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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
一阵沉默。然后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是怎么知道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
「告诉你的那个人告诉我的，德廷格太太。」
又一阵沉默。他知道达格利什再也不相信他说的话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便固执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是吗？」达格利什说，「你不是希望在总护士长的寓所里找到她吗？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有机会拿你所知道的事去和她对峙？你必定已盼望着这样做很久了。权力的体验永远是使人快乐的，不是吗？」
科特里-布里格斯平静地说：「这个你应该知道。」
他们静静地站着，对视着。达格利什问：「你当时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没有把格罗贝尔与佩尔斯或法伦的死联想到一起。即便我想到了，也不确定是否应该讲出去。这家医院需要玛丽·泰勒。就我而言，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存在。她曾经受过审判，被判定无罪。这对我就足够了。我是一个外科大夫，不是一个道德专家。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
达格利什想，他当然会。一旦这件事的真相公之于众，对他便失去了价值。这是一条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了得到它，他付出了一些代价。因此，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利用它。它想将玛丽·泰勒永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总护士长常常反对他，使他大为恼火。她的权力正在增长，就要被任命为整个业界所有医院的护理工作的总长了，她利用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马库斯·柯恩先生的影响反对过他。一旦主席先生知道了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她还会对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保有多大的影响呢？忘记这些事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但是马库斯·柯恩先生会原谅她吗？
他想起了玛丽·泰勒的话。讹诈的方式不止一种。希瑟·佩尔斯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两人都知道这件事。也许讹诈最为微妙的乐趣就是并不提出金钱上的要求，只在宽宏大量、仁慈、两人同谋或道德优越感的外衣下品味掌握秘密的滋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毕竟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只是要了一间紧邻她偶像的房间，享有大家公认的、作为总护士长的朋友的特权，以及在工作之余与她相伴的快乐。可怜的、愚蠢的佩尔斯只要求每周几先令的付出和一首诗或一两份手迹。但她们必定是多么津津有味地品尝过她们的权力啊！科特里-布里格斯也一定更为得意地得到了满足。难怪他曾决心独自守住这个秘密，反对苏格兰场的人来南丁格尔大楼。
达格利什说：「我们能够证明你在上周五晚上坐飞机去过德国。我想我能猜出原因。要获得你所要的信息，比起去麻烦军法署，那会是一个更快捷有效的办法。你或许也查过报摊案和那次审判记录。换做我也会那样做。无疑你的努力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能够查出你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你无法匿名穿过国境线，这你是知道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承认我知道。我也承认我在法伦死的那天夜里来南丁格尔大楼是为了见玛丽·泰勒。但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们无法把我送上被告席。」
「这个我能相信。」
「即使我早些说出来，也无法挽救佩尔斯。她在德廷格太太来见我之前就死了。我没必要责备自己。」
