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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用的绳子你放哪儿了？”
“扔外面了？垃圾桶？好像也不是，我杀人后很害怕，后来又喝了酒，到现在头还是很痛，脑子一片糊涂，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我…我怎么会就这样把人勒死了，我…我根本没想杀死他的…”他痛苦地按住头，轻声啜泣着。
…
一名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官员暂停了投影上的视频，看了眼对面坐着的一干警察，随后面向所有人：“审讯监控很明显证明了，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存在诱供。”
那些警察各个脸上透着忐忑不安，面对人数比他们还多的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领导，仿佛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不知所措。
赵铁民咳嗽一声，道：“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大队长停顿几秒，鼓起勇气回答：“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算诱供，这是正常的审讯。”
“不算？”检察官鼻子哼了一声，看着手中材料，“你们审讯张超时，问他从正面还是从身后勒死嫌疑人，他说记不清，猜了个身后，你们让他再想想清楚，不就是暗示他死者是被人从正面勒死的？还有作案工具、犯罪时间等等细节，他交代时明明说记不清楚，为什么最后他的认罪书上写得这么清楚明白？还不是你们查了现场后，要他按照现场情况写下来的？”
大队长对这个质疑无言以对，张超被抓后，对杀人一事供认不讳，但一些细节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杀人后，在紧张恐慌的情况下，自然会对一些细节感到模糊，何况他后来又喝了酒。警方调查了现场后，张超也对调查结果没有表示异议，最后也是在完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写下认罪书。
当时录口供时，张超态度很好，供述细节上他自己记不清时，警方自然会根据现场情况对他进行提醒，所有审讯都是这么做的。谁曾想到他在杀人这件事上供认不讳，却在细节交代中耍花腔，故意说记不清了让警方提示他，等到庭审翻案后，检察院调取相关的审讯录像时，这审讯过程就成了警方无法辩驳的“诱供”。
他觉得张超从被捕那一刻，就给警方下了一个套。
检察官打量了一会儿这队沉默的警察，突然严肃地问：“你们说实话，张超被捕后，你们是否对他有过刑讯逼供？”
“没有，绝对没有！”大队长脱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体附和起来，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模棱两可。更何况，天地良心，他们真是冤枉，他们自问张超被捕后，认罪态度好，而且这案子性质上是一时冲动，情有可原，所以他们从未对他施加一些强迫审讯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调查结束后，他们就把张超送入看守所，还给了独立的单人监牢，后来虽说又提审过几次，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细节核实，可以说，张超从被抓进来到最后庭审的几个月里，从未受到过任何虐待。现在整个社会和上级机关都质疑他们刑讯逼供，真是百口莫辩。
检察官脸上透着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其他专案组成员，严肃地道：“对于具体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看，诱供这点是确凿的，程序上违规了。”
警察们无法辩驳，检察官打发他们先出去，由专门人员单独对话。
一队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丧地挪步离开，到门口时，大队长突然转身面向诸多领导，大声道：“我发誓我们没有对张超刑讯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们对质。我敢肯定张超绝对涉案，这是他故意设的局，就算现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开完这个专案组的初步交流会，组长赵铁民回到了办公室，看着面前一堆资料，包括张超来回北京的机票、机场登机记录、北京的住宿记录、监控录像的人像识别鉴定报告、他在北京与客户会面的多方口供，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张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段内，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犯罪时间。
