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冲动并没有随着第一本书开始印刷而告终，事实上出版社也不希望就此打住，因此我便着手开始第二本书《在中国》的修改工作。糟糕的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了好友杨克·拉尔夫警官的电话，他告诉我，赛斯留下的文稿存在真实的可能：“我认识赛斯·沃勒…是的，他可能是个杀手，有时候也会帮助警方办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类人…我也认识乔纳森将军…”
我丝毫没有注意到这家伙提到乔纳森将军时口气有些微妙的改变，这时候也更不可能了解到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杨克的话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思索自己冲动的后果：如果乔纳森将军也确有其人，甚至就是某个杀手集团的幕后首领，那么，《ID》的出版将给我带来什么？另一方面，我仍然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杨克很可能只是知道两个同名的人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书稿叙述的都是事实。
2005年2月8日的除夕夜，我渐渐地往后退，离开嘈杂的人群，回头看时，火光好像没能映出我的影子。
我又给杨克拨了国际长途。
“是的，我是杨克…啊，你好，妮可尔…怎么回事，你那边很吵。”
“是爆竹的响声。”我躲在角落里，伸手捂住另一只耳朵。
“你说什么？一种拟声词么？”
“我说爆竹，中国人过年放的鞭炮。”
“是么…”对方犹豫了一下，“你找我该不会就是让我听听这动静吧？有什么事儿吗？”
“是的，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话题吗？关于赛斯？”
“当然。”
“我的问题是，赛斯身上什么地方最引人注意？”
“是他的左手，戴着很长的黑色手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我的喉咙随着他的话语渐渐发哽，是的，左手！
“我碰过那只左手，感觉手套下面硬硬的，有许多奇怪的凸起。”
“等一下，”我忽然觉得他在开玩笑，“是软的，而且粘糊糊的！”
“不，不，确实是硬的！”
“软的！安妮结婚的时候我也摸过他，而且书里也是那么写的！”
“书里？你是说他留下的手稿…等一下，谁是安妮？”
杨克不知道安妮的存在吗？
“安妮，以前提过的，就是我的表姑，全名是安娜·威廉姆斯，2003年成为了赛斯的妻子。”
“不，我不知道她。我和赛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文森特的案子。”
“谁是文森特？”
“这个问题我不想现在跟你谈…对了，你干嘛突然问起他的左手？”
“呃…我需要确定一下，现在细节上存在分歧，书上和我的感觉是软的，而你说是硬的，这该怎么解释？”
“并不困难。上次你说书稿完成于2003年之后，看来也就是赛斯和安妮婚后写成的，而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1997年，最后一次是2000年，他的手臂可能发生变化了。”
“变化？你认为那手套下面会是什么东西？”
“东西？不，当然还是条手臂啦。只是和常人不同，可能是病态的。”
“病态的…”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在书稿里，至少在我现有的两部书稿里，他提到了左手可能发病，原话是‘看上去就像是患了象人症’。”
“Elephont man（象人）？！”他在电话那头愣了足有十秒，以至于我认为电话断掉了，看来只不过他的傻劲儿又上来了而已，“天呢，象人症，我听说过。可怕的家族遗传病，也有研究说是突变的结果。如果我没有记错，是第十对染色体上的某一部分发生了畸变。以前的说法是病人罹患了神经纤维瘤，那是1989年苛林斯先生的研究结果，不过现在学术界更加倾向于显性病的遗传因子原因…”
“等一下，”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留着你的演讲给别人听吧！我对你是怎么知道的也不感兴趣，反正你总是能出人意料。好的，‘鸬鹚’，现在告诉我，象人症患者是什么样子！”
