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胡说！”他光火起来，硬是把她盖的被子掀到一边去。
她居然穿着衬衣和衬裤，那是他们成为夫妻后从没有过的事。
她仰望着他，抗议说：“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你高兴了，为了更高兴要我；伤心了，为了要得到安慰要我；烦恼了，为了去除烦恼要我；生气了，为了消气要我。总之，不管我的心情怎么样，你想要，我就得给，还得百依百顺，温温柔柔地给。我不是说我不愿意那样，每次我也愿意的。如果反过来行吗？多少次我想要的时候，你不是都装作没看出来的样子吗？”
他更加光火了，任她说她的，粗暴地脱她的衬衣。她不配合，衬衣扣子一颗颗掉下。她停止反抗，头在枕上一歪，侧脸说：“随你便吧。”
他终于兴味索然，翻到一旁去了。
他不明白她究竟怎么了，认为是吴倩和于虹把她教唆坏了。
天亮时，他听到了她的哭声，还想趁机钻入她被窝，她却又用身子压住被边。
他也抗议说：“你哭个什么劲儿啊，我也没欺负过你哩！”
她说：“和你无关，我想咱爸了。要不是咱爸勤快，做了那么多煤球，这个冬天咱们就受冻吧！”
说罢，她以被蒙头，哭得更伤心了。
他懒得哄她，也想起父亲来。
他想自己的父亲真是太有福气了，一辈子受用足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也可以说是带着那份光荣离开这个世界的——他那些活着的工人弟兄们却没那么幸运了。德宝他爸的死险些造成了德宝和春燕的离婚。国庆他爸死得那么惨，也造成了国庆对姐姐和妻子的猜疑。赶超说，他父亲同样保存着不少单位没钱可报的医药费报销单呢！春燕、吴倩、于虹她们父亲的单位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无论朋友们的小家还是大家，似乎总有不愉快的事，欢乐就更别指望了。推而广之，他想到了民间常用的一个字——坎。
对于工人们来说，这个坎才分明刚刚现出雏形——它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到底会持续多久？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这些问题一直纠缠着秉昆，不知道去问谁。知道问了也白问，没人回答得了。
接着，他想到了进步的两句话：
“不祥的感觉……”
“更不祥了……”
除了向阳和吕川，现有的朋友们都是做了丈夫成了父亲的工人，他们的妻子也是。朋友们的命运接下来会有多糟呢？
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朋友们都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自己居然能活得幸福自在。
世上曾有这样的人吗？
纵然有，那也绝不会是他周秉昆啊！
他做不到！
何况，他认为如果工人们的人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自己的境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依他想来，到了那一天，“和顺楼”倘若照样聚集着一些靠打白条胡吃海喝的工厂头头脑脑，工人们不把“和顺楼”砸了才怪呢！
对于“和顺楼”和杂志社来说，白条只不过是一些白纸条，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他这个副经理也就当到头了。
他又将何去何从呢？
他不由得侧身看着以被蒙头的妻子。她已经不哭了，背对他侧着身。
他想向她承认，以前他要她乃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单纯欢乐的需要——不论他高兴或伤心时，烦恼或生气时，他对她的身体的渴求都仅仅是对单纯欢乐的渴求。那种欢乐能够成倍增加他生活的喜乐，提升他生活的品质，也能够像“敌杀死”灭蟑螂、臭虫一样彻底消除他的不良情绪。是的，她的身体对他具有那种灵丹妙药般的奇效。
现在，确切地说是自一九八七年下半年以来，他活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工人下岗和物价上涨两件事让大家人心惶惶，也让他越来越精神紧张。第一件事目前对他只是间接的负面影响，但他觉得迟早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头上。物价上涨已影响到每一个城里人——儿子的学费书本费，还有蔬菜和肉的价格都已经翻了一倍，可他这个副经理的工资仍然是每月七十多元，参照的是老编辑们的平均工资。这七十多元，扣除每月的水电费、两个儿子的学费以及买粮买菜的钱，所剩无几。全家五口人中，除了他自己可以报销医药费，另外四口人一旦生了病，打针吃药每分钱都需要自掏腰包。父亲在时，他还没怎么有过经济危机感，那时父亲每月的退休金挺管用的。父亲带走的不仅是他的光荣，还有他的退休金。在城市里，每一位退休了的老父亲对家庭都十分重要，即使像国庆那样一位病病恹恹的父亲。一旦没有了他们的退休金，每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将降低。
他有这种切身感受，德宝也有同感——他母亲身体不好，他父亲在时，一半退休金全用在为他母亲买药方面。德宝父亲抱怨药价贵了时，德宝没什么感觉，左耳听右耳出，基本上不过心，因为不花他的钱。他父亲死后，他不得不花自己的钱了，花了还不敢对春燕说，怕她不高兴。德宝的小金库越来越入不敷出，还向秉昆借过钱。
