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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在盖耶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时，平日我在班里的算术是拔尖的，谁知在一次考试中却成了全班的最末一名。读考卷上的题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大脑中止了运转。
有些人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可是考试的时候竞能通过，而且得分很高；有些人在平日弹奏得很差，一旦到了观众面前，却能发挥得比平日好。也有一些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属于后一类人。这显然也促使我选择了恰当的职业。作为一名作家，最幸运的就是可以独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专心写作。它虽然也会令人焦虑、烦恼，让人头痛，使人在安排明知能安排得好，却一时又很难理出头绪的故事情节时绞尽脑汁，但是作为作家，却不致在公众面前当场出丑。
我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学校，心绪格外地好。我赶忙试着弹了一下《阿拉贡小夜曲》。这一次效果比以往任何一次弹得都好，但仍旧不甚理想。我继续跟着莱格朗德太太学习贝多芬奏鸣曲的剩余部分。她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本应为她赢得一些赞誉，不过她仍旧待我和善，慰勉我，说我对音乐的感受力强。
我曾在巴黎度过了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那些都是我生活很最快活的日子，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时有发生。祖父的一位旧友也住在那儿，他的女儿，当时正在巴黎演出的大型歌剧《浮士德》中扮演玛格丽特。我去观看了她的演出。寄宿学校是不组织学生看《浮土德》的一一这一剧目被认为“不适宜少女”们观看。我倒觉得人们过高地估计这些易受腐蚀的少女们了。要想看懂玛格丽特窗前发生了什么有伤风化的事，还真需要有比当时的少女们所具备的多得多的知识。在巴黎观看演出时，我对玛格丽特为何锒铛入狱感到困惑。我以为她是偷了珠宝才坐牢。我从未想到她怀了孕，生下的孩子天折了。
学校组织我们看的大多是歌喜剧，《卡门》、《绣花女》、《曼侬》。
《卡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我在大歌剧院除了《浮土德》，还看过《汤豪舍》。
母亲带我去裁缝店，从那时起，我开始讲究穿戴了。我高高兴兴地在那儿订做了一件银灰色的双皱夜礼服。在此之前，还从未打扮得像个成年人。
我们通过母亲带来的那些引见信进入了法国人的社交界。在当时，美国姑娘受人欢迎。法国的贵胄们可以与美国富翁们的千金缔姻。我虽远算不上是富家小姐，父亲却也是公认的美国人，而所有的美国人又都被认为是有钱的。这是一个奇特的、冠冕堂皇的旧式社会。
我接触到的法国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在一个少女的眼里，再没有比这更刻板的了。尽管如此，我也学会了最客套的礼貌言辞。还跟一位叫华盛顿·劳伯的先生学会了跳舞和得体的举止，了解到《华盛顿邮报》、波士顿及其他一些事情。我还了解到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社交界。
最使我厌恶的是图画课。母亲固执己见，执意不许我放弃这门课程。“女孩子应该学会画水粉画。”
就这样，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忠厚的青年女子来找我，硬是陪着我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去花市附近的一个画室（当时在巴黎，少女是不能独自一人出门的）。我和一群姑娘一起学习绘画，学画水杯中的紫罗兰，小罐中的百合花以及黑色花瓶中的水仙。那位教授绘画的女士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回踱步，不时地发出几声令人不安的嗟叹。
复活节期间，我们参观游览了凡尔赛、枫丹白露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回来后，母亲像以往一样突然告诉我，说她决定我不再回T太太的学校了。
“我有些看不上那所学校。”她说，“讲授的课程都很乏味，完全不同于麦琪上学的时候了。我打算回英国，已为你安排好了，去霍格小姐办的学校就读。”
我听后只是略感突然。在T太太的学校里我生活得很愉快，并不是特别想要回去。实际上，换一个新的地方的主意似乎更吸引人。我总是喜欢新鲜，不知道这能说明我的愚蠢还是随和——当然了，我自己倒希望是后者。
