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知道。”我说。我真的以为她是吓唬我的。
巡官伦德斯托姆转身向售票台的服务员说,“我们可以出发了。”女服务员点点头,招呼她身后房间里一个年轻的男服务员,让他领着我们通过了柜台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通过了行李区,检票处,一直到达登机台阶处。
除了我破旧的穿着以外,我们很像三个普通的乘客。从别人对我的衣着不感兴趣来看,我很可能被他们看成又一个嬉皮士而已。
在着陆哥本哈根之前飞机上提供了一餐,这只是普通的一份分量很少的航空餐,但很可口,是我自从被抓以来吃的第一顿像样的饭食。对我来说,可谓是美味佳肴,两位护送警官要把她们的那两份给我,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拒绝。
我们在丹麦呆了两个小时,超过预期。两个年轻的护送官迅速带我到机场的一个餐厅,尽管我肯定她俩不可能这么快就又饿了,她们还是要了一份很足量的午餐。我感觉她俩是为了饥饿的胃,我也就不多说了。在我们再次登机之前,她俩为我买了许多糖果和一些英文杂志。
整个旅途中她们把我当作朋友而不是犯人看待。她们坚持要我直呼其名,并像朋友一样和我说话,询问我的家庭、好恶和其他一般性话题。她们只简单地涉及我的犯罪生涯,那也只是打听我在佩皮尼昂监狱遭受的可怕待遇。我吃惊地听说我在那个鬼地方只待了六个月。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
“你是外国人,不能得到假释,但是法官有权裁定减刑,他给你减了,”简说。我突然对判我刑的那位铁面法官产生了感激之情。得知自己只服了六个月徒刑后,我料定我在佩皮尼昂熬不了一年,很少有犯人能熬过来。
离开哥本哈根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瑞典的马尔默。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在马尔默下了飞机,取了行李,简和克丝敦带我走到一辆有标记的警车前,这是辆黑白相间的瑞典警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处,一位穿制服的警官坐在驾驶座上。他帮我们把行李放进行李箱(实际上是两位女士的行李,我一件也没有),然后把车开到离马尔默不远的克里潘村警察局。克里潘村警察局很有趣。它更像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旅馆,而不像是警察驻所。


第55章 瑞典的监狱像宾馆
一位脸色红润、笑容可掬的巡佐接待了我们,他对简和克丝敦说的是瑞典语,对我说的是只带一点口音的英语。他像接待客人一样同我握手,“阿巴纳勒先生,我在等你。我这儿有你的全部文件。”
“巡佐,弗兰克需要一位大夫,”简用英语说。“他病得不轻,需要立即治疗。”
当时大约已是晚上九点,但巡佐只是点了点头。“马上就办,伦德斯托姆巡官,”说完,他朝旁边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招了招手。“卡尔,请把这位犯人带到他的住处去。”
“是,先生,”年轻警官说着,朝我一笑。“请跟我来。”我有些茫然地跟在后面。如果瑞典是这样对待犯人的,他们对诚实的人又怎么样呢?
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扇栎木大门跟前。他开了锁,打开大门,站在一旁让我进去。进去之后我惊呆了。这哪是牢房,整个是一间公寓。房间非常宽敞,有一扇大窗户可以眺望村中景色。屋里有张大床,床头和床脚都雕着花,铺着彩色的床单。还有乡村风味的家具和单独的浴室,带浴缸和淋浴装置。墙上装饰着描绘瑞典昔日骑士风采的版画。雅致的窗帘目前是拉上的,可挡住屋外行人的视线。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先生。”卡尔在关门之前用带口音的英语说道。
“谢谢你,”我想不出其他的话,尽管我很想多说两句。他走后,我仔细打量这间屋子。窗户上装着厚玻璃板,不能打开,门也不能从里面打开。不过没关系,我没想从这个监狱逃走。
那天夜里我没睡觉。没过几分钟房门又开了,简带着一位谢顶的医生走进来。
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可她的脸上除了关切之外没有任何表情。我了解到,裸体对于瑞典人来说只在一定情况下是和性有关的。
医生一言不发地捣捣戳戳,看看听听,用了各种仪器,叩叩拍拍,摸摸按按,然后收起仪器和听诊器,点头说道,“严重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更严重的是,据我看,他还患有双侧肺炎。巡官,我建议你叫一辆救护车。”
“是,医生。”简马上跑了出去。
半小时不到,我已被安置在一所干净而高效率的小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我在那里疗养了一个月。一位穿制服的警官时刻守在我的门外,但更像是陪伴而不是看守。
每天简或克丝敦、巡佐或卡尔来看我,每次都带来一点东西,花束、糖果、杂志或其他小礼物。
我住院期间没人问到我的罪行,也没人提到我将要接受的审判或对我的指控。
一个月后我被送回了“牢房”,中午时卡尔拿来一份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抱歉地说,“这上面的你随便点,我们从酒吧间给你端来。我向你保证,饭菜是很好的。”
确实很好。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便回升到两百磅。
我出院的第二天简来看我,旁边跟着一位瘦男子,五官很生动。
“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伦德斯托姆巡官,”她正式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被扣留一段时间,我还有责任对你进行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翻译。他的英语很流利,并且熟悉你的所有那些美国俚语和成语。”
我目瞪口呆。“哦,得啦,简,你的英语就很流利呀。”我抗议道。“这是干吗?”
