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的凌晨，我回到福岛附近。这一个礼拜来，几乎是不眠不休，也不曾进食。到了后半段，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近乎疯狂，只知拼命工作，根本无暇思及自己在做什么。
总之，十四日深夜，我终于平安地回到东京。当天晚上，我整个人瘫在床上，像一团烂泥。
回想起来，当初骗妻子病重的谎言，实在很高明。当我十五日回到警局时简直判若两人。我的眼眶深陷，两眼布满血丝，下巴变尖，身体也瘦了一圈，不但妻子深感讶异，同事及部属也惊诧不已，都认为我是为了照顾病重的妻子，而劳累过度。当时的我虽然年轻力壮，也禁不起这种折腾，后来还因此多次在执勤时昏倒或作呕。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体力才逐渐恢复。我想，要是弃尸的指定地点再多一个，那我一定会完全崩溃。不管怎么说，完成了那个工作之后，我人生中的劫难算是已经消除了。幸好当时我年轻力壮，才能完成任务。要是在那之前或之后，恐怕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在那之前，年纪尚轻，又无地位，根本不可能休那么多天假；在那之后，则体力不济，无法完成任务。而自此之后到退休离职，我再也没有缺勤过。
不过，我内心的不安，却并未随着体力的恢复而消除。当陷入忘我之境的时刻过去，心中随即闪过一丝疑问，我是否中了圈套？虽然那封信上说我是凶手，不过实际上对方知道我并非真凶，只是把一枝遇害的情况，造成凶手就是我的假象。然后再利用我，要我把尸体运到各地丢弃。不过，尽管我知道事实如此，又能怎么样呢？当时我实在别无选择。这个疑惑，从十五日早上，最后被我弃置的尸体在细仓被发现的消息传入警察局时，便和突然涌上心头的心痛一起，不断地在我心中扩散。
其后，另外几具尸体也陆续被发现。每一次我都尝到心悸的恐怖。正如我所想的，埋得较浅的尸体较早被发现。不过，直到第二具尸体被发现时，我才发现这就是被称为阿索德命案的梅泽事件。在那之前，我只听到过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的名称。但是因为公务繁忙，并不清楚一枝姊妹的种种。若由一般人的常识来判断，这个事件很显然是灭门血案。可是调查后发现，一枝的丈夫虽是中国人，应该不至于使她的妹妹也被怀疑是间谍吧。这么说，以地下组织之名，叫我做埋尸的工作，根本是骗人的！自己被利用的事，让我的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一直相信自己之所以答应都么做，一方面固然是被当时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爱国心的驱使。
埋在釜石矿山的尸体，于五月四日被发现，七日又掘出埋在群马矿山的尸体，然后是三具埋得较深的尸体，十月二日发现里在小坂矿山的尸体，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现了生野矿山的尸体。至于大和矿山的尸体，则直到次年的二月十日才被发现。
警察局的同事一直在谈论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觉得毫无容身之地。然而，让我从无地容身的状况下得到解脱的，竟然是阿部定事件。
逮捕阿部定的经过，至今仍历历如绘。五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半。他用大和田直的假名，投宿于品川车站前的品川旅馆时，被警方逮捕。品川车站属于高轮派出所的辖区，所以破案的功劳，就由找的同事安藤刑警获得。由于阿部定案的侦查总部设在尾久警局，所以当夜双方的刑事组员，都围着安藤，举杯同贺，所有高轮警察局的同仁，都陶醉在破案的甜蜜里。我才得以喘一口气。
六月，我得到阅读梅泽平吉的手记的机会。平吉的手记被誊写了很多份，在各警局之间传阅，因此才得知有关制作阿索德的想法。不过，我对于这个手记的内容，仍是半信半疑。由于我是当事人，所以知道那些身材娇小的少女，被切断二、三十公分之后，搬运起来格外方便。因为，当时我一直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凶手之所以毁尸，主要是为了运尸方便。不过，至于为何要分别弃置于不同的地点，我就想不明白了。
