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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告诉我山姆森在营救过程中一直在船的甲板下，他被关在笼中，让海浪冲到杰克逊维尔，最后几经辗转，终于让人接到了新奥尔巴尼，当时她也在那儿生活，新奥尔巴尼对两人来说都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
有一名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的司机，一个孔武有力的白人，负责给玛莎当时工作的诊所送货。有一天，在下班后他对她悄悄说道，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力，搭救一名黑奴，你能帮一下忙吗？“我当时以为快递公司的那个人，”玛莎回忆道，“是在跟我搭讪！”不过她还是去了聚会的地方，然后她见到了那名黑奴。他身上满是这次旅途的痕迹：手指因为长期的海上劳作而长满了水疱，背上有一片尚未愈合的伤疤。在海上暴晒了六个星期后，他的一只眼睛严重受损。
“他长得很帅。”她静静说道，“我开始并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该如何想象他的样子。可能是，瘦巴巴，没怎么读过书的，留着光头……的一个人。可能，已经不成人形了，可能被折磨得没有人样了。但他本人……”她身体微微一震，因为回忆和惊讶而颤抖，“他长得很帅。”
“你知道吗，”我轻轻说道，“奴隶留光头是犯法的。”
“是吗？”她沉浸在回忆中，心不在焉。
“是啊，蓄奴四州的法律都有这一条。有时候没有头发，很难判断一个人是黑人还是白人。”
“哦。”
她转过头，看了看她的儿子，他把煎饼丢到一旁，正随着耳机里的音乐而扭动着身体。她低声对他说道：“吃饭，宝贝，饭要好好地吃。”
他向她比了下拇指，继续晃动。
玛莎和山姆森坠入了爱河，一个白人女孩和一个潜逃的黑人奴隶。整个过程很肉麻，而且那份感觉不像是爱情，她说，是比爱情更纯粹的感觉。
“我的意思是，比爱情更高一个层次，是更触及心灵的爱火。你爱过别人吗？”
卡索，我的兄长。夜里他的那双黑眼睛，两只长长的胳膊，揽住我的胸膛。
还有亚丽克丝。我在芝加哥那几年里遇到的一个女人。她在唐尼斯百货商店里的仓库工作。一个美丽练达的黑人女性，性格强势又浪漫，热衷于政治。我从没有跟她说过我的身世，我们俩的关系因此没有很亲近。
“没有。”我答道。吉姆·德克森是个老光棍，“没有认真过的，都不值一提。”
玛莎的咖啡已经冷了。电视上，听证会暂时休会。录影棚里点评专家们正在打嘴仗，后面的背景则是华盛顿特区的天际线。
善良的德克森在聆听玛莎的倾诉，头略略歪向一侧，眼中饱含同情，在德克森的躯壳之下，我也在聆听，内心却充满了警惕与焦急，心跳如鼓。我等着库克警官进门，坐到他最爱的座位，等待着在巴特里奇听证会的旁听席上见到布里奇，这很荒唐，但他为什么不能参加呢？就算参加了，我又何从得知哪个人是他呢？
我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专心地听着山姆森再次被捕的经历——他们在一间公共厕所的男厕下面给他挖了一间地室，玛莎和那个快递公司的人小心翼翼地给他送吃的，谨慎地为他找前往下一个去处的连接航线。而在我的想象中，一个“无面人”一直在处理这个案子。他住在新奥尔巴尼的一间旅馆，戴着耳机听着电话录音，使用卫星软件搜寻逃犯的行踪，一个没有脸，心术却与我别无二致的人。
“后来……”我清了清嗓子，“后来他怎么了？”
玛莎在回答前看了看莱昂内尔，他正在大快朵颐，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大口吃着煎饼。“当时我还在诊所里，正在上班，就出了事。”
我能看出来这事对她打击很大，尤其她当时还在上班。她与山姆森相处的时光如同上帝恩赐一般，而上帝突如其来地收回了这恩赐。她正在工作，快递公司的人给她打了电话，他语速飞快，带着哭腔：“突然来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下来了几个人，抓走了他……”
我握住了她的手。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技巧，我装出认同的感觉，装出在特定情景下应有的表现。我身体微微前倾，脸上露出同情的笑容，同时，掩饰着心中的狂澜，拍了拍朋友的手，说道：“我很遗憾。”
“不是你的错。”
对，不是我的错，我心想，至少不是我个人的错。
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研究着我的案子。我停不下来。我回想着过去三天里我注意到的一两件事，回忆着沃克老妈的房子，以及医生提到的水管的响声。在她叙述自己的遭遇时，我却游离在自己的世界中，研究着自己的案子。
