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视美、清洁和秩序
特别是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河床
肥皂应被视为文明的标志
“啊，自然的微粒！”
古今皆然，但是我要缓和这沮丧
我少于研习诗歌，不知道别人诗歌的好。我猜这样的诗句不会坏。我和澹台主任认识，是因为彼此都热爱文字，或者说，都想吃这碗饭。我们的友谊相当于一名染匠和另一名染匠、一名木工和另一名木工的友谊。我的作品被翻译至七国发行的事迹，对故乡人而言，如秋风之过耳，在澹台主任那里却激起极大反应。我写过一部反响寥寥的长篇，有十八点八万字。澹台主任说他一字不落地抄下来，抄完五个笔记本，抄坏三支圆珠笔。今天，澹台主任穿白色汗衫、黑色金丝绒裤，蹬一双耐克鞋，外套缠系腰间。平日他将头发梳成分头，用发胶定型，今天只是任其蓬松地挺立着。另外，因为是邻县人，澹台主任在我们红乌只好说普通话。我们小地方人容易对说普通话的人产生尊敬。澹台主任过去常解释自己也是乡下伢子，后来，面对人们持久的盛情，他逐渐感觉却之不恭。现在他就是用一口标准和高昂的普通话朝我说：“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哇？”
“没几天。这不怕您忙吗？”
“身体最近怎么样？”
“还成。就是上坡时还有点喘。”
“你得多回来，呼吸呼吸家乡新鲜的空气。”
澹台主任见我手拎一袋换洗衣裤，又问：“你这是要干吗？”我说去宾馆洗澡。他说家里不就能洗吗？我没说自来水公司的不是，只是尽情叙述家中的窘境。我说：“我家的自来水可真细啊，细得比懒汉打盹儿流下的口水还细。”澹台主任的眉毛就往眉心聚拢。他火气冲天地说：“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人就是拿着国家工资吃闲饭，尸位素餐。”他对我许诺，事情定会得到妥善处理。他讲，曾有人大代表就类似问题提交建议，自来水公司答复时强调了很多客观原因。“现在看来，这不是某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很多地方的问题；不是什么个别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月正好是‘代表建议督办月’，我请我们人大领导全去自来水公司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大作家用不上水。”澹台主任说。
四
不日，一辆白色郑州日产皮卡开到永修路。下来七人。其中六人穿浅灰色工服，上衣兜插笔，肩挎帆布包。另一人穿带肩章的浅蓝色上衣，着藏青色裤子，上衣掖进裤内。这个明显是领导的人，就是何辉东。何主任带队来到我家门前场地，让他们站成一排。最左者身高体大，脊背挺直，是当排头兵的好材料。何喊“整理着装”，他带头捏领子、纽扣开襟，众人跟随象征性地捏上一遍。何喊“向左看齐”，排头兵不动，其他人向左转头，脚步窸窸窣窣移动。又喊“向前看”。又喊“报数”，从排头兵开始，一个个转头将数字递下去，最后一人是用方言报的数，“六”报成“录”。又喊“立正”“稍息”。街坊们背着手，都来看热闹。何主任例行训话。训毕，喊“解散”。他们捡起地上的帆布包，跟随何主任来到我家门口。我母亲眯眼，露出一口假牙对他们笑。我记得何主任大步走来，双手捉住我母亲的一只手猛摇时，胸前的领带随风起舞，舔了一口我母亲长着斑块的脸。
“你就是邓姨吗？邓姨你好啊。”他说。
看见我从室内的阴影里走出来，他又说：“这位想必就是我们的大作家邓安顺邓老师咯。你的书我都读过，妙趣横生、精彩至极。记得给我签名。”
