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金瓶梅》中有较多的淫秽描写，这部作品长期以来被视为“淫书”，其实它的基本内容是很有价值的，艺术上也很成功。它对《红楼梦》有重要影响。
“三言”指的是由冯梦龙编辑、改编的三部话本、拟话本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言”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在明代作品中，约有半数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取材历史或宗教传说的故事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三言”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二拍”是受“三言”影响而出现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作者是凌蒙初。“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二拍”和“三言”比较，它们在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上大致相同，但“二拍”比“三言”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和色情描写。“二拍”也同样塑造出了一些成功的艺术形象。
明代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清代小说创作的繁荣，明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徐霞客漫游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以号著称于世。南京常州府江阴县（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去世于崇祯十四年（1641）。是我国著名的旅行家和杰出的地理学家。
徐霞客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到他父亲时，才无意仕宦，由有权势的官府之家变成一般地主家庭。虽说门第中落，但家境还算优裕。尤其是先世以科举成名，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有丰富的藏书，加上他自己也无意功名利禄，使之有条件、有闲暇博览群书。他天资聪颖，“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①。成年之后，更是“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②，“搜古人逸事，及丹台石室之藏”③。书读得越多，他越是对书中描绘的壮丽山河心驰神往。同时，他也发现过去山经、地志书中舛误颇多，于是萌动周游天下名山大川，“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进行实地考察的决心。他母亲也鼓励他：“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④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霞客第一次游览太湖，这一年他二十岁。从这一年起到崇祯九年（1636），他游览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北京、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因老母在堂及家事牵累，他这段时期内的游览都是“定方而往，如期而还”。他去这些地方，也主要是因为向往名山胜迹，游览了泰山、天台山、雁荡山、白岳山、黄山、武夷山、九华山、庐山、嵩山、太华山、太和山、罗浮山、盘山、五台山、恒山等。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每次游览大都有游记。从这近三十年间徐霞客的行踪及存留下来的游记资料看，他侧重于搜奇览胜，对山川地貌及水道源流的考察探索较少，对地理学的贡献不如后来的西南之行大。尽管这段时期的游记数量很少（仅名山游记17篇），但已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及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崇祯九年（1636）秋，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这也是他后期唯一的一次旅行。此前，他曾说过：“余志在蜀之峨嵋、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而“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在老母辞世，儿子完婚，自己也已年继五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他自知“老病将至”，西游“必难再迟”。他的好友陈函辉说：“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所以徐霞客“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
从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1636年10月17日）起至崇祯十三年（1640）止，前后历时四年，行经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到云南，终因“病足不良于行”，又途经湖北、安徽而回。通过这一次万里远征，他考察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霞客的大西南之行，几乎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考察我国的岩溶地区。他不仅观察了这些地区岩溶地貌的地表特征，而且研究岩溶地貌的构造及特征，创立了许多专有名词，并进行了分类。《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357个溶洞，作者曾亲自入洞探察的有306个，在西南之行中亲自探查的有239个，占绝大多数。他不仅记录洞穴的方位、高度、宽度、深度，还对岩溶现象的成因作出正确的说明。如他指出，岩洞是由于水的长期侵蚀所造成的，钟乳石则是由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经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他所观察与记录过的岩溶地貌包括石芽、溶沟、孤峡、峰林、漏斗、落水洞、洼地、伏流、天生桥、地下河、溶洞、钟乳石、石笋、石柱、盲谷、穿山等等。同时，他对岩溶地貌的分布及其地区差异都有细致的观察和记录。除岩溶地貌外，徐霞客对地貌的考察还包括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山地貌、冰缘地貌及应用地貌。