从此，我深深迷上这个事件，并一再地思索答案。我个人的结论是：凶手是醉心于平吉思想的某一个人，这个人为了制作阿索德，而对六名无辜的少女遽下毒手。除了这个理由外，我实在无法解释这个命案的杀人行为与动机。而我，竟成了这个狂人的助手。不过，我仍有不解之处。就算弃尸地点有西洋占星术上的特殊含意，但是为何大和与生野的尸体，比其他地方埋得更深，而细仓的尸体又为何不加掩埋？这其中的文章，都和占星术脱不了关系吗？
我忽然想到，是否以洞穴的深度，来调节被发现的时间呢？不过，为何小坂、大和、生野三处的尸体，要较慢被发现呢？这三具尸体，并没有明显的特征，而且腐烂的程度也不是特别厉害。我在埋葬尸体之前曾经检查过。如果真是那样，也可以理在别的矿山，或离矿山较远处，即使挖的洞很浅，也不容易被发现。说起来都因为有了平吉的手记，才会较早被发现。为什么一定要依照平吉手记所述，弃尸于产相关金属的矿山呢？其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只有归咎于占星术，或疯狂的行为吧！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认为梅泽家除了一枝之外的六个表姊妹，根本不可能是间谍，那只是凶手假借地下组织之名引我上钩，为他处理尸体的手段。不过，一枝的行动又该作何解释？这一切都是由她的行动引起的。是否她早就有意引我上钩？我虽然也想过，会不会是凶手无意中发现我和一枝的奸情，才想出这个借刀杀人的阴谋？不过，这也不太合理，因为阿索德命案显然是早有预谋的，凶手早已决定杀害六名少女，然后考虑了许久，才找到担任运尸工作的最佳人选——我。因为，既拥有驾照，运尸时即使被发现，也能随口搪塞过去的，除了警官之外无他。若是一般老百姓，很容易被逮捕，就算自称是医生或科学家做为研究之用，也很难逃脱罪责。而且最重要的是，谁会想到警察就是犯人呢？因此，一枝自然是和凶手一伙的，她的任务就是引诱我，使我自投罗网。
那么一枝为何会被杀呢？不，这个问题本身即有矛盾。凶手既然想利用一枝的死来威胁我，就表示一开始就决定置她于死地。如果一枝早就明白自己难逃一死，还愿意为凶手做如此大的牺牲吗？或是凶手并未告诉她实情，而以别的理由说服她？那么，那又是什么理由呢？既然早已预谋杀人，除了逼我为他运尸之外，还有什么理由？也许一开始时只是预定以我和一枝的暧昧关系，作为威胁我的利器。至少，凶手是让一枝误以为是这样的吧？不过，这样的理由也牵强。以我和女人的暧昧关系，来威胁我，事实上并不会有太大的效果；更何况不是我去强迫她，而是她来引诱我的。
此外，我又突发奇想，作出以下的推论：一枝就是凶手，她杀了六个人，并预先写好那封匿名信，然后故意引诱我，再故布疑阵造成他杀的假象而后自杀。——因为我只收过那封信，之后就再无任何联络。刚接到信的时候，我本来还想辩驳一番，却因为信封上并无寄信人的地址，使我无法回信。于是我不禁怀疑：是否寄信人已死，才无法再来信？
不过，这种假设似乎也不可能。首先，一枝是被击伤后脑而死的，就算她可以事先在镜台沾上血迹（她的身体均无其他外伤），也不可能做出类似后脑部被重击的自杀行为吧！况且凶器显然是玻璃花瓶，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他杀。
另外一个重要的疑点，就是我最后见到一枝时，是三月二十三日，而那六个姊妹已被证实在三月三十一日早上仍然活着。一个已死的人怎么可能行凶呢？
我是个倒楣鬼，平白无故地被卷入这桩诡异、荒谬的事件，被迫成为神秘凶手的共犯。一般说来，无论任何刑案，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自人们记忆中褪色，但这个案子却是例外。战后不久，这一连串的命案，竟然成为脍炙人口的“梅泽家占星术命案”，许多读者在看完书后，也纷纷把他们的感想或搜集到的资料，寄到侦查刑事组。每当同事从小山般的投书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发出欢呼时，我就再次意识到自身的危机。看来，我只有到退休后，不，即使退休，也不能减轻内心的不安。
我被调任到樱田门侦查一组，也可算是运气不好。现在的一组是专门负责纵火案件，和帮忙处理火警现场的单位，但是当时的一组只有四十六名组员，却还要负责现在三组、四组负责的欺诈、防火、不良份子、强暴、强盗案，因此每天都会听到一些让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的事件。当时高轮署的副长小山先生，看中我的沉稳与经验，就调我到尚有空缺的一组，专门负责处理诈欺案。