他开始像一个学童般笨拙地为自己辩护起来。这时他们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都转过头。玛丽·泰勒回来了。她直接对外科大夫说：「我可以把伯特双胞胎给你。恐怕这就意味着这个学期结束了，但是别无选择。她们会被派到病房里去。」
科特里-布里格斯勉强地说：「就是她们了。她们是两个明事理的女孩。那么单人病房护士长呢？」
「我本想让罗尔芙护士长临时接管一下，但是恐怕这不可能了。她要离开约翰·卡朋达。」
「离开！她不能那样做！」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她。我想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她不说。我想是警察的调查引起了她的不安。」
科特里-布里格斯飞快地转过身来对着达格利什。
「你看！达格利什，我知道你是在尽你的职责，你被派到这里来只是要搞清楚两个女孩的死因。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没有想过你把我们目前的处境弄得一团糟吗？」
「是的，」达格利什说，「那么你的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
5
她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到前门，没作任何逗留。不到一分钟她便回来了，轻快地走到壁炉边，让她的斗篷从肩上溜下来，又将它整整齐齐地盖在沙发背上。然后她跪下来，拿出一把铜火钳，开始把火弄旺，仔细地将煤块一块块垒起来，让每一块发光的煤都生出火舌。她没有抬头看达格利什，开口说道：「我们刚才的谈话被打断了，警司先生。你刚才指控我杀了人。我曾经面对过杀人的指控，但至少费尔森海姆的法庭还能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证据？」
「什么也没有。」
「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她说话的语气里既没有怒气也没有得意，但是有一种强硬，一种静静的斩钉截铁的味道，只是它与清白无辜相隔十万八千里。她的头因为炉火的照射而闪闪发光，达格利什朝下看着她，说道：「但是你并没有否认这个指控。你还没有对我撒过谎，我也不认为你从现在起就会费神这样做。布鲁姆费特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自杀？她喜欢生活得舒适，为什么要死得那样难受？自杀很少那样，除非精神不太正常，不在乎疼痛。她可以拿到大量的止痛药。为什么不使用其中一种？为什么要劳神费力溜进寒冷、黑暗的花园小屋里去摧残自己，独自一人忍受痛苦的折磨？她甚至不能当众表演，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用欢呼给自己增加勇气。」
「有过先例。」
「在这个国家还不多。」
「或许她精神太不正常，不在乎死的方式。」
「当然会有人这样说。」
「她也许明白如果她要使你相信她就是格罗贝尔，不留下一副可辨认的身体是关键。面前摆着一份亲笔供状和一堆烧焦的骨头，为什么你还要不辞辛苦地追究下去？如果你能毫不费事地验明她的正身，那么她以自杀来保护我便没有意义了。」
「一个聪明而目光长远的女人也许会像你说的这样。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而你是。由此看来，这就值得我们分析下。即使我们绝不会发现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费尔森海姆的事情，摆脱布鲁姆费特也已经成了你的当务之急。正如你所说，她连杀人也搞得一团糟。她对我下手时就很匆忙，也许还轻易地慌了神。她多年来就是一个累赘，现在又成了一项危险的义务。你不曾叫她为你杀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智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只要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稳住自己，把这件事向你报告，佩尔斯的威胁本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她却以这种她自以为最为独特的方式来表明忠心，用杀人的方式来保护你。那两次死人事件把她和你的人生牢不可破地绑在一起了。布鲁姆费特不死，你又怎么能再获自由和安全呢？」
「你不打算说出我是怎样做到的吧？」