徐霞客的考察对水道源流十分关注。除了大量记述水道源流之外，他还纠正了前人文献中记载的某些错误。如《禹贡》说“岷山导江”，他经过考察，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他晚年着有《江源考》，作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结论。除长江水系外，徐霞客对水道的考察还包括黄河水系、珠江（主要是西江）水系、澜沧江水系、怒江水系、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水系、天台山水系等。他的考察工作涉及到河流的流域范围、河流的大小、河水的流速、河水的含沙量、流水量的变化、河水水质、分水岭、伏流、地形与水文的关系、河床的地区差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外，他对湖泊、沼泽、泉水都有考察与记录。
除了对地形地貌的考察外，徐霞客的旅行还包括了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徐霞客游记》中记述的粮食、蔬菜以外的植物达150多种，尤以云南省所见为多（计60余种）。他观察和描写植物形态，采集各种植物标本，注意植被状况。他还注重植物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考察，研究海拔、纬度、温度、风、地形诸因素对植物分布、植物生态的影响。
《徐霞客游记》在注重对自然地理进行考察和记述外，也注意考察人文地理。作者注意到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观察人们进行改造、利用地理环境的各种活动，记录了手工业、矿业开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村落的分布和兴衰变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他的这些记述，对于我们了解明代经济、历史地理的状况，都有极大的帮助。
以日记体裁写下的《徐霞客游记》，不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各地的地理景观，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先进的地理思想，也反映出作者掌握的先进的地理学方法。他博览群书，遍及古代舆地山经志，而又不满足于书本所见，于是他通过实地的考察来印证书本知识，并纠正舆地史籍承袭附会的各种错误。通过实地的勘察，他忠实地描述记载某一地域的各种地理现象，并且既有文字优美的形象描绘，又有定量化的数字描述。他的考察研究活动还注重分析比较，通过比较，找出被考察研究对象间的异同点，加以归纳总结。另外，他以采集标本（包括岩石标本与植物标本）的做法补记叙之不足。《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也可看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他对自然景观的描写让人觉得美不胜收。他写山地、流水、气候、山林、植被、洞穴、阳光、月色，各种风景明艳如画。他对社会生活、各地风俗的描写也生动细致。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曾说《徐霞客游记》具有“真、大、奇”的特点⑤。所谓真，就是指真实，也就是“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⑥。所谓大，是指“游记之伙”，篇幅上“遂莫过于斯篇”⑦。所谓奇，是说“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故其状山也，峰峦起伏，隐跃毫端；其状水也，源流曲折，轩腾纸上；其记遐陬僻壤，则计里分疆，了如指掌；其记空谷穷岩，则奇踪胜迹，灿若列星。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⑧。
崇祯十三年（1640）初，徐霞客脚病严重，已无法继续旅行。他曾想由云南继续去缅甸，这时则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中断旅行，在丽江纳西族土司木生白的资助下辗转还乡。虽是万里长行，他也没舍得丢下采集来的那些标本。友人陈函辉说他“既归，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娑相对，不问家事”。《梧腾徐氏宗谱》中也说：晚年“先生病足息游，憩榻上，日陈滇中所携大理石、奇树虬根等于前”。次年，徐霞客去世。
在我国历史上，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条件下，没有任何政治、宗教的企图，而纯粹以地理考察为目的，不追求名利，毕生从事旅游，徐霞客亘古第一人。他足迹遍于今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九个省区，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考察范围如此之大，古今少有。他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描述自然的新方向。他的《徐霞客游记》不愧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注释①②③④《梧塍徐氏宗谱》，第1184页。
⑤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
⑥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⑧奚又博《徐霞客游记序》。
宋应星与明代科技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出身书香世家。曾祖宋景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明朝中期的重臣。祖父早逝，父亲不甚得志，家境逐渐地萧条了。
宋应星幼年颖悟，“数岁能韵语，及操制艺，矫拔惊长老”①。又有过目成诵的本领，自幼很受师长喜爱。“稍长即肄力十三经传，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胳之所存。故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国》，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②。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长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宋应星名列第三，应升列第六，时冬称“奉新二宋”。此后屡试不第，终于断绝仕进之想。崇祯八年（1635），宋应星任江西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十一年（1638），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崇祯十三年辞官回乡。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风阳府毫州知州，次年辞官回奉新。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亡。南明时，曾荐授宋应星官职，均推辞不就任。入清后拒不出仕，隐居读书课子，约于康熙（1662-1722）初年去世，年近八十。