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风波尝到了整人、查抄甜头的朱翊钧又把矛头指向了死后的张居正。他想来个“一箭双雕”，一方面能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总揽朝纲；另一方面，还想从张居正家中在敛聚一大笔钱财。万历十一年三月，朱翊钧借有人攻击张居正为官时专横跋扈，以权谋私之际，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又下令追夺他“文忠公”的谥号，并罢免了一批当年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朝臣。张居正的儿子也被贬为庶人。之后，他派人南下抄张居正家，害得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结果，仅查出黄金万两，白银十几万两。被派去办理这件事的太监觉得这个结果不好向皇上交待，遂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抓来严加拷问。酷刑之下，张敬修乱咬一通，说还有三十万两银子藏在曾省吾等三人家里，结果这三家也成了这次抄家的牺牲品，都被查抄。张居正的一个儿子被逼自尽，另一个儿子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
万历十二年八月，朱翊钧下诏书宣布张居正的所谓罪状，并把其弟、子、孙统统发配边地。至此，一场抄家闹剧才算收场。朱翊钧终于拂出了张居正在他心理上投下的阴影。只是张居正改革的一番心血也随着付之东流了。贪财皇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形形色色，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爱钱的皇帝。
天生爱钱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单纯的喜欢收集金银财宝，就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守财奴一样，恨不得把全天下的财富都抓到自己手中。当然他花钱的时候也很多，例如他给皇子们举办婚礼，一次就从国库中支取白银九百三十四万两，外加袍服费二百七十多万两。有一次，他花了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用来购买珠宝，花费真是相当惊人。但是他花费的这些还是不如他聚敛的钱财多。收集金银和奇珠异宝似乎成了万历皇帝的特殊爱好。
万历皇帝贵为天子，在那个时代，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天下的财富还不是任他随取随用。但是万历皇帝却似乎并不这么想，他一定要用实实在在的钱充满自己的私人钱库才觉得心安。为了达到敛财的目的，他无所不用至极，想出了许多荒唐的点子。例如他常常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借口命令政府部门向他进贡钱财。他的妃子生了一个女儿，户部和光祠寺就必须向他献上白银十万两以示庆祝。公主出嫁，则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为嫁妆，若是皇子娶妻就要献的更多。
他还大力提倡官吏们向他“进奉”，用这种秤称斗量的方式来表示忠心。谁进奉的钱多，就加以重用。于是官员、太监纷纷用这种进奉的方法讨好皇帝。官员们若触犯了他的龙颜，他最喜欢用的惩罚方式就是“罚俸”，即剥夺官员们的工资，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当然这只是对罪行不重的官员们施行。若是罪刑严重的，当然就要使出他的另一个绝招——抄家。本来抄家的作法历代都有，但不同的是，历代封建王朝抄家后所得的财产都要“充公”，即登记造册，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但是万历皇帝的抄家却是把全部所得归自己所有。
这样作法最早用于对付曾经竭尽全力辅助他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内监总管冯保。这两个人都是陪伴他度过他的前十年皇帝日子的人。在张居正死后，有人弹劾张居正，万历皇帝就趁机下令抄了张居正和冯保的家，从中得到了不少甜头。从此这抄家的势头就变得一发不可收十了。他曾经私下里得意的对身边太监说，用这个办法捞钱简直比从国库中支取还容易，他当然乐此不疲。
“节源开流”
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好商量，官员们犯了罪，如果主动的向他献上金钱，他也就“宽宏大量”地放人一马，但若是谁执迷不悟，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有个叫张鲸的太监，犯了欺君的大罪，按律当斩，但是由于他很机灵，及时向万历献上了一大批金银财宝，居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还升了官。当时有的朝臣针对这件事直接向皇帝上书，说他以天子之尊而接受了内臣的贿赂，实在不成体统。皇帝非常生气，马上就治了这个官员的罪。
万历皇帝的“节源开流”后来发展到了极致。到万历末期，全国的府县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官职位空缺，有人老了，死了或是罢了官，那个职位就从此空缺着，不再派新的官员去上任。朝中的六部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但是到后来也只有三个部有尚书主事，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在任上。皇帝拒绝向这些空缺的职位派遣新的官员，这样就可以节省下一大笔支出了。不过这种办法却使国家机构几乎陷于瘫痪，全国的官吏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是，节流”的办法。至于“开源”，万历皇帝想出的办法是派大批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采榷之祸”。
“采榷之祸”
这些矿监凶横无比，他们名义上是开矿增加税收，但实际上根本不去勘探、开采，而是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灾祸临头，只有献上金银珠宝方能摆平，否则就被强拆住屋，掘地翻圃，甚至抢掠家产，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则借口找矿，挖坟掘墓，搜取陪葬品。这简直是明火执仗，比强盗还甚。当时有个叫陈奉的矿监，是万历矿监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他出使荆州和兴国州，常借口巡初到处殴打官吏，抢劫行人，引起民愤。一次他在巡查途中被数千群众围打，逃回荆州后，上书皇上，诬陷当地官府煽动叛乱，万历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派人查办。
到了后来，矿监遍布山西、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全国百姓深受其害。
万历三十年，万历皇帝一病不起，以为自己将死，想死后留个好名声，于是下了遗诏，停了矿税。不料，几个小时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派人去内阁收回遗诏。前前后后去了二十多拨人传达皇上口谕，说矿税万万不能停。结果，“采榷之祸”始终没能废除。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临死之前下的遗诏中，又提到了停矿税的事，然而，一切都为时太晚了。明王朝已经衰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死后，明王朝又维持了二十几年的统治，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明王朝的衰亡实际上就是从万历时期开始的。利玛窦的传教明末，西方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他的到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十七章