“这我无法形容。常见的——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病人中比较常见的——实际发病率则为几亿分之一——患部一般是头部。头骨发生不规则的突起变化，造成脸部肌肉群和表皮跟着骨头一起增生。反正，看起来整个脑袋会变成一个奇怪恐怖的大球，总之，我说不清楚，很吓人的病症。当然，赛斯的头部肯定没有问题…”
“那么是他的左手发生了病变，右手呢？全身会不会也变成那样？”我仿佛突然间洞悉了赛斯的想法：也许他的病症开始扩散，慢慢地遍布全身，他不希望安妮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跑到没人的地方孤独地等死…几秒钟之后，杨克的话彻底打消了我这种过于罗曼蒂克、充满感伤的幻想。
他说：“不知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患处会扩散。倒是听说过有的病人发病在腿部，手臂还从来没有记录。”
而我则怀着一线希望继续问道：“那么他会不会快死了？”
“这个…”杨克沉吟一下，“应该不会吧。”
“好吧，我们不说这个了，”为了避免杨克没完没了地唠叨学术知识，我便干脆了结了这个话题，“我有事拜托你，找到那个文森特，还有，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住着一位黑人退休警官，艾德·萨姆兰，详细地址书稿里没有记载。不过我希望你抽时间去找找，他们可能有更多赛斯的线索。”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吧，当然，我会联系其他的熟人打听他的下落。”杨克就这么挂上了电话…
回到住处，我立刻开始翻看手稿。因为看过许多遍，我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赛斯关于自己左手的描述：“突变是从1996年开始的，其先我并没有注意…手臂的背部，大约是尺骨桡骨中间的部位，有一枚黄豆大小的凸起，我以为是这些天休息不好造成的内分泌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几年前我的手受过伤，会不会是那时候处理不当留下了后遗症，或者干脆就是某种病毒的侵袭…两个月之后，这个凸起仍然没有消失，我尝试了各种办法，涂药膏、嚼中草药，可是都不见效…1997年春天，凸起物增加到三个，我明白，那一定是骨骼的变化，奇怪的是，手臂的皮肤完好无损，似乎也在跟着增生…1997年底，凸起物长到了半英寸左右，在乔纳森将军的干预下，我被送至最好的医院，可是没有结论…1998年，数量增加到6个，尺寸维持在1英寸。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一次暗杀任务中，对手的刀砍中我的手臂，刀锋嵌在骨骼里，竟然无法将它切断…两个月之后，左手开始僵硬，从手掌中部开始，很快蔓延到手指。我采取了一些措施，请朋友搞来了石膏，把手掌整个定型，一个月之后再敲碎它，我的左手就维持了半张开的样子，永远无法动弹…到此时为止，我戴手套已有两年，看来不可能再摘下了。然而这东西长到了那么长，手套也无法遮掩，甚至我根本没有办法穿上衣服，看来必须想点儿对策…一种腐蚀力很强的药剂，它也无法根除，暂时维持现状吧…手部的感觉逐渐消失，而这也许仅仅只是开始…我继续涂抹药剂，新的变化产生了，权且维今之计…”
我怀抱着那些书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晚做了个梦，在梦里，我的表姑父——赛斯·沃勒，将酸液倒在左臂上，腾起一股焦糊的气味。
接下来的两天，杨克都没有打来电话，我决定不再等待，按照《在中国》的提示，逐个儿拜访相关人士。
我很侥幸地从手稿中发现了刘罡明队长的家庭住址。他恰好是这个案子的全部知情者，从他的口中，也有可能得知其他相关人物的联系方法。我满怀希望，敲响了刘队长家的房门。
时值2005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二，我拎着礼品盒与果篮，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该不会家里没人，刘队长出去串亲访友了吧？
我的担心总算还是多余的，没多大工夫，房间里面传来脚步声，一只眼睛贴在窥视孔上向外观察。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手稿中麦涛，对着那只眼睛，身上不由一阵寒颤。