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很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一方面，迅速聚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有待作出总结；另一方面，比家庭手工业规模更大的手工业工场要求运用科学知识、先进的设备、低廉的消耗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来组织生产。社会的需要，加之客观的可能，使宋应星写出了一部足以使他永垂不朽的著作——《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部科学技术著作，最早刊刻于崇祯十年（1637）。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珠玉十八章。以“贵五谷而贱金玉”为原则，把农业放在前面，次以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各章，而把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的珠玉放在最后。
上卷六章，多与农业生产相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及粱粟麻菽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以及有关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乃服》介绍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毛纺等的生产技术以及所用工具、设备及操作要领。《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对蓝靛的种植及蓝靛的提取和从红花中提取染料的过程叙述尤其详细，又涉及不同颜料及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讲稻、麦等的收割、脱粒、磨粉等用的工具及技术。《作咸》叙述海盐、池盐、井盐的产地以及制盐方法。《甘嗜》介绍甘蔗的种植、制糖的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与饴糖；中卷七章，多为工业技术。《陶埏》介绍建筑用砖瓦及日常所用陶、瓷器制作技术及工具，如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冶铸》重点介绍铜钟、铁锅、铜钱的铸造方法及工具，包括失蜡法、实模法及无模铸造三种，是我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尽的记录。《舟车》介绍船舶、车辆的结构、用材、驾驶方法。《锤锻》叙述金属锻造工艺，大到万斤铁锚，小到绣花针，以及其他各种生产工具。《燔石》介绍石灰、硫磺、矾石的烧制及采煤技术。《膏液》介绍各种油料作物及其榨取方法、制蜡技术。《杀青》专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介绍造纸工艺及设备；下卷五章，《五金》论各种金属矿的开采、洗选、冶炼及分离技术。《佳兵》介绍各种冷兵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丹青》专论制墨技术及制颜料的方法。《曲蘖》记述酒母、红曲等的原料、配比、产品用途。《珠玉》专论珍珠、宝玉、宝石的采掘以及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等物。书中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123幅插图，展示各有关的生产过程。除个别部分属于引用他人的著述之外，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作者经过实地的观察研究所得，忠实地总结和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宋应星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把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技术数据作定量的解说，把生产技术中的诀窍、关键技术指出来。比如谈水稻种植技术，用浸种法育秧时，“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否则会导致减产。另外，“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即秧苗田与本田的比例应是1：25。又如谈到采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瓦斯）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蠼十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以竹筒将瓦斯引上地面和用支板支撑矿井顶部以防坍塌，都是采煤过程中既简便有效又经济的做法。
《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正式刊行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很快传到日本、朝鲜。十九世纪，《天工开物》又被摘译成法文、意大利文、俄文、英文、德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出版，更使该书获得世界各方面的赞誉。
除《天工开物》之外，宋应星还着有《观象》、《乐律》、《源耗》、《卮言十种》及《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思怜诗》、《美利笺》等。现存的仅《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及《卮言》中的《论气》和《谈天》，共五种。
《论气》是探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其中的《气声》篇专门讨论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他认为，声是气的运动，“两气相轧”或“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的形式破气便产生不同的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和气间冲击的强度。同时，他还指出声音传播的介质是空气（这时的欧洲学者们还在为声音的传播介质到底是空气还是其他什么微粒子而争吵不休），声音的传播有一定的速度，而其传播的方式就如同石头击水产生的水波那样向四周扩散。可见，他已经有了“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
成书于崇祯九年（1936）的《野议》可以看作是宋应星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是作者的一部政论集，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乱萌》十二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影响朝廷施行变革，以挽救晚期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由乱而涂。书中不少议论击中时弊、革新方案切实可行。
