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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众香国”问题。明毛子晋辑《海岳志林》载，米芾临死前遍请郡僚，举佛示众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佛，合掌而逝。所谓众香国，就是西域崇佛之国名。
三是“火正后人”之印。米芾有图章百余枚，其中有一方为“火正后人芾印”。这是米芾对其本人及先人所信宗教——火袄教的揭示，包括米国在内的昭武九姓，在唐初皆信奉火袄教，米芾借汉民族的火官名“火正”来比喻他是信祀火神的后人。宋代时期，西域的火袄教早已被伊斯兰教所取代，米芾此举是对故乡及其宗教的怀念。
四是米芾非同寻常的洁癖。任太常博士时，朝靴偶被他人所持，屡洗以致损坏；祭服上的藻火章饰因经常洗涤而磨损，为此还遭到贬黜。常戴高檐帽，坐轿为顶盖所碍，他宁愿撤去轿顶，也不愿将帽交给从人持拿，以致其轿撤去顶盖，米芾露帽而坐。米芾洗手，以银为斗，置有长柄，仆人执以泻水于手，已而两手相拍至干，不用巾拭。有关事例不胜枚举，应是火袄教徒和米国的传统习惯。
五是重复书写《天马赋》。米芾的小楷，贵重而不肯多写，然而却多次书写《天马赋》，至少重复四本以上。原因就是天马出自西域大宛，米国与大宛毗邻，米芾见物思乡。
六是葬亲礼俗的迥异。《海岳志林》载，米芾葬其亲属于润州山间，不聚土为坟，也不立墓碑。据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谈到，火袄教徒的墓地也是“平坦的墓穴”。《通典》引《西番记》说：“收骸骨埋殡，无棺廓。”与米芾葬亲礼俗相类。
七是米芾“冠服效唐人”。唐人衣冠的特点就是仿效胡服，或者说宋时的米芾仍着胡服，以致“人聚观之”，以为稀奇。其实，唐服对宋初的人们并不生疏，而人们稀奇的可能是米芾的相貌。《魏书》、《北史》曾记西域人的特点是“深目、高鼻、多髯”。而明王圻辑《三才图会》中的米芾画像确也是深目、高鼻、多髯。
八是米国人“诡诈不情”的精神，在米芾身上的体现。米芾酷嗜书画，凡见名书古画，总要以多种招数巧取，攫为已有。如《清波杂志》载，米芾曾以投江坠船相要挟，从蔡攸手中换得王羲之字帖。或借人古画临拓，完毕之后，同时以真、赝本归之，使其自择而莫辨，米芾就以这种办法巧取了许多古画。据说这与米国善商贾的传统教育精神有关。
九是米芾的图章与名号。汉人往往以祖籍地望为号，而米芾以他所有居留过的地方为名号，数量又多，实际上否认了他是中原任何一个地方之人。
十是米芾先人迁入中原的大致轮廓。《文献通考·经籍考》载，米芾“其上世皆武官，盖国初勋臣米信之后也。”据米芾三世孙米宪曾录《米氏谱》，似乎只有从米信起的八代谱系，米信之前已不清楚。可以推断，米国人东迁定居中原地区，一部分是随沙陀突厥东来，一部分就是唐王朝请来的沙陀勤王军的“武官”。这是公元883年至947年的事，米芾的祖上就是在这时迁往中原。
上述分析确实颇为周详，但许多地方仍不免只是猜测，且得之于文人道听途说的笔记。尤其是一些艺术家的怪癖性格，也把它与数百年前的西域国风俗联系起来，恐怕有些牵强。其中第一条理由最为重要，中国姓氏往往来源多头，而米姓是否在中唐以前完全不见，此后只来自西域的米国移民。看来，要下这个结论，还得做更深入的考证。
布衣能手毕昇沈括毕昇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由于有关的历史记载太少，所以毕昇的身份始终没有搞清。他到底是刻字工人，还是锻工，或者是读书人，乃至书商，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对其活字是何物制成，学者也有争论。
沈括《梦溪笔谈》中有两处分别提到毕昇和毕昇，其一是卷十八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是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用胶泥刻成一个个“薄如钱唇”的活单字，用火烧硬，然后用一块铁板，上面敷上松脂、腊和纸灰，再放一个铁框，把活单字按要求一个个排进去，密布满铁框后，放在火上加热，使松脂和腊熔化，同时用一板压平活字，冷却后，铁框中的活字变得坚固而平整，即可上油墨印刷了。印刷完毕，也可再用火使脂腊熔化，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按音韵装在专用木格中，以备下次使用。
其二是卷二十载：“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是说毕昇是个熟练的冶金能手，曾在宫廷中为方士锻金，其方法是先造好炉灶，使人隔着墙鼓风，因为不想让人看到炉子的启闭和锻造运作。炼好的金，初从炉子中出来时，颜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可辐解为八片，称作“鸦嘴金”者即是，当时人就有收藏此金者。
上述一人是印刷高手，一人是冶金能手。两人生活的年代略有差距，一个在庆历年间（1041～1048），一个在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两人的名字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一个升字有日字头，一个升字没有。那么两人有什么关系吗？
有学者认为他们俩是一人，身份是布衣，职业是锻工。如王国维、胡适等。冯汉庸在《毕昇活字胶泥为六一泥考》中还提出更为详尽的考证，他否定了毕昇用粘土制活字的流行说法，认为用粘土制成的活字，再经火烧加硬，便成了陶活字或瓷活字，瓷的吸水率近于零，陶的吸水率仅百分之二十，都是不能着油墨印刷的。而炼丹时封炉鼎用的“六一泥”，是由七种矿物研细活合后再入醋搅拌而成的泥状物，此种泥用火烧硬后，可以着油墨印刷。而作为锻工的毕昇，曾和方士一起炼丹和冶金，掌握了“六一泥”的制作方法及其特性，才将它采用到活字印刷方面。所以，印刷高手的毕昇，也曾经是个锻工和冶金能手。
