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起来疲乏至极,冷得要命,到壁炉旁边来吧,坐下来。」
他走过去,靠在壁炉上,担心自己一坐下就不能再站起来了。但是壁炉台靠上去感觉不稳固,大理石像冰一样滑。他在扶手椅中坐下,看着她跪在炉边地毯上,往昨夜烧过的热灰中添加干引火棒。引火棒着了火,她又添上几块煤,伸出双手到火焰上去取暖。然后她并未起身,而是直接从斗篷的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达格利什。
这是一个未封口的浅蓝色信封,上面是一种孩子气的圆体字,笔画却很坚定。在收信人一栏里写着「有关人员收」。他取出信,这是一种廉价的蓝色信纸,极其普通,没有画格子,但每一行字都写得笔直,看来她必定是用有格子的信纸比着写的。
是我杀了希瑟·佩尔斯和约瑟芬·法伦。她们发现了我过去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本来与她们毫无关系,但她们威胁并讹诈我。吉尔瑞护士长打电话告诉我法伦生病住院了时,我便知道了佩尔斯护士将代替她扮演病人。那天清晨我便寻来了一瓶消毒剂,把它灌进一个从护士长杂物间里拿来的空牛奶瓶里。我小心地重新盖上瓶盖,把它放进我随身携带的织锦手提袋,带着它一起去吃早餐。我要做的只是在早餐后溜进示范室,用这瓶毒药替换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如果屋内有人,我会找个借口,另找方法再试一次。但是屋子里没人。我把那瓶牛奶带上楼,送到护士长的杂物间里,把消毒剂的空瓶从浴室的窗子里扔了出去。
吉尔瑞护士长弄她的那罐尼古丁玫瑰喷雾剂时,我在暖房里,到了该杀法伦时我便想起了它。我知道暖房的钥匙放在哪里。我戴上了外科医生手套,这样可以不留下指纹。趁法伦还在洗澡时,我很容易便把毒药放进了她临睡前要喝的那杯加了柠檬汁的威士忌里,因为那杯饮料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每晚的生活习惯从不改变。我原打算把罐子留着,等到深夜之后再把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那样便显得好像是她自杀了。我知道要把她的指纹留在罐子上,这点很重要,也不难做到。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0点刚过,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电话让我回到病房去。我不能带着那个罐子,因为在病房里我不能总是提着袋子,又觉得把它留在房间里不安全。于是我把它藏在法伦护士房间对面的沙桶里,打算返回南丁格尔大楼时再拿走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这个计划后来也不能实行。当我走上楼梯时,恰巧遇到伯特双胞胎从房间里出来。从法伦护士房间的锁孔里射出了灯光,她们说要给她送点可可进去。我想尸体在那晚就会被发现,束手无策,只能上楼去睡觉。我躺在床上等着,每一分钟都在设想会听到惊叫声响起。我不知道是否是双胞胎改变了主意,或是法伦在喝威士忌加柠檬汁之前就睡着了。但我不敢下楼去看。如果我能把那个装尼古丁的罐子放回法伦的床边,就没有人会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了,我也会成功地完成两宗命案。
没有人知道我想干什么,也没有人帮助我。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玛丽·泰勒说:「这当然是她的字迹。我给你打过电话后去检查每一人是否安全,在她的壁炉架上发现了它。但是这是真的吗?」
「啊,是的,是真的。她杀死了她们两个。只有凶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显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像是自杀的。那么罐子为什么没有留在床头柜上呢?只可能是因为凶手的计划被打乱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是那晚南丁格尔大楼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时想进入法伦的房间,但没有成功。她一直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那瓶毒药必须从容准备,这个人要能够拿到牛奶和消毒剂,而且还得随身带着那个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觉地到处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硕大的编织手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个牛奶瓶的盖子颜色不对。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这点。即便她发现,也没有时间换了。全盘计划的关键就在于替换必须在一秒钟内完成。她希望无人注意到,事实上的确如此。只有一点使她在所有怀疑对像中显得很突出。她是唯一一个不曾在现场亲眼见证过这两宗死亡事件的人。当法伦是她的病人时,她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两宗杀人事件她都不愿意去看。只有心理变态的杀手或职业杀手才会愿意亲眼看着他的受害者死去。」
玛丽·泰勒说:「我们知道希瑟·佩尔斯是一个隐藏的讹诈者。我不知道她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从可怜的布鲁姆费特那阴郁的过去里搜索到了什么悲哀的事件。」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样。希瑟·佩尔斯发现了关于费尔森海姆的事。」
她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正蜷缩在他脚前的一张安乐椅内,把脸转过去不看他。一会儿之后她又把脸转过来。
「她没有罪,你知道。布鲁姆费特是遵纪守法的人,崇拜权威,她受过的训练使她认为绝对服从命令是护士的第一职责。但她没有杀过病人。费尔森海姆法庭的判决书是公正的。即便不是,那也是一个合乎程序的合法法庭做出的判决。在法律上来说她是无罪的。」
达格利什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过问费尔森海姆的判决。」
彷佛他这句话没有说一样,她仍然急切地讲下去,彷佛极力要使他相信。