国庆肯定也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压力，以前他父亲为他负担着一半房租，以后他再也指望不上那种经济援助了。
郑娟不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近一两年这个家的经济支出情况是这样的——秉昆每月领到工资后，先把该买的都买了，水电费都交了，连两个儿子和母亲的零花钱也都给了；剩下的钱，除了自己身上平日需带几元，分三次往带小锁的抽屉里放，隔十日放一次。钱不多，小锁几乎从没锁过。郑娟想为家里买什么的话，拉开抽屉里边总是有钱的。郑娟所要买的无非就是蔬菜，她也抱怨过菜价涨得太离谱，却没什么危机感，仅仅是抱怨而已。抱怨过了就不去想了，下次再买菜后再抱怨一次而已。
也许因为她以前的生活毫无亮点吧，除了对物价有所抱怨，在她看来目前的生活简直处处是亮点：两个儿子健康成长，学习都挺省心；楠楠与秉昆的关系日渐亲密；婆婆更加黏着她……
每次拉开抽屉，见里边还有钱，哪怕仅仅几元钱，有时甚至会欢喜地说：“还有好几元钱啊！”
掐指算算，假如已是第一个十天的最后一天，便仿佛是在过富裕日子似的。
她甚至会郑重且愉快地告诉秉昆：“上一个十天，咱家好几元钱没花完！”
听来好像是在说：“咱家好有钱啊，怎么花不完呢！”
这时，秉昆便苦笑道：“是你会过呗，下一个十天我少往里放几元？”
她居然会特有成就感地说：“行！存你那儿。”
就连家里出现了支撑危房的五根红色钢管，在她看来也无疑是亮点。
她曾欣赏地看着，围着一根根钢管转，情不自禁地说：“真漂亮啊！”
秉昆想起春燕告诉过他，一些男女街坊背后说她“有点儿二”。
他甚至觉得，对婚后生活的知足常乐，让妻子比结婚前更“二”了——不，也不是这样，实际上秉昆认为她结婚前一点儿也不“二”。
郑娟一直保持妩媚之美，体态丰润且不失窈窕。她生了第二个儿子之后像吹了气似的胖过两年多，如今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好身段。这样一个女人居然成了他的老婆，整天高高兴兴地和他生活在一起。在太平胡同那个小土窝里她心安意定，搬入一幢小苏联房她欢天喜地，从那儿搬到地下室她仿佛也没什么，总之是忙前忙后特来劲儿。他损失了一千六百元也没埋怨过，只说了一句极想得开的话“就当成花钱做了一场美梦吧，做过那么一场美梦挺好的”。从地下室搬到了光字片，她照样搬得乐呵呵，房顶被积雪压塌了，她却说：“老天爷真瞧得起咱们，整个光字片只压塌了咱家的房顶！”屋里多了五根红色钢管，她还挺喜欢，也不问问花了多少钱……是的，这女人只要还是他老婆，只要还和他生活在一起，她就会高高兴兴地热爱着生活，高高兴兴地以她的标准做他的好老婆、周家的好儿媳、两个儿子的好母亲。
秉昆经常因为有她这样一个老婆而感激命运之神的恩赐，甚至也有几分感激“棉猴”和瘸子，对涂志强也产生过不无敬畏的迷信心理——好像他们都是按冥冥之中神明的指示做他们该做的事，促使郑娟有些故事色彩地成为他老婆。至于那故事的某些部分她不情愿接受，他也极其排斥，都不重要了，神明喜欢那样的安排。神明让一个人的命运有怎样的安排，人自然无可奈何，只能顺从。重要的是结果，结果是郑娟成了他老婆。就冲这结果，他必须感激神明，也该感激“棉猴”、瘸子和涂志强……
周秉昆的确这么想过，他知道迷信的想法不可取，却又希望自己那迷信的想法并不荒诞，而是不可向外人道出的一种真相。
有时，他也会很困惑：为什么自己的老婆这么“二”呢？朋友们的老婆非但不“二”，还各有各的精明。春燕的精明体现在善于走上层路线方面，体现在对政治好处含而不露热度不减的向往，还体现在对单位的经营管理。于虹的精明体现在当家做主过日子方面，不论交水电费还是买乐西，谁想占她一分钱便宜门儿都没有！赶超想有自己的小金库，他多次周密计划煞费苦心，都被她的精明给彻底摧毁了。她不温不火，持之以恒稳操胜券地与赶超进行着两口子之间的经济阵地拉锯战，始终让阵地牢牢固守在自己手中。吴倩的精明体现在良好的亲戚关系与民间社交方面，凡与她家或国庆家沾点儿亲戚关系的人，只要是以后也许会求到的人，哪怕父母们早已与对方断绝了来往，她也能想方设法重新联络上，并让关系一天天亲近起来。贩夫走卒，各色人等，没有她想要认识而认识不上的。国庆能调到军工厂去，那也是由她出面找常进步，多次找进步的爸爸，最终没花一分钱办成的。
自己的老婆郑娟有什么精明之处吗？
多少次他在被窝里侧身看着她熟睡的脸自问，每次自己给出的回答都是同一个字——无。
没有也罢，不“二”就行，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挺“二”的。
如果她不“二”，自己会更爱她吗？他们的小日子会比现在强吗？
他每次都难以做出肯定性回答的。
昨晚，她匪夷所思地使起小性子来，这是少有的事。他虽大为光火，今天早晨却原谅了她。
他也不打算哄她高兴，他自己还没高兴起来呢！他相信，她经过反省之后是会主动投怀送抱的。
一九八八年正月初四早上，在亲历了好友肖国庆父亲之死全过程后，“和顺楼”明摆着当不长的副经理周秉昆，对他的爱妻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新要求——也许说是需求更恰当。
他希望能从她身上获得到的不再仅仅是肉体和精神的欢乐，更希望从她的身体里边获得安全感，获得抵挡某种恐慌的生命能量。
他如同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孩子，被困在汽车残骸里，耳边听到了剑齿恐龙庞大的蹄足一步步踏过来所发出的地面颤抖的声响。
