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问父亲：“还去吗？”
周志刚说：“去。”
秉昆又问：“非去不可？”
周志刚说：“当日事当日毕，非去不可。你把我带回来的腊肉挑一块好的包上，再包上一包茶。”
茶在贵州便宜，北方稀缺，父亲带回了二斤茶。
秉昆一边包腊肉，一边寻思父亲的话，觉得不像祥和之语，有种快刀斩乱麻的意味，心情不免沉重。
他说：“爸，茶叶可以不带，她家没人有喝茶的习惯。”
周志刚冷冷地训斥道：“你怎么那么多废话？让你带上你就带上！”
秉昆妈插话问：“你们父子俩要去谁家？”
周志刚还是冷冷地说：“不关你什么事。现在我回来了，家中重大的事就由我来全权做主。跟你商量，你就帮着参谋参谋。不跟你商量，你就省省心，别挑那个理，明白吗？”
秉昆妈心悦诚服地点点头。
颇难解释的是，几年未见的老伴忽一日退休回家，秉昆妈像换了个人似的，各方面状态明显好转。
秉昆拎着装有腊肉和茶叶的布袋站在门口，等待父亲把烟吸完。那布袋是由厂里发的一只戴破了的套袖改成的，颜色都分辨不清了。
那支烟父亲没吸几口，吸一口发一会儿呆，差不多是自燃。
秉昆提醒道：“爸，别烫了手指。”
周志刚终于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儿一摁，毅然决然地说：“走！”
风很大，仿佛要把全市每一棵树上的黄叶一举扫落。路上行人不多，有的女人扎上了头巾。
那么大的风骑自行车是不明智的，父子俩顶着风往郑娟家走。
周志刚问：“你看出来了吗？”
秉昆反问：“爸指什么？”
周志刚说：“郑娟一家三口不在咱家，你妈的病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秉昆侧身站住，试探着说：“爸，要不别去了。”
周志刚也侧身站住，严厉地说：“这么大的风，都走在半路了，是你说不去就不去的事吗？”
秉昆以近乎警告的口吻说：“爸，你要是不怀好意地去，我把丑话搁这儿，那咱俩的父子关系可就完了！”
“你小子敢跟我说这种话？再跟我这么说半句我扇你！你以为你是个小编辑就了不起啦？不管你往后又当了什么，首先得当好我儿子！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是不怀好意地去？我现在是一家之主，郑娟终究是对咱们周家有恩的人，我不该去看看她吗？”父亲当街嚷嚷起来。
“好好好，别冲我嚷嚷，只要你承认她对咱家有恩就行。”秉昆这才挽着父亲继续往前走。
郑娟没在家——楠楠感冒了，她带着儿子到医院打针去了。
光明在炕上穿糖葫芦，他立刻听出进了家门的不只周秉昆一个人，叫了声“秉昆叔叔”就不知说什么好了，低下头默默地继续着。
秉昆说：“光明，和我一块儿来的是我爸，你该叫大伯。”
周志刚接言道：“要叫周大伯。”
光明就怯怯地叫了声：“周大伯。”
秉昆问：“爸，你的意思是？”
周志刚说：“等，今日事今日毕。”说罢坐在炕边，看这看那的。
秉昆也在炕边坐下，帮光明穿糖葫芦。
十几分钟里屋内寂静无声，周志刚从兜里掏出了烟盒。
秉昆说：“爸，忍忍。屋子这么小，外边风又大，开窗就会刮进一屋土。不开窗你吸得满屋子烟，人家孩子又感冒了，一会儿打针回来多不好。”
周志刚被说得没面子，向秉昆翻白眼，一时无话可说。
光明说：“周大伯想吸就吸吧，我姐回来敞敞门也能把烟放出去。”
周志刚恼火地教训秉昆说：“你怎么知道我掏出烟来一定是想吸？我就不可以掏出烟盒看看吗？”
秉昆只得苦笑。
又过了十几分钟，郑娟背着楠楠回来了。楠楠在郑娟背上睡着了，郑娟没扎头巾，头发被大风吹得凌乱不堪，满头满脸都是土。她把楠楠轻轻放在炕上，转身诧异地看着周志刚。她立刻就猜到了他是谁。
秉昆反应极快地说：“你满身都是土，我帮你拍打拍打。”
他从绳上扯下毛巾，把郑娟推出了家门。
郑娟忐忑不安地说：“你怎么敢把你父亲往我家带？”
秉昆说：“他坚持要来当面谢谢你。”
郑娟说：“我不信那是他的真实想法。”
秉昆说：“我也不信。”
郑娟说：“我有点害怕。”
秉昆说：“别怕，有我呢。我爸是有修养的工人，既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那他就没什么可怕的。再说，他凭什么敢打你骂你啊！”
秉昆把郑娟轻轻推进屋后，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情形有点儿像简短的会晤仪式。秉昆煞有介事地向周志刚介绍郑娟，周志刚表情庄严地点头；郑娟向周志刚深鞠一躬，不知说什么好。接着，秉昆代表周志刚表达了一番谢意，替他赠送腊肉和茶，郑娟诚惶诚恐地双手接过，更加不知说什么好。
于是，秉昆只有看着郑娟不自然地笑，郑娟只有看着周志刚不自然地笑，周志刚只有继续表情庄严地看着穿糖葫芦的光明。
秉昆请求般地说：“爸，你说几句话呗。”
