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光一本正经地说:“少一条也不行,那我就会去找你的。”

  二人调笑了一阵,周蓉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追问他独自在家的日子里究竟打算怎么过。

  晓光说他也会很忙,他要帮秉义夫妇将新房子装修好,让他们一回国就能住进去。

  周蓉感动地说:“你呀,真是天生操心的命,成了我们周家人的公仆,谁家有什么事都主动上。”

  晓光说:“这话也太见外了吧?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啊。别看咱们回我老家去,东一户姓蔡的,西一户姓蔡的,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邀,那只不过都是姓蔡而已,没什么真感情。他们的父辈也许跟我父亲有真感情,到了我这一辈,关系出五服好远了。看起来他们好像对我很亲,那是因为春节期间,人对人亲点儿图个喜庆吉祥。哪天我死了,消息传回去,他们路上遇到时互相说:‘知道了吗,蔡晓光死了。’‘昨儿知道的,你这是要哪儿去?’他们能这么提到我就不错了。可我的死对你和你的亲人将会不同,你们会悲伤很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你们会经常怀念我。所以,我要多为你的亲人做好事、实事,让你们不想我都不可能,因为你们总会互相提到我。”

  “别胡说了!”

  晓光是半开玩笑说的,周蓉却听得鼻子酸了。

  “不许再开这种玩笑,我强烈要求你陪我活到一百岁!”

  她捧住他的脸,给了他又长又深的一阵吻。

  要说周蓉和蔡晓光,也真算是在夫妻之爱方面修成了正果。他们都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地地道道的老夫老妻。可在家里,周蓉给予他的爱往往仍是那么火热,那么撩人,常常让他春心荡潦,幸福得不亦乐乎。

  蔡晓光说到做到,周秉义两口子回国的第三天,就开始到处看家具买家具,觉得如果不赶在春节前搬入新居,那也太对不住蔡晓光付出的辛劳了。

  作为兄长的周秉义,婚后第一次在大年三十儿,在自己崭新宽敞的家里接待妹妹、妹夫和弟弟一家三口,这让他同样有种修成正果的感觉。

  冬梅除了视丈夫的亲人为亲人,再无本家族的亲人。退休后,她爱热闹,对丈夫亲人们的到来特别欢迎,特别高兴。她第一次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五位亲人,而且是在极满意的新居里,她甚至显得有点儿亢奋,话多了,笑多了。

  事先说好,亲人们都要在秉义家过夜。聊啊,做饭啊,看电视啊,都很从容。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不慌不忙。往年聚在光字片秉昆那破家里时,他们往往一边聊天,一边心里都急着吃完年夜饭赶快走人。

  晓光说:“没法不急着走啊,在秉昆那儿上厕所太不方便,得走出家门到胡同口去。如果那冰窖似的厕所里有人,就得一边挨冻一边等。”

  周蓉说:“我每次都尽量憋着,怕脚下一滑掉厕所里!”

  冬梅说:“秉昆那儿太冷,坐时间长了冻手冻脚的。”

  周蓉问郑娟:“弟妹,第一次在家里洗澡、上厕所,什么感觉啊?”

  郑娟说:“幸福呗,神仙过的日子。我家热水器是接煤气管上的,水可冲啦!”

  大家看着她十分幸福的样子,便都笑了。

  周秉昆却在阳台上。阳台上堆着不少年货,他逐箱逐盒地看着,选着。

  冬梅说:“秉昆,明天带走什么都行啊。”

  秉义说:“没想到退休了,送年货的反倒多了。以前他们也不知往哪儿送,这下都有准地方送了。对了,龚维则还送了一箱鞭炮礼花,我这儿是禁放区,你带走。”

  秉昆说:“初三我那几个朋友要在我家聚,我们新区随便放,那我整箱端走了。”

  晓光说:“给我送礼的一年比一年少,就你姐学校还象征性地给她送了点儿东西,你以后别指望我们能提供什么了啊!”