他恐惧那种威胁的迫近。
从本质上讲，他比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人更善良，也更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却不如他们三个坚韧。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样的哥哥和姐姐，也没有他那样一直享受着工人阶级的光荣感的父亲。他们在精神上毫无依靠，自己怎样他们的人生便会怎样。他在精神上却曾经是个襁褓儿，先是以父亲为精神支柱，后是以哥哥姐姐为精神支柱。很长一个时期，他曾靠这样的一种想法来生活——无论我生活得怎样，但我有一位光荣的父亲，还有特有出息的哥哥姐姐！
如今，父亲不在了。
如今，有大学文凭的人多起来了。有些人的兄弟姐妹在读博士，自己哥哥姐姐头顶的光环已不再那么耀眼。哥哥姐姐除了在他经济拮据时能给点儿帮助，其实对他的人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了。
那绝对不仅是想象中的，比他的想象庞大百千万倍的“恐龙”已在城市到处出现，畅行无阻。它们似乎可隐形，也似乎可分身，不但让所谓工人们闻风丧胆，也让绝大多数城里人惶惶不可终日。
不仅他恐惧，德宝、国庆、赶超和他们的老婆也恐惧。连进步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都表示过忧虑，只不过大家相聚时尽量不说罢了。
在他所熟识的人当中，只有夜夜与他同床共枕的老婆这个奇特女人似乎并未心存恐惧，依旧整日乐呵呵的。
他不愿对她说自己的恐惧。有时，他真想整个人都进入她的身体里，蜷缩在一个温暖的极其安全的母体中，哪怕像睡上一长觉似的，仅仅与世隔绝一个时期也好。
下午，周蓉把母亲送回来了。她一再向弟弟和弟妹解释，不是自己不想留母亲在她那里多住些日子，而是母亲一听晓光说这边房顶修好了，非回来不可。
婆媳二人一见，亲得让秉昆和周蓉吃惊。
周蓉不无惭愧地说：“如果这时候来了查户口的，我说我是咱妈的女儿，估计人家还不一定信呢。”
秉昆苦笑道：“大概还会以为我是咱家的女婿，真是邪了门儿了。”
郑娟牵着婆婆的手，在五根红柱子之间穿来穿去，详细地向婆婆讲述施工过程。
母亲说：“好看，好看，我儿媳妇设计得真好！”
秉昆说：“不是她设计的。”
郑娟说：“那也是经过我批准的。”
母亲说：“娟儿你批准得对，谁最后批准的功劳当然归谁！”
郑娟说：“我听别人讲天安门前边也有几根石柱，叫华表。妈，你觉得咱家这五根红钢管照华表那样再装饰点什么，好不好？要不看着太光秃了。”
母亲就说：“对，对，我儿媳妇就是有好想法！”她转身命令儿女，“想法好那也得落实好，你俩记着把娟儿的好想法尽早落实了！”
她说完，不再理儿子和女儿，与郑娟手牵手走到了炕边。
婆媳俩脱鞋上炕，面对面盘腿而坐，促膝交谈。
秉昆把姐姐送出门时，听到屋里笑得嘻嘻哈哈。
周蓉说：“真羡慕她俩的幸福感。”
秉昆问：“明后年，你估计失业的事会结束不？”
周蓉叹道：“才刚刚开始啊。”
第十二章
正月初六，秉昆刚到“和顺楼”，还没来得及换西服，国庆他姐便向他报告，有位顾客要求见他一面。
对方是邵敬文。
邵敬文说门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带几位客人来吃饭，而且只能打白条。他说起先不想来“和顺楼”，是客人们提出要来这里，因为这里离文化馆近，而且是曲艺家开的，人家是冲着“曲艺”二字来的。
“人家提出要来这里，我作为主人没理由不满足。我可是通过好几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人家的。南方做羽绒服的父子俩，原先是养鸭的农民，后来不养鸭了，办起了羽绒服厂，逐渐有经济实力了，想在咱们北方拓展市场，有意租下我们文化馆的一层楼。如果谈成了，我这个馆长今后几年就好当了。”
秉昆一听“南方”和“拓展市场”之类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一见邵敬文那英雄气短的样子，顿时又心软了。
邵敬文接着说：“文化馆账上已经没钱了，市里的拨款还不够开半年工资，我当馆长的不想办法不行啊！要是到别处去打白条，那也没谁肯给我面子啊！秉昆你看这事……”
秉昆只有痛快地说：“门口那告示对你例外，只管带客人来吧，酒水除外，想点什么菜点什么菜，算杂志社宴请老主编了，这事我做主。”
白笑川闻讯出现，说会通知几位曲艺家，中午前来助兴。
那顿饭邵敬文的客人们吃得很开心，双方在饭桌上把合同签了。
送走他们后，白笑川说：“自从‘和顺楼’开业以来，就这么一次我陪得高兴。”
秉昆说：“老邵瘦多了。”
周秉义岳母金月姬的姓名像是朝鲜族的，其实她是汉族，金月姬是她的化名。抗战时期，她作为东三省老资历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武装抗日活动，担任过几支抗日队伍的政委，化名是当年的工作需要。实际上，她不止“金月姬”一个化名，但这个化名用的时间最长，从抗战时期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担任了省妇联领导后，她曾想改回到真名实姓，可那么一改，许多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将不知道她是谁了。组织上说服她不妨继续用“金月姬”这一化名，她一向事事服从组织，便答应了。她长期担任省妇联领导，除了组织部门管干部档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组织部门把她归入抗日干部，但同属抗日时期的干部，她的革命资历却要老得多。许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时间从一九三八年算起，通称“三八式”。她却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当时才十九岁。二十多岁时，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亲昵地称她“小金同志”，她主要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在抗联部队之间互通情报，传达指示。
