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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犯恩田在盛冈市内经营一家餐饮店，但店里的生意不太景气，入不敷出。欠供货商一屁股的债，据说还差点儿卷铺盖走人。然而案发后没多久，与店内经营有关的债务竟全都还清了。据查证，被杀的那户人家里的数十万日元不翼而飞，丢失的钱的数目，恰好与恩田家所欠债务的金额完全一致。有理有据，这样的案件怎么可能是冤案？吉敷觉得这不过是恩田妻子一相情愿的想法罢了。
“话说回来，既然是清白的，他又为何要在法庭上认罪呢？这种案子可是会被判死刑的！”吉敷问道。
“我已经说过了，当时我丈夫被一通拷打，根本无法去反驳那些警察的指控。只要一说不是他干的或他不知道之类的话，就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而且当时我丈夫在家里偷偷藏了支猎枪，后来那支枪被警察发现了。他们说他这是非法持有武器，要把他带到美军基地里枪毙。但如果他能乖乖回答他们的问话，兴许会看在他是初犯的份儿上，给他判个死缓什么的。”
“这种出了三条人命的重案，是根本不可能判死缓的。”
“我不是说过了嘛，当时我们根本不懂这些。况且我丈夫确实藏了支枪，所以就信以为真了。”
“警方说凶器是什么？”
“菜刀和柴刀。”
“凶器都找到了吗？”
“他们拿走了我家的菜刀和柴刀。”
“同时吗？”
“不，半夜带走我丈夫时只拿走了我丈夫的衣服和家里的菜刀。之后第二天又到家里来了一趟，从储物间里搜走了猎枪和柴刀。”
“那些东西上都沾有血迹吗？”
“柴刀和菜刀上一点儿血迹都没有。”
“没有？是吗？我记得听说凶器上都沾有血迹啊？”
“那是你弄错了吧。就是因为柴刀和菜刀上都没有血迹，他们才逼迫我丈夫说犯案后曾在北上川清洗过凶器。”
“清洗凶器？”
“是的。”
“那你丈夫有没有照他们说的那样坦白呢？”
“他们对他严刑逼供——”
“这件事就不必再说了。总而言之，当时他们逼你丈夫在口供书上签字了，对吧？”
“是的。”
“清洗柴刀……”
“其实，如果只是随便洗洗的话，沾在上面的血迹是无法彻底洗干净的。然而事实上那把刀上不但连一点血迹都没有，而且还沾满灰尘，因为之前柴刀一直放在储物间里。另外，那把刀的刀背上有金属箍，砍伤死者的柴刀上却没有。”
“刀刃上连一点儿血迹都没有吗？”
“没有。”
“鲁米诺反应[鲁米诺(Lumind)，或称发光氨，一种发光化学试剂，与适当的氧化剂混合后会发出引人注目的蓝光。法医学上使用鲁米诺来检验犯罪现场的血痕。]呢？”
“当时乡下的警署还没有开展这类科学式调查，因此并没有这类记录。不过到了二审的时候，起诉书上又变成我丈夫是在自家的水池里清洗的凶器，他们还在我家的水池和浴室里检测出了鲁米诺反应。”
“那么，他们最后是以什么事由起诉的呢？检察官到底说你丈夫是在哪里清洗的柴刀？”
“在北上川。”
“北上川啊？那里的鲁米诺反应检测结果如何？”
“自然是没有反应了。所以后来警方又一口咬定不只柴刀，或许衣服也是在家里洗的。”
“你丈夫的衣服上也没有血迹吗？刀刃上没有血迹这点我倒还能勉强理解。”
“外套上沾有少许——”
“有啊？”
“但那不是人类的血。”
听到这里，吉敷已觉得兴味索然。之前他一直把对方当做正常人对待，巨细靡遗地询问案情，没想到她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衣服上有血迹，却并非人类的血……
“不是人类的血？”
“没错。而且量非常少。”
“这不是多少的问题，衣服上确实沾有血迹，没错吧？那么，你觉得那是什么血呢？是不是人类的血，只要一化验就知道了。你们当时没有要求化验吗？”
“一审和二审的时候根本没工夫去弄这件事。当时我丈夫已经俯首认罪，律师正为精神鉴定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直到最终审判的时候，我开始主张丈夫是无辜的，这才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这样的处理方式确实有够糟糕的。不过那件染血的外套可是证物，最终审判的时候应该在法庭上出现过吧？”
“没出现过。”
“没有？”
“是的。”
“你们有没有要求警方出示？”
“当然要求过，但对方一口咬定没有。很明显，那些东西不在警察手上就在检察官手里，只是他们藏着不肯拿出来罢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那可是很重要的证据啊。”
吉敷叹了口气。连杀三人的嫌疑人的衣服上沾有血迹，她却说那血并不是人类的，而是碰巧沾上了其他东西的血……这世上哪儿有这么凑巧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一审和二审的时候没有提出出示证物的要求，这可是你们的失误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可当时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既没钱，又没有法律知识，对法庭审判一无所知，加上律师又跟我们说了那样的话。”
“那天你丈夫是几点到家的？”
“记得大约六点吧。”
“会不会你丈夫确实杀了人，只是你这个做妻子不知道？”
