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看着,我有些异样了,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安详,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地小心翼翼,眼神柔软得像初春的杨柳,擦脑门的时候,他竟然伸出两指,把他脑门前的一绺头发梳到耳根背后。灯光很柔和,我有些感动了,想自己也应该干点什么。
看我拈块帕子站在旁边,他直起腰来,大声问:“你想干什么?”
我没理他,弯下腰,把帕子放进姜水里热热,沿着那人的胸膛慢慢往下擦。
我们俩相互看了看,都有了一丝笑。
天快亮的时候,那人缓过来了。
我打开店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小镇的清晨总是给人一种不稳当的感觉。小镇在半山腰,房屋密密匝匝,雾气从山脚一直堆到街面上,悬吊吊的。街道狭长,毛毛糙糙。大大小小的百货店和小菜馆总是醒得很晚,就等着拉煤的司机和闲工的挖煤匠。到了中午,司机们把煤车沿着街面停放好,跳下来,拍打拍打身上。年轻的司机还会斜在车门边,对着反光镜梳理梳理东倒西歪的头发,朝着自己喜欢的铺子去了。挖煤匠们,则顺着街道过来,蹦跳着越过深深浅浅的水坑,站在小菜馆门口,抖一抖脚上的泥水,拱进屋去,要点下酒菜,再要上一大碗青幽幽的本地苞谷酒,把日子放进舌头和牙缝里,慢腾腾地咂摸。司机们出手自然阔绰一些,他们喜欢卤猪耳、炒腰花、回锅肉和素酸菜,偶尔还会吃一顿辣子鸡或者猪蹄髈火锅;相较而言,挖煤匠们就显得抠门多了,要盘花生米,筛来半碗酒,那张桌子一整天都是他们的了。挖煤的虽说吃得寒碜一些,但老实,脑袋永远都耷拉着,兴许是长期下井的缘故,他们连吃饭的时候都保持着一种向下的姿态,仿佛地面上有个窟窿,他们随时都会钻进去。拉煤的就油条多了,有时候店里人手不够,我会给他们亲自端端菜,倒倒酒,这样摸摸蹭蹭就难免了。遇上心火旺的,还会借机在你的屁股和胸脯上薅两把,我也不恼,笑嘻嘻地躲闪着。这两年这事遇得少了,遇上揩油的,旁边就有人提醒:管好你的爪爪,王荣贵,王大哥的女人。
快到午饭时间了,店铺里零零星星坐着几个人,王荣贵从屋子里出来,在柜台上勾了半杯泡好的枸杞酒喝下去,抹了抹嘴,朝我眨眨眼。我过去,他把我拉到里屋对我说:我得把这车煤运出去交了,答应人家的,不能失信,人我就交给你了,好生看着,隔会儿你到卫生院给他开点跌打损伤的药片。我两星期以后就回来。
我埋怨:值当吗?
他恨了我一眼:“开弓没有回头箭,都到这份儿上了,就得扛下去。”想想他又说:“千万不能让人知道这人被我弄这儿来了,那样以后南山煤厂的煤炭我就甭想拖了。”
王荣贵走了,我倚靠在门边,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他哪知道,我才不是埋怨他招个半死不活的人来,我是心里不安逸呢!好不容易见一面,连认真抱一抱都没有,我老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的车驶过铺子,看我眼神糍粑一样黏着他,他兴许是心软了,把车停下来,伸出半个脑袋,看着我笑笑。他的牙很白,嘴长得也好看,我想上去亲一个,当然了,只是想想,想想而已。小心些!我喊。车屁股喷出一阵黑烟,摔落一串闷响蹿出去了,他肯定没听见我的喊声,我有些沮丧了。
晚上,我从卫生院买回来一些药,推开门,那人斜靠在床上,两个眼睛大大睁着。看见我进来,他挣扎着想坐起来,我连忙过去把他按倒在床上。他四下环顾着屋子,脑袋还使劲往窗户那边伸,疑惑堆满了那张肿胀的脸。
我拉把椅子坐下来,把事情说了个大概。
“他呢?”他急切地问。
我说你是说王荣贵吧?他居然笑了笑,笑容让肿脸移了位,疼得他眉毛都跳了起来。缓了缓他才说:“原来他叫这名儿。”
接下来是漫长的沉默,好久我咳嗽一声,问他:“矿上怎么把你给打了?”