莱昂内尔叫了一声“啊！”，我吓了一跳。玛莎也吓得叫出声来，转头看他。“啊！”他又叫了一声，但他只是在兴高采烈地拍桌子。餐厅的厨师用培根和两个草莓在莱昂内尔的煎饼上摆出了一张笑脸，他把笑脸的眼睛、鼻子、嘴巴挑了出来，破坏了那张脸，“啊！我的脸啊！”
“别闹了，宝贝。”玛莎不以为意地温柔地呵斥着，“乖一点……”
莱昂内尔最终吃完了那张煎饼，随后，坐在车上很快睡着了，他的两边脸颊上还粘着糖浆。我开车将他们送回玛莎的车停的位置，解下他的安全带，小心抱起，避免将他吵醒。有时候我勉强能想象出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存在着公道，生活着英勇、正直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应当与人为善。我发誓有时候真能见到这样的世界，隐于地下，闪现于陌生人的善意提醒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幻境中的世界——这才是世真正该有的模样，宛如一层迷雾笼罩于真实的世界之上。
然而，真实的世界却危机重重，我避无可避。因为我知道寒鸦躲在哪里，所以更确定了这一点。我已经推测出了他的藏身之处。并非我有意为之，只是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我在着处理杂务时，脑子已经想通了案子的各个环节。
我对自己能破这个案子很有信心，因为我向来如此，而且我的确也破了本案。
“吉米？”
我不知道莱昂内尔为什么会用如此亲昵的称谓叫我。他的小脸出现在驾驶座的车窗旁，他看着我，面露忧色，我们俩仿佛隔着水族馆里的玻璃一样。他问：“你没事吧？”
我想自己刚才可能一直在呻吟，或做了什么事，让他发现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肯定是做了。他没有跟我告别，反而又连续问了我三次，话语中突然显得很焦急：“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K街（K Street）：位于美国国会山与白宫之间，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北部。这条街上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等，有“游说一条街”之称。——编者注
莱尼（Liney）是莱昂内尔（Lionel）的昵称。——编者注
此电影为作者虚构的作品。——编者注
吉米（Jimmy）是吉姆（Jim）的昵称。——编者注
第21章
雨下了起来。豆大的雨点从乌黑的天空中凶猛地坠落。我站在旅馆房间的阳台上，凝视着这场大雨。
如果能对布里奇说“抱歉，领导，没查到线索”，这感觉应该不错，“我破不了这案子，调我去查下个案子吧”或者说“兑现你的威胁，派辆面包车来把我抓走，然后把我送回贝尔农场吧”。
但事实是我破了案子。
我把拍到的照片和其他文件锁了起来，但此刻逃犯那张脸仍然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面容英俊，眼神困惑，神色中带着几分悲戚，还有一些伤痕。唉，寒鸦！唉，臭小子！唉，你这个可怜的，孤独的黑奴！
屋外雨势不减，一改过去几天细雨的腼腆与欲说还休。雨势浩大，远方隐约响起了雷声，倾盆大雨落在外面的停车场上。
我拿出手机，取下吉姆·德克森戴的眼镜丢在了床边，将手机握在手中。现在，只需打一通电话就可以了事。
雨仿佛在天地间筑起一道水墙。
这个案子搅得我心绪不宁，如同潮水冲击着防波堤，不只这个案子，还有这座城市，那个姑娘，那些猩红与黑暗交织的回忆，自从我来到这儿之后就一直让我不得安宁。为什么旧时情景会重现心头，为什么我会在印第安纳州灰暗的天空下想起这些往事？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
我告诉自己，我不知道答案，其实不然。我有线索，我知道答案。
现在这一切都可以结束了。给马里兰州的总部打一通电话，只要一通电话，就能彻底了断。
我站了起来。手里握着手机——一个铁砖头，一个混乱造者，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造商品。它和船锚一样沉，如同一个鱼钩扎进了我的手掌。我幻想着打开阳台的门，把这东西丢到大雨滂沱的停车场里。我幻想着它掉进水沟里，一路冲进白河，最后在下水道的某处或是海底沉没。我幻想着自己掉进水里，摊开四肢，让汹涌的水流将我从停车场的沥青车道冲到丑陋的86街，我不会反抗，任凭湍急的水流翻转我的身体，将我带到地下某处，再将我完全吞噬。
我打通电话后，接下来就是依法规处理，照步骤行事。我会根据掌握的证据，就逃犯的下落提出我的建议，然后出外勤的我会配合坐办公室的布里奇制订抓捕计划。布里奇会向他在盖瑟斯堡大楼里的上级发送抓捕通知，我接到抓捕命令后会赶到行动位置，布里奇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计划发起行动。