达格利什觉得他们就像是在一起讨论一个案子的两个同事。尽管现在身体很虚弱，他还是明白这次超乎寻常的谈话是多么危险、多么反常，明白跪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敌人，也明白和他针锋相对的这种聪明才智是不可侵犯的。她现在已经没有了挽救她名誉的希望，但她现在是在为自由而斗争，或许甚至是为她的生命而斗争。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怎样发现你杀了她。这不难。她的卧室最靠近你的寓所。我想是她自己要那个房间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要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这是因为她知道关于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吗？还是因为她把你握在她的手掌之中？或者只是因为她把她的忠心紧紧地压在你的身上，而你又不忍心摆脱？所以她选择近近地睡在你的身旁。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也许是一片药片、一针注射剂，或是你给她的什么东西，谎称可以使她睡得好。她已经在你的要求下写了那封信。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样说服她写下来的。我认为她当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派上用场。那封信不是写给我的，也不是写给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的。我能想象得出，你告诉她，应该写下些什么，记载、证明事件的真相，以免她或你发生意外，到时候能够保护你。于是她就写下了那简洁明了的纸条，那应该是由你口授的。行文坦率清晰，我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信。
「她就这样死了。你只要把她的尸体移动两码远，弄到你的房间里，就安全了。即便如此，这也是你计划中最冒险的一部分。吉尔瑞护士长或是罗尔芙护士长万一出现怎么办？所以你让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门和你寓所的门都开着，仔细倾听，以确信走廊里没有人。然后你把尸体扛在肩上，迅速地搬进你的寓所内。你把尸体放在床上，回去锁上她卧室的门和你自己的前门。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而你又高又壮实，还受过搬运不能动弹的病人的训练。这部分工作不是太难。
「但是你得把她搬到你的汽车里去。从你的私人楼梯和楼下大厅进入你的车库也很方便。把寓所里外的门一锁，你就不必担心受到打扰了。尸体被扛到你的车子后备箱里，盖上了一块旅行用的毯子。然后你开车穿过院子，在树下倒车，尽可能地靠近那间小屋。你没有让车子熄火。最重要的是在火被人看见之前要快速地离开现场，回到你的寓所。计划的这一部分有一点风险，但通向温切斯特路大门的小路在天黑之后很少有人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为你作着担保呢。如果你被人看见会有点不方便，但绝不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毕竟你是总护士长，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夜间开车。如果有人经过，你会不得不继续开车另选地方或另找时间。但没有人经过。汽车深藏在树丛中，车灯关上了。你把尸体扛到小屋里，还跑了第二趟去运汽油壶。然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只要把尸体和周围的家具以及木头堆淋上汽油，从打开的门口扔进一根点燃的火柴就行了。
「只要一会儿工夫，你便可坐进汽车一直开进车库。一旦关上车库的门，你就安全了。你肯定知道那火会烧得很厉害，几乎立刻会被人看见。但那时你躲在你自己的寓所内，准备接听电话获悉消防车已经上路了，然后便着手给我打电话。接下去，只消上交她自杀前留下的字条就好，那张纸条由你保管着，或许布鲁姆费特从未想过会用到它。」
她平静地问：「你如何证明？」
「也许无法证明，但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她说：「但是你会设法去证明它，不是吗？毕竟失败对于亚当·达格利什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你会设法去证明，不管这会让你自己或是别人付出何种代价，毕竟机会是有的。当然几乎不可能在树底下找到轮胎印。由于大火灼烧、消防车轮胎的碾压以及人们的胡乱踩踏，地上的线索会被全部擦去。于是你自然会去检查汽车里面，特别是那床毯子，不要忽略了汽车里的毯子，警司先生。也许上面会留下一些衣服的纤维，甚至几根头发。但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布鲁姆费特小姐经常和我一起开车出去，那床毯子原本就是她的，曾经就盖过她的头发。在我的寓所里又有什么线索？如果我确实扛着她的尸体走下狭窄的后楼梯，她脚上的鞋子会在墙上留下擦印，是吧？当然，除非杀死布鲁姆费特的这个女人有足够的理智脱下受害人的鞋子，分别把它们带下去，或许就用带子把它们绕在自己的脖子上。鞋子是绝不可能留在寓所里的。你可以去核对一下布鲁姆费特所拥有的鞋子数量。毕竟，在南丁格尔大楼会有人告诉你。我们这里相互之间是没有隐私的。没有一个女人会光着脚穿过树丛走向死亡。
