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邓通一夜暴富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长沙，贾谊就坐不住了。
贾谊认为，刘恒让邓通先富起来，不但造成了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还带领百姓走上了一条邪恶之路。理由如下：第一，政府开放铸钱禁令，变相地鼓励一部分冒险者掺杂质造假钱。道理是很显然的，即使汉朝有刑罚，可是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足可让冒险者铤而走险，不顾生命！
第二，解除铸钱令后，农民都抢着去开采矿山，那么肯定就没人种田。没人种田，田地就会荒废，粮食就会歉收。没有粮食，国家吃什么呀？更要命的还有，善良的农民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亦争先恐后地造假钱。
我相信贾谊此段话，如果被后世的马克思看到，肯定会感到惊异。原来他说过的资本家受利益驱动的冒险精神，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中国这个天才读书人说破了。
当时，除了贾谊外，另外还有一个叫贾山的也上书劝阻，认为铸钱是国家行为，这种权力都下放至民间，国家不掌握钱柄，还谈什么权贵？
然而奏书送上去后，刘恒却置若罔闻，拒绝采纳！
就此，邓通的富贵梦没有因贾谊上书而破灭，但是两人从此结的梁子就更深了。
事实上，刘恒将贾谊从长沙王那里召回长安时，本就有重新起用之意，但是邓通一见他进城，两眼当即红了起来，抢先一步，拦腰斩断贾谊的通天之路。
邓通跑去跟刘恒说了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贾谊本以为他会留在长安，竟没想到，不久就被刘恒打发出城，去外地教书了。
尽管贾谊受到了邓通的排挤和刘恒的冷落，但他还不至于彻底绝望。过去身在长沙，他还写出《吊屈原赋》及《服鸟赋》，时过境迁，当初落在座位上的服鸟留下的阴影已渐渐淡忘。反之，贾谊在梁太傅职位上，勤奋钻研专业，终于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政治评论。
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我们不得不谈这篇政论，因为它与后来的七国之乱有着莫大的关系。贾谊创作《治安策》的内心驱动，源于刘兴居和刘长谋反事件。搞历史研究，向来是贾谊的特长。贾谊从刘兴居及刘长的造反事件中，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一个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诸侯王造反作难的方案。
贾谊总结的历史经验是：在历史的足迹中，凡是强大的封国，一定先反。
贾谊这个强者先反论，其推论大约如下：造反者的野心与实力总是成正比的。比如长沙王，他之所以成为目前唯一生存下来的异姓王，主要是他实力小，形势不允许他有过分的野心。所以他们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对中央忠心耿耿，俯首听命。再如，周勃、灌婴、樊哙他们当初为何不反，也主要是他们实力不足。如果当初刘邦封他们为诸侯王，他们肯定也会成为野心家，最终被中央干掉。
再往远点说，汉初诸侯王当中，依次造反的人物有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这四个人当中，韩信最强，所以他先反了；卢绾最弱，所以造反在后。
那么，针对如此教训，有没有一套可行的方案，让诸侯王像长沙王那般当个听话的好王呢？答案是肯定的。
贾谊想出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国的权力。
削权，是国家游戏中仅次于对外战争的高级游戏，亦是一种赌注较大的赌博。如果尺寸把握得不够准确，就会国破人亡，连皇帝老本都亏进去了。但是，贾谊会告诉你，他的削权方案，不会出现以上耸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在贾谊看来，只要大力对封国实行分封制，长此以往，诸侯国的力量肯定会越削越弱。道理是很简单的，封国如蛋糕，开始由祖辈一人包揽；祖辈生出两个儿子，那么实行分封制后，蛋糕就不得不切成两半；两个儿子又各生出两个孙子，那么蛋糕就继续对半切。
以切蛋糕的方式进行遗产继承，这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有饭吃，我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的齐家治国的理念“和”。