我能感觉到对方有些犹豫，总还是把门打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位中老年妇人，五十多岁的样子，看到我的金发碧眼，她脸上很显然还带着惊讶。
不等她开口询问，我便微笑着抢先说话：“您好，刘太太，我叫艾薇，是赛斯·沃勒的朋友。”
“你是…”刘太太对赛斯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我急忙改口说：“啊，他在中国的名字叫艾莲，最近几年都没能回国，所以这次委托我来拜年。您还好吗？”
任何人，对客气都没什么免疫力，可我仍然发现，刘太太脸上的笑容是勉强挤出来的，似乎很久没有笑过，十分僵硬。她把我让进屋里，不错，正如书稿上记述的，房间很宽绰，却也显得空空荡荡的。因为楼道里漆黑一片，这时候我才得以仔细观察刘太太的面容，与赛斯的描写十分接近，只是过了5、6年，她的脸上掩饰不住衰老的迹象。
接下来的几分钟，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客套话，比如我在中国做什么之类的。刘太太不容拒绝地为我沏了一壶热茶，随后很不好意思地揉搓两手，抱歉说家里没有咖啡了。
我不时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大幅照片，居中的自然就是刘队长——有他的“M”头型为证，左面是刘太太，右边是个长相可爱的小姑娘，大约十六七岁，正是他们的女儿刘颖。
“你大老远的过来，真是太客气了。不知道艾莲在你们那边过得好么？”
“啊，是的，很好，”我意识到自己走了神，低下头双手捧住茶杯——其实是打算捂捂冻僵的手，“他过得很好，两年前结了婚，婚后生活也很幸福。只是工作很忙，他就拜托我来看望您和刘队长。”
胡说，全是胡说八道！我有这样的毛病，一不留神就顺嘴瞎说，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可我又有点儿得意，认为自己很会说话，有礼貌，像是个非常非常地道的中国人。刘太太的反应出人意料，只轻声回了一句，“是么，那就好。”
这算什么？我思索如何运用言语的技巧把话题重新带回来，正在这个时候，她突然说：“艾薇，如果我的女儿还在身边，也该有你这么大了吧。”
什么？这话该怎么解释？我对刘太太忽然吐露心事并不太惊讶，只是，刘颖出了什么事儿？她为什么这么说？
忽然间，我意识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五年中一定还出现了别的变故，“您的女儿？”我干巴巴地蹦出这句话。
“她走了…”刘太太再次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表情十分宁静，这说明她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可事实究竟是什么？她的女儿离家出走了，或者是…死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刘太太温和地注视着我，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喝口茶吧，暖和暖和。”
我只好应声端起杯子，也算是扫扫自己的窘困状况，半天没敢吱声。我再次观察她的面容，这一回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她的衰老，很可能是因为家庭悲剧造成的。
“是啊，这茶很好喝，”我总是说错话，茶的好坏在此时有什么关系？可要开始的话题总得继续，“刘太太，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刘队长是不是出去拜年了？”
“他也走了…”
还是那份该死的宁静，这一次倒没有造成我的理解错误。刘队长这把年纪，以中国人的性格，是断然不会玩儿什么离家出走的把戏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经死了！
这和书稿里的不同！死了的人不应该是刘队长，而是…
或者，最后他们都难逃一死。当然，每个人都免不了要面对死神，可他至少不该来得这么早…
——妮可尔·威廉姆斯
第八章 蜻蜓
1999年6月12日的晚上，以及随后的两三天，艾莲全面介入了案件的调查工作：先后考察了现场，与证人见了面，又拜访了被害人王小姐在北京的亲属，阅读了警方以及法医关于此案的所有记录；最后，在15日的晚上出席了第三次重案组会议。当晚，艾莲只提到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现场的推测：艾莲认为，凶手先行进入被害人的家，等待被害人归来，然后实施罪行。阳台和窗台都没有发现攀爬的痕迹，证实了凶手必然以房门作为通道。他可能有被害人的家门钥匙，也许有其他巧妙地窍门手段，当然，手法一定要很利落，不然在这样狭小的老楼区很容易被熟识的邻居给发现。不论如何，从作案效率来看，凶手很可能和被害人有生活上的交集。