昭和十八年时，战事十分激烈。对我而言，负责处理诈欺事件，真是另一种不幸。因为我不得不对那个曾借我凯迪拉克的建筑商徇私，因此，我的不安又再度扩大。由于空袭频繁，警政署也各处疏散，我们遂移驻于浅草的第一女高。当时，我真宁愿自己被征去当兵，战死沙场。不过，由于干部均需留守，所以尽管许多同僚都开赴战地，我却接到缓召的通知。这件事也增加了我的痛苦。当时还不满一岁的儿子文彦，日后竟也选择了警察这一行，女儿美沙子也嫁给警察。至此，我的苦恼更是有增无减。
由于我是没犯错、不请假、不迟到的模范警察，而且每次的升级考试都通过，在退休之前，已经做到警视之职，在别人眼中看来，我的警察生涯可说是一帆风顺。然而，我最热切盼望的，却是退休之日。虽然大家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不过，对我来说，退休之日，就是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日子。
昭和三十七（一九六二）年，我正好五十七岁，自从昭和三年进入警界以来，已经度过三十四年充满痛苦的警察生涯。那一年，是涉嫌杀害梅泽平吉的昌子死于狱中的两年后，也是所谓占星术杀人的推理风气最盛的时期。我不仅熟读所有和事件有关的书籍，就连电视及收音机的特别报导也不放过，不过，却仍然得不到更进一步的资料。彻底休息了一年以后，我又振作起来了。当时我还不到六十岁，而且自认身为刑警的办案能力并未衰退，乃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查个水落石出！
我访问了梅泽家，也到过梅迪西，见过事件的关系人。当时东京正在举行奥运。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时，和占星术杀人事件有关的人，只剩下吉男之妻文子与富田安江两人。我还记得她们各是七十四岁与七十七岁。
梅泽文子把梅泽家的老房子改建成公寓，在此度过残生。她没有子孙，是一个孤独的老太婆。战争时，吉男已超过五十岁，所以没被征召，不过，我去拜访她时，她说吉男不久前才过世。
至于富田安江，她把银座的店卖了，搬到涩谷，开了一家同名的画廊，交由养子经营，自己独居于田园调布的公寓。据说后来平太郎战死沙场，她便向亲戚领养了一个孩子。虽然养子经常来照顾她，毕竟还是晚景凄凉。
平吉的前妻多惠，在我拜访她之前已经去世，不过她得到大部分遗产，想必生活也很富裕。说起来，这三个女人的晚年，都不愁衣食，在那个时代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其他人都死了。
不过，如果说这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是凶手，还是令人难以相信。而且，不管是吉男还是平太郎，就像那些业余侦探所研判的，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是凶手。事实上，我还在警界服务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和平吉手记中曾提到过的，住在品川的昌子的前夫有关。
我认为无论警方或民众，都太疏忽村上谕这个人了。于是我决定退职之后，一定要对他彻底追查。战前，警方办案时多半对嫌犯彻底追查，然而，对于有头有脸的人物，却不敢造次。以村上的条件看来，如果妻子犯了罪，一定会带着女儿前来投奔吧。
我带着警视的名片去品川的村上宅访问时，他已是隐居于豪华巨宅内的老人了。他虽然老态龙钟，表现出八十二岁老人的姿态，眼光却依然锐利，隐隐可见年轻时的精明。结果，我大失所望。不但看不出他涉案的嫌疑，反而被对方教训了一顿，说我轻视了战前的调查。我才知道当年他也已经被彻底调查过了，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时的舆论界，对于战前特务机关之说言之凿凿，这么说来，也许我接到的信是真的。另外，若凶手是平吉手记中的人物之一，那么，杀害平吉、一枝、阿索德的凶手，也可能各不相同，或者是数人一同作案。