我从没在一个人身上看见如此亲密的笑容。这种亲密超过空姐、导购以及骨肉中表。不独我，那些街坊，这一天也感受到这久违的只有在婴童时期才能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亲密。“就跟有很深很深的血缘似的。感觉手上有点钱，放他那儿，比放自己手里还安全。”街坊们说。
母亲请他们进屋坐，他们婉拒。母亲将板凳一张张端到场地，只有一名长着铁灰色头发的员工坐下去。他大概就是何主任对我母亲说的“我把我们公司的活化石带来了”的“活化石”。“活化石”一边蘸口水，一边翻动一只蓝色皮面的账本。像母亲推测的那样，永修路自二十五号至三十四号共用一根从过境主管道连接过来的支管。何主任指使员工去这十户调查。十户中，六户在家（其中两户是承租人在家），四户门上悬锁。这四户中，两户是孪生兄弟，在城东经营超市，闻听后，共骑一辆电瓶车赶来；另两户在外地，嘱咐亲戚带钥匙前来。其中一户锁坏了，亲戚做主，借来锤子，一把将锁敲落。自来水公司员工入户前，要给鞋子套上粉红色的一次性鞋套。住户普遍劝阻，有的甚至扯住鞋套不让套。他们表示这是规定，不能不套。他们进入厨房，给水龙头接上水压表，先是一户户地测水压，后来把十户的水龙头一齐拧开，看各自的水压还剩多少。数据通过对讲机汇报给“活化石”。之后，他们又询问十户人家的户主或代理人。这些人和我母亲态度一样，只要自来水能修好，哪怕费用自己来出也行。问完，自来水公司的人聚在我家门前的场地商议。“活化石”一个人走到水泥路面，用脚步来回丈量。他停在一棵伞状的树下。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棵树比别的树要粗，叶子也相对茂盛。”他说。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人应道。
“说明它根部有水，水管就是从这破的。”
有人问是不是要用漏水检测仪检测一下，他大力挥手，说：“不需要，百分之百是这里。”他在树干上缠系一块红布，用粉笔在邻近水泥路面上画了一个方形。此时，何主任电话声响。他一瞧号码，身体瞬间打直。他一边朗声应答，一边毕恭毕敬地点头，说“是、是”。不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诗晨、朱晓雨，副市长王琢越，住建局局长王静，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冯威，携十袋生态香稻米、十瓶金龙鱼油、十盒月饼，驱车来到永修路。随行的有市电视台记者。何辉东身轻如燕，小碎步子，在领导跟前跳来跳去，详细介绍情况。一些数据精确至毫米。因为太感光荣，他脸色灿烂如朝霞，眼中迸发出透亮的光。后来，我和母亲在电视节目《红乌新闻》里看见专题报道：人大“问水”。母亲指着屏幕上喜庆的老妪说：“这是我吗？我这么老啊？”
五
翌日上午，三名来历不明的农民工身穿荧光背心，头戴安全盔，来到永修路，找到缠系红布的树及路面上用粉笔画好的方块。这就是自来水公司指定采挖的路段。农民工在路段两头摆放红白两色相间的锥筒。锥筒之间牵线，悬挂一溜三角旗。我记得因为少一个锥筒，他们找来一只灭火器顶替。之后他们从三轮车上将配电箱搬下。他们想从二十九号的蓉蓉美发店接电。开店的姑娘害怕给房东添麻烦，未同意。他们找到我家。他们尚未开口，我已欣然同意。他们中年龄最小的那位给电镐装上六角尖凿。银灰色的尖凿从包装里拆出来时，掉在地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显示出分量非凡。