「寓所里其他的线索呢？如果我杀了她，总该有一支注射器、一瓶药丸或是表明我杀了人的其他物品吧？可是她的药柜和我的药柜里都找得到阿司匹林和安眠药。我给了她这些东西，还是干脆直接把她打晕或闷死了？任何一种办法都和其他办法一样好，只要不把它搞砸就行。你们能用来做尸检的全部样本不过是几根烧焦的骨头，怎么能够证明她是如何死的？而且她自杀前还留下了遗书，笔迹是她的，上面写的事实也只有杀害佩尔斯和法伦的人才能知道。不管你选择相信什么，警司先生，难道你打算告诉我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在自焚前有意把那份遗书当作一份供状，验尸官却不会认为这足以下定论吗？」
达格利什明白他再也无法站立了。他在与自己的伤痛及虚弱做斗争。抓住壁炉台以支撑身体的手比大理石还冷，因为出汗而打滑，大理石本身变得像油灰一样光滑。他的伤口开始抽搐般疼痛起来，他那头部的钝痛之前只不过造成了点模糊的不适罢了，现在却变成了刺痛，像是针扎在他的左眼后。要是在她的脚边晕倒，那会是他永生难忘的耻辱。他伸出手臂，摸到了最近一张椅子的靠背，轻轻地坐了上去。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但至少他能听见她的话，而且知道自己的声音依然平稳。
她说：「假设我告诉你我能应付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不必让其他人知道费尔森海姆的事，你看怎样？你愿意从你的报告中抽去关于我过去的部分吗？这样，那两个女孩至少不至于白白送命。我留下来当总护士长对这家医院事关重大。我不是在恳求你的慈悲，我自己无所谓。你无法证明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如果你要试一下的话——但你不打算把自己弄得很难堪吧？忘掉刚才的这场谈话，接受布鲁姆费特的供状，承认它说的是事实，把这个案子结了，这不是最有胆量、有见识的做法吗？」
他说：「那不可能。你的过去是证据的一部分。我不能在我的报告中扣下一些证据不报，或是省略相关的事实。我不会选择那样做。如果这样做了，我就应该放弃我的工作。不只是这件案子，还有我的职业，而且是永远。」
「你当然不能那样做。像你这样一个男人没有工作会是什么样呢？而且是这种特殊的工作。你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容易受伤，甚至会不得不开始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和思考。」
「你无法用这个说动我。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羞辱你自己的话呢？我们有法规，有制度，还有誓言。没有这些，任何人都不能安全地做好警察工作。没有它们，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就不会安全，你也不会安全，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也不会安全。」
「这就是你不愿帮助我的原因？」
「不完全是，我不能选择那样做。」
她伤心地说：「不管怎样，你这话说得很诚实。你就没有过疑惑吗？」
「当然有。我并不是那么傲慢的人。疑惑是不会消失的。」他的确有疑惑，但那是理智上的、哲学上的疑惑，它们并不折磨人，并不会紧紧抓住你不放，曾使他彻夜沉思多年。
「但是有法规，不是吗？还有制度，甚至还有誓言。它们是最为便利的盾牌，如果疑惑变成了麻烦，就可以藏身其后。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藏身其后。你和我毕竟不是完全不同的人，亚当·达格利什。」
她拿起椅背上的斗篷，系在肩膀上，然后微笑着站在他面前。看到他虚弱的样子，她伸出双手抓住他的手，扶着他站起来。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突然，前门的门铃响了，几乎同时，嗡嗡作响的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这一天又开始了。
第九章 夏天的尾声
1
9点刚过，电话便打过来了，达格利什走出伦敦警察厅，穿过维多利亚街，行走在清晨的一片雾霾之中，这雾的确兆示着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天。他毫不困难地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幢高大的红砖建筑，位于维多利亚街和赫斯费利路之间，虽然不是特别破旧，但看起来使人很压抑、很沉闷。它是一幢实用的长方形大楼，正面凹陷进一列不成比例的窗户。没有电梯，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三段铺着亚麻油毡布的楼梯到达顶层。
楼梯平台处发出一股汗酸味。房间外面，一位身体臃肿的中年胖女人，系着一条花围裙，正在劝说一个值勤的警察。她的声音就像那种患腺体肿大的病人特有的哀鸣声。达格利什走近时，她转身向着他，滔滔不绝地夸张地发出一连串的抗议和声诉。哥尔德斯特恩先生要说什么？她真的不能分租出一间房子来。只有经过房东太太的同意她才能这样做。现在这间房，想都不要想。