虽然一般人都极力主张应先找出阿索德，不过，我对于阿索德的存在却始终存疑。在我所知的例子里，有些被亲族集体谋杀的受害者，他们遭受分尸的原因，可能是杀人者对死者的积怨太深，或为了运尸方便，我想梅泽家的惨案也不例外。而且由于这件命案共有六名死者，处理起来更加费神。
我虽然不相信阿索德的传说，不过，如果说那六名少女身上残缺的部位，真的都被集中在一起了，我也不认为会如谣传那般地被制成标本，我以为应该会被放在和平吉有渊源的地方，或埋在平吉的墓地附近。因为，凶手也许是和平吉有关的人，或信奉平吉思想的人，于是为了平吉而犯案。所以我也曾去平吉的墓地探查，却发现其四周紧邻着别人的墓地，而且附近的小路都是水泥地，似乎不太可能埋在那里。不过，也可能是埋在墓地附近的空地，只是我独自一人很难深入调查，再说真凶也不太可能是平吉思想之信奉者，因为平吉不善于交际，和他交往的人，只限于在“梅迪西”或“柿木”所认识的少数几个人。他比较常去“梅迪西”，至于“柿木”，大约一个月才去一次，所以不算熟客。虽然他也曾光顾过碑文谷或自由丘一带的酒店，可是因为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喝闷酒，所以老板娘或其他熟客也很少搭理他。而且，根据侦查一组的调查，平吉在“梅迪西”和“柿木”认识的人，还不到十个。说也奇怪，“柿木”的老板娘里子，居然和个性木讷的平吉十分投契，还为他介绍了几个志趣相投的客人。那些人多半是柿木的老主顾，其中一个就是平合手记中曾提到过，经营人偶模特儿工厂的绪方严三。
当时，绪方在距酒店不远的目黑区柿木板开工厂，雇有十多个工人，在当地有点名气。昭和十一年时，他四十六岁，而里子则是三十多岁的寡妇，也许绪方看上风韵犹存的里子，所以几乎每天晚上八点就到“柿木”报到。
平合很欣赏绪方，认识他之后的四、五天，也是每天都去酒店。他们一起畅谈模特儿的事，平吉也到工厂参观过。不过，绪方的态度不如平吉热络，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可能对平吉那种荒诞不经的论调产生兴趣。
绪方也许是在里子面前故作姿态，他处处表现出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大老板，对于心思细密的艺术家不屑一顾，因此他绝不至于为了平吉而闯下大祸，而平吉也不可能对那种充满市侩气的人吐露心声。况且，平吉遇害时，他正在工厂赶工，所以他既无动机，又有不在场证明。一枝被害时，他虽交代不出正确的行踪，然而，阿索德事件发生时，他却连日都在工厂或“柿木”出现，故无太大嫌疑。
说到可疑的人物，绪方的职员安川的嫌疑，反而比绪方更大。平吉到工厂参观时，绪方曾介绍他们认识，后来，绪方带安川去柿木喝酒，又遇到平吉。除此之外，他们是否又有来往，则不得而知。也许安川会对阿索德产生兴趣吧！
平吉被杀的时间里，由于当时安川和绪方在一起，所以他和绪方一样没有动机，也没有嫌疑。至于一枝及阿索德事件，他也有不在场证明。不过，仍然有一部分人也认为有深入调查安川民雄的必要。当年他二十八岁，后来应召入伍，战时曾受过伤，现在应该住在京都一带。虽然他也是少数仍存活的关系人之一，我却没有去找他。不过我已查出他的地址，有生之年一定要见他一面。
另外一个名叫石桥敏信的画家，也住在柿木坂，当年三十岁，刚好和我同年。他家世代经营茶行，是个业余画家，巴黎是他最向往的地方，所以他会专程去柿木，一来听平吉谈他在巴黎生活时的种种，二来藉机亲近里子，因此成为柿木的常客。
他现在也还在柿木坂经营茶行，我去访问时，他谈及战争之事，庆幸自己得以死里逃生，并且说现在已经不画画了，但是有个女儿就读于美术大学。因为他刚从向往已久的巴黎回来，所以兴匆匆地说着巴黎的种种，并且告诉我：平吉当年提起过的餐厅，现在还在营业，让他十分感动。光是这个话题，他就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说曾在柿木和平吉交谈过几次，也曾去过平吉的画室。但是因为平吉的态度相当冷漠，好像并不欢迎他前往，所以自此保持距离。平吉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过，偶尔也会像中邪似地喋喋不休。据石桥说，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大都是喜怒无常的个性。
“柿木”已经不在了。里子自那之后也成了绪方的人，不过绪方是有妇之夫，所以把工厂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则和里子搬到花小金井。