张超坚称，他没有杀人，之所以会提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是因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阳。那套房子他和江阳都有钥匙。他敲了门，没人应，于是他自己掏钥匙开了门。进门后他就看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大箱子，打开发现了江阳的尸体。张超当时很害怕很紧张，他检查了房子，门锁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窗户也是关着的，只有他和江阳有钥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阳发生争吵，声称要把江阳赶走，就在两天前还打架惊动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对这样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他担心匆忙报警后，警察很可能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许多酒，结果脑子更是混乱，才头脑发昏想到直接去抛尸。
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他为什么前面要认罪？
赵铁民一开始也怀疑分局刑警迫于该案的社会影响压力，对张超采取了刑讯逼供，捏造了一开始口供中的犯罪事实，企图早点结案。可他初步了解情况后得知，不但下城区刑侦队全部矢口否认，甚至他派去看守所见张超的刑警打电话过来，说张超自己也承认警察没有刑讯逼供。
警察没有刑讯逼供，为什么他前面认罪最后翻供呢？
据张超的说法，那是因为他在公安局里受到一股无形的莫名的巨大压力。
气场压制，这就是他的答案。
这个答案会让大部分临终病人来不及交代后事，先走一步。幸亏赵铁民是个久经风雨的警察，不过他还是感到内心受到了伤害。
现在赵铁民的工作很不好做，专案组的初步工作当然是要查清当事警察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江阳被杀一案的真相，抓出真正的凶手。
要不然，真凶没抓到，江阳被害依然茫然无解，对社会通报当事警察没有刑讯逼供，公众会信没刑讯逼供嫌疑人全部认罪又翻供吗？上级会信吗？全国司法圈能交代得过去吗？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查清真相，抓获真凶。
第五章
“地铁运尸案的新闻闹得这么大，你们这几个月里应该注意过这新闻吧？”一名刑警问。
“注意到了啊。”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网上有嫌疑人被抓后的照片，包括他上电视接受采访的视频，很多聊天软件里还有他的表情包，这些你们都看到过吗？”
“看到过。”
“新闻里很详细地写着他是在3月1日晚上杀人，而你3月1日和他一起吃了晚饭，你和他在咖啡馆聊到很晚，你们看新闻的时候都没意识到这人案发时跟你们在一起，没有回杭市犯罪的时间吗？”
一人道：“我压根儿没想到新闻里的这人就是那天跟我吃饭的李律师啊。”
“对啊，我也没想到。”
“李律师？”刑警皱眉，“你说李律师？他明明叫张超。”
那人回忆起来：“前一天律所打我电话，说有位李律师会来北京出差，顺道和我见面，详细聊聊。第二天他到北京后打了我电话约吃饭，见面后他没给我名片，我也就一直称呼他李律师，他也没说不是，我就一直当他姓李。你们跟我联系后，我才知道他姓张，不姓李。”
“他有骗你说他姓李吗？”
那人想了想回答：“他自己没说过，可我一直以为他姓李。”
一旁负责记录的刑警详细地把这个细节写了下来。
“我也是同样，律所前一天打我电话说会过来一位李律师。那时我已经委托了杭市另一家律所来处理我的案子，就推脱不见了。对方好像很想做成这单生意，很热情地要跟我见面细聊，说单纯聊聊情况，不收任何咨询费，我也就答应了。可后来聊到最后，他却跟我说这案子还是走协商渠道为好，或者建议我找其他律所，他不接了，这搞什么啊。”
“我也是，我们一起吃饭，还是他抢着埋的单，他最后也说案子太小，不值得打官司，不接了。本来我这案子就不大，他一开始就知道，还很热情地来找我，结果聊完又不接了，我说再加几千块律师费，帮我打赢这案子，他还是拒绝，实在是莫名其妙。”
刑警又问：“新闻上有张超被捕后的照片，还有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画面，你们既然都看过，为什么接下去几个月里都没注意到，新闻上的嫌疑人就是和你们见面的律师？”
“怎么会想到是他啊，新闻上的那人很邋遢，看着像个乞丐，电视采访的我也看了，剃了光头，穿着囚服马甲，神态也和当初见面的律师完全不一样。那个律师来找我时，穿着很有档次呢，围着红围巾，戴着一副银框的高档眼镜，头发梳得很直，手上戴着名牌表，还有个名牌皮包，说话给人感觉很不一般。”
“他那副眼镜还是个奢侈品牌，我特别有印象。”另一人补充说。
