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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为什么说宋仁宗“恭俭仁恕”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初名受益，是真宗的第六个儿子。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生。宋仁宗在位时间四十一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一朝还算是宋朝的治世，除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仁宗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即便是对他的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不会挟愤报复。
有一次，仁宗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肚子饿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何不让人索取，他回答说：“我担心从此以后他们为防不备之需，每夜都要宰羊等着，这样不是杀生害物了吗？”
对于一些被判处死刑但是还有疑问的案件，仁宗总是命人重审，每年都要救活上千人。吏部在选人时，如果有谁一旦误判人死罪，一辈子也不能获得升迁。他常常告诫辅臣说：“我从未过分地责备过谁，更何况是滥用死刑呢？”
有一则轶闻尤其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犹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本来这诗完全可以视为反诗，知府抓了这个人，上报给仁宗，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让他做个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可见仁宗的为政风格。
正是仁宗的这种仁恕宽容，才形成了当时“忠厚之政”的风气，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是什么造成宋仁宗时重大政治经济危机宋仁宗庆历初年，北宋王朝隐伏的危机终于慢慢地暴露出来，主要是被称为“三冗”的“冗官”、“冗兵”、“冗费”。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制度，且官员不问有没有才能均能按资历升迁，加上科举和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到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官员一万余位，而皇祐年间（1049～1054）更是多达两万余人。仁宗时期，出现了“州县不广于读史观天下前，而官五倍于旧”的局面。
宋初有军队二十二万，宋太祖时，由于加强军事集权，禁军数目不断增加，开宝年间（968～976）全国禁军连同厢军也不过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995～997）年间为六十六万余人，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达到九十一万，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竟扩充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一个国家养了如此多脱离生产的军队，不但影响农业生产，巨额的军费支出更是占国家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修建豪华的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
冗官、冗兵、冗费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造成了政府重大的经济危机，而过度膨大的官僚队伍又使宋朝政治陷入濒临瘫痪的境地，仁宗之时，这所有的危机都已经暴露无遗。
北宋皇帝是怎样换取边境安宁的宋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真宗与辽朝在澶州订立“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换取了北方边境的和平，并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但是，到了仁宗时期，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又成了宋朝边境上的另一威胁势力。宋仁宗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年10月31日），李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在宋太宗时起兵反宋，后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曾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真宗即位后李继迁表示愿意归附宋朝，宋朝任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名李保吉，但是李继迁还是不断侵扰宋，并攻占了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即位，先接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1006）又与宋议和，被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与宋朝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却积极发展势力，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城为兴州，并把它作为新首府准备称帝，可是，在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没来得及称帝就死了。宝元元年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称帝，创建夏。从此，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政局被打破。
从宋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宋朝和夏分别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定川寨（今固原西北）展开三次大战，宋军三次都被打败，西夏军也死伤过半，双方都损失惨重。宋夏终于谋求妥协，庆历四年（1044）十月双方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朝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并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又趋于缓和。
而辽朝看到宋朝正与西夏作战，无暇北顾，庆历二年九月，故意说要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十县，宋仁宗没办法，为了换取和平，只得答应每年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北宋皇帝信奉的是拿钱消灾的原则，纳银赐绢来换得边境的所谓“和平”。
庆历新政是怎么回事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仁宗初年刘太后执政时期，立朝已有七十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死后，仁宗亲政，真正掌握了大权。
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此时，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而就在前一年，宋廷又刚刚被辽胁迫答应每年向其增纳银绢。内忧外患交相侵迫，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三月，吕夷简罢相，仁宗重新起用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多次督促他们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见《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全部被仁宗采纳。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意图改变从前即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能依资格选任的状况。同月末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即“明黜陟”），改变原先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等方法。