接下来的问题是，作案动机。因为眼下只有一起案件，信息少之又少，艾莲本人也对凶手的某些行为一筹莫展——诸如绞杀、割手指、毁坏头部之类的，他提出复仇的观点。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发生时段并不一定是最近两年。因为警方已经询问过楼群的居民，得知被害人在此居住的期间并没有过从甚密的朋友，那么被害人与凶手之间的联系，可能早在搬到这里之前就存在了。这样并不大严谨的推测，立刻引发了在场多数警员的疑惑——尽管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如果被害人与凶手只存在两年以前的关系，那么，他又如何得知被害人新的住处，更不要说如何获得房门钥匙？对此，艾莲也莫名其妙，推测总归只是推测，甚至说是直觉更加合理。如果硬说有些证据的话，那就是他指出在现场发现的被害人与某个女孩儿的合影，纸质显得有些陈旧，应该是在几年前拍摄的。
最后，艾莲使用投影仪再一次地展现了那张合影照片，并断定，被害人身边的那个女孩儿，一定就是本案的关键。这个判断也是接着上面那个成立的推论的后续，他认为，凶手留下了这张照片，目的何在？被害人的脸部被画了红色的圈，而身边的女孩儿却没有，这说明被害人也许并非在做什么杀人预告，而是告诉所有的人，他杀人的理由就在于此。同时，他提出，这个女孩儿警方是不可能寻找到的——或者找到了也没有用——她应该已经消失了，至少无法提供凶手的信息——否则凶手就是在作茧自缚了。如果说，她消失了是比较合理的解释，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很好理解了，凶手正是因为她的某种缘故才要进行报复！而警方在报纸上刊登了她的照片，却一直没能得到有关线索，也是很好理解的。第一，这女孩儿可能消失了，第二，她也许并非本地人，第三，随着网络等另类媒体的兴起，那些可能和这女孩儿有关系的年轻人并不会经常关注报纸这种传统的宣传媒体；最后，即使有人已经看到了报纸，却因为某种理由而不可能来联系警方——比如说，她是某个医疗事故的被害者…最后，艾莲提出了建议，如果不想等着下一起案件发生，那么警方倒不如捏造出一些罪名，对照片上的女孩儿下达全国通缉令，说不定会有所收获。
艾莲全部的观点表达完，在座的人一片嘘声。人们往往有一种习惯，当他们发现全心期待的事物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之后，便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艾莲的说法，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外籍教授在某个演说会上的即兴发挥，既没有实际证明，又没有明显的主题，只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做出一些随意的推断。特别是他最后的那条建议，听起来匪夷所思而且不合法律程序。会不会这个家伙在美国呆得时间太长，已经被那里洋溢着的“自由”风气同化了？罪行是可以随便捏造的吗？通缉令是可以胡乱下发的吗？
刘罡明队长，很明显地也有些出乎意料，也感到面子上有些不大好看，一直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脸孔，直到艾莲坐下之后，才犹犹豫豫地张了嘴：“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么？”
无人应答，大家面面相觑。麦涛坐在艾莲的身边也是一语不发。
可就在所有人都感到失望的时候，艾莲却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在口袋中摸索一阵，掏出了一条手帕，上面有些脏兮兮的印迹。
与会的警员起初都没把这东西当一回事。可当听说了艾莲关于避雨的讲述时，众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手帕很快被拿去化验，大家紧张不安地等待着，半小时之后，得出的结果是：手帕上确实是人类的血迹，性别为女性，血型为“B”。虽然这件事只能算是一个插曲，然而艾莲关于“涂抹了迷彩油的雨衣人”的描述却勾起了人们的兴趣。当然，这条手帕眼下还没什么用处，只是艾莲与凶手擦肩而过的经历显得十分诡异。
