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你得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在惩恶扬善，为恢复社会的公正秩序而努力，还是“狂热于暴力和血腥本身”？如果答案是前者，你能“确保自己掌握好惩罚的度”吗？能做到不偏不倚吗？你具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和技术条件吗？能充分讯问和询问当事人吗？能广泛、深入地取证吗？你会允许当事人聘请律师吗？你允许他为自己辩护吗？你能给他提供一个“看得见的诉讼程序”吗？你为审判配备了陪审团吗？你能把案子办成铁案吗？
五问：如果无法从技术和程序上保证私刑的公平，你又怎么能确信自己是在消除不公，而不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呢？又怎能确信自己的行为是1-1=0，而不是1＋1=2，也就是使原本只是一份的错变成两份错呢？
六问：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置死者，那么死者的儿子同样也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死你。然后，你的儿子也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死死者的儿子。然后，死者的儿子的儿子也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死你的儿子。然后你的儿子的儿子也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死死者的儿子的儿子。如此冤冤相报，世代为仇，人类如何看得见出路？你会认为你所据有的是绝对正义，死者的儿子所据有的就不是吗？如果死者的儿子这么干了，你不支持你的儿子针对他也这么干吗？他们不但和你一样认为采取私刑是权利，简直还认为是责任和义务。
七问：为什么数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政府承认个人有私刑的权利？你不觉得现代社会之所以还在有序地运行，基础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停止行使私刑的权利，将它让渡给了集体吗？这是基本的契约。我们中有谁敢动用这一封存的权利，都是对契约的凌驾和践踏，都是对他人为社会默默付出的伤害。
八问：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自己厌恶的人免受私刑之害，也就不能保护自己和亲人免受同样的伤害。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良知”和“理性”。我们面对具体法律条文能够自信地生活，面对浮动、多变、那一千个人的“良知”和“理性”，却只能恐惧、担忧，不再具备任何安全感。
九问：为什么越是学历高的人越是视私刑为洪水猛兽，而越是文化水平低、受教育少的人越是迷信和崇拜这古老的裁量方式？我们衡量一个人是否进入现代社会，其重要标志不是他是否在使用肥皂、香水，而是他是否克服了私刑欲望。我们不能葬送一代代先人为我们搭建好的文明大厦。
他继续写：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又引用约翰·多恩的诗句：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三时五十分，在一阵强过一阵的焦虑感的催促下（据他自己说，就像是一阵又一阵的涟漪从手臂扩散到全身），他站起身，拨打110。一俟接通，他就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呢？我得报警，唐南生被杀了。”接电话的是名姑娘，因为饱受报假警、报假案之苦，她一边说“请讲”，一边本能地提醒：“谎报警情可是要被行政拘留的。”
“我怎么可能报假警呢？我知道唐南生老板被杀了。”潘洹夫说。
“你慢慢讲，他被杀了？在哪儿被杀了？”
“我不确定是在哪儿被杀的，但我知道杀他的都有谁。”