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十一月下旬，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又对“恩荫”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即“均公田”），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庆历四年三月，改革科举制度（即“精贡举”），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为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取德才兼备人士的新制，力图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才是根本，尽管改革的措施都尽量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变革的幅度并不大，但还是限制了豪贵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部分利益，于是遭到权贵们的勐烈抨击。夏竦甚至指使婢女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是要废仁宗另立新帝。虽然仁宗并不相信，夏竦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此时范仲淹、富弼等人已深感政治形势险恶，不能自安于朝廷。正好这个时候西北地区局势紧张，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富弼、韩琦亦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至此，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全部调离中央朝廷，守旧派代表贾昌朝等掌握了朝政，这场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被称作“庆历新政”的改革最终失败。
为什么说宋英宗是一个明哲的皇帝英宗赵曙的在位时间可算是最短的，从治平元年（1064）到治平四年，只有短短四年，但《宋史·英宗本纪》却称他“以明哲之质，膺继统之命”，对英宗评价颇高。在众多的宗室弟子中，仁宗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赵曙，主要还是英宗自己的品性让仁宗最后把皇位放心地交给了他。事实证明，英宗的确是一位明哲之君。
英宗一直就以孝德闻名。他父亲濮安懿王死了以后，把所有的东西分给几个儿子，英宗却把他所得的那份全部送给了王府一些要离去的老佣人。
有一次，宗室中有人从他这儿借走了金带，最后却拿了铜带来还，主事的官员告诉他，英宗却说：“这就是我的那条带子呀！”
又有一回，英宗命殿前侍卫去卖一条值钱三十万的犀带，侍卫却把它丢了，英宗也不过问。
当初，仁宗下诏要册封英宗为皇太子，英宗一再推辞，上奏十余次没有得到应允才应召，离家之前告诫家人说：“好好守着咱们的屋子，一旦皇上有子嗣了，我就马上回来。”
即位后，一天，英宗对儿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说：“咱们国家的旧制，士大夫的儿子如果娶了皇帝的女儿，全都提升行辈以避公婆之尊，这样不好。我每每想到这个，就睡不着。怎么能因为富贵的原因就不顾人伦长幼的次序呢？可以让有关部门把这个制度给废了。”没想到碰上生病，这件事没能做成。
为什么说宋神宗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铖，是英宗赵曙的长子，母亲是英宗高皇后。嘉祏八年（1063），赵顼授安州观察使，封兴国公。后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次年正月英宗驾崩，赵顼即位，时年二十岁。
神宗自幼好学，“日晏忘食”，害得英宗总是让内侍加以制止以免他劳累过度。赵顼特别注意衣冠整洁，讲究礼议，大热天也不用扇子。当太子时他就喜欢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治国理财思想非常赞同。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支持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一是实行元丰改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力排众议，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了变法的序幕。为了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别命令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并起用了吕惠卿、蔡确、曾布、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一年，新法陆续出台、实施，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但神宗不为所动，继续支持新政。熙宁三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高潮。宋神宗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他对王安石绝对的支持，保证了变法的成功，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变法在前一阶段取得了胜利，但随着变法的逐渐深入，触及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变法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明显，反对派攻击愈加勐烈。宋神宗开始犹豫，并力图平衡两派关系，勉强维持新政。然而，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外戚也反对变法，神宗无奈，于熙宁七年二月罢王安石相。后虽又重新起用，却不太信任，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自求罢相，出知江宁府。
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富国强兵是熙宁变法的主线，并确使国用丰饶，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但神宗亲自主持下的元丰改革却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把重点放在了整顿冗官、强化军兵保甲上。元丰三年（1080）八月，神宗正式起动官制改革，诏令撒消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元丰五年，又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虽然这次改革局限性很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及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
至于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元丰四年及元丰五年的两次对西夏的战争均大败，损失惨重，神宗力图雪耻强边的梦想彻底破灭。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在位十八年。
哲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宋哲宗（1077～1100），名赵煦，是神宗的第六个儿子。赵煦曾被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1082），迁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三月一日，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五日，神宗去世，赵煦即位，年仅十岁。
哲宗即位后，政权一直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手里。直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才亲政。亲政之初，哲宗就恢复免役法，复行青苗法、市易法等，在教育科举等方面也恢复了神宗时的制度。另外，哲宗还对西夏再次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在沿边诸路构筑了一道长达千余里的防御工事，又与西夏重开战事，并在元符元年（1098）的平夏城之役中取得了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胜利，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求和。
然而哲宗时期改革派重新上台后，却不遗余力地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士进行打击报复，苏轼、苏辙、吕大防、范祖禹等人先后遭到贬斥。而所谓的改革派主要成员热衷的是自己的权位，不仅主管军事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对保甲等改革措施敷衍了事，执政章惇也与曾布貌合神离，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程。
哲宗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疾病。元祐七年（1092），在高太后的安排下，哲宗娶了大他三岁的孟氏为妻。而对这桩婚事，哲宗并不乐意。所以，元祐八年高太后一死，孟后便被废黜，出居瑶华宫。
年少的哲宗初即位时，还是颇有一番抱负的，也起用了一些贤臣，使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到后来却假借绍述的名义，在政治上以牙还牙，务反前政，报复打击了很多无辜的官员，造成了“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亦敝”的局面。