“瑞典法律规定,讯问外籍犯人时,要有一位熟悉犯人本国语言的翻译在场。”简依然用那种正式的语调说道,仿佛以前不认识我似的。
“法律还规定你有权请律师,审问时你的律师必须始终在场。由于你没钱聘请律师,瑞典政府为你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她叫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今天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你都明白吗?”
“完全明白。”我说。“那么明天见。”她告辞离开。
一小时后我的房门被敲响,门开了,一名看守带来了我的晚餐。他把丰盛可口的菜肴摆在一张便携式小桌上,仿佛他是一位侍者而不是看守。
他回来收餐具时,朝我笑了一下。“你想散散步吗?”他问。“只能在楼里走走,在我巡察的时候。但我想你关在屋里可能呆闷了。”
我跟他走到厨房,来自附近餐馆的一位侍者从他手里接过托盘和用过的餐具。厨房其实算不上是厨房,只是看守们煮咖啡的一个角落。然后他带我在监狱中巡视了一圈,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只能容纳20名犯人。每到一间牢房,他都是先敲门再打开房门,笑着同犯人打招呼,询问犯人的需要。在锁门前向每位犯人愉快地道一声晚安。
我回到自己房间时,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在等我,还有我的翻译卡尔·格里克牧师。我奇怪他怎么也来了。他解释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一点英语都不会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也没有询问我的案情。她只是在介绍到她时打了个招呼,然后告诉我明天早上简开始审问我时她会到场。
她是一位端庄的高个子女人,约莫四十来岁,举止有礼。但我对她做我的律师有些疑虑。可是我别无选择。我没钱聘请自己挑选的律师。法国警方没收了我在法国的所有财产,至少我猜是这样。在我被捕后和在押期间他们从未提到过我的财产,我获释时也肯定没有退还任何钱款。而在瑞典,我无法从我那些贮藏处提取资金。
第二天简和克里斯蒂安森夫人、格里克先生一起来了。她立即开始询问我在瑞典的犯罪活动。格里克把那些问题翻译给克里斯蒂安森夫人听,她默默地坐着,时而点一点头。
在前两次审问中我对简老是搪塞,要么拒绝回答,要么说“我不记得了”或“我说不上来”。


第56章 回美国重新受审
她还知道意大利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并非那么仁慈。
我们开始想方设法阻止把我引渡到意大利,我上书给主持审判我的法官、司法部长甚至国王他老人家,希望在我被释放后能继续呆在瑞典,或最坏被遣返回美国。我申辩说如果拒绝让我在瑞典避难,无论我到哪个国家,都将为同一个罪行被一次又一次地判罪,我的余生会在一个个监狱中度过。
我的每一个请愿都被拒绝了,引渡到意大利似乎不可避免。在要被意大利当局引渡的前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琢磨着如何作最后一搏。我感觉如果意大利的监牢真如别人所说的那样残酷,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我宁可在逃跑时被打死,也不愿死在类似于佩皮尼昂的地狱般的监牢中。
午夜刚过,一个侍卫出现在我面前。“穿上衣服,弗兰克,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他对我说,“这里有人想把你带走。”
我站起来,有点恐慌。“是谁?”我问,“意大利人不是要到明天才来带我吗?”
