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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在家里是位有权威的父亲。我和卡洛不久也称他为父亲。刚到那时，我喉咙严重溃疡，他来看了看说：”你一定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怎么回事？丈夫出了什么事？”我向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宽慰并鼓励我说：“你需要他，他就会回来，要留给他充分的时间。他回来后，不要责怪他。
无论怎样，要面对现实，继续生活。你已经获得了力量和勇气。你将会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
可敬的父亲。我该深深地感谢他。他对所有人的伤痛、挫折都抱以同情。过了五六年，他去世了，我感到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
7
从那以后，我多少有了生活的打算，但我得做出最后的抉择。
按约定，我和阿尔奇见了面。他萎靡不振，一脸病容。我们东拉西扯，谈着熟人的情况。接着我问他目前心情如何；是否打定主意不再回到我和罗莎琳德的身边。我又谈到他清楚罗莎琳德是多么爱他，他不在身边时她是多么惶惶不安。
一次，她用那孩子般的令人伤心的真诚对我说：“我知道爸爸喜欢我，爱和我在一起。他就是不喜欢你。”
“这表明，”我说，“她需要你。你难道无动于衷吗？”他说：“恐怕办不到。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发疯地希望幸福，而只有和南希结婚，才能幸福。她刚用了十个月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她家里人希望这样能使她回心转意，但是没成功。和她结婚是我惟一希望或能办到的事。”
这事终于有了结局。我写信通知了我的律师并去见他。
一切准备就绪。再没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剩下就是自己打算了。罗莎琳德在上学，而且有卡洛和宠基常去看她。我打算去热带地区走走，去西印度群岛和牙买加。我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预订了票，一切都安排妥当。
命运又一次作出了安排。出发的前两天，我随朋友在伦敦外出吃饭。我同他们并不熟悉，有一对年轻夫妇，一位被称做豪中校的海军军官和他的妻子。吃饭时我挨着中校坐着，他对我谈起了巴格达。他一直在波斯湾驻防，前不久才从那儿回国。饭后，他妻子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一起闲聊。她说，人们总是说巴格达是个可怕的城市，但她和她丈夫却迷上这座城市。他俩讲述了它的概况，使我对它愈发感兴趣。
我说去那得坐船吧。
“可以坐火车——乘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
我一辈子都想坐坐东方快车。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旅行时，东方快车经常停在加来车站。我多想登上它。东方快车——米兰，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我动心了。豪中校给我写下了在巴格达该去的游览点。
“在阿尔韦亚和梅姆一萨希伯斯等不要耽搁太久。去摩苏尔、巴土拉转转，还一定要去乌尔参观。”
“乌尔？”我说。我才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看到伦纳德·伍利在乌尔作出了奇迹般的发现。我虽然对考古一无所知，但一直对此多少有些兴趣。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退掉了去西印度群岛的票，预订了东方快车的坐位，路线是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大马土革。自大马士革穿过沙漠到巴格达。我激动异常。办理签证和打点行装需四五天时间，随后就可以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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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梅开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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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火车是我平生一件快事。可悲的是如今谁对它也没有了那种如同对好朋友的亲密感情。我在加来登上了预订的卧铺车，这样免得再到多佛尔，而且也避免了乘船的疲惫，终于在梦寐以求的火车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旅行一开始就潜伏着危险。和我同车厢的是一个中年夫人，她是个穿戴华丽，富有经验的旅行者，随身带了许多手提箱和帽箱。她和我搭上了话。这很自然，因为我俩合住一个包厢，这种包厢像其他二等车厢一样有两个铺位。在某些方面，二等车比一等车还舒服得多，因为这种车厢空间大、使人有活动余地。