于是，潘把那天聚议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与人员的姓名，详尽说出。其中一人叫孟祎，他强调“祎”是“示字旁加一个韦字”，而非人们常用来写他名字的“一二三四”的“一”。“你们找这些人一个个问，不会问不出来的。”潘洹夫说。挂电话后，因为感到禁锢自身的道德束缚已解，他来到窗边，看窗外正燃放的烟火，朝胸前不停挥动右拳，后来又撕去二〇一九年日历的最后一页。在去公安局刑侦大队录口供时，他对民警说：“你不用保护我，你就跟他们说是我举报的，我承担得起。我的眼睛容不得任何沙粒，沙粒不取出来，我苟活何益？我若有一天为此事而死，也是死得光荣，死得其所。”
警方派出六队人马，将在红乌的六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另外三人有两人火速回来投案，一人尝试继续逃亡，虽然戴了防尘风帽和口罩，并且压低帽檐遮住眼睛，还是被外地警方很轻易地抓获。他们一个个股栗欲堕，汗流浃背。其中一人在警方还没有把他带到讯问地点讯问前，就已把杀人经过完完全全、详详细细地倒出来，使得同伙没有发挥之余地。
二十
永修路三十八号住着一对进城做早餐生意的年轻夫妻以及一双儿女。我对他们家有印象是因为他们房子面街的墙体没有装窗子，露着两个很大的洞口。他们买房时房子就是如此，他们可能还想把它出售。我们知道，一旦要卖房子了，花在房子上的装修款就全打水漂了。不过我记得他们在永修路住下至少也有七八年。在这七八年里，他们那发育很早、身材瘦长，同时脸色酡红的女儿，似乎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她整天和弟弟在马路和场基上，像狂蜂一样按“8”字形的轨迹追逐。总是她在前边跑，身量只有她一半的弟弟在后边追。总是她打他一下，或者只是做出打的手势，他就像感应机器人一样埋头追起来。我们在她的奔跑里看出真切的慌张（啊，她弟弟简直要吃了她），然后在意识到将对方落下太远后，又原地蹬跳，等待他接近。有时，她就是端一碗粥在门外吃，双腿也在持续不断地踏步。她的妈妈总是对那些被她冲撞得七零八乱的邻居说：“唉，我真巴不得她被汽车撞死！”
我忘记她是叫张霞还是张丽。
我问母亲，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我本来是知道的，要死呗，你这一问，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这名不知道是叫霞还是叫丽的姑娘，在她倒了大霉的这天上午，从永修路西头的环岛，铆足劲朝东边跑。她在来往奔行有如相向移动的“撞岩”的车辆的夹缝中穿行，反超了一辆无声无息奔驰的电动三轮车。后来她跑向路边。她拨开几乎是刺向她的枝梢，以跨栏姿势飞过数个中心积水的沙堆。有一次她提前伸出并拢的双手，在它们接触到共享单车座垫的同时，一推坐垫，将自己双腿摆到空中，从一侧翻越过去。人们看见奔跑的她脸上有两团小肉在上下晃动，辫子在脑后一蹦一跳。她张大嘴，像飞机将横幅拉出来并展开在空中那样，将要说的话扔向身后。“来啦，公安局的来啦！”她喊。她躲开一切危险，却几乎是在最平安的地方，像是被巨大的磁力吸附那样，扑向一辆从巷口缓缓驶出的小客车的侧面。“兀哪里叫作行驶呢，比乌龟爬行还慢。”司机逐一向人解释。有几人目击，不过他们婉拒司机要他们作证的恳求。他们都看见是她张大四肢，飞到车身去。她鼻子被撞平，一只眼睛又青又紫，难以睁开，一只手脱臼。有人怕她窒息，说要把她舌头拉直。司机就着自己的车，把她送往医院。
在她报信之后一刻钟左右，一辆轮胎有微波炉那么粗的特警防爆车、一辆福特福克斯警用轿车、三辆瑞风警用面包车、一辆法医用车、两辆施工车、两辆装满工人的大三轮车以及一台挖掘机，带着一股巡游或接受检阅的凝重，依次开进永修路，直到来到我们家附近才停下。一批辅警提着锥筒下来，以那棵看起来又长大不少的伞状的树为中心，设置一个面积大于一百四十平方米的警戒区。十五名警察、辅警背着双手，站在警戒区外沿。我在微信朋友圈和一些群里看见有超过三十人发布视频。有些人是站在人群外拍，他们高举双手，使镜头越过挤挤挨挨的前人。有些人是通过自家二楼的窗户往下拍。有一人是透过屋顶麻将房的窗子往下拍的，画面中出现自动洗牌的声音以及挖掘机那高举到空中的橙色长臂，不过后来证明这机器没发挥什么作用（也许它起的唯一作用是为不停赶来的围观者提供一个指路明灯）。拍摄者一边拍一边压低声量介绍，他们说的话以及采用的夸张语气几乎一样：“快滴昂喏（快点喏），嗯搭都来壳哦喏（你们都来看喏），唐老板个尸要挖去来哦（唐老板的尸要挖出来哦）。”这些视频的碎片，组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使我对这件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前的事有了充分的了解。