我和石桥在茶行上面的接待室谈得很投机，他个性开朗，胸无城府，实在无法把他和那么可怕的命案联想在一起。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又缺乏动机。临别时，他还一再要我再去看他，态度十分诚恳，当时，我也认真地想再次去找他。
平吉在柿木认识的朋友，只有上述三人，其中以人偶模特儿工厂工人的安川民雄最可疑。
也许里子也该被列入嫌犯之一，不过她也有不在场证明，而且和平吉无深仇大很，应该没有杀人的动机。
其次再谈谈平吉在富田安江所经营的画廊咖啡屋“梅迪西”的交游情形。这里可以说是中年艺术家的沙龙，因为安江人缘颇佳，所以常有画家、雕刻家、模特儿、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电影工作者，在此高谈阔论。平吉虽然经常来此，但是，这里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好去处。平吉不喜欢好辩多话的人，当那些人在座时，他都有意避开，刚好那些剧作家电影工作者都是这类人。在那帮艺术家之中，平吉欣赏的只有三个人，最多也只能勉强算四个。
若要从那些人当中选出最怪的人，那就是雕刻家德田基成。德田是个恃才敖物的鬼才，他的工作室在三鹰，当年四十多岁，在艺术界颇有名气。平吉深深感受到德田的魅力。如今想起来，平吉之所以产生制作阿索德的念头，或许多多少少是受到德田的影响。德田日后也曾被侦查组调查，所以我在偶然的机会里见过他。他形容枯槁，夹杂着银丝的长发乱成一团，任谁看来，都会同意他就是阿索德的创造者。不过，最后终因证据不足，德田还是被释放了，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他没有驾驶执照。只有我知道凶手根本不需要驾驶执照。德田的旺盛创作力一直持续到死前为止，位于三鹰的德田工作室，现已经改名为德田基成纪念馆，展示德田生前的作品。
昭和四十年正月，我正想去找他时，他却突然去世了，所以未能和他碰面。阿索德之事姑且不论，他完全没有杀害平吉或一枝的动机。因为他从未去过平吉的画室，也从未见过一枝。此外，根据他太太的说法，阿索德事件发生时，他也有不在场的证明。
平吉在梅迪西交到的朋友，还有个叫安部豪三的画家。他是平吉的学弟，个性豪爽，和郁郁寡欢地平吉却成为好友。昭和十一年时，安部的反战思想反映于画作上，因此被宪警视为眼中钉，同行的画家也对他敬而远之。不过，当时他才二十出头，和平吉的差距太大，所以除了在梅迪西之外，两人应该不曾碰面，而且他也不曾去过平吉的画室。当时他住在吉祥寺一带，距离目黑的平吉住处相当远。
安部和津轻出身的作家太宰治同乡，当时太宰治也住在吉祥寺一带，据说他俩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太宰没去过梅迪西，所以也没见过平吉。安部不但缺少杀人的动机，甚至连梅泽家在哪里都不知道。虽然不在场证明不是很清楚。一组也就不再追查他。他当时似乎已有妻室，后来入伍随军到大陆，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有问题，所以服役时当个二等兵受尽折磨直到战争结束。战后，他和妻子离婚，又娶了年轻女子，一起到南美流浪，昭和三十几年死在故乡。他在艺术界虽小有名气，成就却不大。
安部的未亡人现在在西荻洼开一家叫“格列尔”的画廊。我去过那里，里面挂满了安部的画，以及太宰治写给安部的信。不过，由于她是战后才认识安部的，所以对梅泽事件一无所知。
另外一个在梅迪西认识的朋友也是画家，名叫山田靖。他和平吉并不很熟，也不因他艺术家的身分，受平吉影响，是个个性随和的人，在“梅迪西”出入的客人当中，除了老板和前面提到的两人能和平吉气味相投之外，山田算是还能聊上几句的人。当时他已四十多岁，住在大森。出乎意料的是，平吉居然到过他家两次。不过，与其说这是山田的魅力，不如说是其妻绢江身为作家的魅力来得更恰当。
绢江以前当过模特儿，后来成为著名的女诗人，当时也是四十岁左右。平吉一向对朗波、波特莱尔、沙特的书兴趣极大，画室虽然连美术类的书籍都特意的避免，但主屋放了不少。他这方面的嗜好恐怕是从他和绢江之间的接触才得以知晓。因为绢江对平吉在手记中提到受到极大震撼的安德列·未佑也十分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