我的同伴问我去哪儿。我告诉地去巴格达。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碰巧就住在巴格达。她断定我到那住在朋友家，并说她多半也认识他们。我说不住朋友家。
“那你住在哪儿呢？总不会到巴格达住旅馆吧？”为什么不呢？不然要旅馆干什么用？我至少心里嘀咕着，可嘴上没说。
“啊！旅馆可住不得。你可别那么干。我告诉你应该这样：来找我们！”
我有点吃惊。
这位C夫人告诉我她丈夫在巴格达，她本人是当地最早的居民之一。
我能说什么呢？只好一再感谢并补充说我的计划尚未定下来。幸运的是，C夫人不和我一起走完全程，这得感谢上帝，因为她的话总是滔滔不绝。
旅行正如所期待的那样。过了的里雅斯特，列车穿过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凭窗眺望，眼前是一个景色全异的世界，富有奇特的魅力：掠过峡谷，望着牛车和别致的运货车，审视着站台上的人群；在尼斯和贝尔格莱德偶尔下车转转，看着原来的车头被一个涂着截然不同的字母和符号的新的庞然大物所取代。旅途中自然又结识了几个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不像第一个那样张张罗罗。我先后遇到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一位荷兰工程师和几位土耳其女人，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最后—位几乎无法交谈，我俩只断断续续地用法语谈了几句。我发现自己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而明显地感到脸上无光。这位夸耀起来眉飞色舞的土耳其夫人十三次怀胎，三四个流产了。
只有亲身旅行才能认识到大千世界是多么关照和善待人们，当然并不总是事事都遂人心愿。那位女传教士极力劝我服用治疗肠胃的药：她带了大量的泻盐。荷兰工程师就我在伊斯坦布尔住在何处严肃地责备我，他警告我当心那个城市不安全：“你得留神。你住在英国，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总有丈夫或亲属保护你。出门在外不要相信人们说的话。除非你知道带你去哪儿，千万不要去娱乐场所。”事实上，他把我看成个十七岁无知的孩子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他在到站的当天晚上邀我去吃饭。
“去托卡特里安旅馆，”他说，“那是个上好的旅馆。住在那儿相当安全。我九点去接你，带你去一家可口的餐馆，就这样。
那是俄国夫人们开的，是些出身高贵的白俄女人。她们烹调技术高超，在餐馆内举止非常得体。”
第二天，他办完自己的事后来找我。带我去看了几处伊斯坦布尔的名胜，还给我找了个向导。“别从库克斯的公司雇向导，他要价太高、我向你保证这个向导非常正派。”
我们在俄国夫人穿梭往来、温文尔雅的微笑和对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屈尊俯就的态度中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后来，他又带我看了伊斯坦布尔的几处风景，最后把我送回托卡特里安旅馆。我俩在门口停住了脚步，“我想是不是，”他探询地盯着我，“我想现在是不是……”他估计到我可能做出的反应后，那种探询更是显而易见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说：“不问了。我想还是不问更明智些。”
“我觉得你非常聪明，”我说，“而且很够朋友。”
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送到嘴边吻了吻，便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他是个正派人，在他热心的安排下，我观赏了伊斯坦布尔的风光，我应该感谢他。
第二天，库克斯公司的代理人以最传统的方式请我，带我们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海达帕夏重又乘坐东方快车旅行。我很乐于身边有个导游，因为海达帕夏车站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疯人院。人人都在呼喊着，尖叫着，砰砰地敲打着要求海关官员办手续。我领教了库克斯公司向导的本事。