“他被抓的照片上没戴眼镜，采访时也没眼镜，发型也变了，整个人神态气质更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你们来问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新闻那人就是跟我一起吃饭的律师。”
“对啊，这就跟我老婆一样，早上醒来和化完妆完全是两个人，除了我，她妈都快认不出她了。我也是你们来找我，我看着照片仔细回忆，才觉得有几分像，之前我哪会想到全国大新闻里的杀人犯，杀人时却在跟我喝咖啡。这感觉棒极了。”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李律师。”张超戴着向看守所申请带进来的树脂眼镜，理直气壮地看着刑审员，“我可以和两位客户当面对质。”
“可他们一直叫你李律师，你没有纠正。”
“这有什么好纠正的？他们搞错了而已，前一天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当时说安排我律所另一位姓李的律师去趟北京跟客户见面，后来想起来宁波一位当事人的案子约了第二天，那案子本就是李律师负责的，我就让李律师去宁波，我去北京了。”
刑审员质疑道：“你一个在杭市圈子里已经算是有些知名度的刑辩律师，而北京的两个客户都是很小的合同纠纷，为此，你这大律师的时间和飞机票都不划算吧？”
“当然，我去北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见两个小客户。在那之前呢，我太太好多次提到想吃正宗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星期天刚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所以一想到北京，我就一时兴起，专门跑一趟，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咯，第二天我也是先回了趟家，把烤鸭放冰箱里，后来才去江阳的住所，这点你们可以向我太太核实。既然到了北京，那么就顺便和两个客户见个面吧。虽然两个客户案子不大，一个案子顶多一两万吧，但再小的钱也是钱，我律所规模不大，包括我在内，一共三个律师两个实习助理，可我毕竟要养活这几个人。反正去趟北京买烤鸭，抽点时间出来见下客户，多个几万块也好。你们肯定也知道，大牌律所也不会拒绝小案子的，我这个小律所对待业务自然多多益善了。”
刑审员看着他一副笑眯眯的对答表情，不由大怒，突然猛一拍桌子，大喝：“不要油腔滑调，你当这里什么地方！”
张超做了个吃惊的表情，拍着胸口连声道：“吓死我了。”
可看得出，他一点都没被吓到，刑审员咬了咬牙，瞪着他，咄咄逼人问：“你为了买个烤鸭专门坐飞机跑到北京，为什么不网上买，你这个理由能说服我们吗！”
他看着刑审员好一阵，突然笑了起来：“能否说服你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本就不同的嘛。国外富豪专门出资赞助宇航局，拿块月球上的石头，送给女朋友，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不花几百块钱买块陨石送人啊，还附带鉴定证书呢。我收入还算过得去，来回飞机票没什么，专程坐飞机买个烤鸭，这是一种情怀，网购嘛，呵呵，完全不是同一类的好吧。”
他略带笑意地望着对方，刑审员被他看得发窘，仿佛联想到自己在淘宝上比较来比较去，花了一晚上挑件衣服省下几块钱，而杭市大厦里一位富人随便刷卡几万块买了件同样的衣服，自己还凑上去问：“你为什么不买淘宝同款，只要一百块啊。富人哈哈一笑，孩子，有些世界你不懂。”
刑审员咳嗽一声，强自恢复了气势：“你说你对待业务多多益善，为什么后来北京两个客户的案子，你都拒绝了？”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其他律所的朋友，看看是否案子只要给钱就会接。这两个案子都是合同纠纷，标的都不大，却很繁琐，而且当事人签的合同对他本人不利，他们对打赢官司的要求和我的理解存在很大不同。一两万的案子，各种成本不少，最后能否达到客户想要的胜诉不好说，所以我自然推掉了。”
刑审员忍气瞪着他，却对他的各种解释没法反驳。
“那时冰箱里确实有个烤鸭。”张超太太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很坦然。
“你不知道这是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吗？”警察问。
“包装袋上有写，可是，全聚德的烤鸭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这是他坐飞机专程跑去北京买的吗？”
“我哪里想到这是他去北京买的，还以为他在网上订的。那天下午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丈夫杀人被捕了，我马上赶去了公安局，后来几天都在各种奔波。你说，都什么时候了，我关心活人还来不及，哪有心思管一只该死的烤鸭从哪儿飞来的？”张超太太透着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