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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森先生，真不该让你看见那种东西。”
“叫我吉姆好了，没关系的。”
“不，有关系。我们印第安纳是个好地方，绝大多数地方都不错。真是这样的。”
“这我知道。这里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好。”
15分钟后布里奇就会给我来电，可我还在这儿和玛莎说着闲话。年轻、善良的玛莎，穿着廉价的牛仔外套，长长的棕色头发用粉红橡皮筋扎成马尾，站在停车场中为了自己的心事烦恼不已。她用手理了理马尾，这个动作让她穿的白衬衫领口敞开了一点，我见到她脖子上戴着的项链，项链吊坠是个通体墨黑的石头。会戴这种项链的白人不多，但出于团结、同情或内疚，有一些白人会戴。玛莎发现我在看她，脸上一红，下意识地紧了紧领口。
“上帝啊！”她说，“人们都以为这事早就翻篇儿了，其实没有。它还在潜移默化地对世事产生着影响。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会。”我说，“应该会吧。”
她努力挤出一抹微笑，双眼满含希望：“但你知道吗，关于巴特里奇，总统都为她提名了，还有所有的……或许这真的就是转机了呢。”
我笑着点了点头。我看过同一篇文章，它也登在我买的报纸上了。
“是啊。”我答道，心中暗忖：这该死的世道才不会变呢，永远也不会变。“说不定有戏呢。”
“嗯，吉姆。”她说，“那个，你想不想……”
她没有继续往下说。她低下头，看着电话，心里在思考着什么，又或者是在积聚勇气。我的心已经乱作一团了。这半句“你想不想……”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牵扯着我们二人，而我的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情感。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打开手机，铃声仍在继续，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响的不是她的手机，而是我的。
我看了看来电号码和时间，9点36分。
“德克森先生？”
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是布里奇打来的电话，比平时提前了14分钟。
“我先接一下电话。”
“噢，当然可以，请便。”
我的世界突然陷入一片混乱。布里奇给我打来了电话，而那些印着1819的旗子还在我的脑海中飘扬；寒鸦颤抖着身子藏在箱子里；步枪抵着我的肩膀；还有玛莎的那半句话，你想不想——我想不想干什么？
“其实……”她晃了晃头，“其实也没什么事。你接电话吧。”
我转过身，接通了电话，自动门开了，布里奇在电话那头说道：“维克多。”声音短促而有力，夹带了一些情绪，而我并没有立即感觉出来。
“对，是我，你好！”我仍然用德克森的腔调说着话，同时加速走向我的房间，不想跟他在宽敞明亮、空无一人的旅馆大堂里说话。这感觉像是我从带花纹的地毯里召唤出一头魔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说，你能稍等一下吗？”
我把手机贴在胸口，直到回到房间，走出阳台，抽起香烟为止。
你想不想……想什么？我想不想……
“维克多。”
“我这边还有事，你就打过来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他的话里火药味十足，“维克多，我想什么时候打给你就什么时候打。懂不懂？我想打就打。”
我把手机拿远，仔细端详。也许对方刚好打错了，他找的是另外一个维克多。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并没有跟他贫嘴，而是直接说了这一天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我在台阶上与库克警官和马里斯在一起，我把追踪器放到了马里斯身上；告诉他那个医生的名字，告诉他寰球物流公司的清单和逃跑路线的事情。我还跟他提及斯里姆杂货店的事情，但是没有说对斯里姆开枪的事情。
在汇报工作期间，我察觉到在自己说话的间隙，电话那端传来的无声又冰冷的喘息。不对劲，有什么事很不对劲。天气有变，风雨欲来，一场遮天蔽日的暴风雨在我们通电话时正在酝酿。
和所有优秀的员工一样，我在汇报结束时提出了下一步计划。明天早上我会再去试探一下医生，查找马里斯的踪迹，可能再去会会警察库克（如有必要），劝说他再去调查一次那个组织反抗运动的牧师。布里奇可怕的沉默继续发酵了一两秒，然后他开口说了句话：“黑奴，你不是在耽误我的时间吧？”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给我的世界炸出了个洞，像一颗炮弹击穿了船体。
