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的飞机是一架我十分熟悉的VC－10喷气式飞机———英国子爵号，一位BOAC飞行员曾带我参观过同一型号的飞机，给我做过极详细的介绍，连厕所的构造都讲到了。
根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这架飞机将在肯尼迪机场第十三跑道着陆，滑行到终点大概需要10分钟。
在飞行员准备着陆前10分钟，我站了起来，溜达到一个洗手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蹲了下来，用手摸到那个我知道位于抽水马桶底部的拉出式把手，使劲一拉，再一拧，整个抽水马桶装置就被我提了起来，露出了一个两英尺见方的舱盖，它下面可接飞机着陆后用的真空管。
等了一会，随着一阵剧烈震动，飞机着陆了，飞行员反转发动机并借助副翼使飞机迅速减速。我知道，当滑行到跑道的末尾，也就是要转入通向终点的滑行道时，飞机几乎是完全停了下来。判断准时机后，我蜷缩进原来抽水马桶占据的空间，打开舱盖并钻了出来，双手紧抓舱盖，悬挂在跑道上10英尺的空中。我知道当我打开舱盖时，驾驶舱里有一个蜂鸣器会叫，但我从以往的飞行经验了解到，飞机着陆的剧烈冲击经常会把舱盖撞开一点点，所以蜂鸣器叫是常事，飞行员知道已经着陆，舱门微开不会造成危险，所以他通常会随手把蜂鸣器关掉。
我其实并不关心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否这么做的，反正飞机是在夜幕中着陆的，当巨大的机体滑行到几乎停下来的时候，我松开扳着舱盖的双手，撒腿狂奔。
我径直穿过跑道，逃进了黑暗之中。后来得知我的逃跑丝毫未引起机组人员的注意，直到愤怒的奥里莱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官员搜查整个机舱，看到了拉出的抽水马桶，才知道我是如何逃逸的。
在机场临近范韦克高速公路的一侧，我攀过一道防台风栅栏，招手叫了辆出租车。“中央火车站。”我说。到站后，我用简给的20美元钞票付了车费，然后搭火车去布朗克斯。
我没回家，我感觉我母亲的公寓和我父亲的房子一定受到了监视，但我先后给母亲和父亲打了个电话。这是5年多来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话到最后父亲母亲和我都泣不成声。他们恳求我回他们任何一个家里并向警方自首，我回绝了。尽管我因违背了我对马尔默市法官的诺言而感到羞耻，但我觉得我在监狱里已经呆得够久了。
事实上，我是去布朗克斯看一个姑娘的，我在她那里藏了一些钱和衣物，其中一件衣服口袋里还有一串蒙特利尔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她见到我很惊讶，“天哪，弗兰克！”她惊叫道，“我还以为你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花你的钱，把你的衣物送给救世军去了！”
我没有多作逗留，因为我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查到我的多少女友和熟人，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找出了一些。我匆匆忙忙地拿了我的衣服，只要了50美元，其余的钱都给了她，随即搭了火车去蒙特利尔。
我在蒙特利尔的保险箱里藏有两万美金，我是想去那里拿了钱，然后搭最早的航班去巴西的圣保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我在坐牢期间得知，巴西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为我在巴西没有犯罪，即使我在那里被抓，当局仍会拒绝引渡我的，所以我感觉我在那里比较安全。
我取了钱，但我没有坐成飞机。当我在蒙特利尔机场排队买票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又高又壮，仪表堂堂的男人，穿着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警察的制服。
“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巡警詹姆斯·海斯廷斯，你被捕了。”骑警队员友好地微笑道。
第二天，我被带到了纽约和加拿大的边境，移交给美国边防局，之后又被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把我送到纽约市的联邦拘留所里。