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运用多种旁证材料证明以泥土铸成的字是能够印书的。《梦溪笔谈》记毕昇在印书过程中，遇到“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革火烧，瞬息可成。”其泥字瞬息即可烧成，用的又是温度很低的草火，估计并未将胶泥字烧成陶字或瓷字，只烧成瓦字，其吸水率较高，可以着油墨印刷。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介绍自己藏有毕异活字版印成的《韦苏州集》十卷，书中“字厕时若啮缺”，说明应是瓦字印成的，因为瓦字不够坚固，造成笔画时有断缺。元朝农学家王祯自着自印的《农书》，就是用了工匠制造的三万余个陶活字（《造活字印书法》）。就是在朝鲜、日本，用陶活字印书之记载也不乏其例。此外，历史上学毕昇造活字印书的事迹中，我们还时可见有瓷活字的记载，其印刷质量也非常清晰。如清代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书，所用磁字称“泰山磁版”。因此，泥活字无论烧成瓦字、陶字、瓷字，都能印刷，且印得很好。所以，毕昇不是锻工，也没有为道家方士做助手炼丹，自然不知道什么“六一泥”的制作。
也有学者从其他有关方面推断，他们完全是两个人。首先，古代“升”和“升”是同音异字，而古代人名用字，一般不会通假。治学严谨的沈括，不可能将一人的名字写成两个字。其次，从时间上看，大中祥符和庆历相差二三十年，在大中祥符年间已经“老”了的锻工，说他在二三十年后居然发明了活字印刷，似乎也可能性不大。再次，从地域上看，锻工毕昇在宫禁中和方士冶金，那是在汴京开封；而造活字的毕昇是在沈括的家乡，印刷业发达的杭州。一南一北，相隔几千里，也很难是一个人。所以刘国钧、胡道静、徐仲涛等学者，都认为毕昇就是一位刻字工人，这种说法还颇为流行。
也有学者认为，活字印刷术从铸造单字、铁板排检到加固印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尤其是先要铸造出数以万计的单字，其中哪些字应各造多少，然后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音韵分类排检法”按规律编排起来，其中的工作操作起来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不能胜任的。同时，其工作量不小，需要雇用工匠，甚至花费数年的时间进行试验和改进，如从木活字到泥活字的改进过程定有不少困难，它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是难以办到的。如元代王祯为印《农书》，单用工匠制活字就花费了两年时间。清代瞿金生使用了十五个人力，经三十年才造出十几万泥活字。宋朝的工匠地位低贱，一般很少读书识字，不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同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不拥有一定的经济财力，所以一般刻字工人是难以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
那么，是否可以假定刻字工人毕昇是在出版商人的支持下创造了这项技术的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如果真是如此，其发明成果必然会冠以出版商的名字，有关印刷器材也必然归主人所有。而《梦溪笔谈》最后说：“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由此，从发明、试验和使用活字印刷术所必须具备的文化素质、资金财力及技术助手等方面的条件分析，毕昇决非是一般工匠，而应该是有殷实家底和热心图书出版事业，并有一帮“群从”的实力人物，可能就是书商。《梦溪笔谈》说毕昇是“布衣”，泛指平民，有可能是颇具文化素养的读书人，有可能是未入仕途的乡绅，有可能是民间的文化出版商人。
总之，种种说法其实都拿不出确切可靠的证据，而只能作一些猜想罢了。
最早的石刻地图《禹迹图》
现存中国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宋代的《禹迹图》，现存有相同的两方，分别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和镇江博物馆。李约瑟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然而它的创制者却已湮没，学者有所推测，但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现存两方基本相同的石刻《禹迹图》，一在古城长安，即今陕西西安，保存在陕西博物馆的碑林中，此图约制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之间，刻石于南宋时伪齐阜昌七年（1136），其背面还刻有《华夷图》。一在古城润州，即今江苏镇江，藏于镇江博物馆内，此图制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依长安本刊”，刻石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华夷图》相传为宋辽人根据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缩小十倍的制图，而《禹迹图》内容是根据《海内华夷图》中心《禹贡》九州部分缩制，因而称《禹迹图》。其比较着重水系的表示，海岸线、黄河、长江及其主要支流画得较为准确，也最为醒目，颇接近今天的地图。