“这绝不可能。我丈夫向来办事谨慎、胆小懦弱。”
“你刚才是不是说过你丈夫有不在场证明？”
“对。”
“什么不在场证明？”
“我丈夫说，他在北上川河边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
“在北上川河边？小孩？”
吉敷瞬间无语。如此一来，不就可以证明恩田幸吉的确曾在北上川清洗过凶器吗？
“但直到最后，那孩子也没在法庭上露过面。”
“你丈夫是六点左右到家的吗？”
“是的。”
“那他是几点出去的呢？”
“大概两点左右吧。那天他在家里吃的午饭。”
“两点出门、六点回家……那么，从你家到伐木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走路的话，一个小时左右吧……”
“两点到六点这段时间出门在外……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你们夫妻俩一直在一起吗？”
“一直在一起。我们要准备店里的事。”
吉敷已渐渐失去了与她交谈的兴趣，就算换由自己来负责这件案子，估计也会对恩田起疑。这女人不过是在死钻牛角尖罢了。她丈夫之所以认罪，并非严刑拷打所致，而是他的确杀了人。虽然妻子一直坚持，但实际上丈夫却已死心。这所有的一切，或许全都是由妻子的盲目信任而起。
“我也曾经拼命寻找过我丈夫在河边看到的那个孩子，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不过对方毕竟是个孩子，就算找到了，法庭也未必会采信他的证词，就连对方是否还记得那件事都不好说。”
“从两点到六点的那段时间，你丈夫去了河边和其他哪些地方？”。
“就在河边。”
“一直都在吗？”
“是的。”
“当时可是十二月啊，盛冈的十二月，大雪纷飞啊。”
“那天正好雪停了。”
“总而言之，那天他出门了四个小时，但并没有携带菜刀或柴刀，是吧？”
“柴刀没带。”
“菜刀……”
“他带着菜刀。”
多说无益，吉敷站起身。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正常，恩田幸吉并没有蒙冤。案发当日，恩田带着凶器离开了家。而回家之前，他先到北上川去了一趟。带着沾血的凶器到水边，不清洗还能干什么？有没有遇到小孩根本不成问题，这件案子缺乏冤案的基本条件。
“我还有工作要做，得先告辞了。”吉敷说道。他手上的确有事要做。
“请您稍等一下。”女人说道，“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吗？”
“倒也不是不相信……”
“不是不信，那又是什么呢？”女人穷追不舍。
“至少你丈夫当天是拿着菜刀出门的吧？”
“现场的情况决定根本不可能用菜刀杀人。”女人说道。
“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死者的妻子阿岁独自一人惨死在家中的和室里，身上有多处利刃造成的伤口，浑身是血。”
“造成伤口的凶器是什么？”
“是菜刀。”
吉敷叹了口气。他实在搞不懂，这和检察官的主张到底有什么矛盾。
“但是，她丈夫民夫却死在家门外的雪地上。雪地上血迹斑斑、延续不断，拖了很远的一段路。”
“你的意思是，死者带伤走了很远一段路？”
“听说是的。据说他死时怀里还抱着女儿弘子。”
“他大概是想拼死保护自己的女儿吧。那个叫弘子的女孩儿情况如何？”
“那孩子也被杀了。”
“哦，真够残忍的啊。这一次的凶器又是什么？”
“也被人捅了无数刀，估计凶器也是菜刀吧。”
吉敷又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凶器都是菜刀。
“不过，民夫的头不见了。”
女子说得十分平静，吉敷却不由得精神一震。
“什么？”
“抱着女儿死去的民夫，没有头。”
吉敷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菜刀是没法把人头砍下来的。”女子说道。
6
“那……死者的头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嘛……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仿佛彻底消失了一样。要是能找到的话，或许还能查明些情况，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吉敷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尸身上没有头……当时警方对此是如何解释的？”
“什么如何解释的？”
“凶手为什么要砍下死者的头？”
“警方对此未做任何说明。”
“什么都没说吗？”
“这件事估计他们连想都没想过。”
“怎么会！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吉敷心里已能猜出个大致情形。他以前曾参与过分尸案的调查，一说到分尸的理由，总会以一句“便于搬运”来敷衍，参与搜查的其他人也不会去深究原因。
“律师是怎么说的呢？”
“律师根本就不考虑这件事。我曾经和本井律师详细说过这事，结果却被他取笑了一番。后来这起案子在盛冈有些名气了，不少人这样那样地说了一大堆，或许该说是推理吧。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本井律师都会说：‘外行人，瞎说什么？这可不是在玩侦探游戏，白痴！’根本不把那些人的话放在眼里。”