“我在……什么？”
但给我致命一击的不是那个问题，而是那个词——我又到了那个词。我深吸了一口烟里的有害物质，双颊颤抖，脖子发热。
“你要是敢磨洋工，我一定会知道。”
“我没有。”
“你刚才说的这些，维克多，都是些半吊子差事，狗屁线索。你接这个活儿已经三天了。”
“三天又怎样？”我说，“记得密尔沃基的案子吗？去你的，你还记得卡莱尔的案子吗？”
“这个案子你要是解决不了——
“我要是——怎样？
“如果你找不到那家伙——”我伸直了胳膊，把手机拿开再次盯着手机看，不停地摇头。我们干的是见不得光的事，我们生活在阴影之中。布里奇的指责完全不像他的性格。他是我的上线管理员，说的这些话却毫无管理者之风度。我注意到他反常的口齿不清，奇怪地重复说过的话，在说完“这个案子你要解决不了”之后又说了“如果你找不到那家伙”，这两句话的风格完全不同。
“维克多，别让我知道你是不是在有意拖延。你懂吗？”
“我懂。”我说，“我知道。”
“你自己清楚办事不利的下场。”
我站在原地，一声不出，任由这番话的威力持续发酵，感受着文字背后蕴藏的暴力。
回顾过往，我知道自己对此不必惊讶。我们俩的这番对话，道出了布里奇的本性和我们关系的实质，它虽然来得有些突然，却也接近我的认知。暴力一直是我们关系的最佳写照。六年来一直如此：在公事交流与同事般的玩笑背后，暴力的阴影挥之不去。过去六年里，我住在舒适的旅馆里，在晚上抽着烟，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用保密线路和他通话，享受着自由。然而在芝加哥的一间地下室里第一次和他通话时，我戴着手铐脚镣，手铐连着桌子，脚镣连着椅子，他冰冷而陌生的声音从扬声器中悠悠地传出。这个声音宣判着我的末日来临，而后他又给了我一个选择，而这根本算不上选择，因为我根本没的选。
在阴影中生活了这么些年，我的日子好过了一些，有了各种证件，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芝加哥市区以北的唐尼斯百货店负责给卡车装卸货。我过了两年既快乐又平凡的生活，然而一天夜里，我下班后，这个做了两年的梦破灭了。一辆银色无牌轿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门罗路上，见到它我根本没有多想，我赶忙丢掉我正在吃的热狗，撒腿就跑。心里胡思乱想着，但我知道一定要顺着北极星的方向跑，然而目之所及只有路灯发出的蛋黄色光芒。
我没跑出几步，他们就抓住了我。他们吵吵嚷嚷，拽着我回到轿车时，我脑子里疯狂地闪过各种念头，我应该向右转，不该向左转；应该钻小巷，不该上便道。仿佛这样真的管用，仿佛我真的能找到容身之所，摆脱现世的羁绊。接下来，我来到了芝加哥市区联邦大楼的地下室。我仍然穿着工服，牛仔裤和漂亮、干净的阿迪达斯球鞋。这样的宁静和安全感在一点一滴地消失，我的新生活就这样被摔碎在地下室的水泥地上。我能感觉到，冰冷的铁链从我的肩胛中间往下延伸，在我的脚踝上缠了好几圈。
后来，有人进屋把一部手机放在桌上，我疑惑不解地看着手机，随即手机嘟嘟响了两声，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我叫布里奇。”手机里的声音说道，“我是美国司法部执法官署的法警。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告诉你，我会给你一份认罪协议，你仔细听清楚，我说完后你要给我一个答复。你的答复只能是接受或者不接受。”想着将要度过的每一天每一秒，听着他没有一丝温度的语气，我想到了牛头、牛颈和血淋淋的牛腩。布里奇又说：“接受还是不接受……”这时候要我做什么我都接受，做什么都可以。不管他要我做什么，哪怕要永远做下去，我都会答应。
等他说完后，我回答说我接受。我没有半点犹豫，就那么顺其自然地说了，我接受。
过了这些年后，我又听到了布里奇一如当年的声音：你自己清楚办事不利的下场。下场就是，我虽然现在还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住在旅馆北侧的房间里，但是地板可能会随时开裂，而我则会陷进去，重新回到联邦大楼的地下室；房间的墙壁会坍塌，我会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贝尔农场，而是一直待在臭气熏天、血污遍地的贝尔农场，每天过得疲惫不堪。
“你自己清楚办事不利的下场”，这是他的原话，而我清楚下场是什么。暴力像个幽灵，一直藏在我们的对话之中，藏在我所做的所有事的背后。
“长官，”我非常冷静，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正在全力以赴地办这个案子。”