  大家又都笑了。

  郑娟把秉昆拽进屋来与大家说话。他问起了龚维则的近况,因为听到了关于龚维则的一些负面传言。

  周秉义说,龚维则是在区公安局副局长位置上退的,因为是常务副局长,组织上给了他礼遇,可享受正处级退休干部待遇,也算是一种安慰。其实正副处级干部退休后待遇上根本没多少不同,仅工资上有点儿差别。龚维则本人因为退休前没能再被提拔一次,很是闹了一顿情绪。他能量挺大,在几家私企同时兼职,估计灰色收入不少。他还在警校挂了个“特聘高级教员”头衔,这使他有时可以继续穿一穿警服。总之,他仍活得又忙又生动。

  秉昆说:“哥,你以后要与他保持距离。”

  秉义问:“你听到什么关于他的闲话了?”

  秉昆说:“你记住我的提醒就是了。”

  由于和龚宾的关系,他不愿将自己听到的传言讲出来。

  晓光说:“我也听到了一些对于他的非议,秉昆的话你确实得认真对待。”

  秉义说:“我不是一点儿没听说,可他到处说,他和我关系好到不分彼此。我有什么办法?既不好当面严肃地要求他以后别乱说,也不好在报上网上发布声明说不是那么回事。你们都放心,我会渐渐和他疏远的。”

  晓光说:“他在网上发了三篇博文,回忆早年与周家每一个人的亲密关系,点击量很高。”

  周蓉说:“我也看了,文章写得不错,那份感情肯定也是真的,并且基本上还都是事实。他那人比较重感情,对咱们周家的人一直很友善,我认为这一点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更不该否认。”

  周聪说:“我们报社的一些人也从网上看了,都说是挺好的文章,春节后准备连续转载。”

  秉义说:“替我给你们主编捎个话,就说我不同意。”

  冬梅说:“那不好吧?传到人家耳朵里,你以后还怎么面对人家?你现在是在民间口碑很好的干部,要说他有点儿什么企图,无非就是想沾你点儿好口碑的光。你都退休了,为什么送年货的人反倒更多了?无非是冲着你在民间的好口碑嘛!一位在职的干部说自己与一位退休的好干部关系很好,无非都想证明自己也是好人,也是好干部。这属于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也证明他们还有向好的心,你别太疑神疑鬼的。秉昆和晓光的话应当重视,但要讲究方式方法,千万别把自己搞得太没人情味儿,那就很不可爱了。”

  包括秉义在内,大家都频频点头,表示赞成冬梅的话。

  忽然,大家的手机都响了,一看手机,是周玥发来的春节祝福短信。每个人收到的短信话都不一样,除了周蓉,一个接一个念给别人听。发给晓光的话最多,还附有一首诗。晓光读出来,面呈得意之色。

  秉义问周蓉:“你也念给大家听听嘛!”

  周蓉说:“不想。”

  晓光从她手中夺去手机,替她念给大家听。周玥发给母亲的短信最短,三句话是——“亲爱的妈妈,我好想你!祝你和老爸春节快乐,恩爱倍增!期待着妈妈的宽恕!”

  亲人们一时默然。

  周蓉站起来,要往阳台走。

  秉义说:“周蓉,你别离开,听我说完话。从今年开始,我希望每年三十儿都聚在我这里,一个也不能少,包括周玥。”

  周蓉背对着大家说:“晓光,替我把哥的话发给周玥。”

  大家正看着晓光发短信,秉昆的手机又响了。他等晓光发完短信,看着自己手机说:“是光明发来的,他祝福咱们。”

  屋里一阵肃静。

  晓光说:“怎么祝福的?你倒是念呀。”

  “一时善,一时佛;一事善,一事佛;一日善,一日佛;日日善,人皆佛。善善相报,佛光普照,我佛保佑亲人们岁岁平安。萤心。”

  屋里又是一阵肃静。

  周秉义低声说:“估计全中国也没多少人在三十儿晚上,居然能收到一位佛门弟子的祝福。”

  周蓉说:“手机普及得真快,连佛门弟子也会发短信了。秉昆,他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啊?”

  晓光说:“一次我上山去看他,告诉他的。”

  周蓉说:“你那么爱去北普陀,干脆哪一天也剃度算了。”

  晓光说:“我对红尘倒是不怎么留恋,可就是舍不下老婆嘛!”