我被一位联邦专员提审了一番，他把我的保释金定为25万美金。之后，由于还没同检举者们商量好把我送到哪里的法庭受审，我又被送回了拘留所。
两个月后，佐治亚州北区的律师获得优先权，我被执行官送往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的监狱候审。
富尔顿县的监狱活像昆虫呆的洞，真正的蟑螂洞。“不太妙呀，伙计，”在污秽的牢房区的休息室里一个囚犯对我说，“这里惟一说得过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了，而且只是在你行将不朽时才会送你去那儿！”
休息室里惟一说得过去的设备就数一部付费电话了。我投进一角钱，拨通了值勤军士，“我是约翰·佩茨基医生。”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第58章 以检查员的身份越狱
“我有一位病人关在你们那里，叫弗兰克·阿巴纳勒。阿巴纳勒先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经常昏迷。中士，我希望您能把他押送到你们的医院里，使我能够前去探视并做些适当的治疗，谢谢您的合作。”
30分钟后，来了一位狱卒护送我去监狱医院，听到我打电话的其他囚犯都羡慕地露出了笑容。
一星期后，又一位执行官出现，我被遣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联邦拘留中心候审。就是在这所监狱里，我完成了监狱史上最滑稽的一次越狱行动。至少我认为一切都很有趣，我仍然对其中的每一幕回味无穷，虽然有些人对其持相反的观点。
事实上，那与其说是越狱，不如说是借天时地利、由多方合作的一次驱逐。我被送入拘留中心时，全美监狱正倍遭民众权利组织谴责，国会的专门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在调查此事。检查员们投入很多时间明查暗访，遭到监狱里行政人员和看守们的敌意和嫉恨。
我恰是在这种氛围下转狱的，押送我的执行官并没有我的转狱执行书，倒是有一副急脾气。
拘留中心的签到处却有一堆问题要问那个执行官：我是谁？为什么要转狱到这里？为什么执行官没有适当的文件？
执行官突然发起怒来，“是法庭命令押送他来这里的，”他吼道，“随便找个牢房，给点吃的，等我们回头再来找他！”
签到官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那位执行官已经气呼呼地走掉了。从我后来了解的情况看，当时我要是跟着他出去，谁也不会来拦我。“又一个可恶的监狱检查员，哼！”送我去牢房的看守嘀咕道。
“我不是，我是来这里候审的，”我实话回答道。
“你肯定是，”他一边猛地关上房门，一边嘲笑道，“你们这些混蛋总是自以为聪明，是不是？上个月你们就害得我们这里被解雇了两个，我们现在知道怎么识破你们了！”
他们没有发给我其他犯人穿的白色棉布囚服，而允许我穿便服。我注意到我的单人间虽说不上豪华，倒是极其舒适。我的饭菜很好，每天还有亚特兰大的报纸，同时也少不了狱卒的冷嘲热讽。他们从不叫我的名字，而是用“奸细”、“密探”、“007”或者其他表示我是他们想像中的监狱检查员的讽刺性字眼。看了亚特兰大的报纸，第一周里就有两则有关联邦监狱机构内幕的报道，我意识到这里的人是真的怀疑我是一名便衣联邦检查员了。
即使我真是，他们也大可不必担心，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有影响的人认为美国的监狱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耻辱。这里真是棒极了！尽管还比不上马尔默监狱的条件，但至少比我住过的一些汽车旅馆强多了。
不管怎样，如果这里的看守想让我当监狱检查员，我倒乐意当一当呢。我联系上了在亚特兰大的一位仍对我忠心耿耿的女友，这座监狱虽不是那么开放，但每周我们有一次私下使用电话的机会，我就用我的机会给这位女友打了电话。
“你听着，我知道要离开这里需要些什么，”我对她说，“你去打听一下怎样来探视我，好吗？”
她的名字叫琼·西布林，她要探视我也并不麻烦。她只是自称是我的女朋友，未婚妻，他们就允许她来探视我了。我们在大会见室里隔着一张桌子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块三英尺高的玻璃挡板，上面有一个嵌金属丝网的小孔，互相能听得见对方说话。在屋子两头各有一名侍卫，但他们是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如果你想给他什么东西，先举起来，我们会点头示意你能否给他。”其中一个警卫对她说。
