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打字或文字方面的努力的确使我紧扣主题。
用词简洁在侦探小说中至关重要。谁也不想听同一个细节颠来倒去。可是面对录音机,稍稍变换词语,重复同一情节倒很诱人。当然,事后可删改,可那样会影响情绪,而且会销蚀本应获得的如涌的文思。重要的是利用人天生的惰性以及除非言不及义而不多写一个字的天性。
不容否认,什么事都有一定的限度。我自己认为一篇侦探小说的合适长度为五万字左右。我知道出版商认为这太短了。读者花钱买本仅仅五万字的小说也许觉得上当了,因此六七万字也无妨。如果你的书超过这个字数,你会发现字数少一些,书会更精彩。惊险小说的合适篇幅在两万字左右。不幸的是,这种篇幅的小说越来越没市场,作者的稿酬也不那么优厚。作者因此感到不如将其扩充为一部够篇幅的小说更好。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用于惊险小说或许行,可对侦探小说则不适用。
这时,休斯·梅西给我商定了新的出版商威廉·科林斯。我给他们写的第一本书《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无疑是我当时最成功的一部书。事实上,我至今仍记得这本书。我从中掌握了一个公式,这要归功于我姐夫詹姆斯。他多年前曾在看完一本侦探小说后,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现在侦探小说几乎人人最后都成了罪犯,甚至连侦探也是。我想看的是像华生那样的人物最终也被证明是罪犯。”
这个想法很新颖,我长时间琢磨着。随后,事有凑巧,路易·蒙巴顿勋爵也把几乎同样的想法告诉我,他在给我的信中建议:让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而最终他们被证明是谋杀者。
这是个好主意,我思付良久。这样写自然有许多困难。
一想到黑斯廷斯是个谋杀犯,况且要描述得天衣无缝是何等困难,我就犹豫不决。当然,许多人都说《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是胡编乱造;可仔细读过全书就不这么看了。那种情节需要有时间跳跃和模棱两可地一笔带过;而舍巴德医生自己如实地写下了部分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乐。
这段时间,除了《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带来的烦恼之外,日子过得有条不紊。罗莎琳德上了学,成天兴高采烈的。我们有了漂亮的房子和花园,还有那辆大鼻子莫里斯牌小汽车;费舍是个好帮手,日子过得和和睦睦。阿尔奇昼夜迷着高尔夫球;他的胃口不错,神经性消化不良也好多了。真可谓事遂人愿。
经过经济拮据的日子,不再为钱发愁是再惬意不过了,我们可能都有些昏昏然了,竟想买那些从不敢问津的东西。
一天,阿尔奇突然告诉我要买一辆真正的跑车,这叫我大吃一惊。
“但我们已经有了一辆汽车了。”我惶惶地说。
“噢,可我指的是一辆不寻常的。”
“我们可以再生个孩子。”我提醒他。我已经满怀兴奋的心情琢磨了许久。
阿尔奇断然反对。“除了罗莎琳德我谁也不要。罗莎琳德是个绝对令人称心的孩子,这就够了。”
现在他说:“要是有个儿子,就会搞得一团糟。况且,来日方长。”
我同意来日方长的观点。勉强同意买一辆迪拉契牌的二手车。其实他早已看好并进行了讨价还价。这辆车使我俩很开心。
“森尼代尔是个安居的奸地方,”阿尔奇说,“我想不妨买幢自己的房子。”
这主意实在激动人心。虽然在斯科茨伍德住得还算舒服。可毕竟有种种不便。电线常出毛病;广告上说的随时供应热水只是说说罢了;维修更是难得有一次。自己弄一套住处的主意很对我心思。
一两年后,我们已看过许多处房子——我总是把看房子当作消遣——终于初步选定了两处。一处要走段长路,房子不太大,有个招人喜欢的花园。另一处在车站附近;像是一套某百万富翁的邸宅搬到了乡下,不惜金钱地装饰了一番。房内有镶木墙壁,几处浴室,卧室内有盟洗等设备。这处房子近几年几经倒手,据说是处凶宅,在这住过的人到头来总是交不上好运。头一个房主丢了钱财,第二个死了老婆。第三个的结局不知如何,只知道分后了,大概是分道扬镳了。不管怎样,这处房子一直低价待售。它的花园景色恰人,庭园呈窄条形,草坪前烷翅着一条长满水草的小溪,再往前走是一大片长满各种杜鹃花的园子,那儿有一整块菜地,再往前是一片蔬菜的荆豆丛。至于买得起买不起是另一回事。虽然我俩收入还算丰厚。我的或许不大稳定,阿尔奇的则没问题,但糟糕的是我俩没有现款。我们以抵押方式买下了房子,挑了个日子就搬了进去。
我们又添置了窗帘和地毯,过上了一种无疑是我俩财力所不及的生活,尽管账面上仍收支平衡。家里有两辆汽车:迪拉契和大鼻子莫里斯,又雇了几个佣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女佣。