老太太革命历史清白，既无污点，也无疑点。因为解放前打过仗、负过伤，身体被折腾垮了，落下了病根，组织上完全出于照顾她，才安排她担任了一个闲职，还是副的。就资历而言，那是相当委屈她了。
组织部门的同志当年对她说：“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样安排您比较合适。省妇联主席现在是副省级，如果您担任副职，那就只能是厅级。您考虑考虑，不必勉强，有什么想法再沟通商量。”
她当即表态：“不必考虑，请组织决定吧。革命不是交易，共产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也多谢同志们为我的工作费心。”
她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话。依她想来，丈夫已经是副省长，自己何必再争一个副部级待遇呢？担任正职，那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的身体确实再难承担重任了。何况，革命是一回事，凭一腔热血就行；领导人民大众建设新中国是另外一回事，领导哪一行业都得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对于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她信心不足，起码没有丈夫那么有信心。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以上很实际的考虑，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她这位省妇联副主任一当就是三届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间换了几届妇联主任，她这位资深的副主任却从没换过。没人与她争，争不过的。一把手资历比她浅，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对一把手都很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她对机关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也特别和气，与人为善，绝不给人小鞋穿，这让她获得了极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时端坐主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或只不过端坐着。她还参与有关妇女问题的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的行业慰问，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时间，她待在家里不上班。
“文革”伊始，这成了她的一大罪状。“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红色寄生虫！”“不走路的走资派！”“僵尸型妇联领导！”——矛头指向她的大字报还不少。
最令人费解的是，从尊敬到攻击、践踏，竟不需要转弯子。
那些批判并未让她惊慌失措。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会让她惊慌失措。相反，她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她的棒喝是鞭辟入里的，她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的存款悉数捐给了造反派们，供他们买纸张、胶水、墨水、刷子，制作战旗、彩旗、袖标。
她到造反派们的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务员。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是该由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赓大将有资格授元帅衔的，谦让了。人家老太太当年也一样，高风亮节哩！”
传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