周志刚说：“我要说的你都替我说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秉昆和郑娟就笑得更不自然了。
郑娟终于红着脸憋出一句话是：“大伯喝水不？”
周志刚说：“不了。”他这才又把脸转向郑娟，面无表情地说，“孩子，让我看看你的手。”
郑娟以为他会看手相，想要通过看手相来决定她和秉昆的关系，犹豫了一下，手心朝上把双手伸到了周志刚面前。他哪里会看手相呢？他是要亲眼看一看，自己小儿子说郑娟因替他老伴常年按摩、手指都变形了的话是真是假。
他又说：“手背朝上让我看。”
郑娟又一犹豫——她没听说从手背看手相，虽然困惑，却还是乖乖地将手背朝上了。
周志刚低头认真看了看，从炕上抓起自己的工人单帽往头上一扣，一心想要及早脱身似的说：“那，就算我谢过你了吧，我走了。”说罢往外便走。
事实上，周志刚也的确想要及早脱身。他和郑娟一样，一时无话可说。自己必须亲自来表达一番谢意，这一点他毫不含糊。但一来之后，见了郑家的情况，见着了灰头土脸的郑娟，替小儿子秉昆的人生往前想想，他看不到任何光明和希望，心情极为沉重，真的是再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爸……”
周志刚走到门口，听秉昆叫了他一声，并不转身，在门口站住了。
秉昆说：“我要多待会儿。”
“随你便。”周志刚仍没转身，推门而去。
门刚一关上，郑娟对秉昆说：“外边那么大的风，你怎么可以不陪着他回家呢？”
秉昆不以为然地说：“我获得他同意了嘛！再大的风也不可能把他刮丢了。”
郑娟说：“那不行，在我这儿通不过。”她把秉昆推出去，还插上了门。秉昆不再拍门后，她看着桌上那布袋，站着出神，推测布袋里的东西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
光明说：“姐，秉昆叔叔他爸来当面谢过了，是不是希望你明白什么啊？”
她问：“希望我明白什么呢？”
光明说：“我不明白，你也许比我更明白。”
郑娟就训了他一句：“什么明白不明白的，好好穿你的糖葫芦。”
光明反而不穿了，往炕角缩过去，双手抱膝也发起呆来。
郑娟缓缓坐在炕边，扭头看着他说：“过来，坐姐身边。”
光明听话地坐到了她身边。
她搂着他，抚弄了几下他的头发，叹道：“你的心思姐明白，但是姐不愿你替姐想不开。”
光明说：“我的心思姐也不是太明白。你连妈留下的钱都替他们周家花进去了，就算雇你的钱咱们不要了，那笔钱他们应该还吧？”
郑娟沉吟了一会儿，半晌才轻声细语地说：“妈不是教育过咱们嘛，人在做，天在看。有些事，不能以钱来论的。总而言之，你有姐，那就不必担心什么，啊！”
周秉昆与周志刚回家走的是顺风路，父子俩想走慢点儿都不可能。秉昆怕父亲失足跌倒，欲挽着他，周志刚推开了。
周志刚边走边说：“你没骗我，她的手指确实有点儿变形了。”
秉昆说：“人家那双手原本很好看的。”
周志刚说：“从前地主和资本家的儿子们找对象才注意女人的手好看不好看，别忘了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你这种思想意识就成问题！”
秉昆说：“那你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
周志刚说：“也就是个年轻寡妇……而已，我没看出什么特别来。”
秉昆坚待说：“那你现在得给我个态度了吧？”
周志刚说：“以后谈。”
秉昆强烈不满，带着情绪问：“以后是什么时候？”
周志刚说：“我想说的时候。我不想说，那你就别问，问也没用。”
第三章
几天后，周家的小院里出现了一堆黄泥和草绳。玥玥告诉小舅，黄泥是姥爷用土篮子不知从哪儿一次次挑回来的。那时，“十一”都过去了。
秉昆一有空，父亲就指导他和泥，抹墙，只动嘴，不动手。
秉昆心里装着那么大一坨子心事，却一直没从父亲那儿讨到一种明确的态度，对父亲的不满大了去了，活儿干得很不痛快。
父亲却说：“你是瓦工的儿子，和泥抹墙，这活你必须会干。连这活都不会干，太让人笑话了。”
秉昆说：“都快到上冻的季节了，抹得再好，明年开春还不往下掉？”
父亲说：“明年那就是我的事了，不是你的事。明年的事用不着你管，你现在给我好好学着干就是！”
到了十月底，秉昆断断续续地把屋里屋外该抹新泥的地方抹了个遍。每次都是这样，他抹着，父亲手握根棍，这捅捅，那戳戳，把一处处不捅不戳不至于往下掉的墙皮一片片弄下来。秉昆心里别提多来气，他甚至认为父亲很虚伪，明明对他和郑娟的事极其反对，却又不挑明了说，不但采取拖的策略，还对他进行变相的劳动惩罚。
整个十月里，父子关系不冷不热，起码在秉昆这方面无论如何热不起来，他不软不硬地顶撞父亲的情况时有发生。倒是父亲表现得挺宽容，每次都以沉默让即将发生的父子冲突化解。