按阿尔奇的主意,我们把新居叫做斯泰尔斯,因为我第一笔稿费收入是来自《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墙上悬挂着这本书的封面图案——这是博得利出版社赠送给我的。
但是,斯泰尔斯是块不祥之地。
4
第二年的生活不堪回首。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一错百错。
我从科西嘉度了几天假回到家一个月的样子,我母亲就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当时她在阿什菲尔德。我去看望她,随后宠基代替了我。不久,她打电报告诉我她把母亲接到艾本尼去了,在那她能更好地照料母亲。母亲病情似有好转,但再没好利落过。她被困在床榻上。我估计她的肺感染了,那时她已七十三岁了。没想到病情急转直下,宠基大概也没料到这一点。过了——两个星期,来电报催我去。阿尔奇此时正在西班牙谈生意。
在去曼彻斯特的火车上,我蓦地意识到母亲去世了。我浑身发冷,仿佛从头到脚寒冰浸骨,默念着:“母亲去世了。”
事情果然如此。我俯身端详着仰卧的母亲,心里想:她已经走了,留下的只是具躯壳罢了,真是这样啊:母亲那急躁、热情而易冲动的个性全不复存在了。几年来她曾几次对我说:“有时,人多想冲出躯体的束缚,它是那么衰老,无能,不中用。人渴望挣脱这一桎梏。”此时,我想她如愿以偿了。
她终于挣脱了人生的侄梏,而留给我们的只有哀痛。
阿尔奇没能参加葬礼,他当时还在西班牙。我回到斯泰尔斯一星期后他才回来。我了解他,他容不得并死或其他麻烦事。人们对这些事耳闻目睹,但却不充分注意,不完全了解,直到不测事件突然发生。我记得他走出房间,十分尴尬,只好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像是说:“喂,又见面了,我们得振作起来呀!”失去世界上三个亲人中的一个后,看到这种态度真令人难以容忍。
他说:“我有个好主意。下星期我还得去西班牙。我带你去那儿怎么样?咱俩可以玩个痛快,你也可以换换环境。”
我并不想换换环境。我宁愿沉浸在悲痛之中并学会适应它。我感谢他的好意,告诉他我情愿呆在家。如今我认识到这样做错了。我们曾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相互信任,谁也不曾有过离异之念。但是,他讨厌家中忧郁的气氛,这使别人有了可乘之机。
亲爱的卡洛走了,这是命运的又一次打击。她父亲和继母住在非洲,她突然得到来自肯尼亚的消息:她父亲病重,医生说是患了癌症。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卡洛的继母一清二楚,他顶多还能活六个月。卡洛得去爱丁堡接她父亲,陪他度过最后的日子。我和她挥泪而别。她不愿在一切都杂乱无章和难过的时候离开我,可她身不由己。不管怎样,过六个星期,就可以了结这一切。到那时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我忙得头昏脑胀,很想早早了事。所有箱子柜子都得详细查看,不能随手扔东西。在姨婆的遗物中,常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一捆旧书信刚想扔掉,却又在一个皱巴巴的旧信封里发现了一叠五英镑的钞票:我建议阿尔奇周末偶尔来这儿一次,这样情况就会完全两样。他回信说傻瓜才会这么做。车费毕竟很贵,而且由于他星期六才走得开,星期日就得赶回去,这样做也不值得。我猜想他可能是舍不得星期日的高尔夫球赛。
我忽然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向我袭来。我当时并没意识到一生中我第一次病了。我身体一直很健壮,不懂得不幸、忧虑和劳累会损害健康。一天我签支票时,突然忘了自己的姓名。我沮丧极了。当时的心情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时手触树干时那样。
一两天后,我又有所预感。去发动汽车,可一次次发动引擎,就是没动静。最后,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回到房间后,坐在沙发上抽泣。这事使我很担心,仅仅因为汽车发动不起来就哭,我一定精神错乱了。
许多年后,一个身遭不幸的人对我说:“你看,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无缘无故地落泪。那天送洗的衣服没送来我哭了,第二天汽车发动不起来我……”这时,往事触动了我,我说:“你最好当心;这可能是精神崩溃的前兆。你得去看看医生。”
当时我不懂这些。我以为是劳累过度。母亲去世的悲痛仍埋在心底,虽然累得精疲力尽,可脑子总摆脱不了这事。要是阿尔奇或是宠基或是什么人此时能来陪陪我该多好呵!