此石刻地图长宽各一米左右，图中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就是将石面地图分成等份的方格，横方七十，竖方七十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是目前看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有方格的地图。上面再画以水系、海岸，标上山川、州郡的名称。标名的州郡区划有三百八十多个，标名的河流近八十条，标名的山脉有七十多座，还有湖泊五个。其图布满方格，是带有一定数学基础的全国性地图，表示中国古代的地理绘图已达相当水准。英国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书中，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
以镇江的图碑为实例，其高约九十五厘米，宽约九十厘米，厚有十一厘米，上方写有：“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元符三年正月依长安本刊。”左下角记：“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重校立石，冯遂镌。”原立文庙墙上，作为府学教学用图。元、明、清数百年中历尽劫难，曾被掩埋，曾遭兵火，总算得以保存了下来，此图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然而其行政区划的体例存在较大弊病，就是图中古今地名交错，保留有部分的唐代地名，甚至有更早时期的地名，如夜郎、珍州、儋州等，但主要为宋代或者说当代地名，混乱的是当代地名下不注古地名，古地名下也不注当代地名，没有一处是互相对照的，使人们颇费猜测：它到底算古代地图，还是宋时的当代地图？
其图中没有标明作者为谁，宋代有关的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后世学术界对该图的绘制者产生多种推测。有学者推测其制图者可能是北宋初年的乐史，他是当时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作者，该书有二百卷，取材广博，考寻精密，内容丰富，足见乐史在地理知识方面的学涵功底。不过他只绘制过《掌上华夷图》，疑为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之简缩本，这可能与西安《禹迹图》同一石刻背面的《华夷图》有一定关系，而与《禹迹图》是否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制作时间要相差百年左右，还是提不出多少有力的证据。
有学者认为，绘制者是北宋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沈括曾长期从事地理学和地图绘制的工作，熙宁九年（1076），他在三司使任内曾奉敕编绘《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于元祐二年（1087）完成，进献朝廷。此图共包括“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长兴集》卷十八）而《禹迹图》很可能就是其中的“小图一轴”。另外，元丰三年（1080）时，沈括在陕西任延州知州，也很可能就是这时他在长安绘制了《禹迹图》。晚年，沈括回镇江定居时，又将长安《禹迹图》的副本交给府学保存。于是，镇江府学根据此“长安本”再次绘制刻石，这就是《禹迹图》在长安和镇江有相同的两方石刻的由来。似乎其证据非常有道理。
但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驳，理由有六条。一是图的名称不同，沈括奉敕绘制的是《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其他还画过《熙宁使虏图抄》及相关的地形模型图，从没有与《禹迹图》相关的记载。二是图的比例不同，沈括的《守令图》其比例是“二寸折百里”，而《禹迹图》则“每方折百里”，缩小了一倍。三是图的内容不同，《守令图》标录“天下州、府、军、监、县、镇”的所有名称，内容详实；而《禹迹图》只标州、郡名称，没有县、镇名称，其实连州郡名称也遗漏不少。四是图的体例不同，《守令图》是以熙宁五年（1072）之前全国分为一十八路时的政区体例和地名为准；上已指出《禹迹图》体例混乱，如将其少量的古地名略去不计，看成宋时的当代地图，其依然没有一定的标准，地名的取舍在时间尺度上还是相当混乱。五是图的绘制水平不同，《守令图》十分精细，图分二十四至，以天干地支命名；而《禹迹图》则仅有分格，并未用干支卦名标明行格次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四川荣县发现的绘制于北宋末年的《九域守令图》，几乎全部包括了北宋末年所辖的府、州、军、监和县，应比较接近沈括所绘制的《守令图》，其州县的相对位置，山东半岛、杭州湾、雷州半岛的海岸线，都要比《禹迹图》准确得多。六是沈括知延州时，忙于官府公务与西夏战事，几乎无暇制图立石，也并未到过长安，后来战事失利，沈括被罢官而编管随州。晚年虽在镇江，但镇江《禹迹图》并非“依沈括原本刊”，而是“依长安本刊”。总之，找不到沈括绘制《禹迹图》的直接证据。
那么，这幅《禹迹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还是无法回答。
最早的纸币北宋钞版北宋钞版作为中国最早纸币的印板，当然也是世界最早纸币的印板，有人将其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但是由于版面图案文字与宋代有关记载不符，学者们猜不出它到底是宋代的何种纸币。更令人疑惑的是，现只存拓片，而实物已不知去向。那么它果真是宋代纸币的印板吗？