于是，封国内部的王子王孙们既得了利益，皇帝就更得了便宜。这样只有一个结果，中央越来越强，诸侯越来越弱。想造反，先掂量自己吧。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诸侯国联合起来造反呢？这个问题不要太担心。中国历史证明，所谓联合造反，首先要考虑分成问题。一个诸侯王造反是死，十个诸侯王造反同样是死；但是一个诸侯王造反如果成功的话，得到的是一大块；如果十个诸侯王联合造反的话，得到的不过是十分之一。
根据血酬定律，付出成本与收益利润不成正比，肯定会吓退这些人。造反或成功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
或许又有人问，如果某个诸侯国繁殖能力差，子孙太少，占有份额仍然很大。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别担心，这个问题贾谊已经做了周密布置。
贾谊认为，如果出现此情况，保留其封国，但必须架空王位，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国相主持国家行政，等到他们子孙多了，再授权他们。
以上方案实在有才，可惜的是，刘恒并没有采纳。刘恒采纳的只有《治安策》里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鼓励被废诸侯或者逐臣自杀。
刘恒之所以接受贾谊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前面吃了亏。比如流放淮南王刘长，如果当初在拘禁之前就鼓励他自杀，那么就不会落下一个杀弟之名；再如逮捕周勃之事件，如果聪明一点，怂恿他也自杀了，就不会出现薄太后对他甩头巾破口大骂的难堪事件，更不会落下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不良国君形象。
写了那么多条策论，竟然只用了一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公的命运，以及种种坏运气似乎要联合起来整死贾谊了。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夏天。
这个夏天，发生了一件意外，梁怀王刘揖骑马，不小心摔下来死了。死的时候，竟然还没来得及留下一个接班的种。
刘恒当初是怎么跟贾谊说的，好好调教我这个心爱的小儿。难道贾谊调教的就是这等结果吗？
当然了，王子堕马，那是偶然事件，跟老师怎么扯上关系呢。但是，贾谊却公开说：我作为太傅，有罪！
一年后，贾谊在抑郁中离世，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死去，无论是对刘恒，或者是汉朝，都是一笔精神财富的损失。在汉初，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贾谊这般见识高远、才气贯世的天才思想家和政论家。贾谊建树的很多思想，对汉朝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抑商扬农；禁止私人铸钱，主张归国家统一管理；采取切蛋糕分法，削弱封国势力，保持国家稳定；等等。哪一个对国家的发展不是有利的？
当然了，贾谊也对刘恒提出过差劲的意见，那就是主张废除和亲政策，对匈奴作战。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让他带兵打匈奴，肯定不辱使命，把留在匈奴的汉奸通通抓回来治罪。贾谊这个牛皮吹得过头了，幸好刘恒没有采纳。
关于贾谊早逝，后世多少同行及文人替他惋惜。有诗为证：《七律·咏贾谊》
（毛泽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天才早逝，似乎已经构成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象，甚至有科学家就此做过专题研究。
现代医学家认为，天才之所以厉害，关键在于过度开采大脑蕴藏资源。大脑的积极活动，需要强有力的心脏和脑血管来完成。而天才在进行创造性极强的思维活动中，经常使用到大脑中常人用不到的部分，他们大脑所需的供血量就比常人要大得多，所以天才们的心脏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中，这必将大大地损害他们的健康，致使许多英才英年早逝。
事实上，贾谊之死并非像以上所说的过劳死，在论证到底是谁杀死了天才贾谊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命运和庸人！