5
我何以能从眼前
驱走往事的记忆?
——济慈诗
难道人们应该忘掉往事吗?假如人们愿意回首一生的经历,难道有权忽视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吗?那岂不成了胆小鬼了吗?我觉得,人们尽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说:“是的,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已成往事。这是我生活画面中的一笔,正因如此,我必须正视它。然而没有必要反复地琢磨它。”
宠基到阿什菲尔德后,我的心情才愉快了。随后阿尔奇到了。
描述当时的心境并非易事,我记起一个验梦:我和最亲密的朋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突然发现坐在那一边的人完全是个陌生人,使人感到恐惧。这个噩梦大概极恰当地反映了阿尔奇到来时的情形。
他照例寒喧一番,可他全然不像从前的阿尔奇。我想不出他出了什么事。宠基注意到了,她说:“阿尔奇看上去变了,是病了还是有什么事?”阿尔奇却说他身体很好,可他很少讲话,一个人来来去去。我问起去阿拉西奥的车票的事,他说:“嗯,这个,呢,都办妥了。过几天告诉你。”
他很让人费解。我绞尽脑汁想会发生什么事。我蓦地担心会不会是他的公司出了什么事。阿尔奇不可能贪污公款啊?不会,我不相信。也许是他滥用权力做了一笔交易?难道他欠了谁的债?有什么对我难于启齿的事吗?我终于不得不问他。
“阿尔奇,出了什么事?”
“噢,没什么。”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咱们——我——没买去阿拉西奥的车票。我不想去国外了。”
“咱们不出国了?”
“对,我说了,不想出国了。”
“噢,是想在这呆一段吗?和罗莎琳德一起玩,是不是?我想这样也不错。”
“你没弄明白。”他烦躁地说。
大约又过了一天,他才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
“很对不起你,”他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你认识给贝尔彻当秘书的那位肤色黝黑的姑娘吧?一年前我们曾请她和贝尔彻到家里做客,在伦敦又见过她一两次。”
我记不得她的姓名,可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是的,认识。”我说。
“嗯,我一个人在伦敦时又时常见到她。我们多次一起外出。”
“嗯,”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
“唉,你还是没听懂,”他不耐烦地说,“我爱上了她,我希望你同意离婚,尽快地办手续。”
听到这些话,我料到生活的一部分:幸福、成功和充满自信的生活,完结了。可怎么会来得这么快,令人难以置信。
我想这事会烟消云散的。在我俩的生活中,从没有过这样的疑虑。我俩婚后生活幸福、和谐。他决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这或许是他近几个月眷恋令人快活的伴侣而引起的。
他说:“很久以前我曾告诉过你,我讨厌生病或郁郁不乐,这把我的事全坏了。”
我本应了解这一点。假如我更聪明一点,假如我更了解我丈夫,不厌其烦地深入了解他而不是满足于把他理想化,把他多少地想象得完美无缺,那样也许会避免这一切。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所发生的事能够避免吗?假如我不撇下他,独自一人去阿什菲尔德呢?他或许不会爱上这个姑娘,可还会有其他什么女人。因为肯定我在某方面满足不了阿尔奇的要求,这一点连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个姑娘的缘故?难道是命里注定要他一见钟情吗?我们最初几次见到她时,阿尔奇肯定没有被她迷上。他甚至反对我邀请她来家里小住的建议,说会妨碍他打高尔夫球。他对这姑娘突如其来的爱情,就像当年对我的一样。看来这或许是命该如此。”
亲朋好友此时也爱莫能助。他们认为:“不可思议。你们生活得一直很幸福。他会回心转意的。重归于好的事例屡见不鲜。”
我也这样以为,我想他会回头的。可是,他没有。他离开了森尼代尔。卡洛这时又回来了,英国专家诊断说她父亲患的不是癌症,有她在身边,我感到莫大的慰藉。她比我看得清楚。她说阿尔奇不会回头的。当他终于收拾行李离去后,我心中竞有解脱的感觉,他终于打定了主意。
然而,两星期后他又回来了。他说他大概做了件错事。
我说,想想罗莎琳德,这样做的确不明智。他毕竟钟爱她。他承认是这样。
“她也很爱你,爱你胜于爱我。唔,她生病时会想我,可你是她爱戴和依赖的父亲;你和她有同样的幽默感,是她的更好的伙伴,比我强。你应该想法战胜自己。我知道这种事时有发生。”