“我兄弟没了,我找他们要人。”
“你咋知道你兄弟没了?”
他没说话,眼睛盯着窗外,黑压压的一大团云朵,把窗户塞得死死的。
王荣贵离开已经十天了,还有五天,他就该回来了,这些天,我夜夜梦见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梦见过我,我想应该有的,他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自从男人死后,我七八年都没动过心思,怕啊!就怕遇上没心没肺的。可你从我们这条街一溜看过去,净是这种男人,婆娘在屋里挖空心思打理家,男人呢,驾驶室一拱,天南海北跑,车一停,就爬到其他女人身上去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三年前,他和几个司机来饭店吃饭,其他人看着我店里送菜的几个小姑娘,个个口水滴答,动手动脚。只有他,低着头呼啦啦刨饭,几碗饭下去,拉条凳子坐在门边吸烟。和饭桌上还看着我舔口舔嘴的几个人相比,他像另一个世界的人。
从那一刻起,我就想,他要没有女人,我就嫁给他。自从跑上南山煤厂这条线,他就经常来店里吃饭,我知道了他比我大五岁,还知道他也是根独旗杆儿,我就主动了。好上以后,我的心思就都在他身上了。可是两年了,他就是犟着,不办事儿。不办就不办吧,还不能提,我一提,他就上火,吼天吼地的。
想不通,想了好久,我都没想通。
和以往相比,我忙了许多,除了照看店里的生意,还得照顾楼上的那个人。还好,这些天他能下地了,还说想去厨房帮点忙。我不让,怕王荣贵回来怪罪我,另外还怕南山煤厂的人认出他来。
今天放晴了,生意就好了许多,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店里的人才算散去。我端了一碗饭上楼,忙惨了,把他给忘了。他显然是饿了,几筷子就把饭刨得精光,把碗递给我,他问:还有吗?我被吓了一跳,还以为病人吃得少呢!我说有,赶忙下去给他盛了满满一大碗。
深夜了,厨师和几个帮忙的小姑娘都走了。我一个人缩在厨房剥大蒜,这是本地蒜,个儿小,味道浓,炒菜香。刚剥了几个,他下来了,搬条凳子跟我一起剥,我没阻拦他,反正这活不费力气。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我问。
谁?他说。
我说王荣贵啊!
他说我搭他车去的矿上。
他动作很快,面前的大碗里很快装满了白花花的一碗蒜。蒜味有些刺眼,他横着袖子抹了一把眼睛,忽然问:“他说他有个相好,就是你吧?”
我一惊,笑着骂:“胀憨的,连这事也给你说了。”把一颗蒜丢进碗里,我叹了一口气。他停了下来,抬头看着我,说:“他是个好人,你还叹气?”
我笑一笑,说好人顶个屁用呀!一天到晚在外跑,见他跟见国家主席一样难哩。顿了顿我又说:“这样不明不白的,我心慌。”
“你们还没办事吧?”他问。
我点点头,幽幽地说:“他怕是不想和我好吧!”
他捡起一颗蒜,剥了一半,忽然说:“不是这样的,他跟我说——”
我一下昂起头问:“说啥?”