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这种想法她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婿内心里看低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她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出，还是让她脸红了好一阵子。
她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理不平衡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对秉义这个女婿，金月姬没见到时心理上是抵触的。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不就是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妈当年干革命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家庭的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她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没法掩饰。
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辩，更不争论，静静听着，默默一笑而已。
见了秉义，她的态度转变了。见面地点在她家客厅，谈话方式基本是岳母问，女婿答，过程没超过一小时。
秉义走后，她对冬梅说：“形象还不错，个子挺高，国字脸高鼻梁的，算得上仪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个年龄时就那样，你俩挺般配。有书卷气，书卷气是男人的好气质，举止也斯文。我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儿子？”
冬梅笑道：“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跟他离婚呢。”
她认真地说：“如果你真给我带回一个平庸的女婿来，你当妈不会吗？反正你们又没孩子！”
冬梅问：“那，下一步妈什么意见呢？”
她郑重地说：“妈收回先前关于你丈夫的话。不知者不为罪，归根到底是你的错，你也没跟妈多讲讲他呀，只说他是光字片的，我可不就会那么猜呗。别急着听妈的意见，先回答妈一个问题——你爱他吗？”
冬梅肯定地回答：“当然啦！”
她又问：“很爱吗？”
冬梅有些奇怪：“是啊。”
“现在还很爱吗？”
冬梅不高兴了：“妈，你问得莫名其妙！”
她说：“有些夫妻，谈恋爱时互相很爱，谈的就是恋爱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婚后没几年，热乎劲儿一过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妈才那么问。”
冬梅自豪地说：“我们跟那样的夫妻不一样，并且将永远不一样。”
她也满意地说：“妈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了你这句话作为前提，妈可以正式发表意见了。你们一块儿回家来住吧，免得妈整天只能在家里看到小阿姨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冷清的。”
于是，秉义就成了变相的倒插门女婿。
如果说秉义给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是良好，那么，共同生活了不久之后，他在岳母心目之中便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不，不仅是优秀的女婿，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眼光看来，还是一名优秀的年轻党员干部。每天晚饭后，秉义怕她寂寞，总是会在她睡前陪她聊一阵子。
她有言在先，不喜欢聊政治，说自己是一辈子的政治人，耳中听“政治”二字已听出老茧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对别人说的话，十之七八与政治有关，别人对我说的话也如此。好像与政治无关的话成了我们这样的人可说可不说、说几句意思意思的话似的。如今我想反过来，多与人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小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逸闻趣事，你们当年的知青经历，哪些书对你的影响，还有柴米油盐、萝卜白菜、棋琴书画、风花雪月等，范围越广越好，随你的便。”
她了解人间百态的欲望特别强烈。
秉义说：“妈，只怕聊某些人某些事的时候，起先似乎和政治无关，但聊着聊着，不知怎么一来又和政治有关了。”
“那也没什么。中国的事，与政治根本无关的本来就少。柴米油盐、萝卜白菜尤其是政治，棋琴书画、风花雪月以前不是直接被批成‘封资修’了吗？与政治有关了，咱就把那部分跳过去，或者换一个话题。在自己家闲聊哩，我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给你充分的言论自由。”她对女婿讲什么很宽容。
倒是冬梅很潇洒，她从不认为自己有陪母亲聊天的义务。吃罢晚饭，她起身便走，或到楼上读书、听广播、学英语，做在学校没做完的工作。有时也下楼旁听一会儿，对话题感兴趣就掺和几句，不感兴趣起身又走。她还抱怨说，丈夫陪她的时间少了，陪她妈的时间多了，自己的幸福指数降低了。