布里奇没有回答。我没有再听到他若有所思的声音，或带着愠怒，或带着任何情绪的沉默呼吸声。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也许布里奇出了我不知道的什么事，也许他在烦恼别的案子。也许是巴特里奇的听证会，让这些公务员精神紧张。但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布里奇和我之间出了问题。这个案子出了问题。我打算上床休息，但身体并没有行动。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也许站了好几小时。各种事走马灯似的在我的脑海里闪过，使得我坐立不安。库克在车里说的“他是个特别的孩子”，布里奇在电话里说的“这个案子你要是解决不了……”还有玛莎·弗劳尔斯说的“你想不想……”各种念头以及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在我脑子里盘桓。
我的内心有一种悸动，在这具躯壳之内，燃烧着一股无名之火。这种感觉我当时无法解释，即便是现在也无以言表。但那种悸动是真实存在的。齿轮已然开始转动。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工作中的罗盘指针，动作极其细微，但它永远指向北方。
一组奴隶学会了畜栏内的工作后，会转到内场，这样的安排一年有两次，很快就轮到我了。这也算是一种仪式，外场和内场的奴隶会停下手头的活，所有人绕着旗杆围成一圈。此外只有做弥撒时才会这样，有人死去或有人被转卖到其他地方时才会举行这种仪式。贝尔先生来到了我们中间。那一次除了我以外，还有九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一起从畜栏调到内场工作。大家腰板挺直地站着，我们穿着刚发的黄色工作服，戴着呼吸器（一种在内场大部分工作时间要戴的高级面罩）。仪式只持续了10分钟，我们排成一排，贝尔先生挨个儿亲吻了我们的额头，然后按照礼节紧了紧我们面罩的带子。接着，铃声响起，我们在屠宰区的工作就此开始，贝尔说道：“完事了，你们几个，上工了。”我们于是向内场走去。到第一天的内场工作结束，我的黄色制服已经找不到一块儿干净的地方了。
“怎么样？”上厕所时卡索问道，“工作没问题吧？”
“当然了。”我回答。
我不想让卡索知道在屠宰区内过完漫长的一天后是什么感觉。事实上，我一整天都很想呕吐。我想，并不是因为工作太累，因为第一天，我干的活只有机械式的重复：一次又一次地扳动脱皮机的扳手，把机械夹爪排好，按下开关，看着夹爪扯掉牛皮，只需一个动作，整张牛皮就行云流水般地被扯掉了，像脱掉一件衫衣一样轻松。我估计是反复见到这血腥的场景，还有黑红相间的牛内脏让我吃不消吧。或许吧，我也说不清。但我确实一整天都很想吐，甚至连上厕所时都想吐，但我不想让卡索知道这事，我不想失去他对我的欣赏。
“我没事。”我虚弱地笑着说道。我望向他时，仿佛能看见他的内脏，仿佛能看见他让人扒了皮。
“没事的。”他说。他好像没听见我刚才说过的话一样。他一只手扶住了我的肩膀，这让我着实吓了一跳。两个人靠得很近地说悄悄话，这种事千万不能让老汉看见。“真正重要的是以后的日子。”他说。
不出意外，哈勃站在一旁，他看见了卡索用手扶着我的肩，我们俩在说着悄悄话。
“你说以后的日子是啥意思？”哈勃一脸狞笑。
“你先管好自己的事，行吗，小子？”卡索说道。
“我自己能有什么事？天底下无私事。”哈勃笑道，“记得吗？”
他说的是农场的一句格言：天底下无私事。目标要盯紧。大家齐努力，振兴贝尔农场，一起过上好日子！
哈勃没有继续和卡索纠缠，直接盯上了我。哈勃比我大一些，比卡索小一些，而他说起话来和大人差不多。他说话时简直就是老汉附体，真把自己当成了管事的。“他刚才说以后的日子，我来跟你说说以后你会过什么样的日子。今天他们让你戴上面罩，明天你就会上切肉流水线，接着你会去屠宰区，然后你会被卖掉或者埋了。这就是你以后的日子。”
那天夜里卡索摇醒了我，不是有事找我，也不是讲故事。他的眼睛瞪得比以往都圆，神情郑重。
“你记得我和你说过的话吗？”
我眨了眨眼。他跟我说过太多话了。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的声音轻得我刚好能听见，“哈勃，其他人，和我们都不一样。我们俩的生活会有改变的。”
“怎么变？”我问，“我们的生活会迎来什么？”
他没有出声，只是用口型说出了两个字：“机会。”
在内场没干多久我就体会到，这里比畜栏更糟。
认为工作很糟，或认为工作比从前更糟，这种想法理应受到惩处，因为这是好逸恶劳的想法，所以我没有告诉别人。在畜栏上工时多少还能听到一些悦耳的声音：远处公路上的汽车鸣笛声，乌鸦的聒噪以及偶尔飞鸟的啼鸣。而在内场的工作只有噪声：电击枪的刺刺声，坡道皮带的咔咔声，牛群无趣的低叫，加热机的轰鸣，以及周围忙乱的脚步声：老汉和警卫手扶在枪把上，正在巡逻；白人监工拿着统计板写写画画；美国农业部的人则穿着白大褂，拿着仪器忙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