过去十七年，我在苏州、塘沽、燕郊、北京谋生，住过十六间房子。就像牛蝇追赶牛一样，几乎我去哪儿，电镐声就追踪到哪儿，有时听起来像在耳边，然而在楼内甚至是整个小区找，都找不到。今天—说来也是有缘—是我第一次看见电镐真身。小伙子戴着墨镜、手套，双手握紧它，让凿头对准水泥路面。他只是按了一下开关，镐身就发出让人熟悉的怪叫声。随着凿头剧烈振动，水泥路面出现龟裂，很快碎裂成一块块砾石。小伙子击穿一处，把凿头对准另一处。他是那么平静，仿佛这没什么。我是个有妄想症的人。我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脏被可怕的想法攫紧。我惊叹于它强大的破坏力：在想要毁灭什么时毁灭就已无法挽回地完成。有人一定打过主意，将振动的凿头对准白净的肉身，让鲜血从开膛的地方飞溅出来，在半空中形成一道血帘。仅仅这样想，我就大汗淋漓。后来走路，双腿还略感发虚。
水泥路厚十四厘米。凿完，年轻人放下电镐，甩动因长久抓握而变得不灵活的手指。他的同伴之一伸手去摸滚烫的凿头。经验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他还是忍不住去摸。果然，在触及的同时，他的手就受惊地缩回。他夸张地叫起来。水泥路下面是土基。他们用铁锨挖土。他们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背靠背坐下来抽烟，并将沾满口水的烟蒂扔得满地都是。后来我在那儿一颗烟蒂也没看到。我想它们要么是和砾石一起被清走，要么是被清洁工扫掉。有时他们打扑克。每打一局，输家就骂骂咧咧地付钱。挖到一半时，方坑已然像葬人的坟穴。伶俐的小伙子在里边躺直，佯装发出畅美的鼾声。又叫同伙立在穴边，为他默哀致意。唉，那两个中年人满脸迟钝，根本不知道配合。要到下午四点，在太阳最后一次发出刺眼的光芒，并且那光照在人身上还使人灼痛时，他们才将沾满泥污的水管挖出来。方坑已有九十厘米深。自来水管直径六七厘米，粗细如矿泉水瓶。因为锈蚀，它的外表长着深红色的斑块。水正从数处孔眼往外喷溅。围观者越来越多，包括住在红叶宾馆的台商唐南生。唐身高一米五〇，腹大背驼，小肩儿向下溜。前额光滑，因为光滑，额头弧度显得大而饱满。顶上只有一小绺头发，耳后却有茂密的一团。他还留络腮胡子。因为年近花甲，这些毛发多数像雨丝一样呈银白色。他这会儿把手拢在嘴前点烟，然后用自以为有磁性的沙哑嗓子说：“所以，基本上，它起的是一个让人比较不那么开心的作用。”没什么人理他。他欠本地很多人的钱，每天做的事就是借钱来还款，或者许诺去借钱来还款。他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庞大的信众，只有那三位干活的农民工，在听他说话后，血液涌上面颊，仿佛是他们搞坏了水管。当然，脸红也可能是因为有几十双眼睛俯瞰他们。
唐南生抽完烟，背着牛皮书包，往永修路西头走；然后沿人民北路南下，到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也就是老红绿灯那儿，去找肯德基。他吃完汉堡、薯条，要么即刻沿原路返回，要么坐在肯德基外的台阶上，看来往女性。有时他会向她们中的一个搭讪：“小女生啊，我跟你讲……”
六
晚上，没有火车在红乌站停留，也就不会有拉客的小车在附近往来飞奔。永修路共架设二十盏路灯，如今还在照明的有五分之一，光线暗淡。在永修路东头，再往东一点，一段砂石小路的南侧，青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叫“壹号公馆”的娱乐会所。白天看，它是一栋大门紧闭的独立别墅。墙皮部分脱落，露出殷红的砖头。窗户也多有缺损。屋前的喷泉池里生长着杂草，已经荒废。到了晚上，公馆灯火辉煌，从大厅和廊道传来男女嬉戏的声音。声音碰到墙壁形成嗡嗡的回响。永修路住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商定这是鬼宅，反复向年幼的家人交代：“你可千万别过去，失了足成千古恨啊！”这些老人习惯早睡。一到晚上九点，生物钟就提醒他们，让他们连打哈欠，沉沉睡去。