“秉义，你听听，哪像女儿跟妈说的话？你们小两口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你陪妈聊会儿天就冒犯她了？都是你把她惯的！”
然而，世上只有母亲反感儿子惯媳妇的事，很少有丈母娘反感女婿惯自己女儿的例子。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从此对秉义更加青睐。
有一天晚上，岳母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问秉义有何评价。
秉义问：“妈指的是书法，还是字意呢？”
那幅书法写的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安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她说：“两方面你都谈谈。”
秉义看着书法作品说：“能看出不是一般书法爱好者写的。肯定自幼临帖，童子功扎实。虽然是以楷体写的，但此人行书草书比楷书更高一筹。行书草书写惯了，写起楷书来未免有些拘谨。”
她拍膝说道：“对极了。”
她解释说，省内一位著名书法家“文革”前曾写了一幅同样的字赠给冬梅爸爸，“文革”中被抄家的造反派烧了。去年，冬梅爸爸忌日前，人家又写了这一幅字，请最好的裱匠裱了，派孙子送来的。
她说：“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八十四五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得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她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你谈谈字义。”
秉义乖巧地说：“我没想好。妈问我，肯定已经想成熟了。妈的看法对我会是一种启发。”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她接着说：“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话，觉得矫情。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一万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有人这样啊。别说一万年，一二百年以后的世界怎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哩！‘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哪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呢？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还是大话和空话哩！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她爸却很喜欢，我俩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听了一席话，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崇拜，曾如获至宝地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便是张载的名言。那四句话也是他喜与人谈的，倘对方没听说过便颇为自得，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丈母娘的话令他如酷暑中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痧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觉。他暗想，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
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做得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起码要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并且要竭力做好。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便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是诗人，或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时就特别诗化。诗化就有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影响到近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我们的许多口号有既大又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