命运不可测，梁怀王摔死是个意外，我们暂且不计。先看庸人，从头至尾，挤压贾谊的有两批人，一批为周勃等人，一批为邓通。周勃等人不能算是庸人，更不能说是庸臣，符合该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通。
当初项羽输给了刘邦，是虎豹输给了群狼；贾谊输给了周勃、灌婴及邓通，是鸿鹄输给了群狼和麻雀；周勃和灌婴属于凶猛的狼群，邓通属于吱叫的麻雀！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讲的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现象，更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贾谊这等天才，无论是和周勃们，或者和邓通，都不能类聚一起。他们共属一个生物圈，一旦挤进一个异类，必群起而攻之。
也就是说，如果进入群狼，你首先得是一只狼，要进麻雀窝，你首先得变成一只小麻雀。
但是，贾谊不属于草原，更不属于枝头，他属于天上。他是天才，是高高在上的鸿鹄，所以他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甚至是无助的。一旦落在地上，受到伤害，被摧折毙命便是必然的结果。
第六章 匈奴恶
一、史上第一个汉奸
关于匈奴，我相信每个汉朝人，心里都有说不完的怕和恨。连贾谊这个弱不禁风的书生都握紧拳头，气势昂然地喊道：如果开战，算我一个！我他娘的不信搞不定匈奴。
如果能靠打来解决问题，那是扯淡。
汉朝真有实力打大纵深战役，也轮不到贾谊叫喊，肯定有一帮武夫早就冲到草原找匈奴仔群殴烂打了。实话说，现在还不是打的时候，一个字，忍！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话一点都没错啊！
然而有时候，骂匈奴一声不是东西，也许并不过分。曾经，强人冒顿非礼吕雉，她忍了，甚至还装孙子似的赔礼道歉。装孙子也就罢了，可是这平静无事的局面，就在不久被右贤王破坏掉了。更可恨的是，右贤王大幅度的犯边行为，错误地诱导了刘兴居造反。结果是，弄得刘恒这个当皇帝的，里外不是人。
这个匈奴右贤王，似乎成了刘恒心头的一块阴影。这个疙瘩，从孝文三年长到孝文六年，终于有人愿意来解开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人当然是右贤王的顶头上司，大单于冒顿先生。
孝文六年，十月，汉朝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自然现象：桃树和李树全开花了。
按理说，桃李冬天不开花，要开花，也要等到春天，最快当然是正月。三月桃花红，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丽景象，可偏偏是，这些桃李，竟然整整提前两个月开了。
汉朝怪事年年有，多一件也不会嫌多。但是，没有人相信，汉朝今年会平安度过。果然，当年十月就出现了淮南王刘长造反的悲剧。
可当刘恒哭天抹泪，厚葬刘长后，这时冒顿的国书就来了。
让人吃惊的是，冒顿不是挑衅来的，反而是就三年前右贤王犯边抢劫的事赔礼道歉来的。奇怪了，整整三年过去了，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才赔礼，打的是什么主意呀？
不过，冒顿这个和解的姿态对汉朝来说，不算是个坏消息。
冒顿的国书的意思大致如下：
三年前，右贤王抢劫汉朝边境，完全是受人诱惑而行的。至于这个事，我早就替你惩罚他了，那就是派他打西边的月氏国。阿弥陀佛，右贤王表现不错，不但拿下了月氏国，甚至还把楼兰王国等邻近的二十六个国家攻下。现在，这些国家也都和我们合并成一家，北方无事了。
既然这个事也过去那么久了，而且又是个误会，咱们汉匈两家嘛，又是亲戚，所以希望刘皇帝大人大量，不要放心里去。让我们尽释前嫌，重归于好，百年和好，做个好兄弟！
冒顿以上这封国书，与其说他是来和解的，不如说是来炫耀的。打心底里，冒顿摆明就想对刘恒说：北方二十六个国家够我抢劫了，也不怎么愁吃愁喝了，所以暂时不想跟你汉朝惹事了。当然了，如果你们非要惹，老子可以奉陪到底！
好你个冒顿，软硬兼施，机关算尽，还真不能让汉朝占得你一点便宜了。
这时，刘恒也顿然醒悟：原来长安的桃李开花，完全是冲着冒顿这封信来的！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意吗？
话又说回来，要不要和解，不是由你冒顿一人说了算，也不是由刘恒一人说了算。只有双方都同意了，那才算数。刘恒召集三公九卿，开了一个常委会，讨论是打还是和。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论证，结果是：和。