这样，我来到霍格女校。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只是英语占了绝对优势。我喜欢这所学校，但也发现校园里的生活有些单调。我有了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只是不及跟莱格朗德太太学琴时那么有趣。尽管校方严禁学生说英语，可是大家却始终用英语交谈。没有谁肯在法语上花很多功夫。
在霍格女校，校外活动得不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不允许的。这倒使我摆脱了外出补习绘画的烦扰，只是对不能再经常像游历天堂一般穿过花市而遗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阿什菲尔德度假。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对我的教育又有了新的打算。对于母亲这种做法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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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婆的医生巴伍德大夫有一位嫂子在巴黎办了一个女子精修班，每期只招收十二到十五名学员。每名学员都要选乐课，去艺术学校或者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听课。“你觉得去那儿学习怎样？”母亲征询我的意见。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喜欢新鲜，事实上这时我的信条已经确立，那就是：“无论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就这样，秋天的时候，我进入了德赖登女士设在德布瓦大街凯旋门外的德赖登女子精修班。
德赖登班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惬意，我头一次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一切都引人人胜。班里一共十二名学生。德赖登女士细高个子，身段优美，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美观。
她有些凶悍，每逢生气的时候，就喜欢使劲揉擦她那只红鼻子。她说话冷漠，夹杂着讥讽，让人惶恐却又能激励人上进。
她的助手是个法国女人，帕蒂太太，帕蒂太太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喜怒无常，多愁善感，特别容易偏激。我们大家却非常喜欢她，几乎不像惧怕德赖登女士那么怕她。
这里的生活多少有点大家庭的意味，但在学习上，人人都一丝不苟。教师特别注重音乐学习，但课程的开设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从法兰西喜剧院聘请一些人来为我们讲授莫里哀、拉辛和高乃依，还从艺术学校邀请歌唱家为我们演唱吕里和格鲁克的歌曲。班里还开设了戏剧课，课上要朗诵作品。幸好我们做听写测验的次数不多，所以我的拼写错误也就不那么惹人注目。由于我的法语说得比别的同学都流畅，在背诵台词的时候完全沉醉在剧情之中，仿佛自己就是剧中那位可悲的女主人公。我站在讲台前，高声朗诵道：“大人，这一切荣华富贵恐怕是不会让我动心的。”
我们大家都喜欢上戏剧课。我们被带到法兰西喜剧院，观摩古典戏剧和一部分现代戏剧。
我认为，只有能真正刺激起学习者反应的教学才算达到了满意的效果。单纯的介绍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并不能真正学到什么新知识。请戏剧演员谈谈她所主演的戏剧，重复她的台词；请名符其实的歌唱家来为学生演唱格鲁克的《奥菲奥与欧律狄刻》中的片断，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心中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这样的教学向我展示了一片崭新的世界——一个能使我终身受益无穷的艺术天地。我个人的主修课是音乐，学钢琴和声乐。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查尔斯·菲施特尔的奥地利人。他偶尔也去伦敦，举办钢琴独奏会。他是位和善而又严厉的教师。学生弹奏时，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望望窗外，闻闻鲜花，好像并没有用心倾听。可是一旦你弹错了某个音，或者某个乐段弹得不准，他立即会像一只捕食的老虎蓦地一下转过身子，咆哮着：“喂，你弹的这是什么，小家伙，嗯？难听极了！”起初这一举动令人心惊肉跳，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他酷爱肖邦的作品，我所学的大多是肖邦的练习曲、圆舞曲、幻想曲、即兴曲和一首叙事曲。我知道自己在他的指导下，有了长足的进步，心里很高兴。我还学习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几支被他称为“客厅小品”的轻快曲子，一首浪漫曲，柴可夫斯基的船夫曲，以及其他作品。