秉昆没去过郑家一次。没什么好结果告诉她，他见了她也不知该说什么。他承诺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却毫无实际进展，连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
十一月三日是星期四，春燕妈的生日。秉昆组稿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母亲应邀带着玥玥到乔家吃生日饭去了。
周家只有周志刚在家，炕上放着大行李捆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兜。
周志刚说：“你还果然这时候回来了，回来得正好。”
秉昆昨天说过今天回来吃午饭。
周志刚没容他坐下吃饭，命他扛起行李捆，自己拎起了网兜，说要送他去一个地方。秉昆扛的是自己的被褥枕头，网兜里也全是他的东西。
秉昆光火地说：“爸，你抽的什么风？要送我下乡？你别忘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
周志刚说：“你再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我可真扇你了，走！”
路上，秉昆忍不住又问：“送我去劳改？”
周志刚说：“差不多就是那么一个地方，有利于改造你的思想，能让你明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可以看见太平胡同的地方，秉昆百感交集，又光火起来。他恼怒地说：“我不往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
周志刚说：“那你的东西你拎着。”
秉昆生气地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网兜。
周志刚又说：“我也不往前送了，我差不多是亲自把你送到地方了。从今天起，你住到郑娟家吧。有恩不报，那是不义。别以为我好骗，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我还能想不到？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我们周家不许出不义之人，更别说双重的了。为什么非要你学会和泥、抹墙？就她家那屋子，如果每年不里外好好抹一遍，还能住几年？你勤快点儿，那家还能将就着算个家。你连和泥抹墙都不会的话，两年后它就变成一个窝了。现在你会了，我比较放心了。你妈问起你来，我就说你住单位去了。两个地方离得不远，你要经常回来看看我和你妈。郑娟暂时不要和你一块儿回来，我怕你妈见到她犯病，我拿她毫无办法。今后，你的担子那可就重了，你爸老了，帮不上你了。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了，而且要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又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就这话，你记住了？”
秉昆望着父亲那张消瘦的老脸，想说“记住了”，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他点了一下头。
周志刚张张嘴，分明还想再说句什么，同样没说出话来。他扬起手臂，朝郑家那儿指指，一转身便大步往回走。
秉昆想叫住父亲，再听他说些什么，张了几次嘴才小声叫了一声“爸”。那时他泪如泉涌。
第二天，他就和郑娟把结婚证办了。
屈指算来，他与郑娟认识快五年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秉昆与郑娟凡事商量着过日子，和和睦睦，从没发生过口角。日子清贫是不消说的，然而郑家那小屋里经常有笑声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郑家的后墙往外扩了一米，光明每晚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抽屉”里睡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秉昆下班一进家门，立刻把郑娟紧紧搂住。
郑娟正做饭，笑道：“快放开我，一锅贴饼子要干锅了，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
秉昆说：“中央表态了，为我参与的那件事平反了！”
郑娟从他怀里挣出身子，掀开锅盖加了一大碗水，在一阵蒸汽中机灵地反问：“骗人！就你，还值得中央为你表态？”