但是,他回来是个错误。因为这使他深切地感到他的感情是多么炽烈;他一再对我说:“我忍受不了这种割爱,我忍受不了这种没有幸福的生活。并非人人都能享有幸福,总得有人付出幸福。”
我努力克制着说:“但为什么要我付出而不是你?”这些都无济于事。
我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段时间他—直对我爱理不理,几乎从不主动接近我或有问才有答。后来我目睹了其他的夫妻,阅历也深了,才恍然省悟。他闷闷不乐是因他在内心深处爱着我,不愿伤害我,因此,他只得自欺欺人地想:这不是伤害我,这最终是对我好。我应该生活得幸福,应该去旅行,不管怎样,我还可以从事写作来安慰自己。由于他良心折磨着他,他只好故意待我无情无义。过去我母亲总说他是一个冷酷的人,而我清楚地看到的却一直是他那些善良的举动,淳厚的性格。蒙蒂自肯尼亚回来后他是那么乐于助人,平时,他总是为别人分忧解难。但是现在阿尔奇太绝情了,一味地为自己的幸福而抗争。我过去曾佩服他的冷酷无情。而现在我领教了它的厉害。
就这样.继疾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悲痛、绝望和破碎的心。我苦熬了一年,盼望他能回心转意。可他没有。
我的第一次婚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6
第二年二月,卡洛、罗莎琳德和我去加那利群岛。我很难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但我知道重振精神的惟一希望是把那些生活中的不幸置于脑后。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英国不再能给我以平静。罗莎琳德是我生活中的希望,有她和朋友卡洛陪伴,心灵可以复苏,从而面对未来。但是英国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
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厌恶新闻界,讨厌记者和人多,毫无疑问这样欠公平,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是很自然的。我感到就像只被追捕的狐狸,巢穴被掘,猎犬狺狺地四处追赶我。我一直忌讳隐私为人所知,现在尤为如此,以至于有时我觉得简直无地自容了。
阿尔奇在斯泰尔斯又住了些日子,但他正设法卖掉它,当然也征得了我的同意,因它一半归我所有。这时我手头拮据,特别需要钱。
自母亲去世后,我就无法创作了。两手空空,手头仅有的一点现款也都贴了进去。我没有任何收入,除非我去挣钱或动用积蓄。至关重要的是应该尽快再写一本书。
我的姻兄,阿尔奇的兄弟坎贝尔·克里斯蒂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和蔼可亲,此时给了我帮助。他建议把在《随笔》发表的十二篇短篇小说编辑成书出版。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助了我一管之力。我还干不了这种工作。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并相当受欢迎。这时我打定主意,只要换个环境,静下心来,我或许可以在卡洛的帮助下再写一本书。
有一个完全站在我一边并鼓励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的姐夫詹姆斯。
“你干得不错,阿加莎,”他用那平静的声调说,“你很明智,我如果处在你的位置也会这样做的。你一定要从这事中解脱出来。阿尔奇也许会回心转意,但愿如此,可我并不这样看。他不是那种人。他一打定主意就不会更改了,所以我不抱什么希望。”
我也不抱这种奢望,但我想,替罗莎琳德着想的话,至少等待他一年,以便使他认清楚自己的所做所为。
当然我也像同时代的任何人一样,本来就害怕离婚,我现在仍然如此。时至今日,我仍有种负疚感,因为我答应了他固执的要求,同意了和他离婚。每当我望着女儿时,心中仍感到当时应该坚持住,也许应该拒绝他的要求。
我又重返英国,变得铁石心肠,对世界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更善于泰然处之。我和罗莎琳德及卡洛在切尔西租了一套公寓,罗莎琳德进了喀里多尼亚寄宿学校。这事办得很成功。那儿的教学极为出色,孩子们对所学的东西很有兴趣。学校要求很严,可罗莎琳德正是个喜欢严格要求的孩子。放假时她兴致勃勃地说:“谁也不会有片刻的空闲时间。”
有时她给我的回答听起来令人莫名奇妙:“罗莎琳德,你们早晨什么时候起床?”“我不清楚,听钟声。”
“你不想知道敲钟的时间吗?”