我勤学苦练，往往每天弹琴七个小时。一种强烈的热望在我的心底升腾——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从理智上意识到了这一奢望，可它确实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幻想成为一个钢琴家，在音乐会上表演。这将意味着长时间的艰苦奋斗，但我察觉到自己的进步速度非常快。
我的声乐课开始得比钢琴课要早些，指导老师是布耶先生。他与让·德·赫兹克齐名，被公认为当时巴黎最有影响的两个声乐教师。赫兹克曾经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布耶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剧演员，布耶先生认为我的头声是完美的，发出的音自然，恰到好外。胸腔音也不错，只是中音区特别成问题。为此，我得先从次女高音部练起，以发展我的中音区。
他时常为我那“英国面孔”所恼火：“又是英国面孔，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呆板了。声音、吐字都是从嗓子眼里发出的．这怎么行？法语发音要从上腭发出来，从口腔的上部。
上颚和鼻梁才是中音区发声的正确位置。你法语说得很漂亮，非常流畅，只是可惜不带英国口音，而是带着南方口音，你从哪儿学来的南方口音？”我矜持片刻说，这也许因为我是跟一位在法国南部长大的女佣学法语的缘故。
“噢，原来是这样。”他说，“对，就是这么回事。你说话带的是南部口音，你的法语说得很流畅，但用的都是英国人的发声习惯，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发出来的。你必须移动双唇，保持上下牙齿紧合。噢，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要我在嘴角处衔着一支铅笔，唱的时候尽量吐字清楚，但不能让笔掉下来。开始的时候，我极难做到这一点，后来终于过了这一关，能够牙齿紧咬铅笔，双唇大开大合，吐出字来。
我学会了大量的法国歌曲，还学会用德语演唱许多舒伯特的歌曲。尽管我不懂德语，学会这些歌却并不很困难，当然了，我也学用意大利语演唱。但总的说来，指导教师不允许我好高鹜远。大约学习了六个月左右之后，他允许我唱《绣花女》中的咏叹调和《托斯卡》中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幸福愉快的。
有时候，学员们从卢浮宫回来。一起到一家饮食店喝茶。对一个贪嘴的姑娘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我最喜欢吃那里的美味的奶油蛋糕。
我们偶尔也在德赖登女士的家里聚会。有一次。她从前的一位学生带着儿子也赶来了。这位美国妇女跟一位法国子爵结了婚。她的儿子鲁迪也算得上是一位贵族，但从其相貌来看却像是——个地道的美国大学生。当他看到这十二位已经发育成熟的姑娘在用热烈好奇、甚至可能是脉脉含情的眼光一齐注视他的时候。他一定有点怯懦了。
通过与鲁迪相识，我发现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仅仅见过几次。但这却是某种转变的标志。就在这时。我跨出了祟尚英雄的阶段，不再保有那种无私的爱情、为自己的心上人无偿地作出牺牲。从这时起，青年男子在我的眼里就是实实在在的人——一些与之相处能给我带来欢愉的人。总有一天，我要在他们中选择我的丈夫。虽然鲁迪并没有使我动心——假如我们常见面，也许我会爱上他——但我的的确确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巨变。我已经成为女子世界中的徘徊者。就在这时，我心中的最后一尊偶像——伦敦大主教的形象也隐去了。我需要跟有血有肉的小伙子交往，而且越多越好。
我猜不到自己将在德赖登女士的精修班学习多久——一一年，也许十八个月，我想是不会超过两年的。我那变化无常的母亲没有提出更改对我的教育的计划的建议，大概是没有听到什么更能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倒是觉得。很可能是她的直觉告诉她。我对现状感到满足，正在学习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将成为我生活中乐趣的一部分。
就在我离开巴黎的前不久，—个理想火花熄灭了。德赖登女士当时正准备接待她从前的一位学生，利默里克伯爵夫人。她是一名优秀的钢琴家，也曾拜查尔斯·菲施特尔为师。每逢这种场合．班里总要组织一次非正式的音乐会，由正在学习钢琴的两三名学生表演。我参加了这次演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快轮到我演奏的时候，我心中忐忑不安，在平时也是这样，不足为奇，可是当我在琴凳上落座时，这种心慌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随即消失。无能感像潮水一样吞噬了我，我弹错了音符。节奏也乱了，乐句生硬笨拙———简直是一塌糊涂。