会议结束后，麦涛沉默地走出会议室，在楼道的拐角，艾莲跟了上来。
“怎么不说话？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麦涛捋了捋烫过的碎卷——他头上的绷带前一天拆除了，刚要说话，会议室放线传来了刘队的喊声，“喂，小艾，先别走，还有点事情要说。”
艾莲转过身，随后又晃了回来：“稍等我…”他的话也没能说完，因为看到陈芳站在麦涛的身边，便转而温和地笑了，“你们先吧。”而后，便走回到楼道。
麦涛也露出半个笑容，僵硬了几秒，接着硬生生地推开拐角的铁门。
“为什么你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陈芳追上来，一把拉住麦涛，两人的身子贴得如此之近，又马上分开了——给他们的同事让路。她说话时候，重音放在了“自己”上。
“自己的观点？”麦涛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什么观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于这个案子你没有自己的想法吗？我知道你有的，可为什么不说出来！”陈芳的脸孔，在漆黑的楼道里若隐若现。
“你又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我脑子想了些什么？”麦涛苦笑了一下，继续往楼下走。
“是不是因为这个艾莲回来了，你就不愿意说话了？”陈芳的嗓音很尖利。
“你想歪了…”在下一个楼梯转弯，麦涛停下来，回头对着台阶之上的女子，“再怎么说，艾莲也曾是我的老师。最重要的是，我的观点，恰好和他完全相同。”话音一落，他就急匆匆拾阶而下。
“你…懦夫！”陈芳对着无人的楼梯拐角喊道。
声音传到楼下，麦涛自言自语：“懦夫…也许吧。”
“我叫你过来，有些事要麻烦你。”刘队收拾好文件，又端起茶杯，“能不能到我的办公室谈谈？”
“当然可以。”艾莲双手垂立，面带微笑，“只不过，您能跟我说说，要谈些什么吗？我好心里有底，别像今天这样。”
“你介意刚才的会议吗？”刘队诧异地回过身，感觉身后这个小伙子有些陌生，也许，他真的是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思维产生了变化吧，“没什么的，人难免会有失手的…”他忽然觉得这么说有些不妥，“我的意思是，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任何人都难免有些…嗯，你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艾莲拉开会议室的大门，“请吧，刘叔叔。”
“哦，谢谢。嗯，我是想和你谈谈我的家事…我的女儿…”
“…刘颖？”
“是的。”
接下来的两周，从6月15日开始，太阳没怎么露头，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是不常见的。据媒体报道，气象专家介绍说，6月中旬以来，北京进入了常年少有的“梅雨季节”，主要原因是受大气环流的影响，较强的冷空气频频光顾京城，而低压长时间地滞留在华北上空都是细雨霏霏的主要原因。同时，降雨带来的空气湿度一直保持在80％至90％，也为持续降雨创造了良好的地面条件。
如此长时间的连续降雨，倒是冲淡了暑气，人们也不得不增添了衣物。京城的气温一直保持在较低的状态，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
这样的天气，又没有任何案件发生，艾莲的生活趋于平静。早上在宾馆起了床，冲个热水澡，而后懒散地坐在沙发上，读一些关于中国心理学进展的杂志和书籍。中午随意地吃过午饭，就重复上午的生活。一连十天泡在客房里，难免心情过分安逸，唯独有种担忧挥之不去：这段日子，凶手恐怕要再次行动了。
到了第十二天，也就是6月27日，星期一的中午，艾莲觉得索然寡味，便拿起电话，给麦涛家拨了一个。可对方并不在家，看来是张罗期末考试的事宜去了。
艾莲随后想起刘罡明队长的嘱托——鉴于父女关系不合，便请他来出面调解。连绵的阴雨，艾莲都窝在宾馆没有动弹，既然有了长时间的空闲，迟迟不去见刘颖就显得太不近情理了。他换好外出的衣裤，打了辆车，按照刘队给的地址，找到了刘颖租住的公寓。
短暂的敲门过后，刘颖，这天梳了个俏皮的羊角辫，打开门，一下子扑到艾莲怀里，“艾哥哥、艾哥哥”地叫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