诚然，警察在与普通人打交道时，普遍存在一种高人一等的想法。吉敷自己也一直被这种想法困扰。如果案件本身再多少带点离奇色彩，事件本身比较繁复纠结的话，调查时便会觉察到外行们跃跃欲试的倾向，并选择有意识地无视。身为警察，一旦遇到情况与前例有异，哪怕自己主观不想，也会东拼西凑地找些理由来否定。但吉敷一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疑点进行深究，而且无一例外地收到了实效。
“你怎么看？觉得这一点重要吗？”
女人如此问道，不知她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种事怎么可能不重要？吉敷甚至觉得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信息。不过吉敷如今已成熟了不少，虽然心中这么想，却不会坦白说出“当然重要”这种话。尽管他并不认为对这件事抱有兴趣会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身为警察，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和嫌犯的妻子保持一定距离，不能随便站到对方那条战线上去。
“话说回来，检察官当时是怎么重现犯罪过程的呢？恩田……不，你丈夫用菜刀捅死了三个人，然后——我不清楚事情发展的顺序究竟如何，不知道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砍下河合人头的，反正就是把死者的头带走了，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吧？是这么回事吗？”
“差不多吧。事实上，检察官当时并没有提这件事。”
“案情陈述和起诉书里都没有提过吗？”
“是的。”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想起诉被告，检察官必须重现犯罪过程。这起案子是一起无头杀人案，如果人头的去向暧昧不明，就无法证明其罪行。”
“我刚才说过，当时我丈夫已经认罪了。”
“哦……自供书里都说了些什么昵？你丈夫说他把人头弄哪儿去了？”
这一点同时也是衡量自供书可信度的方法。如果犯人在自供书
里准确说出了人头在哪儿，那这通自供是被逼写下的可能性便可以消除了。那是唯有真凶才知道的秘密。
“我刚才说过，当时警方对我丈夫严加拷问，一会儿让他说埋在了这儿，一会儿又让他说埋在了那儿。整整两个月，警察每天带着他在姬安岳里来回转悠。每次发现可疑地点，他们都会说是我丈夫说的，然后就到处挖。他们不知在山里挖了多少坑，基本把推测的那条我丈夫从现场逃回家的路线挖了个遍。当时当地市民群情激愤，嚷着要警方尽快将如此残暴的凶手缉拿归案，他们就连忙逮捕了我丈夫，想拿他来顶罪。案子之所以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开始审理，就是因为找人头花费了不少时间。”
“那后来找到了吗？”
“直到最后都没有找到。”
“没找到啊……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眼见如此，那些警察又推翻之前说我丈夫将人头埋在山里某处的说辞，转而改口声称我丈夫拿着人头下了山，扔到了北上川附近，之后人头被山里的动物叼去了。最后在法庭上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案情陈述时，他们还是没有提这一点。”
“判决书上是怎么说的呢？”
“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里都没有提人头的去向。”
“被忽略了吗？”
“是的……他们应该全盘接受了检察官的话。”
这种事的确很普遍。地方法院审理案件时会偏向于检察官的意见。尽管出于特殊立场，吉敷不能对此事进行批判，但若从个人角度出发，他也不喜欢这样的倾向。别的刑警怎样吉敷不清楚，他自己希望看到公正而谨慎的法庭审理，不想看到为了迎合检察官，连案子都没彻底查清就下定论的黑色判决。
“他们说人是在五点前后被杀的，对吗？”
“是四点前后。”
“四点前后？你丈夫提着人头下了山？”
“对，那时候天还亮着，跟大中午似的。”
“如果手里提着人头，会被人看到的吧。”
“确实如此。但是，警察说或许我丈夫当时把人头装进袋子里了。后来还把家搜了个遍。当然，最后只是空手而归。”
“目击者是怎么说的呢？”
“二审时才出现的目击者并没有提到人头或袋子之类的事。”
“镇上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呢？有没有人说曾经看到你丈夫回家？”
“没有。只有我丈夫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但那孩子没出现。”
“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在从杀人现场回家的途中，没有人看到过你丈夫？”
“没有。不过我丈夫可没有杀人，他不是从杀人现场回来的！”