我们所说的这一夜，永修路上，只有三位农民工在干活。他们不再从我家接电源。自来水公司员工符马活（就是那位“活化石”）前来察看采挖情况时，提起要给我们家补偿一笔电费。我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符马活说还是要付一百元的。不过后来没见谁来付。我不知道农民工是从哪里接电的。他们将工作灯悬挂在那棵伞状的树上，雪白的光照向敞开的洞口。他们携带电焊枪、法兰盘、扳手等可以想见的工具下到洞内。支管的阀门已经关好。黄昏时符马活给我们十户人家通知过，叫我们提前蓄点水。我们说敢情好。其实就是蓄，又能蓄到多少？我睡得并不比我母亲晚多少。从我家门外传来焊接管子的吱吱声。可以想见那火星一定又密又多，正飞溅向穿戴严实、手执面罩的工人。子夜，我被一阵响动扰醒。那声响有点像是我父亲在咳血。喀喀有声，正从一处蹿向另一处。逐渐地我意识到是我家水管跑进了水。门前漏水的支管已维修好，阀门已经拧开。那股水像是犹疑的动物，试图冲过管道，却总是跑到一处时刹住脚，张望四方，好判断有没有危险。最终，从我家楼下没关好的水龙头那儿传来它奔腾而出、砸向地面的响声。母亲耳背，没有听见。我因懒惰，也没下楼去关水龙头。清晨我才下来。母亲裤腿高挽，赤足走在清澈的积水里。她一边打扫，一边笑着对我说：“水好清，我对着水龙头喝了好几口，比细时在泉眼口喝到的还凉、还甜。”
农民工永远地消失了。方坑被填上，一部分土没有回填进去。我们那习惯用筐来计量土，他们说差不多有两筐土没有填回去。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儿子的街坊魏寒枫，把儿子叫过来，说：“这个坑有一点八个立方。我们假设挖出来的土重一吨，现在回填进去的却只有零点九吨。你说说因为什么。”他那左撇子儿子魏星真搔抓后脑，低首看地，一言不发。
“你说说看。”他父亲催促道。
“不知道。”他说。
魏寒枫抓住魏星真两肩来回摇动，说：“你呀，挖掘前的土基是碾压过的，密度大体积小。挖出后，土块松散，有了很多空隙。这是自然常识。”
土堆边搁着被切下的水管，在它表层长满大小不一的疙瘩，有的地方疙瘩脱落，出现穿孔。盯着它看，像盯着一张被硫酸烧伤的脸，或者一截在手术中被取出的肠子，心中会有惊悚。水管两端被切割得极为整齐。有人说是用钢锯锯下来的。有人反驳，说恐怕是用切割机切下的。用钢锯锯，还不得累死，而且钢锯怎么能锯得这么齐。不多久，永修路上开来另一支施工队。一辆自卸车倒、倒、倒，倒到工段边沿，举升货厢。沥青滚烫冒烟，从倾斜的车厢底板滑落向浅浅的路床。工人们用铁锨铲起沥青，均匀浇向各处，用木耙子推平；又推来一台手扶夯实机，开来一台振动压路机，将沥青反复碾平、压实。看着沥青不够，自卸车又举升货厢，倒出来一些。最终，摊铺进来的沥青与路面齐平，看起来像一块方形的芝麻糖。几名小孩跑来，踩来踩去，享受它的黏性。他们自己玩玩也就罢了，还招呼别的小孩也来，直到他们的妈妈跑来，大巴掌扇向他们的屁股。
自此以后，我家的水就来得特别大、特别猛、特别欢腾。水龙头下冲出的雪白水柱，有大拇指粗，击打于手背甚至有痛感。母亲把积压在箱柜内的衣物全部抱出来洗，洗到后来连抹布也不放过。母亲还找出废弃的皮管，接上水龙头，对着后院的菜地浇灌。那些萎蔫的油菜，一个上午就获得新生。翠绿肥大的叶子摇摇晃晃，越看越淫荡。它们简直像张开双臂，抢着过来迎接水柱。从松过的土壤那里，传来猪一样吧唧吧唧的饱食声。母亲同情地看着土巴们，说：“孩儿们别着急哈，又不是没有份，个个有份，都有份。”我在卫生间洗澡。我给身体打沐浴露，搓得到处是泡沫，然后打开花洒，看着泡沫在热水的冲击下，全部掉向地面，从地漏旋转着溜走。我的母亲跑到邻居那儿，提醒他们不要用增压泵：“（现在）水通了，水压正常了。再用（增压泵），水压就高了，容易把水管撑破。”我知道母亲的用意。她是怕自己得来不易的水，被别人用增压泵又给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