我在琼到来之前已经想好了一个出逃方案。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智力练习，但我认为值得一试。然而，我首先必须说服琼帮助我，因为狱外的协助对我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她也不难被说服，“没问题，为啥不干？”她笑道，“如果你能成功脱身，那可太有趣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西恩·奥里莱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或同他交谈过？”我问道。
她点点头，“有啊，他上次来询问你的情况时，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呢，”她说道。
“棒极了，”我一下子兴奋无比，“我认为我们有门儿，宝贝！”
确实如此。那个星期，琼以杂志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给华盛顿的美国监狱管理局打了电话，花言巧语地约好与检查员C·W·邓拉普面谈有关联邦拘留中心的防火安全问题。琼干得很漂亮。这也难怪，琼不仅很聪明，而且气质优雅，俏丽可爱，任何一位男士都会愿意与她交谈。
就在她起身离开，刚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噢，你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吗，检查员先生？这样在我有什么新的问题时可以打电话给你。”
邓拉普迅速递给她一张名片。
下一次和我见面时，她笑谈着这些细节，并举起了邓拉普的名片，一位警卫点头之后，她从挡板上把名片递给了我。
她的来访令警卫们更加坚信我是监狱管理局的探子。“她是谁，你的秘书？也是监狱检查员？”押我回牢房的警卫追问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笑答道。
琼那个星期去了一家印刷店。“我父亲刚搬到一所新公寓，换了电话号码，”她对印刷工说，“我想送给他500张新名片作为乔迁礼物，我希望和这一张完全一样，只改一下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就行了。”她把奥里莱的名片给了印刷工。
奥里莱的新电话号码是亚特兰大购物中心两部并排的付费电话的号码。
印刷工只用三天就完成了琼的要求。琼在下次探监时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们便最后确定了逃跑计划。琼说她已经请了她的一位男性朋友帮忙，以防万一。“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任何细节，只对他说我们是在开个大玩笑。”她说。
“好，我们明天晚上就行动，”我说，“但愿明天晚上9点钟左右没人使用那两部付费电话。”
第59章 弗兰克最后的逃脱
第二天晚上9点不到，我招呼那位和我不打不成交，已经混得很熟的警卫，“听着，瑞克，我有事要见值班的中尉。你猜对了，我是监狱检查员，这是我的名片，”我递给他一张邓拉普的名片，上面只有他华盛顿办公室的号码，如果有人想打电话给监狱管理局的话，只会听见电话录音提示“现在下班”。
瑞克瞄了一眼名片笑起来，“感谢上帝，我们早就猜到你是检查员了，”他得意地笑着，“库姆会很高兴的，跟我来。”他打开了牢门，领我走进中尉库姆的办公室。
中尉听说我是监狱检查员后同样很高兴，因为之前他也是这样怀疑我的。“我们一直都知道。”他和气地抱怨着，看过了邓拉普的名片，把它往桌上一扔。
我笑了笑，“本来嘛，到星期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了，”我说，“现在我不妨告诉你们，什么也别担心，你们的监狱很干净、井然有序，是监狱管理局想夸耀的那一种，你们会喜欢我的报告的！”
库姆喜形于色，我也就接着押我的赌注了，“但现在我有一些急事要处理，”我说，“我要找到这位联邦调查局官员，你能不能帮我拨个电话，我确信他现在还在办公室，”我递给了他那张篡改过的名片，上面印有奥里莱的名字、他在联邦调查局的职位和那两个假电话号码。
库姆毫不犹豫，拿起电话就拨那个“办公室”号码。“我在报上看到过这个叫奥里莱的家伙，”他一边拨号一边说，“他好像专门抓那些银行抢劫犯的。”
那个“办公室”的电话开始响铃了，琼在响第二声时接了电话，“晚上好，联邦调查局，您有什么事？”
“嗯，奥里莱巡官在吗？”库姆说道，“我是拘留中心的库姆，这里有个人要和他说话。”
他也没等“奥里莱”接电话，就把电话递给了我。“她说奥里莱马上就来。”库姆对我说。