“请给我一英镑。”他说。我给了他一英镑。他随即跳上海关的长凳子，边喊边高高地挥动着钞票：“这儿，这儿。”他的喊声见效了。一位披着金色绶带的海关官员朝我们奔来，用粉笔在我行李上涂上记号。对我说：“祝您旅途愉快。”随后去驱赶那些没有依此办理的人们。“我把你上车的事都安顿妥当了。”库克斯公司的向导说，“那么？”我不大清楚要付多少小费，可当我掏出土耳其货币时，他不容置疑地说：“你最好留着这些钱，会有用的。你再给我一英镑好了。”虽然我有些迟疑，但想到吃一堑，长一智，就递给了他一英镑，他敬礼表示感谢，转身走了。
从欧洲进入亚洲，存在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差别。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列车沿马尔马拉海从容不迫地向前行驶，穿山越岭，沿途景色迷人。车厢里的旅客也变得形形色色，尽管难以描述各自的特征。我感到了人地两生，但对我的所做所为和我去的地方愈加有兴趣。列车每停靠一站，我都环顾站台，观看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乡下人在站台上挤来挤去，把不曾见过的熟食卖给车上的乘客。烤肉串，包着叶子的食物，涂得五颜六色的鸡蛋，应有尽有。列车愈往东行，膳食变得愈难以入口，顿顿都是一份油腻而无味的热饭。
第二天晚上，列车停下，人们纷纷下车去观看西里西亚门堡①。这是个难以描绘的时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来往于近东地区，不止一次路经此地，由于车次不同，曾在不同时刻下车停留：有时在凌晨，这时景色的确壮观；有时，就像第一次这样在傍晚六点；有时令人遗憾地在午夜。第一次我运气不错。我随其他人下了车。伫立在那儿。夕阳渐渐西沉，景致美不胜收。来此地我惬意极了，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我返回车厢后，汽笛长呜，列车沿山谷盘旋而下，穿行于山涧，又从山下的河谷钻出。就这样，列车缓缓穿过土耳其，从阿勒颇进入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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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耳其南部陶鲁斯山脉的山口。－－译注
到阿勒颇之前，我却触了霉头。我身上挨了臭虫咬。我一辈子都特别易遭这种虫子咬。它们藏在老式的木制车厢里，贪婪地吸吮着车上旅客的鲜血。我体温上升到102'c（华氏，译者注），胳膊也肿了。我发着高烧，头痛，感到凄惨。然而，那位法国朋友给我很大帮助：他下车买了些葡萄，那种当地特产的小粒甜葡萄。尽管母亲和姨婆教育我在国外吃东西一定要先洗再吃，我却把它抛到脑后。每过一刻钟，我就吃点葡萄．这使我热度大大下降。我对其他什么都没胃口。那位法国朋友在阿勒颇与我分手，到第二天，肿痛有所减轻，感觉也好多了。
我在列车上又度过了冗长乏人的一天，列车似乎始终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爬行。而且总是不断地在环境毫无变化的无名小站停车。列车终于到达大马士革。车站里一片喧嚷声、搬运工一把夺过我的行李．叫喊着。出了车站，我看到一辆写着东方宫殿旅馆字样、外观漂亮的汽车。一个穿制服的仪表堂堂的人救了我和行李的驾。我和其他几个手足无措的旅客一起上了车，汽车驶向旅馆，那儿已经给我预定好房间。这座旅馆富丽堂皇，宽敞的客厅，大理石光彩照人，只是电灯昏暗得无法看清周围。
记得我在大马土革呆了三天，这期间我按计划由库克斯公司的人导游，四处游览。有一次．我和上了年纪的牧师和一位美国工程师结伴去看了一处十字军的城堡，工程师对近东都一无所知。我们八点三十分在汽车上首次相遇。那位老牧师目光慈祥，把我和那个美国工程师当成了夫妻。
老牧师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婚姻生活的好处，索取与给予的必要性，并祝我们幸福。我俩没做什么解释，或者说曾试图解释，美国工程师对着老牧师的耳朵大声告诉他我们并非夫妻，最好别管别人的事时，老牧师看上去很沮丧。
“但你们应该结婚，”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摇了摇头说：“姘居，知道吗，这不合适，这的确不合适。”
我去看了看可爱的贝勒贝克，逛了逛集市和斯特雷特大街，在那儿买了许多当地制造的令人爱不释手的铜餐具。
我估计现在的大马士革，这种老手艺人和人家存留无几：他们被工厂取而代之。当时，镶花木箱和桌子已经屡见不鲜，到处都能仿制，仍是手工制作，采用传统图案和工艺。
进一步的游览只是增强了我返回大马士革的决心，我又去大马士革的许多地方观光．随后。我踏上了穿越渤海去巴格达的路途。这时，旅行事务由奈恩运输公司承办。该公司拥有由六轮汽车组成的车队，格里·奈思和诺尔曼·奈思兄弟俩负责。他阀原籍澳大利亚，都很豪爽。我是临行前一天晚上结识他俩的。