这一天，天气阴沉，根本找不到太阳在哪。建筑物像浸在乳白色湖面的座座岛屿或停泊的船只。不过，近处的能见度又出奇的好。每个出现在镜头里的人都像被特意抠过图，留下发亮的轮廓线。这其中包括长着卷毛的棕色小狗，镜头纤毫可辨地拍下它四条腿先后落向地面那勤勉而欢快的过程。因为寒冷，人们在镜头里咧开嘴，牙齿打战，搓手，或者将手插在袖子里。警戒区外的警察普遍穿着带毛领的警服。如果有人尝试往前跨上一步，他们就会将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出来：“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一名似乎是带队者的警督拿起话筒大声说：“肃静，肃静！”他这样喊并无必要，因为人声哪怕是异常嘈杂，也不会影响挖掘那有条不紊的进度。不过警告还是起了作用。在往地底下推进的电镐停止工作时，现场只是传来一些咳嗽声以及像是有很多老鼠在棉花地里穿行的窸窣声。那是人们默默往前挤时羽绒服擦来擦去的声音。围观的人很多踮着脚，也有人踩在砖头或找来的凳子上。人一共围了七层。在人民北路和永修路上，不时还有新听到消息的人骑电瓶车赶来。最里一圈的人获得观察的最佳视角，他们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像抗洪救险的官兵那样，表情坚毅，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有一些卖水果、零食的在附近转悠，有人因此在这里吃上热乎乎的水豆腐。
在三台电镐的击荡之下，一块有我们家客厅那么大的地面—它就像一块打着黑色补丁的鸽灰色地毯—被分割为一块块碎片。红色的土基显现出来，四五名工人上前，高举锄头挖掘。锄刃挖进去后，他们借势扒拉一下，以使泥土变得更加松软。一会儿，他们暂时撤下，顶上来四五名持铁锹的工人，后者用脚踩住锹肩，使锹头没入地面，然后把这一铁锹的泥土铲出来，抛向一边。那棵长势喜人的伞状的树，被刨了出来。它被抬到三轮车上时，根部还紧紧抓着大量的泥土。考虑到挖出来的砾石及泥土可能含有证据，警方铺开聚乙烯彩条布将它们盖住。在今冬的第二场雪像撕碎的纸片从天空晃晃悠悠飘下来时，从现场传来消息。一名哑巴工人把铁锹往地上一插，指着某块地方向警察示意。“啊吧，啊吧。”他这样发音时看不出来有多激动，也看不出来有多不激动。警察循着哑巴坚定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泥土里伸出了一根像是胡萝卜的手指。今后的挖掘工作改由法医及其学徒进行。几乎在人群想朝前挤上一步的同时，执勤的警察往外迈出一步，扩大警戒范围。法医对着现场拍照，然后和学徒推测出尸体在泥土中的位置，用石灰标记出。石灰线以外的仍用锄头挖掘，石灰线以内的则用小平铲来铲。一会儿，死者的胳膊显露出来。一会儿是鼓隆的肚皮。随着尸体暴露得越来越多，空气中开始弥漫一股惊人的臭气。就是一万篮的臭鸡蛋、一万对死鸟、一万担厨余垃圾外加一万缸粪便，也比不上如今人们正经历的，这股像蘑菇云一样向外扩散，并且其威力并不随着扩散而减弱的臭气。长着灰羽的麻雀从天空笔直掉下来。一些自豪能挺过严寒的花朵开始发皱，自枝条掉落。人们普遍头晕脑涨，眼睛翻白。有的人还没来得及跑到沟边，就已开始呕吐。有的一边呕吐一边翻滚自个儿，这也是奇观吧。警察都戴上口罩。事后，我的母亲在我的姐姐、妹妹协助下，给家里每个地方打上消毒液，用毛巾擦，用水清洗，又喷上芳香喷雾。面街的窗帘也全部撤换。过去我母亲总是不舍得扔这个不舍得扔那个，这次都被我姐姐和妹妹随手一扔，就扔了。她没有半点异议。尸体完整显现出来后，法医和学徒用毛刷细心刮走上面的泥土，好像在清理一件工艺品。“唉，那模样实在吓人，说起来也使人不寒而栗。”唐南生的腹部挺得差不多有我们吃饭的桌子那么高。全身漆黑、肥肿，像“熟得裂开了表皮”的烤红薯。可能是光线的原因，在另外一段视频里，尸体的颜色又和葡萄一样紫。看起来他就像一只酒足饭饱的青蛙，正张开四肢躺在地上晒太阳。有人说他双臂之所以张得这么开，是因为生前双肘被用反关节技术掰断。一名学徒用竹竿挑落缠在他脚踝上的带蕾丝边的丝绸三角内裤，另一名学徒张开塑料袋袋口，让这条沾满泥土的内裤落进去。唐南生的男性标志物被剪掉，如今塞在他的嘴里，鼓鼓囊囊的。就像普鲁斯特形容乔托壁画《七恶质》之“贪欲（嫉妒）”一样：“为了把蛇含进嘴里，她的面部的肌肉全都鼓起来了，就像小孩儿吹气球一样。”唐南生生前曾对一些性服务者说，他平生最大愿望是死，第二大愿望是能亲吻到契弟，如今有人打包满足他了。唐头顶那绺宝贵的头发、一对吊梢眉以及还算浓密的花白胡子全被拔光，饱满的额头上留着边缘整齐的小洞，都可以通过这些小洞猜到砸下去的石头的大小。他的颈部留下多处被撕扯的伤口和斑纹。法医在泥土里找到钢丝钳，应该有人用钢丝钳拧住他颈部的皮肤，旋转几圈，然后扯断。法医在泥土中还发现大量发暗的血迹以及一只拉锁式透明塑料袋，袋子里保存着一张材料纸，写着：