我恰到好处地等了几秒钟，然后开始了我的表演。“喂，奥里莱巡官吗？我叫邓拉普，C·W·邓拉普，监狱管理局的。如果你手边有名单的话，我的代号是16295－A……对，我现在这里，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是谁了。
“听着，奥里莱巡官，我刚搜集到一些有关你那个费城案件的材料，要在今天晚上交给你……只要10分钟……等一会儿，让我来问一下中尉，我敢肯定他会同意的。”
“如果他在狱门前停车，我可以走出去，在他车里和他谈10分钟吗？”
库姆扮了鬼脸，“好的，你为何不打电话给你们的人，叫他们把你放出去得了？”他问道，“你不必再呆在这里了，不是吗？”
“是啊，”我说，“可这种事要按规矩来。星期二会有一位美国官员来接我。我的上司喜欢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呗。拜托你们不要说我暴露了身份。我不得不这么做，事关重大。”
库姆耸了耸肩。“行，我们让你去见奥里莱。妈的，如果你愿意，跟他聊上半个小时都行。”
我重新对着话筒说，“奥里莱，没问题……对，大门口……红白两色的别克车……明白了……
瑞克给我端来一杯咖啡，然后站在窗旁，我则边喝咖啡边和库姆聊天。“你的别克车来了。”一刻钟后瑞克叫道。库姆站起来，拎着一大串钥匙。“走吧，我亲自带你出去。”
他的办公室后面有一部电梯，是警卫专用的。我们下了楼，他带我从小门厅旁的警卫身边走过，打开栅栏门。警卫好奇地看着，但没说什么。我走出门去，溜达到停在路边的汽车旁。琼坐在驾驶座上，头发藏在一顶男式宽边帽里，身上穿着男式外套。
我坐上车，她咯咯地笑着。“太棒了！我们成功啦！”她欢快地笑着说。
我也欣喜若狂地笑了，“就看你能开多快了。”
她像赛车手那样猛然加速，橡胶都烧糊了，在地面上留下了纪念性的轮胎印。离开拘留中心后，她放慢速度，以免引起巡警的注意。然后她拐弯抹角地在亚特兰大兜了一圈，把车开到了长途汽车站。我同她吻别，搭灰狗去纽约。琼回家就收拾行李，搬到蒙大拿去了。就算她卷入了犯罪活动，也没有人愿意去穷追不舍。
监狱官员尴尬万分。联邦调查局档案显示，库姆和瑞克企图掩饰自己的失误，说我是强行越狱的。但是正应了哲人的话，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便真相大白了。
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密切搜捕的对象，我再次决定逃往巴西。但我知道必须等风头过去一点。我相信最近几天内，美国的所有出境处都会受到严密监视。
我逃跑的事成了纽约一家报纸的头版新闻。“被全世界警方称为‘空中飞人’的弗兰克·阿巴纳勒再次逃脱，他曾为躲避逮捕而把自己从飞机的抽水马桶冲出……”那篇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在纽约没有藏钱处，但琼借给我的钱足够我生活到对我的搜捕平息下去。我在皇后区躲了一阵，两星期后乘火车到华盛顿，在那里租了辆汽车，住进了首都郊区的一个汽车旅馆。
我之所以去华盛顿，是因为我在弗吉尼亚的波托马克河对岸有几个藏钱处，而且华盛顿人口混杂，似乎是个安全的避风港。我想我在那里不会引起注意。
可是我错了。住进旅馆一小时后，我无意中从窗帘的缝隙间朝窗外瞥了一眼，看到几名警察正跑步把汽车旅馆的这一边包围起来。事后我了解到，前台的服务员以前做过空中小姐，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思想斗争了一个小时，考虑要不要管这件事，最后打电话报了警。
但我知道必须冒险一试。我套上外衣，从后门溜出去，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步子，朝旅馆拐角走去。刚走出几步，就看见两名警察转过拐角，他们用手枪对准了我。
“不许动，先生，我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像警匪片中那样大喝一声。
我没有站住，而是迎着枪口走去，一面抽出我的皮夹。“戴维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声音镇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奥里莱来了吗？”
枪口放低了。“不知道，先生。”那个警察说。“要是来了，可能在前面。”
“好吧，”我干脆地说。“你们守在这边。我去看看奥里莱来了没有。”
他俩闪身让我过去。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入了停车场那一边的重重夜幕之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