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里并不是我给他治病的地方。他们会安排一辆车在那儿接我,那是一辆出租车,但……它好像不载客,而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巴顿的工作方式:计划缜密,用了预付费电话,各个流程环环相扣。
“那辆车会带您去哪儿?会带你到他身边吗?”
“是的。可是,他们蒙上了我的眼睛。”那帮家伙在车里给她蒙上眼睛,载着她至少兜了一小时的圈子,到处乱转,让她根本分不清方向,到了目的地后他们领她下车,还要走一段路。一段崎岖小路,路面湿滑,而她依然被蒙着眼睛。等他们摘掉她的眼罩时,周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有人会打开手电筒,那位她要救治的病人就在眼前。
“他就在眼前。”我轻声重述,回想起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那张憔悴、机警的面孔。医生也在努力回忆那张脸,她站在我面前静静地思索着,回忆起与他见面时的情景。她鼓足勇气,走上前,用她的一对小手握住我的手:“你应该高兴起来,莫顿先生。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的年轻人,从来没有。他现在就要得到自由了,他会好起来的。”
不,他不会,我心想。因为我可不是什么该死的莫顿先生,我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是头一心追逐猎物的野狼,我一定要找到他,今天就要,因为布里奇说过,如果你找不到那家伙……我向医生凄凉一笑:“他人还好吧?他们让他待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她缓缓摇了摇头,“反正是在一个房间里。我不清楚。里面好像有发电机,一会儿停一会儿转的,弄得电灯都忽闪忽灭的。”
“所以,是在……空着的建筑里面?”
我的大脑动起来了,思考着各种可能——有可能是仓库或废弃的民宅,或未完工的建筑。“那么你的工具呢?”我指了指屋里的器具——听诊器、喉镜、压舌片、纱布等,“你给看病用的东西怎么办呢?”
“那里没有。”她说,“他们那儿没有,我要的东西我会自己带上。他们那儿……没有医疗用品。”
她的脑海里回想出了那里的情景,想起了那个地方。这个骗子,不说实话!她想起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看出来了。我继续逼近,问道:“怎么了?”我语气冷静,没有废话,“你发现什么了?”
“房间里面……”她点点头,小鸟一样的眼睛眯了起来,“噪声很大,很奇怪的噪声,嗡嗡地响,像是管道的声音,像是水流过管道的声音。”
“管道?”我说,“所以……那是间地下室?是间地窖,或者是……”
“有可能。可能是吧,我也不清楚。我……我只知道这么多了,好吗?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
医生不想再和我纠缠下去了,她越来越紧张地回头看着大门,仿佛随时会有病人或护士,或巴顿神父走进来,他那双淡色眼睛充满了怒火,用手指着她,谴责她背叛了他们的事业。
“好吧。”我说,“我很感激您。真的。但愿我还能再见到他一面……”
她匆忙地点点头,说:“好的,好的。”她点头点得如此匆忙,嘴唇一张一合,我心中又生出疑窦,难道她不仅只有负罪感,对此事还很害怕?
这个巴顿究竟是什么人物?我们面对的这位伸张正义的神父到底是何方神圣?我说了很多遍“谢谢”,非常卑微地感谢了她,非常卑微地向卡巴奇医生保证绝不会辜负她的信任。她无奈地笑了笑,理了理白袍,恢复了医生的神态。
“哦,对了,”就在她快要走出门,就要摆脱我之际,我说道,“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希望您别介意。”
“不行,莫顿先生,很抱歉,我不能……”
“求求您了。”
“我不能再说了。”
“夫人?我只想问……他为什么需要看医生?”