“不是他们,”他回答道,“是瑞典军官。”
“瑞典军官!”我惊叫道,“他们想要什么?”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他们有把你带走的合法文件。”
他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旁。后座上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打开了车门,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法官想见你。”他说。
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了法官家里,这是一所朴素的住宅,周围环境很好。法官夫人把我迎了进去,而那个军官仍留在外面。夫人把我带进了法官的书房,指着一张宽大的皮椅子,亲切地说,“请坐,阿巴纳勒先生。我去给你倒杯茶,法官马上就过来。”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几分钟后法官来了,同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和我打过招呼后,坐在我的对面,默默地端详了我几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尽管有成堆的问题想问。
最后法官打破沉默,以一种柔和的、深思熟虑的口吻说道:“年轻人,你的问题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事实上,对你案例和背景我作了很多调查。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阿巴纳勒先生,我认为如果你不选择歪路,本可以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不仅在你的祖国,可以在任何地方施展才华。很遗憾你已经犯了你所犯的错误!”
他停顿了一下。
“是的,先生。”我温顺地说。我希望我到这里不只是上一堂教育课。
“你们都知道,年轻人,如果明天你被引渡到意大利,你很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法官接着说道,“我对意大利的监狱是有所了解的,阿巴纳勒先生,它们和法国监狱很相像。并且当你在那里服完刑,又将被引渡到西班牙。正像你请愿书所说的那样,年轻人,你很可能在欧洲监狱中度完你的余生!”
“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做的了,阿巴纳勒先生,正如把你从法国引渡到我国一样,我们不得不同意意大利的引渡要求。我们不能蔑视法律而免于惩罚,先生。”他又一次停了下来。
“我知道,先生。”我说。我感觉希望锐减,“我想留在瑞典,但我明白我留不下来!”
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道,“阿巴纳勒先生,如果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怎样?”他问道,“你认为你这一次会选择正路吗?”
“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那是当然,先生。”我回答道。
“你是否认为你已经吸取了教训,像你的那些老师说的那样?”他追问道。
“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我说道,心中希望陡增。
他又坐了下来,看着我,最终点了下头。“阿巴纳勒先生,今晚我做了一件令我自己也惊讶的事,”他说道,“如果两星期前有人让我这么做,我会觉得他一定是大脑有问题!”
“年轻人,今晚我打电话给我美国使馆的一个朋友,让他做了一件按照我们瑞典法律来说是属于违法的事,我让他注销你的护照,阿巴纳勒先生。我的朋友也就做了。”
我盯着他,从他的微笑里我知道自己诧异的表情是那么明显。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困惑,当然那只是一会儿工夫。
“阿巴纳勒先生,你现在在瑞典是不受欢迎的外籍人士,”法官微笑着说道,“我现在可以合法地把你遣返美国而不去理睬任何引渡要求。阿巴纳勒先生,几分钟之后,我将命令门外的军官护送你去机场搭乘去纽约市的飞机,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当然,你应该知道你们国家的警察会在纽约机场等着你。先生,你在你们国家同样是一名通缉犯,我觉得把我的行动通知他们比较妥当。我已经告知联邦调查局你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
“我敢肯定你将在你的本国受到审判,年轻人,但至少你是回到了你的祖国,我敢肯定你的家人会到法庭给你支持,如果你被判刑,他们会去监狱中探望你。还有一点,也许你不知道,一旦你在美国服了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引渡你了。美国的法律禁止他国从美国本土引渡你。
“年轻人,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你的利益。当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承受法律惩罚以后,我希望你能有个甜美的幸福人生……阿巴纳勒先生,我用我正直的人格打赌,希望你别辜负我的期望。”
我多想拥抱亲吻他,然而我只是紧握他的手,满含泪水地向他承诺我一定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事后证明我的诺言仅维持了18个小时。
那个军官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使我高兴的是,简正在那里等着接管我,她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装有我护照、其他文件以及我在监狱降落伞厂挣的工资。


第57章 在飞机降落时跳跑
在把信封交给飞行员之前,她给了我一张20美元的零花钱。“这位先生是被驱除出境的,”她对飞行员说,“在纽约机场,美国官员会来接管他,到时请你把这些转交给他们。”
她转过身抓住了我的手,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再见了,弗兰克,祝你好运!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将来!”
我吻了她,这使飞行员和一名旁观的女机组人员大为惊讶。这是我对简第一次有所表示,表示我对她由衷的敬佩!“我决不会忘记你,”我说,事实上我也从未忘记过。简·伦德斯托姆在我脑海中永远是一位善良、亲切、可爱的益友!
那是直飞纽约的航班,我被安排在靠近驾驶舱的最前排,这样机组人员可以一直监视着我,除此之外,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乘客了,有着在乘客舱中走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