汉朝这帮公卿的一致意见是：冒顿刚统一北方，锐气当头，主动出击等于主动找打；再说了，就算是打下匈奴，得到的全都是大片盐碱地，顶个屁用。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给他台阶下，大家和气生财得了。
这个会果然没有白开，众公卿脑袋还是比贾谊清醒多了。当即，刘恒没有二话，也给冒顿回了一封信。礼尚往来，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光荣传统。冒顿使人送信来时，还给汉朝送了几匹好马及马车。刘恒为了表示善意，送出比冒顿送来的那些土物产贵数倍以上的礼物！
并且，刘恒不忘在信里交代：右贤王那也是一时冲动，事情过了就算了，单于先生就不要责怪他了！
如果当时远在长沙的贾谊看到刘恒这封国书，或许他会马上仰天高呼：郁闷！简直是太没道理了！
事实证明，贾谊喊打也不是全无道理的。刘恒和冒顿刚度完一段甜蜜的政治蜜月后，冒顿竟然提前作别人间，乘鹤西去了。理所当然地，冒顿的儿子稽粥接班，当了匈奴大单于，号曰：老上单于。
而给汉朝带来大麻烦的，恰恰就是这位老上单于。
让我们回想当初娄敬主张和亲时，他是怎么对刘邦说的。他的话大约如下：要想汉朝边境无事，只能寄希望于冒顿的后代。因为，冒顿娶的是汉朝的老婆，冒顿生的儿子就是汉朝的外孙，哪有外孙狠心打外祖父的。
如果娄敬还活着，他就会马上发现，这真是天大的屁话！因为事实是，老上单于不但要打汉朝外祖父，甚至打你还没得商量。
匈奴新单于上任，汉朝又得一番忙活了。尽管从条约上说，汉朝和匈奴是兄弟关系，从辈分上说，汉朝是匈奴的外家。但是汉朝打心里就明白，条约不能当饭吃，外家不能当蜜喝。该拉拢的，还得要拉拢。就像和亲这事，必须继续奉行到底。
所以，老上单于一上任，刘恒就忙着选翁主。所谓翁主，就是宗室亲王的女儿。刘恒当然还是舍不得自家的女儿。但是，让刘恒万万想不到的是，选翁主竟然选出了一个留名史册的大汉奸。
此人，正是宦者燕人中行说。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必须有一个人陪同翁主前往匈奴，中行说不知祖上犯了什么事，偏偏被汉朝有关部门领导看中，要他陪嫁去匈奴。
在中行说看来，如果陪送翁主走一趟就回来，那是好商量的，凭什么叫他陪着出去啃一辈子的风沙？于是，中行说表示强烈不满，他对上头说道：“我不想去，可不可以派别人去？”
上头的回答是：“不行！你不想去也得去！”
这下子，中行说也火大了。只见他放话出来喊道：“好！汉朝让我一辈子不爽，我也要让你们不安逸。”
果然，中行说一来到匈奴，马上就向老上单于投降了。而中行说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帮助匈奴去中国化。
比如穿的，那时匈奴人都喜爱穿汉朝的绸缎。然而，中行说却对匈奴人说：不要赶汉朝这潮流了，这玩意儿一不耐用，二则需从汉朝进口，授权柄于人手，国之大忌。所以应该穿匈奴传统的毡毛皮袍。
比如吃的，匈奴人喜欢吃汉朝食品，中行说却说，汉朝那些玩意儿没什么好吃的，应该通通抛弃，改喝匈奴传统的奶酪。
比如婚俗，匈奴父子同睡一个毡房，父死，儿子娶后母；兄弟死了，活着的兄弟娶死者的妻子是：汉朝人认为这些都是不文明的，为什么不去掉这些陋习呢？
中行说却反过来教训汉朝人：你们见识太少了吧。匈奴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达手足亲情，懂不？
中行说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去中国化运动并保持匈奴人习俗，无非是为了不让匈奴依赖汉朝。不消多说，他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借刀杀人，以解心头大恨！
由此看，匈奴跟汉朝再次翻脸的日子，将不再遥远了！
二、御敌
让汉朝人忧心忡忡的匈奴狼灾，终于降临这片黄色的土地。孝文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夏天，六月，匈奴沿着汉朝边境，不断攻击抢劫。
汉朝人并不知道，这仅仅是老上单于的试抢演习。然而，对于此次匈奴频频骚扰，有人已看出匈奴将有大动作的迹象。
这个人，就是太子刘启的智囊：晁错。
晁错，颍川人，为人刚正苛刻。早年跟随某大师学申不害和商鞅刑法，通晓文学典籍，因此被提为太常掌故。后来，刘恒发现满朝上下无人治《尚书》，又听说齐国有一个叫伏生的是旧秦时代的博士，平生靠治《尚书》出名吃饭。可是伏生目前九十有余，差不多成精了，要想征召，实在是为难老人家了。
于是，刘恒决定让太常派人去跟班学习。太常领导一眼就瞧上了晁错，便派他去齐国留学。晁错从齐国留学回长安，果然是个镀过金的人，满嘴跑的都是《尚书》。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晁错因此被刘恒提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迁为博士。