「当我们一起在内瑟卡斯尔皇家医院当学生时,她就告诉过我这件事。她儿童时代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但她的祖母是英国人。在那次审判之后她自然是获释了,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外科大夫,欧内斯特·布鲁姆费特。他很有钱,那只是结婚的一个有利条件,一种离开德国进入英国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经死了,她在这个国家也还有关系。她定期去内瑟卡斯尔当看护,在那里干得很成功。18个月之后,她毫不费力地让那里的护士长收她做了学生。选择那家医院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那里不喜欢过于仔细地去探究任何人的过去,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证实了她的价值的女人。那家医院是一处庞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总是很忙,长期人手不够。布鲁姆费特和我一起在那里结束了学业,又一起去当地的妇产医院学习当助产士,又一起往南来到约翰·卡朋达医院。我认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将近二十年了。我眼见着她为在施泰因霍夫发生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价。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们不能把她孩提时代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展示出来。我们仅仅知道这个成年了的女人为这家医院做了什么、为她的病人做了什么。过去与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达格利什说:「直到她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直到有来自过去的人认出了她。」
她说:「于是多年来的工作和努力奋斗都化为乌有。我能够理解,她感觉到有必要去杀死佩尔斯。但是为什么要杀法伦呢?」
「有四个理由。佩尔斯护士在开口对布鲁姆费特说之前,得证实马丁·德廷格说的故事。要做到这点,最明显的办法就是去查那次审判的记录。于是她向法伦借了一张借书证。她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书借到了。在她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这件事时,必定把书给她看了,提到了她在哪里得到了借书证。法伦迟早会要回那张借书证的。要紧的是不能让人发现佩尔斯护士借那本书的原因,或是她从图书馆里借的那本书的书名。这是布鲁姆费特在她的信里有意略去不提而意义重大的几件事实之一。她用那瓶毒药替换了牛奶之后便上了楼,从佩尔斯的房间里拿走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藏在了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机会把它匿名交回图书馆。她心里明白佩尔斯绝不会活着走出示范室。她选择了同一个藏东西的地点,后来又藏了尼古丁罐,这是她做事的特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女人。
「但图书馆的那本书并不是她杀害法伦护士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三个原因。她要把动机搞混乱,使别人认为法伦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伦死了,即佩尔斯是被错杀的可能性就永远会有。那张排班表上正是法伦要在视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伦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怀孕了,光这件事就可以变成一个自杀的动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护理过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怀孕的事。我认为病人的任何迹象或征候都逃不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眼睛。于是就有了这种可能性,在布鲁姆费特的剧本中,法伦应对佩尔斯的死负责。毕竟她曾经承认在谋杀的当天早上回过南丁格尔大楼,并且拒绝做出解释。她有可能把毒药放进了喂食,事毕之后,便受着悔恨的煎熬自杀了。这个解释可以把两个秘密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从医院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说法,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它。」
「最后一个理由呢?你说有四个。她要避免人家追问借书证;她想示意法伦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伦就是佩尔斯的死因。那么第四个动机呢?」
「她想保护你。她一直要那样做。干第一件谋杀不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在南丁格尔大楼,你和其他人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去替换滴管喂食。但至少她能够确保法伦死时你有不在场证据。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杀死第二个受害者。因此,你也没有会杀害第一个受害者的嫌疑了。调查一开始,我便断定这两宗谋杀案是有关联的。在同一幢大楼内,同一段时间,假定有两个凶手,那就太过巧合了。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从嫌疑人名单里排除了。」
「但是为什么竟有人怀疑我杀了这两个女孩呢?」
「因为我们认为埃塞尔·布鲁姆费特的动机不合理。想想看,一个垂死的人忽然从意识不清的状态中醒过来,看见一张脸向他俯过来。他睁开双眼,从痛苦和模糊的意识中认出了这个女人。如果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25年之后他还认得出吗?长得不好看,那么平庸、那么不起眼的布鲁姆费特?在一百万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有如此美丽而又有个性的脸,能让人穿过25年之久的记忆,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你的脸,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而是你。」
她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他继续说下去,好像不曾听见她说了什么。
