家及血液小偷所利用的人，都是属于同样的社会经济阶层。说也奇怪，这两种市场里的监督与胁迫行为都十分相似。由于印度药物管制总署（Indian Drug Control General，角色类似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的监督能力基本上不太好，因此制药公司就会想要规避道德规范，以期建立更好的数据库，而这种做法已经导致一些错误发生。
2004年，印度药物管制总署调查了两家位于班加罗尔（Bengaluru）的备受瞩目的生物科技新兴公司——山沙生物科技公司（Shantha Biotech）和百康生物科技公司（Biocon）。这两家公司违法进行关于基因改造的胰岛素临床试验，导致8名患者死亡。他们甚至没有让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更没有采取措施尽量降低患者面临的危险。
在另一起事件中，太阳制药公司（Sun Pharmaceuticals）更说服400名医生开来曲唑（Letrozole）这一乳癌用药，作为生育治疗之用。太阳制药公司希望复乳纳膜衣锭能获得作为他用的许可，以期让销售量增加一两倍。但该公司并未跟患者说明这一点，就要让患者参与实验使用该药物。
虽然那些妇女并未呈报有严重的副作用，但是该药物的确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
此外，那可能也不是唯一一次在孕妇或想怀孕的妇女身上试验癌症疗法。复乳纳膜衣锭进行试验的两年后，当时，我住在金奈正为《数字联机》（Wired News）报道一名新生儿的脸部严重畸形，是由名为“独眼畸形”的罕见遗传疾病所致。这种疾病会让左右脑接合在一起，在这个案例中，就导致了额头中央产生独眼。当时，我造访了替独眼新生儿接生的甘地（Kasturba Gandhi）医院，院方人员告诉我，这名母亲说自己已经努力试着怀孕好几年了，当地的生育诊所给了她一种不明药物。
之后，我获准阅读一份机密报告，院方管理部门写道，那位母亲很有可能服用了一种叫做环巴胺的实验性抗癌药物。在经过调查后，我也发现，环巴胺目前正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这个化合物衍生自北美玉米百合（North American Corn Lily），早就被美洲原住民利用为避孕及止痛用。不过在1950年代，美国的牧羊人却发现怀孕的母羊若长期食用玉米百合，就会生出独眼小羊。而进一步的玉米百合试验更显示，环巴胺这种化学物质会阻断脑部发展，前列腺癌的遗传路径。
基因生物科技（Genentech）和席洛斯（Cirus）这两家大型生物科技公司认为，精炼的环巴胺或许能够终止前列腺癌，不过也都否认在印度进行临床试验，并表示在孕妇身上使用环巴胺会有危险。但是，我却通过电话在孟买与德里找到了几家药物供货商，愿意卖环巴胺给我。在接下来几周的后续调查中，我只能找到少许有关独眼婴儿案的信息，不过这些调查已足以让大家开始担心数百英里外的复乳纳膜衣锭实验。
“第三世界的生命价值远低于欧洲，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涵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学史客座教授司里路帕·普拉萨（Srirupa Prasad）如此表示。
人类学家安·安葛丝（Ann S. Anagnost）曾写道，生物科技产业已经凭借自身力量，将血液转变成可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血液的交易方式类似黄金。中间人与掮客自行采集血液，卖给那些支付现金且不在乎血液取得方式的公司。安葛丝更写道，军队甚至扮演着居中协调的角色。
第九章 长生不老的承诺
在塞浦路斯的一家生育诊所里，英俊潇洒的胚胎学家考道洛斯（Koundouros）在空中挥着手，好像要擦掉我那些即将脱口而出的问题似的。他从事的是人类卵子行业，没错，但是生殖产业不光只是制造婴儿而已。抽烟抽到嗓音低沉的他，拿走了我的笔记本，开始潦草写下笔记。
“在这里，最有新闻价值的就是干细胞。不久之后，我就会开发出新的胚胎干细胞制造流程，不用卵子就能办到。”他将一根手指向天空，似乎没一刻停得下来，同时，他还说正在研发一种方法，要从其他组织中制造出胚胎干细胞。他说，有一天，这项研究将可规避美国禁止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规定。就是这项规定使科学家只能使用少许几种基因物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有这些基因物质不受布什总统禁止使用新株的新规定所限制。新物质的缺乏是临床医学进展的一大阻碍。一直到了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才终于撤销了禁令。不过这条研究之路似乎一直遭遇重重阻碍，比方说，联邦法院发布禁令，宗教活跃人士发起抗议活动等。
数十年来，胚胎干细胞研究一直是颇受争议的战场，有远见的科学家认为干细胞是极为有益的医学分支的根基，不过，宗教团体认为，胚胎研究会杀死潜在的人类生命，因而提出反对。因为至今为止，如果要培养出新的干细胞株，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摧毁胚胎。