博士晁错除了博采各家之长外，还有一个特长，那就是策论。
我们知道，策论是贾谊的绝手活儿。如果贾谊说他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然而，贾谊死后，晁错如果说他第二，一样没人敢说第一。套用狂人大师李敖的话：贾谊死后，汉朝策论第一名是晁错，第二名是晁错，第三名还是晁错。
我们找不到贾谊和晁错的交往片段，然而纵观晁错的一生，他的诸多思想仍然摆脱不了贾谊的影子，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都主张重农主义及弱诸侯主义。两人不同的是，面对北方来势汹汹的匈奴，晁错没有像贾谊那样跳起来喊打，而是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惊的建议。
晁错是这样认为的：匈奴就像黏附在汉朝背上那些吸血的虱子，不能打，也不能赶。只有唯一的办法：设立防火墙，防患于未然！
关于怎么防这个问题，要讲起肯定又是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不过，总的来说，晁错防火墙方案大致有两条：第一，以夷制夷。匈奴人最厉害的是骑兵，然而就算是把汉朝所有骑兵加起来，还不如匈奴一个郡的兵力强。以弱击强，未战就可见输赢。所以，要想对付匈奴的骑兵，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引进外援，建立匈奴籍兵团。险阻地区，由外籍兵团出击；平原地区，由汉朝战车兵团和弓箭进攻。两者合一，互相支援，才可构成万全之策。
第二，募民实边。募民实边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大减少国家成本。道理是显然的，匈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只要是没饭吃，没衣穿就来抢，抢完就跑。于是，汉朝人要打他，农人不得不放下地里的活儿，商人不得不停下手头的生意，军人不得不背井离乡，皇帝不得不忍辱亲征。于是一旦匈奴来袭，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都手忙脚乱，心躁不安。
这就是匈奴留给汉朝人的后遗症。晁错认为，要想治好这个后遗症，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百姓搬到边塞居住。鼓励的办法就是：前几年的吃住穿行，通通无偿赠送。同时，奖励百姓开垦边塞，免其税赋。更有诱惑的条件还在后头：只要愿意搬往边塞，有罪者，赦其罪；无罪者，拜其爵。
这样，边塞居民，春来劳作，闲来吹风；战时则保家卫国，可谓是两全其美。
晁错实在是太有才了。真正的策论，不在于他能否让人心潮澎湃，而在于它的可行性。对刘恒来说，晁错的策论真是一场及时雨。于是他全部采纳，颁布实施。
孝文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天，刘恒强边政策刚刚实施一年多，匈奴就出乎意料地集体出巢了。
这一次，匈奴完全是有备而来的。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侧翼攻击，攻陷了西北边塞朝那和萧关两地，猎杀北地都尉，把百姓大量的牛羊畜产一掠而空。
老上单于一路烧杀，一夜之间，匈奴骑兵犹如空降兵杀到了甘泉。甘泉，即陕西省淳化县西北，与长安的直线距离只有八十公里左右。
美丽的长安城，犹如画卷铺展在匈奴人面前。老上单于仿佛要告诉刘恒，北方的冬风太厉害了，我们就是想不请自来，到城里来逛逛，顺便过冬来了！
浩劫！似乎从来没有跟刘恒离得如此相近！
此时，整个长安都像是经历了一场地震，恐惧犹如冬天大雾笼罩在整个长安城的上空。抢劫了，匈奴人要来抢劫了。我想，这应该是当时弥漫于长安城里最可怕的一句话。
一向忍辱退让的刘恒，终于被迫抽刀了。
汉朝首要任务是保卫长安，这个任务落到了长安警备区司令（中尉）及宫廷禁卫官司令（郎中令）身上。
刘恒任中尉周舍及郎中令张武为将军，调动一千辆战车及十万步兵和骑兵部署在长安城外，准备迎击匈奴。
另外，临时拜将，屯守三大重要战地。他们的名单和分别守卫的地方是：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屯守上郡（陕西省延安）；拜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屯守北地；拜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守陇西郡（甘肃省临洮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