什么叫元祐“更化”
“更化”即改制，改革的意思。
哲宗即位初期，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高祖是太祖时的大将曹彬。神宗生前她就对变法改革持否定态度，只是因恪守宋朝家法才没有出面干预。高氏执政后，立即起用守旧派首领司马光，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吕公着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
据《宋史纪事本末》载，神宗去世时，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更是夹道欢迎，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可见当时司马光在民间的呼声很高。
司马光执政后连续上札，有《乞开言路札子》、《乞去新法病民伤中者疏》、《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等，他把新法比作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言论，援引孔子的话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非子改父”，并以此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于是被逐渐废除。七月，首废保甲团教。十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和保马法也相继被废。
元祐元年（1086）春，司马光、吕公着先后升任左、右相。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地展开，史称“元祐更化”。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了。”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苏辙等人也反对仓促废除，认为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然而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八月，再罢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去世，废除新法的活动由右相吕公着继续进行。这时，新法其实已经废除得差不多了。
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给北宋后期政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什么叫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哲宗亲政。
哲宗在高太后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不满。亲政后，哲宗一心想继承其父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不久就恢复变法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元祐九年二月，哲宗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李清臣在殿试发策时直接否定元祐政治，令绍圣之意呼之欲出。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皇的遗志与事业。四月，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不同意再行新法的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他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哲宗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京、许将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还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一些改进，并采用了部分元柘时制定的法规。但是，变法派此时也开始打击守旧派，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如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先后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守旧派的首领司马光、吕公着不仅被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当年为他们亲笔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朔党成员韩维等三十人相继被贬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又进而贬到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据《宋史·蔡卞传》记载，仅元符元年（1098）重新惩处的元事占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由此可见，在哲宗亲政时期，虽然他想绍述之本意是为了继承乃父的遗志，最终却演变成了激烈的党派之争，主要政事已不是集中精力改革，而是变为以打击守旧派为主，从而使北宋政权进一步地走向衰弱。
徽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母为神宗陈皇后。元丰五年（1082）十月生于宫中。第二年正月赐名为佶，十月授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后，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封端王。
元符三年（1100）九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病死。哲宗刘皇后本来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父死子立，哲宗没有儿子，皇室继立储君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神宗皇后）哭着对宰相章惇等大臣说：“国家不幸，先帝无子，天下事要早点定下来。”章惇说，依照礼、律，应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向太后不同意，说：“神宗诸子中，申王虽然年长但是眼睛有残疾，接下来应该立端王。”章惇则对答道：“按年龄则申王居长，依礼律应是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没有僭越诸兄的道理，还是立端王最合适。章惇提出，赵佶轻佻，不宜君天下。知枢密院曾布乘机进言：“章惇根本就没有和我们商议，皇太后所说极为妥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跟着表示赞同太后圣旨。于是，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召端王赵佶进宫，即皇帝位。
为什么说徽宗是佞道昏君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继真宗之后又一位以崇奉道教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余年间，北宋的统治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但是以徽宗和蔡京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是积极改良政治，克服危机，而是变本加厉地排斥忠良，任用亲信，大建园林楼阁，纵情享乐，并狂热地崇奉道教，企图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神化其统治，挽救行将灭亡的北宋王朝。
徽宗即位之初，便开始“兴道”，宠信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龙虎山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等上层道士。到了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他对道教的尊崇达到高潮。他效仿唐玄宗和宋真宗，编造所谓“天神托梦”的神话。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徽宗自称梦见太上老君，老君告谕他：“汝当宿命，当兴吾教。”从此，徽宗更加尊崇道教。
政和六年，左道录徐知常推荐道士林灵素来见徽宗。林灵素原名噩，温州人，本在佛门为僧，因不堪师傅的打骂，改作道士。他善幻术，为人机敏而能言，在徽宗面前自吹能“上知天上，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林灵素利用徽宗急欲神化自己的心理，对他说，上天有九霄，最高者为神霄，神霄府中有一位神霄玉清王，乃上帝之元子，号长生大帝君。徽宗即神霄玉清王转世，下降为人主。林灵素又称自己是神霄府仙卿，降临人世辅佐帝君。蔡京、童贯等大臣也是神霄府仙伯、仙吏，就连徽宗宠爱的贵妃刘氏也是上天“九华玉真安妃”。一番话听得徽宗大喜，立即赐林名为灵素，赏赐无数，命他随意出入宫禁，地位与大臣相似。只因后来林灵素太过恃宠跋扈，竟与太子争道，乃于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遭贬斥，还故里后不久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