「佩尔斯从未怀疑过格罗贝尔可能是你,这一点并不叫人惊奇。你是总护士长,受到一种准宗教式的敬畏和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人类的弱点,甚至是人类的罪恶。从心理上说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个凶手。然后还有马丁·德廷格说过的话。他说那人是一位护士长。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样误会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几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说话。他所看见的俯身向着他的不仅仅是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那张清清楚楚的脸,还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在他看来是护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着那种军队中服役的护士戴的三角形宽帽子。在他那被药物弄得糊里胡涂的脑子想来,那套制服就意味着一位护士长。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军队医院受到过护理的人来说,那仍然意味着一位护士长,而他又曾经在军队医院度过好几个月的时光。」
她再一次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于是他把对他母亲说过的话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佩尔斯护士。德廷格太太对此不是特别感兴趣。她为什么要感兴趣呢?后来她收到了一张医院的账单,心想也许有办法为自己省下几个钱。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贪婪的话,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会把这件事闹得更大。但是她这样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条可以策划出阴谋的信息,认为值得花点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一下。我们可以猜测出希瑟·佩尔斯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看到达克尔斯护士弯腰捡起那几张飘落在她面前的钞票时,她必定体验过同样的成功感和权力感。只是这一次和她的同学比起来,却是一个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个病人指的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护士长。但是她知道她必须得到证据,或者至少要让自己相信德廷格没有欺骗她或是说胡话,毕竟他是一个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图书馆,向他们借一本关于费尔森海姆审判的书。他们不得不为她从别的分支图书馆借来,于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书。我想她从书中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相信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我认为她在星期六夜里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了,护士长也没有否认这个指控。我不知道佩尔斯开的价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绝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东西,或只是一笔封口费,这样会受到指责的。佩尔斯喜欢体验权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欢陶醉于道德正确的自我欣赏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写了信给法西斯战争受难者救助团体的秘书。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必须出钱,但是这钱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给这个团体。佩尔斯是一个量罪而罚的行家。」
这一次她沉默了,坐在那里,双手交叉,轻轻地放在衣裙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某个不为人知的过去。他轻轻地说:「这都可以检查出来,你知道。她的身体没残留下太多的部分给我们,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了你这张脸,有审判的记录、照片,以及你和一个名叫泰勒的外科大夫的结婚档案。」
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轻,他不得不低下头倾听:「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他不说话,目光中有一种疯狂、一种绝望。我以为他变得神志不清了,或许他只是害怕。我想那个时刻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眼睛就闭上了。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为什么会认出他呢?
「我不是那个在施泰因霍夫的孩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想起施泰因霍夫,我会觉得那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它真的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现在甚至都不能清楚地记起在费尔森海姆法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连一张脸都想不起来了。」
但她必定要告诉某个人,把施泰因霍夫从她的思想中清除出去必定成了她要变成另一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她告诉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她们俩都曾经是内瑟卡斯尔的年轻护士学生,达格利什假定布鲁姆费特对于她来说象征着仁慈、可靠、忠诚。不然为什么是布鲁姆费特呢?究竟为什么要选她作为知己呢?他必定把心中所想的说出了口,因为她急切地说起来,彷佛要他明白这件事很重要。
「我告诉她是因为她太平凡了。她的平凡是一种保障。我觉得如果布鲁姆费特在倾听后仍然相信我、喜欢我,过去发生的事就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你不会懂的。」