有天为证！
神龍見
可、军
口、疋
慢、快
one Dream
Song' song
金中飒
東東東
孙权拜将
己亥年癸酉月癸丑日月圆之夜
这就是那九位自认为是“义士”的人所留的代号。他们既不想直接泄露姓名，又不想让报复变成彻底的匿名行动，从而削弱报复的快感。他们的签名力透纸背，看得出他们对此还是蛮感过瘾的。根据王池深、孟祎等九人供述，他们以自来水公司名义聘请三名异地农民工，对永修路上破裂水管进行更换，然后，又支付人民币九千元整，请三人在唐南生经过时将之击昏。事发时间是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晚八时许，在唐被击昏后，王池深一方派遣三人接替民工，在洞穴内对唐进行处理。这样的处理据说包括对着奄奄一息的受害者宣读一份长达六页的判决书。处理完毕后三位民工返回，对尸体进行掩埋。我们永修路很多人都记得这三位民工，特别是那年轻的小伙子，他宽厚的双肩似乎能生出无穷的力量，为人也伶俐，脸上神采奕奕。相比之下，另两位显得死气沉沉。可是一切记忆止步于此，谁也记不清他们具体长什么样子。在生活中，谁会花心思去记忆一名加油工、一名送水员、一名清洁工的样子呢，我们只要通过他们所穿的制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就行了。这使我想起博尔赫斯所热爱的作家G.K.切斯特顿，他写过一篇名为《隐身人》的小说，说并不是没有人进入发生谋杀的房子，而是进入房子的那个人—邮差—被人们从心理上视而不见。
等到唐的尸体被挖出来时，我的很多街坊都在拍脑袋，说：“嘿！我怎么就想不到呢？就埋在我眼皮底下。”他们因此记起两名实习警官来到这里，千百次地问他们：“在路面上可曾发现什么异常？”
他们的眼睛千百次地扫向那被填平后又浇过柏油的地方，就是想不到尸体埋在下面。我相信有读者在把这篇小说看到一半时，就知道谜底是什么了。我自豪于自己有不少这样感觉敏锐的读者。不过今天所写的这篇小说，更多的意图是让读者看见生活的某一块或者某一面。生活滚滚向前，我们在其中浮沉，我扫描出其中一段。大意就是这样。
现在科技多发达，高承勇、劳荣枝以及韩国著名电影《杀人回忆》的凶手原型，均被查出。那三位民工被捕获应该也是迟早的事。
有一些人为唐南生的死鼓掌、放爆竹，更多的人则是哭泣。有人烧纸钱祭奠他，祭奠时告诉死者，就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下旬，在唐先生您故去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五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这五条—特别是第三条：打造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仿佛是在重复唐先生您的说法。唐先生您要么用自己超人的智慧预见到一切，要么能力通天，在《规划》还处于起草阶段就接触到它。真可谓天不假年，天不假年哪。如果不是王池深那几个庸俗之人多事，唐先生您现在都已带领更江南集团上市，这会儿准在纳斯达克敲钟了。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啊！
为起尸而新挖的大坑，过了很久才填上，仍旧填补上柏油。仅仅为着辟邪，我的母亲用铁丝和篾条，将二楼冰冷的窗台改造为一座小的花圃。一开始她只是去市场买回盆栽，后来试着自己培育、种植一些。从此这里挤满鹅黄色、桃红色、紫色、白色、蓝色，像是“打开了它们的钱包”的花朵。很多人路过时驻足，向我亲爱的母亲致敬。街坊们模仿了这种做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市区到处出现这样漂亮的窗台。要不是城管及时出面阻止，在窗台种花就会成为我们红乌往下延续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美好习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