我曾经试过一次逃跑。那是我刚刚被迫做这一行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想是我在夜半失眠,恍惚之际看着旅馆天花板时,说服自己这么做的。刚刚干这一行时我无数次夜不能寐,第一年我几乎夜夜失眠,我以为这事只是场骗局。他们给我下了药,让我在昏迷状态下过了两个钟头,然后等我清醒就告诉我,他们把一个微型电脑芯片植入了我的神经系统中,放在了脊椎和大脑的接连处,从此之后芯片会向外传送我的位置。
我心想,这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科技,我要是信了就是傻瓜,所以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我记得那次逃跑发生在布里奇第一次安排我去追捕一个女人的时候,逃犯的服役名叫作达玲。我一路追查可怜的达玲,追到了爱达荷州的爱达荷市。按照计划,我应该监视她堂叔的房子,然而我从百货商店里偷了一套衣服,然后上了一辆开往俄勒冈州的长途汽车。我只有一个大概的逃跑计划,一路向北到安吉利斯港,搭渡轮去维多利亚。然而当长途汽车开到波特兰市中心,我下了车之后,迎接我的是三个身着深色西装、喝着咖啡的探员。三人见到我就立即起身走向我,我只能再次登上了长途车,返回爱达荷去执行这个任务和下一个任务。而一直以来,布里奇对此事只字未提。他从没有问过我:“你那趟旅游玩得开心吗?”是的,这不是他的工作风格。那枚电脑芯片真的植入了我体内。
这不是谎言。我按命行事就没事,如果试图逃脱,绝对有事。
至于爱达荷州的那个叫达玲的女人,她其实压根儿算不上一个女人,只是个女孩,当年刚12岁。
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第18章
一缕青烟从我的车中飘出。我站在12街,隔着两个车道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车前面有一棵榆树,枝干向四面八方伸展着,树叶已经掉光了,后面还有一盏弯底座的路灯。这股烟是从车前盖里飘出来的,徐徐而上,然后消失在日光之下,如同已制服的恶灵幻化为烟。我急忙赶了过去,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心爱的阿蒂玛车的引擎会不会坏了——里面的哪个零坏了,竟然起火,还冒出了烟。
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我才走到这条不平整的小街一半就放慢了脚步。那是香烟的烟雾,仅此而已。有人在街对面倚着车身,一边抽烟,一边等我。一定是马里斯,他或者巴顿调查了我的底细,发现卡罗来纳没有叫简特尔的人,也没有什么德克森。我看了看这条街,现在再跑是不是晚了?我四下看了看有没有人藏在暗处紧盯着我。我站在街道中央,鼓起勇气想象我的大衣衣兜里装了把沉甸甸的科尔特左轮手枪,随着我迈开的双腿不断晃动,撞击着我的髋部。
然而,在那里抽烟的是那个白人女子玛莎。我看见她的头发用一根筷子盘了个发髻,她的神情有几分犹豫,又夹杂着些许期盼。
我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了,差点笑出来。眼前的人是她,我此刻的心情几乎可以用开心来形容了。那个孩子也跟在她身边,莱昂内尔身上套了件运动服,比他的体型大了一两号,肩部和下摆处有一些条纹。他在听音乐,听得很起劲,小脑袋一前一后地晃来晃去,在车子旁边蹦个不停。他没看到我过来,但玛莎看到了,她尴尬地冲我挥了挥手,脸上勉强露出了点笑容。她抽的是那种怪模怪样的、嬉皮士风格的手卷烟,是从脱了奴籍的黑人烟草种植者那儿“购买”来的。
“天哪!”我说,“你好吗?”
“我是在乱来。”她说,“我知道,我是个很乱来的人。”
“你怎么了?”
“嗯,那个……有件事想麻烦你。”
我该怎么回答?德克森该怎么回答?我心里在想怎么回答?最后我回答说可以。她开的那辆南非产的粉色两厢车停在了梅里迪安街上,她从后座拿出儿童座椅,放到我的车上。我们把莱昂内尔安顿在了后座,接着我们开车出发,玛莎坐在副驾驶座,我看到她双手十指交缠搁在腿上。
“我们去哪里?”
“嗯,应该是走这条路吧。”玛莎轻声说,于是我顺着她指的路,沿着梅里迪安街向南驶去。
“没事吧。”我说。
她笑了笑,笑容却一闪而过。“没事。”她答道,好像这情景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像我们天天同车出行,“你刚才看医生去了?”
“对。”我说,“我去看了医生。”
“你身体没事吧?”
“哦,没事,谢谢你。我很好。”我现在扮演的是德克森的角色,我戴着眼镜,双手规规矩矩地握着方向盘10点和2点的位置,“滑了一跤,受了点小伤而已。昨晚在外面工作,在路边摔了一下,扭伤了脚踝。没什么大碍,可雅加达那些总部的人很爱大惊小怪,一点小伤……也要登记在保险上……”
我唠叨个没完,愣是把本来漏洞百出的谎话给圆上了。不过她根本就没听进去,只是出神地望着窗外。她戴着一副廉价的猫眼墨镜,却意外地和她头发上的塑料筷子很搭。她身上穿着一套老旧的深蓝色佩斯利印花洋装,手指戴着一枚戒指,仿金的,是那种很便宜的地摊货。我开车时她不停地把戒指摘了又戴,戴了又摘,从一根手指换到另一根手指。根据我的观察,年轻白人身上有一种共性,那就是自信,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可以在世上为所欲为。玛莎也有这种特质,即使她现在有求于我,仍然可以随意翻我车子的前排抽屉里的东西,看看我有什么磁带,当然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她的自信只是一层薄薄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下,她的内心充斥着担忧和恐惧。
“能听一下磁带吗?”玛莎说道,其实她询问时,磁带已经有一半插进播放机里了。
“你随意。”
杰克逊五兄弟的《谁在爱着你》(Who’s Lovin’ You)响了起来,迈克尔领唱,四名兄长为他配唱。我打量了一下玛莎,她转头看向窗外,而此时我再次看到了她脖子上的黑色小石头,再往下,是奶油一样的雪白肌肤和粉色的胸罩。我顿时红了脸,有几分尴尬,还隐约夹杂着几分恼怒。莱昂内尔在后座如同机器人一样晃着脑袋。
我们的车子经过一栋又一栋建筑:医疗机械店、东方地毯店,还有一些招租的门面。
“那个……”我说,“我早晚得问你,咱们现在要去哪儿?”