  大家再次笑了。

  周蓉红着脸打了丈夫一下。

  周聪忽然嘘了一声,大家又都肃静。这才发现独缺了郑娟,卫生间隐隐约约传来了哭声。

  周聪说:“我妈拿着毛巾进去的。”

  周蓉说:“肯定在洗澡,秉昆你别愣着了,快去看看呀!”

  郑娟果然在洗澡。洗澡这种享受,对她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她洗着洗着,忽然想楠楠了,蹲在卫生间哭了。

  秉昆替她擦干身子,帮她穿好衣服,扶她走到客厅。她刚坐下,他替她擦脚。

  郑娟说:“别擦脚,这是哥哥嫂子家的洗澡巾。”

  冬梅说:“洗澡巾当然可以擦脚。”

  秉昆一声不吭,捧住她的脚继续擦。

  周蓉说:“嫂子,快,吹风机。”

  冬梅赶紧起身,找来了吹风机。

  周聪就近插上电源,周蓉替郑娟吹起头发来。

  晓光看着说:“弟妹,你多大的谱呀,这可得拍下来。”

  说罢,他便用手机拍。

  郑娟就笑了,扭转身不让他拍。

  她承认自己想楠楠了。

  晓光拿起秉昆的手机,将光明发来的短信读给她听。他说楠楠在一时、一事、一日三点上早已成佛,可以称作“三级佛”。当妈的想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成佛的儿子,不必特别伤心。

  郑娟说她同时也想她妈了,自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妈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着,怎么能不伤心啊!

  她又要哭。

  蔡晓光反应多快呀,多会劝人呀!

  他说:“弟妹,光明的话你得信吧?按光明的说法,你妈更了不得啦!她的善可不是一时、一事、一日、一年的事,没她就没你,也没有光明的出息,也没了秉昆和你结为恩爱夫妻的缘分。”

  周聪说:“也没我了。”

  晓光说:“就是!所以,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佛祖多看得起咱们,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

  秉昆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对我讲过,她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爱护吗?”

  郑娟终于说:“行,我不伤心啦。”

  秉义却起身默默走开了。

  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

  秉义进了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哭开了。

  冬梅问:“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秉义说,他也想自己的父母了。

  冬梅说:“郑娟想她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个三十儿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秉义说:“你的父母与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

  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我……”

  她也赌气往床边一坐,掉起眼泪来。

  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

  而晓光在客厅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我下厨了啊!”

  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

  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知识、学历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玥,周家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无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他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

  在他们中,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秉昆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玥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〇后”。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

  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蓉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她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

  否则,就没有所谓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玥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

  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蓉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蓉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玥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怨怼,甚至早“散伙”了。

  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百姓做好事、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地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疮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秉义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三十儿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亲人们召集到自己家里来。即使召集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带给他们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很压抑。

  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

  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

  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于困厄,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这些亲人之中,周蓉、蔡晓光和周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秉昆、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狱的那十二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曲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昆。

  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一比三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玥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她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舅妈,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

  周秉昆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

  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肖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

  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地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己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A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

  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字片为穷人盖起一幢幢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六十时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会特别欣慰。

  晚上七点半左右,当周家的亲人们开始吃年夜饭时,他们的手机又先后以各种声音响了起来。除了郑娟没手机,其他六人都有手机,周秉昆的手机是过时的二手货。

  有人拨打他们的手机拜年,也有人发短信拜年,摆在桌上的六部手机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他们便都有点儿像早年电话局的接线员了。八点钟央视“春晚”开始,七点半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时段。拜年太早了像完成任务,太晚了似乎缺少诚意,只有亲人之间才没有这个讲究。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吃饭时都将手机摆在了桌上。自己该发的拜年短信,各自赶在开饭前发过了。周蓉和晓光、秉义和冬梅两对夫妻退休后都主动在社交圈边缘化,没发几条短信。

  六个亲人中周蓉收到的短信最多,群发短信最少。群发短信是她民办中学的同事发来的,那类短信她一概不回,看一眼就删。多数短信是她教过的学生们发来的,她都认真对待,先用纸笔写好才照着回复。

  周秉义收到的短信数量比周蓉少了三分之二,除了一条老干部局的群发慰问短信,他没收到第二条群发短信。发给他的短信中,“尊敬的”三个字频频出现。他已不在领导岗位,给他拜年并以“尊敬的”相称的人,便不再冲着他的权力而是对他的良好印象了。他内心清楚,看时也面有喜色。