汽车黎明时分出发。两个身材魁梧的年轻司机正忙碌着。我跟在行李后面出来时，他们正忙着把几支步枪塞进汽车，随手用一抱毛毯盖祝这时，一队人来到旅馆的台阶下。使我惊奇但不一定高兴的是，领头的不是别人，就是在的里雅斯特分手的那位C夫人。我还以为由于我在这盘桓游览，此时她已经到巴格达了呢。
“我猜想你就会走这条路线，”她面带笑容地和我打招呼，“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带你去阿尔韦亚，巴格达的任何旅馆都不适合您祝”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像是陷入樊笼。我从未到过巴格达，更没见过那儿的旅馆。就我所知，它们会乌烟瘴气，充斥着臭虫、跳蚤、虱子、蛇和那种我特别厌恶的灰蜂螂。于是我不得不结结巴巴地表示感谢。我俩安顿下来，我意识到“阿尔韦亚的公爵夫人”就是我这个朋友C夫人。她拒不坐在她的座位上，那儿靠近尾部，她坐在那儿会晕车。她要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而那个座位已被一位阿拉伯妇女一星期前预定了。那位阿拉伯妇女上了车，坚决不让出那座位，她的丈夫也一旁帮腔。随后便是七嘴八舌地吵吵嚷嚷。一位法国妇女也要坐那儿，一个德国将军也似有此意。我弄不清楚都吵嚷些什么，但世风如此，四人中的弱者失去了好座位，被赶到车尾。德国将军、法国和阿拉伯妇女都带上了遮沙面罩，C夫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留了下来。我从不会吵嘴，而且不会把握时机，不过，我的座位号实际上是很理想的。
汽车按时开出。我出神地望着汽车隆隆驶过黄色的沙漠，起伏的沙丘和戈壁，格调单一的景色终于使我昏昏欲睡，我随手翻开一本书。我从不晕车，但现在的座位靠近车尾，这六轮汽车的颠簸又如同海上的轮船一样，就这样在颠簸中看着书，我不知不觉地就晕车了，而且很厉害。我觉得丢了面子，可C夫人倒还体贴地对我说，晕车常常事先想不到，下次地会关照给我找个靠前的位置。
四十八小时穿越沙漠的旅行既令人着迷又充满凶兆。
人们这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被罩在真空之中。使我深有感触的首先是，正午时分根本辨不出东南西北，听说就是在这个时辰，巨大的六轮汽车常常迷失方向。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除浩确的沙漠之外别无他物，根本谈不上路标。漫漫旅途只有一个释站，鲁特巴大城堡。
估计大约是午夜时分到了那里。冥冥夜色中，蓦地出现了闪烁的光亮，到驿站了。城堡的大门打开了，门旁黑洞洞的枪口警惕地对着我们，那是骆驼队的士兵在警戒，提防伪装成旅客的土匪。他们深色的粗犷的面庞令人胆战心惊。经过详细检查才放我们进入城堡，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里面有几间摆放着床铺的屋子，我们五六个妇女在一间屋子里休息了三个小时后就又起程了。
大约是清晨五六点钟，晨熹微露的时刻，我们吃了早饭。沙漠披着一层朝晖，淡紫、杏黄和湛蓝，加上冷丝丝的空气，使人感到奇妙无比。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良辰美景。它使人忘掉尘世。面对清晨纯净爽人的空气．静谧、甚至不闻鸟语，细沙从指缝中流下，远方旭日冉冉升起，此时品尝着香肠、香茗。人生还有何求？汽车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畔费路查，从船只搭成的浮桥上过了河．经过哈巴尼亚的航空维修站，继续前行，直到看得见棕榈树丛和一条凸起的公路。往前走又过了一座浮桥，渡过了底格里斯河，进入了巴格达市，首先映于眼帘的便是一条两边是招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衔道，街道中似乎矗立着一度青绿色圆顶的漂亮的清真寺。
我根本没机会去看旅馆的情况。C夫人和她丈夫带我上了一辆舒适的轿车。沿着巴格达驶去，经过莫德将军塑像，出了城，路两旁是行行棕榈，成群漂亮的黑色水牛在水塘中游憩。完全不同于刚才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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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格达，他们夫妇俩待我很热情。大家和睦相处，生活过得很愉快。我为自己曾有过身陷樊篱的预感而惭愧。阿尔韦亚现在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穿流不息，可在当时，它还距离城市中心几英里远呢。
一天。我搭车去水牛镇游览。这个镇子如今乘火车从北面进入巴格达时仍可看到。在陌生人眼中，它看—上去似恐怖之地．破屋陋舍，巨大的围栏里满是水牛及粪便，奇臭难闻，汽油筒搭成的棚舍使人相信这是贫困和耻辱的缩影。但事实却远非如此。水牛的主人们生活得满不错，尽管他们住得邋里邋遢，但是一头水牛价值一百多英镑，如今就更值钱了。水牛的主人自认为很走运，女人们在烂泥中踽踽而行时．脚踝上饰戴着的漂亮的银制脚镯和绿松石显露可见。