宋代出现了纸币，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人们往往颇感自豪，以为宋代的商品经济和相关文化已经发展到如何的高度。其实不必太过于沾沾自喜，因为宋代的纸币发行实在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低级阶段，不但种类繁多，有交子（官交子、私交子）、钱引、会子、关子、小钞、关外银会子等，而且各地有别，如分四川交子、陕西交子、四川钱引、陕西钱引、淮南交子、湖北会子、四川会子等，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理清。发行时，虽说有“界”，有限额，然而一旦国事需要，官府便会滥印而导致市价大跌，国家常以这种令钱币大幅度贬值的手段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
有关中国货币史的著作，大都会存有一张宋代纸币印板的拓片照片，此印板俗称钞版，或被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钞版拓片呈长方形，长约十七厘米，宽约十厘米。上半部顶端是两排圆形的钱币图形，每排五枚，一共十枚。下面竖立七行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下半部为木屋人物图画，好像在一个仓库中，有三个人在搬运一大袋一大袋的货物。钞版无纸币的名称，且只有一个版面，不知是否还应有另一版面？所以它在宋代究竟属于哪种纸币的印板？长期以来，中外历史学家、钱币学家，尤其是货币史学家都一直在试图寻找正确的答案。
宋代钞版约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能很快流入日本。1937年，日本人奥平昌宏在《东亚钱志》上撰文，认为钞版是南宋的“会子”。1942年，中国钱币学家王荫嘉在《泉币》第九期上发表文章，认为钞版是北宋的“交子”。然而“交子”主要在四川行使，而此钞版上却有“除四川外”的文字，可见一般不应是四川交子。不过学者们大都开始认定它应是北宋时的纸币。1950年代，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认为它是“官交子或钱引”。1960年代再版时，又改为“钱引”，“可能是崇观年间四川以外各路所行的钱引”。到1980年代，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把它称为“北宋的官交子或钱引”。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认为是“北宋的钱引”。其实，北宋末的钱引主要是替代四川交子的新纸币，虽然发行范围有所扩展，但四川依然为其行使地区。
1983年，刘成仁《略论两宋商业的高涨繁荣》和叶世昌《钱引乎？小钞乎？》两文，分别提出此钞版应是北宋崇宁五年（1106）朝廷为收回当时钱而发行的“小钞”的印板。叶世昌详尽论证了有关理由：小钞是北宋末年发行的四川以外地区流通的全国性纸币。所谓“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按宋代以七十七文为百的省陌制度，这是一张面值一贯的小钞。发行小钞是官府临时性的措施，没有正式的纸币名称，所以印版上没有名称。文章引举了宋人《浮沚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十补》诸史籍的有关史料加以论证，似乎颇有说服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吴筹中、吴中亚《两宋钞版新探》也认为是北宋小钞，指出朝廷发行小钞收回铜钱，而四川不用铜钱，所以有“除四川外”字样。并对钞版的名称、面值、图案、文字等作了辨析，认定是真品，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南宋后期人谢采伯《密斋笔记》载：“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引）法……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泉山；下段平写‘一贯省文’，守悴姓押子（字）……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这段史料记载的小钞版面与上述钞版文字图案完全不同。问题是这“大观二年第一料”是首次发行小钞，还是此前崇宁五年已发行了一界？如果有二界小钞，那么其文字图式是否一样？这些问题，没有史籍资料可以做出满意的解说。不过我们以为，即使承认有二界小钞，只相隔二年所发行的同一种纸币，其版面文字图案不应差别如此之大。
次年，乔晓金、卫月望撰文《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认为，北宋版钞应与私交子或私钱引接近，而不应是官府发行的官交子或官钱引。因为它缺少封建官府典章文物的严肃性，丝毫没有官造文书的气息，更不是小钞。并指出北宋版钞发表时，未谈出土地点与流传经过，皆属来历不明之物。所以它是否为真品，是值得讨论的。质疑发表后，引起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等地学者的响应，纷纷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其中，怀疑它是私交子的说法也是基本不能成立的，私交子主要流行于四川地区，且钞版上“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之语，也应是官府的口吻，私交子不可能有这样的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