“哦!”她说,“对啊。”
玛莎瞄了一眼莱昂内尔——他完全沉浸在了迈克尔的声中——随后说道:“其实,我想……有人陪我去个地方。像……朋友间互相帮忙一样。我今天有个任务,得去见一个女人……这个人……我非见不可。我本来以为她会到旅馆来见我,结果她现在说要我去见她。”
德克森的个性一板一眼,听到这话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跟你求职,当医疗护工有关系吗?”玛莎答道:“不,没关系。”于是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各种可能。倒卖药品?枪支?对玛莎很容易引起的联想是,穿着廉价衣服的单身母亲,欠了一身的债务,不得不东躲西藏。
玛莎还是没有告诉我要去哪儿,我们的车子就这么往前开。然后我向右转到了16街,在与国会大街的交叉口,我把车停下来等红灯。
“而且别人忠告我……天哪,这词也太洋气了。”玛莎扮出了大律师一般的洋气口音,嘲讽他们的目中无人,“别人忠告我不要单独去那里。因为,我是个……”她转头看了看我。交通红灯变成了绿灯,“我是个‘姑娘’。”虽然她没有说因为她是个白人姑娘,但这层意思不言自明。
我点了点头。
“但是……所以……你只是……你帮了我的忙。你显然是个好人。所以我想……”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她会把我的沉默当作羞涩或是谦逊,然而实际上我的感受是害怕,我竟然是好人,我显然是个好人——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我回神,将车左转,驶入了马丁·路德·金博士大街。我已经猜到我们要去哪儿了,心中有一种预感。迈克尔唱出了最后一句,声音高亢,宛若天使。
“我不能承诺给你报酬。因为,我现在,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不过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会给你钱的——说不定今晚一点就可以。说不定和她见完面后就可以。”说完她喘了口气,看了我一眼,透过墨镜片,她的眼神中透出勇敢与焦急,“你觉得呢?”
按照常理,我百分之百应该拒绝。我的案子已经很有把握了,离胜利不远了;而另一方面布里奇把我逼得很紧,过往的回忆幽灵般地在我脑海里纠缠着我不放。
“那么……”我问道,“我们要去哪里?”
她把记着地址的纸条从裤兜里掏了出来。“在这儿,嗯,10街和贝尔蒙特街的交叉口。”
我点点头。没错,我们正在朝那里驶去——“自由城”。
我知道如何让一个对某件事心里打鼓的人去做这件事,那就只有两个字:胁迫。透露一点信息,让他(她)帮你找个地方,我天天都在干这种事。不知道玛莎是去干什么事,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人人都有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深不见底,无人知晓。
我们开上了通往自由城的桥,一条破旧的两车道马路桥,横跨于缓缓流淌的污浊河水之上。我很乐意帮玛莎·弗劳尔斯的忙,不管那件事情有多神秘。世上的人每天都在忙着解决自己的烦恼,想方设法处理自己的烂摊子。所以偶尔能换换口味,处理别人的烂摊子,感觉也挺不错的。
“我的天!”玛莎惊叹。
我小心开着车经过这里的街道,街上的坑大得像被炮弹打过,石头、瓶子遍地都是。自由城里的这一片区域仿佛遭受了敌军轰炸,犹如末日来临。
莱昂内尔蜷缩在儿童座椅上,透过车窗打量着外面。
我到过这样的地方。虽然没来过这座自由城,但我去过类似的地方。我的足迹遍布北方各地,每座北方城市都有这样的自由城。纽约有几个,芝加哥也有,估计在10个以上,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也有。恢复自由的黑人总得有地方去,而他们的选择并不多。他们的住处大致一样,但细节各不相同。有的地方是围着一块空地建起的密集高层塔架式公寓,住满了穷困潦倒、辛苦奔波的黑人,他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有些地方和这里一样,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的破烂小屋,路旁没有人行道,路面老旧开裂,屋旁的院子要么杂草丛生,要么空空如也。屋子上的藤蔓已连成网,将一二楼包裹得严严实实,一些藤蔓的卷须还爬到了更上层的窗户。屋檐上的排水槽或空空吊着,或满是垃圾,门廊也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