婚后的幸福让她更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子了。她的聪明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聪明，家中没收音机，也不订报。秉昆一上班，她眼里就只有儿子、弟弟和山楂。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她是不知道的，她生活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中，并且自得其乐。
秉昆兴奋地说：“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许多人平反了！”
郑娟说：“那确实是好事，要不，中国以后没有肯为别人打抱不平的人了，那不就连有点儿血性的人也没了吗？”她踮起脚冲他耳朵又小声说：“为了你当年表现的那点儿血性，今晚我好好犒赏你哈！”
又是一夜“欢乐颂”。场地变了，浓情依旧。
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其贫乏单调，一切被底层人家认为值得庆祝一番的事，要么以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呈现，要么以夫妻间的性喜悦来表达。在除过年节他们连瓶酒都舍不得花钱买来喝的年代，后一种庆祝方式不但不需花钱，而且快乐指数最高。
她在喜悦中智慧地说：“小人物不管大事情，咱们以后不参与那些事了！这一次平反了是你们的侥幸，再来一次绝不会这么便宜你们！”
他却不开窍地说：“国家兴亡，匹夫……”
她双手捂住了他的嘴，嗔道：“别以为我没听说过你想说的话，我听说过！国家兴亡首先是大人物的责任！咱们小老百姓没多大责任。咱们总是抢着担责任，会把他们惯坏的！”
郑娟的话对秉昆竟然也有影响。自那日后，秉昆在甲三号那些人的眼里变得日渐成熟。其实，成熟并非多难的事，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学会发言而已。他本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努力与愿望相符，无须任何人督促。他本是沉默寡言的，但这与低调是两码事。寡言到见了谁都不主动打招呼的程度，那就容易给人以“冷”的感觉，那是不讨人喜欢的。甲三号不再被认为是“臭老九之窝”，连某些领导都改口说那里是“藏龙卧虎之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今儿调走一个，明儿调走一个，调走了就被委以重任，就高升了。一名借调的小编辑，而且还是大众通俗刊物的小编辑，有什么资格“冷”呢？给谁看呢？平反前的秉昆并不思考这些做人原则——说不定哪天又被发落回酱油厂去了，思考那些有什么必要呢？
平反后他开始思考了，因为平反意味着为转正排除了障碍，且有了极大可能性。这件事上，兴许甲三号某人的一句好话就能让他心想事成，兴许某人的一句坏话就足以让他的夙愿成为泡影。他与郑娟谈到这些心事时，她给出的建议是，如果对人热情点儿、嘴甜点儿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干吗不呢？
他说：“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
她说：“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实际上好不好吧？”
他说：“性格都是天生的，哪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呢？”
她说：“我想有的吧。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做酱油厂的工人，那你天生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也没影响你有一些知心朋友，可你要当一名转正的编辑，情况就不同了。你对人不热情点儿、嘴甜点儿，能组到稿子吗？”
他一想，也是的，自己其实早已不知不觉改变了天生的性格啊。
她又说：“就说咱俩吧，我一开始给你的印象很冷，对吧？如果我一直那么冷下去，咱们会有今天吗？咱俩那样了以后，你在我面前嘴可甜了，这你得承认吧？如果不是因为你嘴甜，我能心甘情愿为你家做事吗？”
他说：“咱俩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那儿有些人架子哄哄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又怎么能对他们热情点儿，嘴甜点儿呢？”