“他说跑车的跟挖煤的差不多,都是玩命的活儿,他怕——”
“怕啥?”我问。
他没有看我,低头把那颗蒜剥完,才说:“他说了,再拼着命跑两年,等攒足了钱,就不干了,跟你守着这个店过下半辈子算了。”
我没说话,本来想忍的,没忍住,眼泪顺着两颊不争气地往下淌。
“他还跟我说——”看见我眼泪下来了,他停住了。
我抹了一把泪,对他说:“你说吧,我没事。”
他说:“还是算了,不说了。”
我把手里的蒜往地上一砸,吼他:“说点话还吞吞吐吐的,哪有拉半截屎的。”
他涨红了脸,慌忙说:“其实也没啥,他说他老婆就是因为他常年不落屋,喝农药死了。”
我站起来,身子有些飘,扶着案桌,半天才站稳。
我想王荣贵了,真的想,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想给他打个电话,可他交代过,只要车出了门,就不能给他打电话。
这些日子,我的心思没在店里了,整日倚在店门口,眼睛盯着来来往往的煤车。我想他技术好,说不定能早点把煤运到,这样就能提前回来了。
天气和我一样地无精打采。午后了,天空亮堂了一些,北风也歇火了。饭店里就剩一桌人了,五个挖煤匠。他们吃饭的时间和他们的煤井一样地长,桌上的菜肴早就收拾得精光,只有一个盘子里还孤独地躺着几粒花生米,每个人脸上都是恹恹的神情。他们正玩着一个游戏:把一个碗反扣在桌子中央,碗底放一个瓷勺子,一个人把着勺子用力一转,勺子就开始旋转,勺子转累了,慢慢停了下来,众人的目光就跟着勺子把儿的方向看,勺子把儿指着的人也不说话,伸手端过碗,一仰头把酒喝干,重新倒上酒,喝酒的人先抓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然后伸手捉住勺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游戏。
游戏很简单,表情也简单。只有目光显得笨重,偶然的一个抬头、转头、回头,都像失了润滑的轴承,他们的腰都一律半弯曲,仿佛肩上扛了无形的物事。
勺子骨碌碌转,旋转出一团急促的雪白,最后勺子把儿指向了一老一少肩膀之间,大家看了看这段狭窄的空隙,又看了看拼出空隙的两张脸,年少的把身体往旁边歪了歪,这样年老的就理亏了。年老的一脸乌青,身上套件黑皮衣,好多地方还掉了皮,这样他就成了一只正在褪毛的老猫。他裹紧衣服,看着瘦精精的年轻人摇了摇头,端起酒碗一饮而尽。酒倒进去,眉头就皱起来了,侧过头,他的皱纹更深了。
楼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了,站在了桌子旁边。
我屋子里的病人眼睛盯着那个喝酒的挖煤匠,挖煤匠也看着他。四目交接,挖煤匠的眼神倏然变得仓皇了,想逃遁,可是没有逃遁的勇气。硬硬地盯着他看了看,那目光就游离了,轻飘飘的,仿佛无处安放了,上下左右地晃荡,最后停在了墙上的一张画上,迎客松,塑料的。
他走过去,低头看着一桌人,桌上的人也仰着头看着他。僵持了一阵,坐着的收回了目光,那个瘦精精的年轻人忽然拨弄了一下桌上的勺子,屋子里就有了磨牙的声音。
“我知道,我兄弟已经没了。”他的声音冷冰冰的。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答话。
“跟我说,是不是还埋在下面?”
年长的忽然站了起来,冲着我喊:“结账。”
“日你妈,你们就算点个头也成啊!”他忽然破口大骂。
没人看他,几个人径直往外去了。
他追到门口,目送着几个人蹦跳着离开,猛烈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好半天才停歇下来。
“让你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咋还没耳性呢。这下好了,知道你在我这里,我们怕都脱不了干系了。”我有些生气,看他不停地喘气,我说给你倒杯热水?
他摇摇头。
起风了,从街口过来,翻滚着穿过狭窄的街道,他一个踉跄,慌忙伸手扶住门沿。
风过去了,街道安静下来,一条黄狗从巷子里伸出头来左右看看,才小心翼翼地跑出来,沿着街道找吃的,可惜街道上除了被车辙辗出的黑泥外,其他地头都是厚厚的积雪。
“你问他们有个屁用!”我说,“这些都是喽啰,要问就去问他们老板。”
“在哪儿?”他眼睛一下睁得斗大,露出可怖的血丝来。
“县城。”
“咋才能找到他?”