但是他懂。在他读预备学校时,也有那么一个男孩,也是那么的平凡、那么的安全,就像具有辟邪能力一样,一切死亡和灾难都与他无关。达格利什还记得那个男孩。真是有趣,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想起过他了。他叫斯普诺特·迈罗,长着一张愉快的圆脸,戴着眼镜,有着平凡的传统的家庭,毫无特色的背景,令人羡慕的生活。斯普诺特·迈罗受着平庸和感觉迟钝的保护,免于遭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恐怖。生活里有了一个叫斯普诺特·迈罗的人,它就不再只有可怕了。达格利什甚至有一刻想不起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从那以后布鲁姆费特就和你交好了。你到这里来时她也跟着来了。是那种信任的冲动,以及对至少有一个朋友能完全了解你的需要——是这两个原因让你处于她的掌握之中。布鲁姆费特成了你的保护者、诤友、知己。你看戏时带上布鲁姆费特,早上打高尔夫球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度假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喝早茶以及晚上临睡前喝上一杯酒时也要和布鲁姆费特在一起。她的忠诚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毕竟她愿意为了你去杀人。但这仍然是讹诈。她是一个更为纯粹的讹诈者,一个仅仅要求一份定期免税收入的人,也会比过分忠诚的布鲁姆费特更为可取。」
她伤心地说:「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而你不是。」
他还可以加上一句:「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她哭起来,感情激动地抗议着:「我是谁?竟然蔑视愚蠢和迟钝?我有什么权利如此特别?啊,她的确不聪明,甚至为我杀人时也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她脑子不够机灵,骗不过亚当·达格利什,但是什么时候这成了衡量智力的标准了呢?你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吗?你看见过她和一个垂死病人或者和一个患病的孩子在一起吗?你观察过这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吗?她的忠诚和友谊显然天生令我瞧不起,但你见过她整夜不合眼来挽救一个生命吗?」
「我见过一个她的受害者的尸体,也看到了另一个受害者的尸检报告。我相信你的话,相信她对孩子们的仁慈。」
「那些不是她的受害者,她们是我的受害者。」
「啊,不,」他说,「在南丁格尔大楼,你的受害者只有一个,她就是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她迅速站起来,望着他,那双正在思索的绿眼睛吃惊地怒视着他,毫不动摇。他心里的某个地方在告诉他,有些话他应该说出来。
那些不再表示是熟人之间的讲话,而是照章办事的警告,那些职业化的、夸张的、滔滔不绝的话,那些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几乎自动来到了嘴边的话,那都是些什么?它们溜走了,变得毫不相干,溜到他脑海中遗忘的河流里去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因为失血还很虚弱,应该停止工作去睡觉,把调查的事移交给马斯特森。他,这个最为谨慎的侦探,刚才说起话来彷佛没有把那些规则一一列举出来,好像他面对的是他私人的对手。但他得继续下去。即使他无法证实,也必须听见她承认那个他已经知道的事实。
他平静地提问,就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问题:「你把她推进火里时她死了吗?」
4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按响了寓所的门铃。玛丽·泰勒一言不发,将斗篷往肩后一掠,就走过去开了门。在门口短短地咕噜了几句之后,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跟着她走进了起居室。达格利什看了一眼钟,现在是7点24分。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已经穿戴整齐,看见达格利什在场,一点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对他先前的病情也没有显出特别的关心。他朝他们俩不偏不倚地说道:「我听说夜里失了火,可是没听见救火车的声音。」
玛丽·泰勒脸色煞白,达格利什以为她会昏倒,她却平静地说:「他们是从温切斯特路大门进来的,为了不吵醒病人,他们没有响铃。」
「听谣言说他们在花园小屋里发现了一具烧成了灰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的尸体?」
达格利什说:「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她留下一张字条,承认她杀了佩尔斯护士和法伦护士。」
「布鲁姆费特杀了她们!布鲁姆费特!」
科特里-布里格斯挑衅般的看着达格利什,他那宽阔的俊朗的面容似乎显出愤怒的疑虑来。
「她说了为什么吗?这个女人疯了吗?」
玛丽·泰勒说:「布鲁姆费特没疯,无疑她相信自己有这样做的理由。」
「但是今天我的病房怎么办呢?我9点钟就要开始做手术。你是知道的,总护士长。我的病人名单长得很呢。病房里两个护士都因得流感而休了病假。我可不能把重症病人交给那些二年级的学生。」
总护士长平静地说:「我马上去办。大多数白班的护士马上就该到了。事情办起来不会很容易,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不得不从学校抽调人来。」
她转向达格利什:「我想到护士长起居室去打电话。别担心,我明白我们两人谈话的重要性,打完电话我就回来。」
两个男人都看着她走出门去,把她身后的门轻轻关上。科特里-布里格斯似乎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达格利什。他粗鲁地说:「别忘了去放射室给头部拍个X光片子。你没有权利不躺在床上。等我把今天上午的病人看过后,就会来给你做个检查。」他这话听起来彷佛在表示他对要抽时间去做这件事十分厌烦。
达格利什问道:「约瑟芬·法伦被谋杀的那天夜里,你到南丁格尔大楼来找谁?」
「我告诉过你,没找谁。我没有进南丁格尔大楼。」
「你至少有十分钟时间解释不清,那时通向总护士长寓所的后门还没有上锁。吉尔瑞护士长让她的男朋友从那里出去,又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所以尽管屋子里没有灯光,你仍然以为总护士长在家,径直上楼去了她的寓所,必定还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为什么?我感到奇怪。是出于好奇心吗?还是你正在搜寻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看总护士长?她又不在。玛丽·泰勒那晚在阿姆斯特丹。」
「但你那时候并不知道,不是吗?泰勒小姐不习惯去参加国际性会议,其原因我们能够猜想,她不想让自己的脸被太多的人认识。这种不愿意承担公众责任的个性体现在一个如此能干、如此聪明的女人身上,被合适地认为是谦虚。她一直拖到星期二,才被电话召去阿姆斯特丹代表地区护士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出席会议。你来医院上班的时间是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三晚上你被叫去为一个自费病人做手术。我认为手术室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于抢救,不会想到提起总护士长不在医院的事,是吧?」他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