“有什么必要?”罗莎琳德说,“起床就是了。大约半小时后吃早饭。”
在加那利群岛,我写出《蓝色特快上的秘密》一书的精彩篇章,这不是件易事。而且加之罗莎琳德的打搅,就更不是一件易事。罗莎琳德可不像她的母亲,是个缺乏想象情趣的孩子;她眼中的世界总是实实在在的。给她辆自行车,她会骑上半小时。下雨天给她道智力测验题,她会反复地琢磨。但是,在奥拉塔瓦的旅馆花园中,罗莎琳德没什么好玩的,只好在花圃前散步,偶尔滚滚铁环,铁环对罗莎琳德毫无意义,不像当年对她母亲那样有吸引力。在她看来铁环不过是个铁环罢了。
“听我说,罗莎琳德,”我说,“别打搅我们。我要工作了.得再写一本书。卡洛和我要忙上半小时。”
“嗯,好吧。”罗莎琳德闷闷不乐地转身走了。我望着卡洛,她手执铅笔端坐着,我想啊,想啊,绞尽脑汁地构思。终于,我结结巴巴地开始口述。过了几分钟,我注意到罗莎琳德刚好走过小径,站在那儿望着我们。
“怎么回事.罗莎琳德?”我问道,“你要干什么?”“到了半小时了吗?”她说。
“还没有。才刚刚过了九分钟,去玩吧。”
“嗯,好吧!”她离开了。
我又重新开始口述。
一会,罗莎琳德又回到那儿。
“时间到了我叫你,现在还没到。”
“嗯,我能呆在这儿吗?我就站在这儿。不打搅你们。”
“就站在那儿吧,”我不高兴地说。又开始口述。
但是、罗莎琳德的眼睛盯着我,像是美杜莎①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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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蛇发女怪.触其目光的人即化为石头。一一译注。
我比以往愈加感到所讲述的一切都荒唐无比。我时而结巴,时而支吾,时而犹豫,时而重复。的确,那本倒霉的书是怎么写成的,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开始,我硬着头皮写作,不想干。我构思了情节,司空见惯的情节,还有的是从我的其他小说里改编的。我知道结局如何,但又难以使构思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人物也活不起来。此时写书完全是受挣钱的愿望和需要所驱使。
从这时起,我从一个业余作家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我背上了职业作家的重负,不想写也得写,不喜欢的也得写,写作效果也不理想。我一直讨厌《蓝色特快上的秘密》,但还是写完了,交给了出版商。这本书和上本书一样卖了好价钱。我对此也心满意足了,尽管不能说为之骄撤。
加那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旅馆至今仍是我冬季度假的理想处。那时,那里静谧安宁,很少有人光顾,只有那些去住一两个月的人。那儿有两处美丽的海滩。气温也很宜人;平均温度70’(华氏,译者注)。在我的印象中,夏天才有这样的温度。白天大部分时间吹着和煦的微风;入夜,天气仍暖融融的。晚饭后还可到露天小坐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