没有谁比利默里克太太更和蔼可亲的了，演奏之后她跟我谈了一次话，安抚我说她看得出来我当时心里紧张，再说怯场也是在所难免的。也许随着在观众面前演奏的经历丰富起来，怯场的心理会被克服的。她的一席话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也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缺乏演奏经验的问题。
我继续学习音乐。毕业前夕，我坦率地问查尔斯·福斯特，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我将来能否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他很善于理解别人，没有对我说假话，他认为我缺乏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气质。我觉得他是对的，感谢他能够让我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我曾一度陷入痛苦之中。我努力从这一痛苦中摆脱出来。
假如你所追求的是不可企及的，那就最好不要让自己纠缠在懊丧和妄想的羁绊之中，而应该认识自己，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早来的挫折有助于我对个人未来的选择。
它使我认识到我不具备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表现自己的资质。用我个人的话来说，就是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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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缔姻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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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巴黎回到家里后不久，母亲得了重玻同以往一样，几位医生的诊断各说不一：有的认为是盲肠炎，有的说是副肠热病，有的认为是胆结石，还有其他几种诊断。曾有好几次，她都差一点被推上了手术台。治疗对她没有起色——她的病频频发作，各种手术方案悬而未决。
她终于对为她诊治的医护人员失去了耐心，她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最好还是摆脱这些医生的摆布。”
她后来设法找到一名通常被人们称作会作人情的医生，尔后宣布说那位医生建议她去阳光充沛、气候温暖干燥的地区疗养。“我们今年冬天去埃及。”母亲通知我说。
我们再次将邸宅出租了。幸亏那时去国外旅行的费用相当低，仅阿什菲尔德的高额租金就足以支付旅居国外的开销了。
此时，我已经作好了步人社交界的准备，头发已经挽起，高高地盘在脑后。把发网罩在发髻上。在那个时代，这种希腊发式意味着女子已进入成年。这样的打扮极为和谐，尤其是配上晚礼服。我的头发留得很长一一长得过了臀部。这对—个女子来说是——种荣耀，其结果，长发总是散落下来，叫人对它无能为力。为此，美容师设计出一种假发罩——一个大的假发罩。先将自己的头发紧贴头皮固定住，然后把假发髻别在上面。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初涉社交界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如果家境富裕的话，作母亲的一般要为女儿举办一个舞会。
而且理所当然地该在社交忙季去伦敦住上一段时间。邀请来跳舞的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应邀去参加的也都是自己朋友举办的舞会。要想邀请到足够的男舞伴是件不太容易的事。不过这毕竟是一些非正式的家庭舞会。或者你还可以邀上一大群朋友去参加慈善捐助舞会。
然而，这些当时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麦琪初次步入社交界时去了趟纽约，参加那里的宴会和舞会。当时父亲出不起钱供她去伦敦参加社交忙季的活动①。如今对我来说就更是不可能的了。母亲为此焦虑不安，这是女儿生来就应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女儿已经由一个学校里的黄毛丫头出落成一位妙龄女子了，理应像蝴蝶一样自由飞翔．飞到姑娘和小伙子们中间。总之，作母亲的应该为她创造寻求合适配偶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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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伦敦的社交忙季：每年初夏，伦敦的社交活动最频繁，故称为忙季。——译注。