她说：“你觉得别人架子哄哄的，也可能你的感觉是错的呀！我不像你读过一些书，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我就再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也是懂得一点儿做人道理的呀。我妈经常对我说，性格怎样和人心怎样往往是两回事。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了点儿。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哎，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啊？那些书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写进去？再者说了，你们那儿的人都比你年龄大，都有资格当你老师，你如果把他们人人当成老师尊敬着，对人家热情点儿，嘴甜点儿，那还不是完全应该的呀？怎么在你那儿就可耻了呢？”
那晚秉昆与郑娟进行了一次枕边的思想碰撞后，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前他与她不怎么谈单位事，认为不会从她那儿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后来则很乐于和她谈，甚至有点儿视她为枕边师了。
甲三号的人们都开始喜欢周秉昆了。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包括架子哄哄的人，见了他都变得和蔼可亲。午休时，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聊天的人多了。这让秉昆的组稿联络图又增加了不少新名字，也让邵敬文和白笑川喜在心中。他俩本也像秉昆一样，到了编辑部就如同小姐进了闺房，绝不往别的屋里去，都是自我幽闭式的工作狂，因而也都是给别人印象很冷的人。
邵敬文和白笑川一高兴，就主张开一次邀请甲三号全体人参加的联欢会。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文艺界如沐春风，闻讯的人都说太应该聚在一起高兴高兴了。一个个憋屈了那么多年，他们中不少人渴望有机会释放释放，消除以往猜疑，重结友谊。任务落到秉昆身上，他邀请了《大众说唱》多位作者，均表示愿意参加。市委宣传部认为是好事，又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即将平反复出的人士，给他们一次亮相机会。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联欢会在甲三号会议室举行，百余人到场，可谓名流云集，群星荟萃，气氛隆重。省委市委宣传部派人前来讲话，报社派来了记者，电台有人来录音。当年电视机是稀罕物，电台的实况录音就是最高规格了。
联欢会非常成功，各方面都满意。周秉昆的文艺活动组织能力也获得好评，参加各类座谈会的机会多了。郑娟为此订了一份日报。与晚报相比，日报社论多，精神多，阐释中央新政策、方针、路线的文章多。她把新提法、新词汇抄在小本上，让他睡前看一小会儿。从事曲艺表演的人大多背功了得，秉昆也差不到哪儿去。每晚必背，妻子抄在小本上那些话语便牢记在他头脑之中，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轮到自己发言，也能对着话筒开口即说，不打磕巴，无嗯无呀，仿佛句句都是自己深思熟虑一般。尽管是背的报章话语，因为与表演技巧结合，不显山露水地掺杂了民间语言，竟可以说得真诚朴实，如同完全发自肺腑，一点儿也没有套话的痕迹，一点儿也不令人反感。
春节后的一天，邵敬文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刚听了两句，捂住话筒，小声对白笑川说：“你陪秉昆到外边去待会儿，十分钟后回来。”
师徒二人回到编辑部后，白笑川问：“哪儿来的电话？搞得神神秘秘的！”
邵敬文说是有关方面打来的，向他了解秉昆的情况。
白笑川替徒弟问：“‘有关方面’是哪方面？”
邵敬文很原则地回答：“恕难相告，对方要求不能让秉昆知道。”
白笑川又问：“了解些什么呢？”
邵敬文说：“较全面的情况，从政治思想、品德修养到业务能力，基本都问到了。”
白笑川再问：“你是怎么汇报的呢？”
邵敬文说：“我当然往好里评价啊！在我眼里秉昆本来就好嘛！”
秉昆忍不住也问：“你就直说，你估计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吧？”
邵敬文沉吟片刻说：“对方完全是一种履行公务的官腔，还真听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