然而，考道洛斯说，他的实验室以后将可以避开宗教人士的抗议。未来，根本不用摧毁卵子，而是从骨髓或皮肤组织中培养干细胞。他会运用基本上差不多的科学原理，以技术方法来解决棘手的政治争论。他语带兴奋地表示，科学家可以继续带领大家进入新的医学时代。或许在这样的医学进展之下，实验室就能够再生整个器官、修复受损的组织，还有可能让人永远不死。干细胞的潜力无穷。
他说话的同时，我的笔记本上就已经被画满了交叉的线条和圆圈，用以代表卵子、DNA链，以及被锁在人体内的那股无限的疗愈潜力。我耐着性子，抓住正确的时机点，才终于把笔记本从他手里拉回来，我找到一些空白处，写下我对这个主题的摘记。可是，我的笔不久就慢了下来，然后停笔。这不是他的错，只是我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比不上他热情。这种事情我以前听了不下数十次，干细胞或许是人类的未来，不过，医学上要有突破性的发展，途中遇到的难关可不光是法规而已。
我们停滞在科学创新的边缘已有长达数十年之久了。似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某位科学家预测，不久的将来人类会像蝾螈那样，失去的四肢能够再生。还有某杂志会吹嘘说，某实验室即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将有能力在生物反应器里培养出基因完美的新鲜器官，或者计算机技术有一天可以让人们把脑袋下载到硬盘上，继续以虚拟方式重现真实的自己。如果那样都行不通的话，也已经有公司提供低温冷冻人体的服务，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等待再生药物的出现，解决死亡问题。不过，比这些都重要的却是，社会大众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医界一再重申的各种干细胞治疗，以期为医药的未来铺路。
大家首次听到干细胞是在1963年，当时恩斯特·阿姆斯特朗·麦卡洛克（Ernest Armstrong McCulloch）与詹姆斯·提尔（James Till）这两位以多伦多为据点的细胞科学家，向大家证明了干细胞可转化成体内其他任何一种细胞。这类“复效性”的干细胞有可能是修复或替代受损人体组织的关键所在。到现在，我们已经耐心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希望终有一日能够将人体视为可再生的资源。有了干细胞与再生药物，我们终于有机会将内在的自我（亦即灵魂）以及使我们得以漫游世间的肉体给分离开来。我们再也不会困在一出生即拥有的肉体里。长生不老，伸手可及。
现今，我们会怀抱的科学可以带来灵丹妙药的信念，可能始于1928年。当时，苏格兰药理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有一间不太整洁的实验室，有一次，他去度长周末，恰巧把好几个装有普通细菌的皮氏培养皿留在实验室。等他回到实验室，才发现伺机而生的菌类已占领培养皿，杀死了普通细菌。他无意间发现了盘尼西林，这是现代医药的第一个大变革。不到几年的时间，医院病房就能够对抗那些在术后造成患者死亡的感染，腺鼠疫几乎完全灭绝，链球菌咽喉炎、结核病、梅毒再也无法置人于死地。多数人都不记得，过去，只要是喉咙痛，就表示一定会死亡。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抗生素有如神赐予的礼物，有如长生不老果。
人类社会的欢欣亦可拆解成数字表示：中世纪，人类的寿命很少超过25岁；到了20世纪，在美国出生的儿童预期可活到47岁左右；如今，出生的儿童应该可活到78岁。发现抗生素，加上安全的输血、公共卫生的改善、可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医院照护，使得发达国家的预期人均寿命增加了将近30岁之多。对此，著名的科普作家乔纳森·温纳（Jonathan Weiner）用以下这段话作结：“人类在20世纪所增加的……寿命，相当于人类从出现在地球上之后一直到20世纪前所增加的寿命总和。”
温纳在《延续生命》（Long for this World）一书中，也概要介绍了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这位鼓吹永生的未来学家。格雷认为，再生药物可以让人类寿命往前再跨一步，进而达到永生。格雷将死亡视为一种有待解决的疾病，当医学进步到所有疾病皆可治疗的时候，死亡就只会是没有保险的人会遇到的问题。
虽然格雷及其追随者是科学界的孤岛，不过，相信医学可治疗病痛，只不过是人性使然罢了。不过，在经历了将近100年的医学奇迹后，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人竟然无法再持续构思出更好的疗法来治疗疾病，这简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以前，人们向神祈祷，希望神能让自己更长命、更健康；现在，人们向科学家祈祷，希望科学家能针对那些致死的疾病，研发出新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