我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嗫嚅着说:“只要问南山煤矿的赵老板,连街头卖臭豆腐的都知道。”
他是悄悄走的。夜晚,我听见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以为是他上厕所,等天亮一看,人没了,床铺叠得整整齐齐的,还在铺盖上放了两百块钱。
第二晚,拍门声把我吵醒了,我知道是王荣贵回来了,打开门,我抱着他大哭一场,哭完了,我仰着头说:“那人走了。”王荣贵伸出巴掌帮我揩去脸上的泪水,笑着说:“他能活下来就成了,走了就走了嘛,还哭得这样伤心。”
我的王荣贵哪里知道,我哭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我们家之一
我是中午吃完饭后见到那位叔叔的。当时妈妈在看电视,我扑在桌子上画画,我画了一个大花园,人们围着花园兴高采烈地跳舞。
他没有按门铃,而是一个劲儿地拍门,妈妈拉开防盗门上的小窗,问他找谁,他说我找赵老板有点事。妈妈又问他,啥事?他说他是厂上来的,有点事情跟赵老板说。
他没在啊!妈妈说。
事情有点急。他说。
妈妈迟疑了一下,还是拉开了门。
他对着妈妈点了点头,刚想迈步,妈妈伸手拦住了他,从鞋柜里拿出一对鞋套,接过鞋套,他茫然地看着妈妈。妈妈脸色有些不好看,脑袋歪向一边,不理他。我从板凳上跳下来,跑过去跟他说,这是鞋套,套在脚上,这样地板就不会弄脏了。我边说边教他怎样做。他看着我笑笑,他脸像个大馒头,还有一些新鲜的伤疤,我想他定是走路不小心给跌的,于是我就在心里笑一回,原来大人走路也会跌跤的。
等他套好鞋套一迈步,我就有些愧疚了。原来他是个跛子,我不该笑他的,老师说过的,不应该嘲笑残疾人。
他走到沙发边,想坐下来,四周看了看,最后选择了沙发边上的一把椅子,还顺手把手里的提包放在脚边。
我想接下来妈妈就该给他倒杯水了,家里来人,妈妈都会热情地倒水的。可是妈妈没有这样做,依然回到沙发上看电视,还小声咕哝,一脸的不满,叔叔敲门把她的电视剧弄断了,她又要费些劲儿才能接上了。
我跑到饮水机边,拿起玻璃杯子就开始倒水。刚接了半杯,妈妈就吼:“干啥呢你?”我说给叔叔倒杯水。妈妈把遥控器往沙发上一丢,过来抢过我手里的玻璃杯,重新拿了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杯子,把玻璃杯里面的水倒进去,走过去把杯子往叔叔面前一放,嘴里说:“你这样干等不是办法,不知道他几时回来。”
叔叔点着头笑:“没关系的,我慢慢等。”
屋子里没人说话了,只有电视机里面发出的各种杂乱的声音。
我扑下身来继续画画,我偷偷瞅了坐在边上的叔叔一眼,心里笑了笑,就顺手把花园里刚画好一半的一个大人涂掉了,我得把这位叔叔画上去。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乖巧得像只老猫,这样正好。画好脑袋我心里笑得更欢了,他一定不知道我在画他,嘿嘿!不过他似乎注意到了我在偷看他,他的眼睛就在电视和我之间来回跑。有时候我们四只眼一不小心就打了架,我心虚着呢,赶忙躲开了。
爸爸回来的时候,我的画刚画完,花团锦簇中,人们手拉手,跳着,唱着,天空中还飞翔着几只鸽子,太阳胖乎乎的笑脸散发着黄色的光芒,几朵白云绕着太阳公公悠悠闲闲地飘啊飘!
爸爸打开门,看见了屋子里的异样。换上鞋,把钥匙往鞋柜上一丢,问:“哟!这是老家的亲戚吧?”妈妈斜了爸爸一眼,声音像是往下掉:“老家的亲戚?我老家的亲戚哪敢登你赵大老板的宝殿门啊!”忽然妈妈的声音又变成了往上蹿,短而急,“找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