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两千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一共有两次，一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扎根，并最终被改造成在中国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之一。第二次就是在明清之交，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大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天学”，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
利玛窦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旺族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成为天主的忠实仆人。十六岁的时候，他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仍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里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兴趣广泛，又学习了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多种知识。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处在迅速上升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处都是一派崭新的景象。欧洲的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都积极的组织远东传教团到远东传教，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自愿加入传教团体，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受命前往印度传教：在葡萄矛候船期间，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至此，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知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月，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同年九月中旬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了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又改派他到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地。当时中国还是从未有过西方文人涉足过的处女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年底，利玛窦从果阿出发，经历了长时间的航行终于到达了当时被葡萄牙占据的中国澳门地区。
初获成功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因为中国的极度自闭，仍然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但终其一生，足迹也仅到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没能跨上大陆本土。直到利玛窦来到后，才开始稍稍打开僵局。他们有时可以获准随着在澳门居住的商人的船只到岸上小住，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利玛窦和另一个神父罗明坚获得批准一起来到广东肇庆，着手创建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根据地。尽管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但当地士绅百姓的抵触情绪仍然非常大，常常有人会突然闯进他们居住的院落，随意砸烂东西。虽然地方官也出面制止，抓了一些为首的人，但是成效还是不大。
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神父们采取了缓和矛盾的办法，尽可能的研习中国文化，将基督教的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选取有关“帝”的条目，将之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天主，这样可以使中国人更加容易接受。为了吸引中国人的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这些在西方原本十分普通的物品，在那时的中国却成了极为贵重的东西，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这些物品都表现的爱不释手，于是有时为了传教的需要，利玛窦就把这些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中国官员，每一个接受礼物的人都很感激，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适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都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渐渐的，利玛窦的住宅变得门庭若市，许多知名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员都慕名找上门来。他还利用在国内的所学知识，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者。他也学会了与中国士绅相处的技巧，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敲门砖”，敲开了贵族、官员的大门。他们在肇庆创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南昌传教成功但是，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中西方两种文化对抗激烈，以至于利马窦等人无法继续在肇庆立足，当地官员因害怕惹祸上身放弃了对传教士的支持。利玛窦不得不放弃这个基地，另外挑选了一个繁荣的小城市韶州，在粤北创建了又一个传教中心。利玛窦的办法是彻底的中国化，他穿儒服，兴建中国式的教堂，但是韶州的反传教士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利马窦又想到南京谋求发展。但一个外国人除非进贡，根本无法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个都城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玛窦离开南京。利玛窦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创建了友好的关系，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的概念。