接下来，警车出动，警笛长鸣，警察们挥着警棍和电击枪进行抓捕；接着逃犯被带上法庭，由仲裁长审理，由法庭指定律师为其辩护；再之后，比对逃犯本人与报案人提交的逃犯特征是否吻合，比较逃犯的指纹与记录在案的指纹是否吻合。
我发现自己已经按了通话键。听筒里的等待音已经响了起来。这种电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打了有上千次了。
（有没有发现我在撒谎？这种电话已经打了有上千次了，仿佛我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了。在这一天前，这种电话我打了209次。有时我会发送短信。但是我破了的这些案子也让我的良知蒙羞209次。）
电话线路将我与在盖瑟斯堡的办公室连接在一起。
我已经准备好了结此事了，这件案子也已经结束了。我知道那个黑奴在哪里，巴顿，库克，V医生，通通下地狱去吧！我准备好了。汇报的措辞已经到了我嘴边：都查清了，结束了。
“你好，这里是执法官署布里奇的办公室。”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很甜，人很开朗。是詹妮斯，布里奇的助理。她接电话即是表明布里奇出去办事或开会了。
机会。卡索的声音。卡索在黑暗中对我轻语。机会来了。
好脾气的詹妮斯继续开朗地问道：“你好？”
“你好。”我模仿布里奇的声音特别拿手。冷如寒冰，平似土地，毫无抑扬顿挫，带着南方口音的低沉烟嗓。“是我。”
雨水拍打着阳台门，在门框里噼啪作响。我的号码不会显示在办公室的电话上，因为这是外勤人员的手机，不过据我猜测，布里奇自己的手机打到办公室时也不会显示，也会屏蔽，被当作探员和总部的通信，和我一样。而在詹妮斯眼中，这两个屏蔽掉的号码没什么区别。在目前的情况下，出此险招是极其冒险的。而这仅仅是我正在，以及将要冒的许多风险之一。
“哦，天哪！你是开会开到一半打过来的吗？”詹妮斯也有一点南方口音，新一代的南方口音，比小石城更偏向于亚特兰大那边。在我的设想中，她年近三十，涂着鲜红的口红，穿着浅色的鞋子，像一条漂亮、忠心的看家狗。
“是的。”我谨慎回答，“还在开会。”
“你打电话是为了查我的岗吗，长官？”
詹妮斯的声音很甜美、很欢快，带着一点挑逗。我做出了回应，我从没听布里奇发出这种声音，但我想他面对助理的挑逗时肯定做过：我笑了一下，符合布里奇风格的扑哧一笑。
“不是的，美女，我打来不是为了查你的岗。”
“长官，你查一下也无所谓啊。”
我在想他有没有叫她“小詹”过，而她有没有叫他“老布”过。我在想老布是否在办公室的圣诞节派对上见到了小詹。或许他是带着老婆一起参加的，喝着蛋奶酒，配着吐司，最后喝醉了，叫了辆出租车回家。他会不会指导孩子踢足球，攒孩子的大学学费，开一辆居家厢型车，当刹车坏了的时候开到厢型车的修理店去。我想象着正常的俗世生活的样子。
“你有事要我帮忙吗，长官？”
她能帮我做什么呢？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模仿布里奇的声音和神态上，尽可能达成我的目的，而不去想我正在做什么和这么做的原因。如果我停下来思考，我可能会自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敢这么做，是不是发疯了？
当我用冰冷的、缓慢的、语调毫不起伏的声音和詹妮斯交谈时，我想达成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还没有完全想好。
因为文件上有一个剑形号？因为案卷里有语法错误？因为这次的事情不合常理？
这些都不是原因。我见过混乱的逃犯案卷，见过案子里有不合常理之处，有些时候它们可以解释得通，有时候不能。而这一次真正蹊跷的，真正让我敢铤而走险的，是布里奇的语气。上次通电话时他的语气，焦躁、紧张，仿佛压紧的弹簧。那晚他在9点36分打电话过来，比预定时间提前了，而这是从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用手敲击着桌面，这是我思考时的习惯。
“我有个问题需要你帮忙。关于这个案子的。”我恢复到了公事公办的语气。玩笑开完了，该办正事了，詹妮斯。
“你说的是哪个案子？”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布里奇处理了多少个案子？有多少个案件编号？处理过多少个寒鸦？手下有多少个我这样的外勤探员？
我把案件编号告诉了她，而她问道：“什么？”
我又念了一遍，慢慢地，一字一顿地，她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她很抱歉，但她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案子：“在系统里查不到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