由于家境不好，母亲心里明白，让我按常规步入社交界是有困难的。她之所以选择开罗作为她的疗养地，主要是为我着想。开罗的确对我很适宜。我生性腼腆，不善交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使我渐渐熟悉舞会，习惯与青年男子交谈及其他一些社交方式，把社交看作日常的事情。
在姑娘们的眼里，开罗是一个美妙的梦。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我每星期参加五次舞会。舞会分别在几家大旅店中轮流举行。开罗驻有五个团的军队。每天都有马球比赛。住在这些不很豪华的旅店里．生活费用比较低廉，所以可以尽情地享受这里的娱乐。冬季旦游人纷至杏来，多是母女同行。我起初显得怯生，在许多方面——直忸怩。但却非常爱跳舞，而且跳得也好。我喜欢跟青年男子相处，不久极发现他们也喜欢我，所以，一切都一帆风顺。此时，我年方十七——开罗本身对我毫无意义一一十八到二十一岁的妙龄女子除了青年男子，极少他顾，这是合乎情理的，无可厚非。
然而，在开罗时，我的春情并未萌动。要做的事情太多。
每日的交往应酬不暇，还有许多讨人喜欢，风度翩翩的小伙子。能使我动情的都是一些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们不时地走上前来，友善地邀请我跳舞，像对待小姑娘那样逗弄我，但仅此而已。根据社交习规，每个晚上至多与同一男子跳两次，否则陪娘那敏锐的目光就会盯上你。
一位年轻的叫特里劳尼的康沃尔郡人和他的好友是我的主要舞伴。他们都在第十六步兵团服役。有位年龄稍大一些的上尉叫克雷克，他已与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订了婚。
一天晚上，我跟他跳完一个舞后，他把我送到母亲面前对她说：“这是您的女儿吧，她学会了跳舞，而且跳得非常好，不过您还得教会她说话。”我跳舞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难怪他责备我。
我很快就成了马球迷，每天下午的比赛逢场必到。母亲为了开拓我的视野，偶然带我去博物馆参观、她还提议我们俩顺尼罗河而上，到卢克苏尔游览名胜。我满眼泪花，激烈地反对：“不，妈妈，不去，我们别现在去那里。星期一要举行化妆舞会，我还答应人家星期二去卡纳克野餐……”我罗列出一大堆借口。在当时，古代奇观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事情。
幸亏母亲没有硬拽着我去。卢克苏尔、卡纳克等埃及名胜，引起我强烈的兴趣还是大约二十年后的事了。在当时，我要是带着这种兴味索然的眼光去游览这些名胜，岂不是对伟大艺术的亵渎。
埃及之行对我大有稗益。有些事情可以一举多得。现在看来，那年冬天住在埃及解决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母亲当时陷入无力支付女儿进行社交活动费用的窘境，她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克服了自己的局促。用当时的话说，“我懂得了怎样举止得体。”如今的生活方式与从前已经大不相同，所以在此对过去的行为规范作出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埃及之行使我获益匪浅。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方式能使我如此快地克服了生来就有的笨拙。这三个月对一个姑娘来说自然是绝妙无比的。我结识了至少有二三十个青年男子，只是由于我年龄还小，只顾尽情享乐而没有爱上任何人。我虽然也曾向两位古铜色脸膛的中年上校递送秋波，但是他们却已被俏丽的少妇们—他人之妻——迷转，对我们这些不会卖弄风韵的姑娘们并不感兴趣。我曾受到一个一本正经的澳大利亚年轻伯爵的困扰。他总是盯住我不放。我尽量回避他，但他总能在人群中找到我，邀请我跳华尔兹舞。我说过我是不喜欢跳华尔兹的。这位伯爵跳的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华尔兹——以高速度的长时间左旋为主。每次都转得我头晕眼花，总感到自己要摔倒在地。在希基小姐的舞步学习班里，左旋步并不受欢迎，所以我也缺乏这种舞步的训练。
我新结识的朋友中，大多是年轻的中尉和少尉。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亲密的，但并非认真的。我观看他们赛马球，他们受挫时为他们鼓劲加油，得胜时，为他们欢呼喝彩。他们也在我面前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的强悍。我发觉要想跟年龄稍大一些的男人搭上话是困难的。他们的名字如今大多已被遗忘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位叫海勃德的上尉，他常邀请我跳舞。在我们母女俩乘坐的从开罗到威尼斯的轮船上，母亲若无其事地对我说：“你知道吧？海勃德上尉想跟你结婚。”
“什么？”我万分惊讶，“他从未向我求过婚，也未跟我提起过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