“是我失礼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盛冈真的那么荒凉吗？”
“差不多吧。我想可能遇到过，只不过对方不愿出面。加上一审二审的时候没这个必要，警方就没去寻找。”
“哦……这件事就这么搁了二十年……”
“是的。事到如今，当年的目击者根本无从找起，如今盛冈那边都几乎没人记得这件事了。”
的确如此，吉敷就从未听人说起过恩田事件。
“或许那些目击者的记忆也都淡薄了吧。”他感叹道。
“是的。二审的时候目击者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毕竟过去十三年了。为了避免被指控做伪证，他们就一味重复自己在一审时的证词，可他们全都遭到了检察官的威胁啊！”
“那种事你未必能理解。”吉敷说道。
“啊？”
“证人的心理，你未必能明白。”
恩田的妻子沉默了，虽然看起来她似乎想说些什么，最后却还是忍住了没有开口。不过她应该只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吉敷起争执，并不表示她同意了吉敷的观点——她也丝毫没有同意的样子。
“凶手既然砍下了死者的人头，就应该有这么做的理由。”吉敷思考了一番，说道，“凶手不可能只是为了恶作剧就把死者的人头砍下带走。一定有他这么做的理由。”
吉敷并没有加一句“对吧”来征求对方同意的意见，这也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一切都由自己一肩承担，从不寻求他人的意见。就算别人能帮忙出主意，最后的判断也还得由自己来下。
吉敷想了想，接着问道：“有关人头的问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没有提过半句？”
“他们什么都没说，甚至没有人注意这件事。他们只管结果。”
“结果？”
“嗯……”
“那关于脖颈上的断面他们是怎么说的？”
“说是用柴刀砍断的。”
“哦，他们肯定吗？”
“听说当时九州那边刚好发生了一起用柴刀砍断死者手臂的杀人案，负责那起案子的大学老师也参与我丈夫这起案子的尸体鉴定工作，他说那样的伤口很可能是柴刀造成的……”
“只是说可能性很大吧？”
“是的。不过，那位老师说凶器上应该没有金属箍，而我家的柴刀是有金属箍的。”
“那么被害者……记得是叫河合，对吧？他们家没有柴刀吗？”
“不清楚。我想应该有吧，毕竟是在伐木场。”
“可是检察官说从你们家储物间搜到的柴刀才是凶器，是吧？”
“是的。他们说那把不知多少年没人用过、上边沾满灰尘的柴刀是凶器。”
“凶器上沾满灰尘，还没有血迹，这些疑点你们就没反应过吗？”
“没有……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都一直在争论精神鉴定方面的事。”
“这可不妙啊。”吉敷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寻思冤案往往都是这么产生的。“当时，律师是想通过精神鉴定来达到减刑的目的吧？”
“没错。他说所谓审判，只要刑警和检察官的意见达成一致，法官便无法违逆了。反正现在判决是由警方说了算，那还不如求法官网开一面，明确表现出愿意改过自新的意思。尤其我丈夫已经坦白了罪行，目前的情况极为不利。本井律师在一审时就对我说，想要救你丈夫，眼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吉敷不由得沉默了。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的被告，大部分罪行确凿，很多时候他都在想，这种案子法官直接判决就行了。
因此大部分案件审理时，他都不会对律师的辩解提出异议。但说实话，这样处理获得减刑的并不在少数，其中甚至有情节十分恶劣的案件。
不过这种事无法直接告知法官，更别提和律师谈判了。如果遇到手头同时有三四十件公诉案等待处理的律师，更会直接认定所有刑事案件都是检察官和刑警送来的被告干的。这样一来，冤案的发生就无法避免了。这一点吉敷并不想否定，也正因如此，法庭审判才设有三审制度。
但事实上审判只有两次，没有特殊情况，最高法院是不会重新把整个事件梳理一遍的，充其量只会核查一下之前的审理过程有没有违反法律；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以及得出该判决的过程是否与之前判例有显著差异。以这种形式完成的审判，基本上很难再改变了。当然，这也是在假定恩田事件确有冤情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就在吉敷前思后想之时，恩田的妻子突然问道：“你是位刑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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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吉敷反问。
“之前我曾和许多人说过我丈夫的案子，不光律师、检察官，还有刑警。你不像只是对案件抱有兴趣，而且说话方式和想法与众不同。此外，你似乎认识刚才的峰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