我不久就听到有人说在近东看到的一切都得打折扣。
一个人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观察和行动，都得颠倒重新研究。看到一个男人粗鲁的打手势叫你走开，你忙跑开了。实际上他在邀你过去。另一方面、假如他向你招手，那就是让你走开。远远地面对面站着两个人，冲着对方大喊大叫，颇有立刻就杀死对方的架势，其实不然。这是兄弟俩无聊地打发时光，提高嗓门是因为谁也懒得向前迈那两步路。
阿尔韦亚的人们待我极为友好。打网球，开车去看赛马，带我去观光，逛商店，我感到就像在英国一样。从地理上看，我在巴格达，而精神上我仍在英国；我出游的想法就是离开英国去看看异国风光。我打定主意得改变一下。
我打算去访问乌尔。我询问了一下，高兴地发现他们并不阻挠我，而是鼓励我去。旅行都安排好了，而且带了不少不必要的装饰品。
我如期出发。对给我背东西的家伙，我略怀戒心地盯着他。他细高的个子，带着一副陪着夫人们走遍近东，比她们本人还了解应该如何是好的神气。他穿着鲜艳的衣服，把我安顿在那光秃秃的不太合适的车厢中，对我行了个额手礼，就走了。临走时向我解释说，到适当的车站他会来带我去设在站台上的餐厅用餐。
那些年，我坐车旅行到乌尔车站的钟点时有变化，可是时间总是不凑巧。这一次大概在早晨五点。在像乌尔这样的考古发掘颇有成果的地方，人们每分钟都在疲于奔命地忙碌着，弄来不少兴致勃勃的妇女四处闲逛是最可气的事了。伍利夫妇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游客们结伴观光，由导游陪着去值得一看的地方，随后匆匆返回。我却被视为贵客受到热情接待，我应该对此倍加感谢才是。
这种优待完全是由于伦纳德·伍利的妻子凯瑟琳·伍利刚刚读过我的《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的缘故。她对此书津津乐道，所以我也受到像接待重要人物那样的款待。
她还询问同行的其他游客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有谁还没看过，她就极力地推荐。
伦纳德·伍利态度殷勤地陪我参观，伯罗斯神父是个耶酥会神父和碑铭研究专家，他也带我四处游玩。这人是个见解独特的人物，他描述事物的方法与伍利先生形成有趣的对照。伦纳德·伍利用充满想象力的眼光看待一切：这地方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一千五百多年前或更早的模样。我们每到一处，他就能使其活起来。他讲解时，我会毫不怀疑地确信某个角落的那间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故居。这是他对历史的再创造，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谁听到他的话都会相信他的解说。伯罗斯神父的口才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总是以一种充满辩解味道的语调来形容院落、教堂或商业区。
一次午餐时，他对我谈起他觉得我可以写篇很好的侦探故事，他极力主张我动笔。直到那时，我对他爱看侦探小说还全然不知。他勾勒出的这个故事，虽说实际上还是个轮廓，却多少描绘出了一个曲折的故事画面，我拿定主意有一天会动笔的。过了许多年，大概在二十五年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又重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把它加以组合安排，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短篇小说。伯罗斯神父那时早已去世，但我希望他天上有灵，我是怀着深深的谢意采用他的构思的。像任何作家那样，我把它融合在我的构思之中，他的痕迹很难看得出来，可他的灵感是这篇小说的源泉。
凯瑟琳·伍利后来与我结成莫逆之交。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人们总是有一半对她恨之入骨，另一半则为之倾倒，这或许是由于她的情绪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把握。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如果需要与一位妇女结伴去沙漠，或是其他什么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那么她会比任何人都更能使你的旅行情趣盎然。她谈论的事决不是一杯白开水，她会促你沿着一个崭新的思路去考虑问题。地不会矫揉造作，但只要她想博得你的高兴，她就办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