他从她身旁走过，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这是一间正方形的屋子，里面非常闷热，散发出家具抛光油的气味，室内刻意的装饰还是十多年前流行的样式，满眼是当年厚重韵味的象征品。窗户开着，带花边的窗帘也拉开了，但是空气还是不流通。警务医官和随从警察，两人都是高个子，似乎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用过了。
又是一具尸体呈现在眼前，只是这一具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了。他只需要看一看，彷佛在核实一个记忆。看着躺在床上那具已经僵硬的尸体，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兴趣注意到那只左臂松松地悬在身体的一侧，长长的手指屈曲着，一个皮下注射器还插在衣袖内侧，就像一只金属制的昆虫用它的尖牙深深地刺进了柔软的肌肉中。死神一点不曾把她的个性消除掉，至少目前还没有。不久之后这具躯体也会腐烂，死神会在上面尽情侮辱，使它尊严丧尽。
警务医官未穿外衣，只穿了衬衫，满头大汗，不断地解释着，彷佛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从床边转过身来，达格利什才明白他是在跟自己讲话：「因为苏格兰场离这里很近，第二封信又是写给你个人的……」他犹豫地停住了。
「她给自己注射了伊维派。第一封信上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自杀案。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不想给你打电话。他认为不必麻烦你过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达格利什说：「我很高兴你还是打了电话。这算不上麻烦。」
有两个白色的信封，一个封了口，是写给他的，另一个没封口，上面写的是：「有关人员收。」他不知道她写下这句话时是否笑了。当着警务医官和警察的面，达格利什打开了信封，字写得坚定有力，墨迹很浓，笔画长而尖。他很吃惊地想到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笔迹。
他们不相信你，但你是对的，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这还是我第一次杀人；你应该知道这点，这很重要。我给她注射了伊维派，等一会儿我也要对自己这样做。她以为我给她注射的是镇静剂，可怜的、轻信的布鲁姆费特！如果我给她尼古丁，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以为我能为自己开创一种有益的生活，但是不能，我的性情不容许我生活在失败之中。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这对医院、对她、对我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是不会因为亚当·达格利什把他的工作看作道德法则的化身而被吓住的。
她错了，他心想。他们没有不相信他，他们只要求他找出证据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继续调查这个案子不松手，彷佛它是他个人的一件深仇大恨——恨他自己，也恨她——但他当时和后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她什么都没有承认，而且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
希瑟·佩尔斯、约瑟芬·法伦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案件的重新调查也几乎没留下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许验尸官感觉有太多的流言和猜测。庭审时他和陪审团坐在一起。陪审团中有人向证人提出质问，他没有试图阻止，甚至也没有企图控制整个进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施泰因霍夫的事终于公之于众，马库斯·柯恩先生和达格利什坐在法庭后排一起听着，他的脸因痛苦而变得铁青。庭审过后，玛丽·泰勒走过房间来到他面前，向他递交了辞职信，没说一句话就转身走了。就在那一天她离开了医院。那件事对于约翰·卡朋达来说就算是结束了。再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玛丽·泰勒自由地走了，自由地找到这个房间，找到了她的死亡。