《思怜诗》是作者的诗集，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均有可观。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者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曾盛赞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日本人三枝博音说宋应星《天工开物》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看来都不是溢美之辞。
注释①②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
崇祯治乱明末政治腐败，积弊难匡，权阉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残害臣民，荼毒天下。熹宗至死不能察其奸情，终生为之蒙蔽。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笃，召见阁、部、科、道官员于干清官，宣谕魏忠贤、王体干都是老实听命、对皇室忠贞不渝之人，可以与之共商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帝任贤勿贰，诸臣不敢仰体！’上悦”①。熹宗又下一道遗诏说：“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②时魏忠贤势力猖炽，中外危傈。熹宗召信王入宫，对群臣说：“吾弟当为尧舜之君。”③信王惶恐不敢当，只说：“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④信王出，熹宗死于乾清宫，年23岁。魏忠贤亲迎信王入大内，朱由检万分惶恐，在袖中自带食物入宫，不敢用御膳，深惧食中投毒。时大臣亦不得见信王。朱由检是夜燃烛独坐。久之，见一太监持剑过门，信王取剑观赏，留于几上，允以有赏。旋又有值更者击梆而过，信王出门慰劳，问左右欲给酒食，何出？侍者以宜问光禄寺。传旨取给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拜，不准庆贺，是为庄烈帝。
朱由检即位之初，颇思有所振作，素知魏忠贤专权误国，蓄意除之。先是，杨所修、杨雏垣弹劾崔呈秀，诚探朱由检是否能辨奸邪。崇祯帝览奏，令崔呈秀归里守制。接着，贾继春上疏弹劾崔呈秀，给事中许可征揭露崔呈秀子崔铎考试作弊，非法中举做官。经吏部核实后，罢崔呈秀官。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作俑，被削籍。因崔呈秀案件事多涉魏忠贤，所以崇祯帝将魏忠贤调离大内，安置于凤阳。
先是，魏忠贤奸党颂其功德，请建生祠者络绎于道。此时杨邦宪上疏披露此事，朱由检刚刚继位，读此疏时，边读边笑。魏忠贤预感崇祯帝深恶此事，急忙辩解，硬说疏中颇有夸张不实之辞，朱由检权且作罢。后主事钱元憋又上疏揭露说：魏忠贤构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员外史躬盛、主事陆澄源也都交章论其罪恶。嘉兴贡生钱嘉征，列魏忠贤十大罪状。其中，“掩边功：辽左用兵以来，堕名城、杀大将，而冒侯封伯。伤民财：郡县请祠遍天下，一祠所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脂膏！亵名器：崔呈秀之子铎，目不识丁，贤书（因魏忠贤致书考官示意）遂登前列”⑤。读后令人发指。于是朱由检召见魏忠贤，使内侍宣读十大罪状疏，忠贤震恐丧魄，以重宝赂信王府太监徐应元求解难。徐应元曾是魏忠贤的赌友，朱由检得知此事，痛斥徐应元，立即下令收捕魏忠贤。诏谕说：“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逮治。”⑥魏忠贤接旨从凤阳上路后，走到阜城，忽闻皇帝下谕逮治，知无生路，即与死党李朝钦一起自缢身亡。崔呈秀在家，听说魏忠贤已死，于是排列姬妾，罗列珍宝，呼酒痛饮，一杯毕则碎一杯，饮后自缢而亡。熹宗乳母客氏亦被处死，其家属无少长皆被诛。人皆以为这是客氏一家过去荼毒天下臣民的报应。
初，魏忠贤用事，外廷文武大臣阿附魏忠贤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仇文焕五人，他们主要是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五彪”是武官许显纯、田尔耕、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他们主要是主管杀戮的。所以在诏书中特别标明这文武十人名姓。此外还有周应秋、曹钦程等号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不可胜数。总之，朱由检即位之日，也正是魏忠贤势力极为嚣张之时，然而崇祯帝能不动声色，惩办元凶，尽诛党羽，旁无一人相助，能做到“神明自运，宗社再安”⑦。史书谓“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⑧。在诛杀魏忠贤翦除阉党的同时，还罢苏、杭织造。并诏谕天下说；“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朕甚悯焉。不忍以衣服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⑨南京御史刘汉建议尊崇儒学，整顿吏治，慎加名号，重农节用。朱由检同意此议。下旨：吏部对现任官员严加清汰，正式编制之外的官员，要严加荐选，宁缺勿滥。文臣不是正卿，武臣不是勋爵，总兵不是实有战功之人，不得妄加保、傅之衔。朱由检在便殿批阅奏章，闻到一股香气，心意扰乱，他很怀疑，出外散步片刻才安定下来。他询问内官此为何香？内官回答说：这是内宫发春之香，两朝都照此点燃。崇祯帝怒斥内官，让他们立即毁掉，不准再燃。同时还长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⑩崇祯元年（1628）正月，禁止宫中穿文绣华丽衣饰，妇女不准戴金冠等。这是听了御史梁天奇的谏议后，崇祯帝作出的决定。敕命司礼监典卖魏忠贤田宅。有人请求将魏忠贤宅院加赐功臣。崇祯帝说：“俟东西底定，留赐策以待功臣。”并榜示其宅第为“策勋府”。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疏说：太祖时，边饷银只有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两，神宗时就增到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熹宗时已达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两。其他京支杂项，万历年间岁收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而近年来竟增到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两。今户部开支共五百余万两，而岁入不过三百二十三万两，亏空近二百万两。这样边兵无法不荒疏，而农官也无法不愁怨。请求敕令各边都抚，清查历年增饷用度。至于京支杂项，也要切令各衙门自加严汰。还建议西北边塞，应督责当地官府开垦荒田，以定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