  周聪收到的短信也比较多。记者交际面广,手机玩得顺溜,边看边回。有的短信还让他笑逐颜开,常常是段子式短信。

  相对而言,蔡晓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昆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几位老友发给他的,也不是什么拜年话,只不过都问他初三的聚会定下了没有。当晚,他们三人吃饭最消停。

  这年春节期间,除了四千多万城乡绝对贫困人家,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鸡鸭鱼肉已很寻常。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子管够吃”,也绝不是异想天开了。春节后大事照例是“两会”,节前报上网上登出了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反腐和扶贫仍是重点。

  不夸张地说,除了天生的吃货,不少中国人鸡鸭鱼肉己吃够了。在老电影中,资本家和地主老财家过大年时,饭桌上也不过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给特写,渲染他们生活的奢侈腐化。二〇一三年,中国人吃的意识已发生了新变,口福的标准变了。人们常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里游的,吃水里游的不如吃天上飞的。

  鸡鸭鱼肉,大多数人都会吃腻,何况除了周聪,当晚在场的人都已不再年轻,饭量有限。周聪成天跑会,不但拿车马费,还到处白吃,肠子里的油脂也挺厚的了,小肚脯往前凸着。冬梅很实际,考虑到了,准备的并不多,求精而已。虽然都被收发短信干扰,“春晚”开始时,基本上还是吃了个一干二净。

  秉义说:“做少了吧?谁没吃饱吱声啊,还有现成的,热起来方便。”

  大家都说饱了。

  周蓉说:“这样才好,不剩。”

  冬梅说:“剩了我俩也不嫌,想想从前,哪儿舍得扔。”

  秉义取笑侄子,告诫他可别往大腹便便发展。

  秉昆说:“当年我们年轻时,谁想胖起来都难。”

  周聪不好意思地说,有时一天跑几处会,往往两场会在同一地点。楼下拿一份车马费,听一会儿,上楼去再拿一份车马费,再听一会儿。吃饭时两边看看,哪边丰富哪边吃,吃来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给吃粗了。

  周蓉问,那你报道任务不是很重吗?写得过来吗?

  周聪说又不是专访,不需要自己写稿,人家开会单位预先写好了通稿,稍微改改发了就行。

  周蓉又问,现在的记者都这么当?

  周聪说如果想这么当,这么混着当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也不是所有报社的记者都跑得欢,行业太窄发行量太小的报社,记者就被冷落。他们报是全市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请报道的会议和活动多,每月的车马费不少于工资。

  郑娟说:“你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永远感谢你大伯。”

  周聪说:“我是以实际行动感谢。在报社,我写的专访和通讯最多,都够出一本书了。我要争取早日获得中国新闻奖,向我大伯献礼!”

  长辈们便都赞许地点头。

  秉义说:“我当省文化厅副厅长时,你们主编还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你替我代问好,转告他,就说我希望他把网站办好,两条腿走路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必须重视。”

  周聪说,领导有意安排他到网站去当个面向青年的栏目主编。

  长辈们都欣然支持。

  周聪说:“我三十大几了,和当下的小青年有挺深的代沟了,怕辜负了领导信任。”

  长辈们又都笑了。

  周蓉关心地询问起了他的个人问题。

  他说:“有一个了,是同事,可我爸坚决反对。”

  周聪与那位“君子兰公主”又和好了。

  秉昆就把自己与她的那次冲突讲了一遍。

  大家听得又笑起来。

  周蓉问郑娟:“弟妹,你什么态度呢?”

  郑娟说:“他没带回家来让我见见呀。不过只要他俩合得来,我不反对,什么样的儿媳妇我都能处好,我可盼着抱上孙子孙女了。”

  周聪说:“我也不敢往家领啊!”

  晓光认真地说:“形象!关键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妈、你姑、你婶,当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儿摆着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们都是幸运又幸福的男人。你的形象不错,个儿有个儿,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撇开个人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论,周家的第四代人形象如何,责任也全在你身上了。”

  周聪说:“这我可压力太大了!她性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