达格利什向壁炉走去。这个小小的火炉用胆汁一样的绿色瓷砖砌成，里面放了一台沾满了灰尘的风扇和一个果酱瓶，装了干树叶。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拿出来，他知道警务医官和那个穿制服的警察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们对他的举动有何想法呢？把证据毁灭？他们为什么要操心呢？他们还要给案件做出摘要，纸已经准备好了，这将作为证据，存入档案以作备忘。这封信只与他有关系。
他把信抖开，放在烟道的凹进处，擦着一根火柴，在信纸的一角点了火。但是由于通风不够，纸张又硬，他不得不举起信纸，轻轻抖动，直到他的指尖都快熏黄了，发黑的纸张才从他手中飘起，在烟道凹进处的黑暗中消失不见，它被吹起来，飘进这夏季的天空中去了。
2
就在同一天的十分钟之后，比勒小组驾车开进约翰·卡朋达医院的正门，车子一路来到门房的小屋前。迎接她的是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一个新来的年轻门房。他穿着夏季制服，没穿外衣，只穿了件衬衫。
「你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吗？早上好，小姐。恐怕从这扇大门进去到达新建的护士学校不太方便。它目前只是一幢临时性建筑，小姐，就建立在起过火的那块空地上，我们已经把那个地方清理出来了。它靠近原来的护士学校。如果你在第一个转弯处……」
「我知道了，谢谢你，」比勒小姐说，「我认识这条路。」
急诊室的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比勒小姐开车慢慢经过时，达克尔斯护士戴着镶花边的帽子，系着正式护士的蓝色皮带，从医院里走出来。她简短地和护送人员商量了几句，就站在那里监督着病人的转运。在比勒小姐看来，她不仅身材长高了，职位也升高了，从这张自信的脸上再也看不出那个胆小的护士学生的痕迹来。看来达克尔斯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护士了。好吧，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事。伯特双胞胎大约也已得到提升，在这家医院的某个部门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戈达尔护士结婚了，比勒小姐在国内的报纸上看到了结婚公告。听伯罗斯说，希尔达·罗尔芙在中非某地当护士。会有一个新来的首席导师主持今天的这次会议。也有一个新来的总护士长。比勒小姐想起了玛丽·泰勒，心想如果她不在护理行业，大约也会在某个地方挣得一份好生活吧。这个世界上的玛丽·泰勒们生来就是幸存者。
她沿着熟悉的小路开过去，路两边是夏季干枯的草坪，花床上玫瑰花的花期已过，因此花床显得不甚整洁。她的汽车转进绿树掩映的小路。空气宁静而温暖，窄窄的小路被早晨第一缕灿烂的阳光映出许多方格形的亮点。上次记忆中的最后一角，南丁格尔大楼，或者可说是它的残骸，出现在她面前。
她再次停下车来注视，整座大楼彷佛被一把巨大的劈刀笨拙地劈成了两半，它好像一个嬉闹的生灵被截了肢，裸着身体，带着羞耻，暴露在人们的注视之下。一段没有了栏杆的楼梯，被残忍地截断了，向着虚空旋转上去；在第二个楼梯平台上，一根精细的灯丝被一根电线吊在一块破裂的门板上；楼下那列半圆形窗户的玻璃都没有了，成了一列用石头雕成的优美的连拱廊，从中可以看到里面褪了色的墙纸，上面有一些颜色鲜艳的方块，那是曾经挂过画幅和镜子的地方。裸露的电线从残存的天花板上发芽抽枝，就像一把刷子上的粗毛。大楼前的一棵树下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壁炉，壁炉台和弯曲了的门板残片，很显然是经过挑选，准备留下来的。在剩下的后墙顶上最高处，一个人影映衬在天空下，他正在随意地捡拾松散了的砖头。砖头一块接一块地跌落进大楼里面的破砖烂瓦堆里，扬起一小股一小股的灰尘。
大楼前面另有一个工人，赤裸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皮肤，正在操作一台牵引车。牵引车上连着一台起重机，上面吊下一个巨大的铁球和链索。比勒小姐注视着，双手紧拉着方向盘，彷佛要把她自己支撑住，以防发生本能的反弹。那铁球在链索上向前摆去，砸在剩下的正面墙上，一时间万籁俱寂，只有那可怕的噪声在回响。接着墙面轻微地凹凸起来，向里面倒了下去，砖块和灰浆如瀑布般哗哗落下，腾起一股黄色的烟云，透过烟云可模糊地看到天幕上那个孤独的身影，它就像一个正在监督的守护神。
比勒小姐停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踩下离合器，驱车右转，从树丛中间可以看到那几排低矮实用、外表整洁的房子，那里是学校新建的临时性建筑。这里才是她所认知的那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世界。刚刚见证了南丁格尔大楼那激烈的毁灭，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令人生疑的惋惜之情，可是说到底，还真是有点可笑。她决然地驱散心头的阴云，这是一幢恐怖的大楼，是一个罪恶之地。50年以前它就该拆毁了。它根本不适合办一所护士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