他深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旁观儒生的祭孔活动，与达官贵人关系良好，惟一的改变是他开始在受邀参加官员、文人的集会上公开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的风俗习惯，分发彩绘圣像，每当这时常常会引起激烈的辩论。一部分较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中国文人也开始对新的宗教哲学感兴趣，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第二次向北京进发，在经历了太监马堂的恶意阻挠之后，他们终于通过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努力，获得了万历皇帝的允许，直接到皇宫晋见皇帝本人。
北京传教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为了使自鸣钟能够正常无误的运行，皇帝破例允许神父们在北京长期居住，一旦自鸣钟发生故障时就可以迅速进宫修理。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利玛窦从此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传教活动，他们的足迹上至达官贵人的府邸，下至穷乡僻壤，大量发行教义的宣传物。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时，耶稣会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礼入教。
三年后，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专门命人在北京拨出一块墓地安葬利玛窦，他至今依旧长眠于北京阜成门外。利玛窦之死并没有停止传教士们传教的步伐，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水利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利玛窦本人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书，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文化也借由传教士之笔传到欧洲，影响所及使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文化大师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断，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灿烂的一页，直到清初乾隆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李贽自刎“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书呆子”
李贽，原名李载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他祖上几代都从事海外贸易，父亲和祖父都是回教徒，李贽自己也信奉回教，因此，近代学者都说李贽是回族。
李贽二十六岁那年考中了福建乡试的举人，三十岁开始做官，先后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从河南共城（今河南省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子监教师）、礼部司务（办事人员）到南京刑部员外郎（一般官员），都是公务不多、薪俸微薄的职务。
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从南京刑部员外郎调任云南姚安知府。知府是个能捞钱的官，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李贽并不想发财，他只想在知府任内积攒些钱，日后好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可是，李贽做了三年知府，归来时仍是两袖清风，行囊里仅有几卷图书。这样，他一直没有摆脱生活的困扰，两个女儿因饥荒死去；祖父、祖母死了五十多年，因为买不起一块地，一直没有安葬，岳母双目失明，思念女儿，他却没钱让妻子回家探望母亲。穷困的生活磨炼了李贽，他不怕穷，不怕苦，一心追求真理。
被斥“妖人”
那时候，学术思想界流行的是理学，又叫道学。这种学派出现在宋代，道学家们提倡封建道德，认为这是人们天生就有的，是“天理良心”，把这称为“道”。他们讲究“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等，打着孔子的招牌，宣传封建礼教。道学家的思想，从宋到元，由元到明，愈演愈烈。就在道学思想风靡一时的时候，江苏泰州盐丁出身的王艮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泰州学派”。这个学派反对道学家所说的“道”，认为人生穿衣吃饭和劳动就是道。这种思想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因而受到农民、盐丁、樵夫、陶匠和小商贩的信仰。这个学派揭露道学家的假面具和他们言行不一的丑恶行为，因此遭到道学家们和封建官僚地主的迫害，被诬蔑为是“左道”、“妖人”。
李贽在北京作礼部司务的时候，和泰州学派的学者赵大洲经常来往，听赵大洲讲学，在南京的时候，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钻研泰州学派的学说，因而对它有了深刻的了解，自己也成了泰州学派的学者。
二十多年的坎坷仕途和官场生涯，使李贽认清了明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官场的肮脏，看清了道学先生们的嘴睑。他要反对、要抗争，要揭穿道学家的假面具，于是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
为了不受地方官吏的管束，李贽从云南归来的时候，决心不回老家，来到湖北黄安的朋友耿定理家里居住。
惹怒伪君子谁知来到这里也不平静，他一到黄安，就和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李贽来到耿家之后教耿家的几个孩子读书。他主张应该让孩子发挥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聪明才智，不要用封建礼教束缚孩子，压制他们天真活泼的本性。耿定向是个大官，又是个道学家，自然不同意李贽的意见，便发生了矛盾。特别是何心隐的被杀，使两人水火不容。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一位有名学者，又是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因为反对封建思想而被逮捕，统治者为杀他制造舆论，在大街上张贴他的罪状。可围看榜文的人都指出这是诬陷，都为何心隐叹惜，武昌数万人为他鸣冤。但是作为何心隐的朋友的耿定向，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讨好首辅张居正，虽有能力也不搭救朋友，这位被荣华富贵迷住心窍的道学先生，却还吹嘘自己有一种为了正义的事不管碰到什么艰险危难，也一定去做的精神。
李贽看透了这个伪君子的本质，在朋友耿定理死后，把妻子送回老家，自己也愤然离开耿家，来到黄安邻县麻城县龙湖上的芝佛院。李贽在这里写了好多封信给耿定向，揭露他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李贽在一封长信里说：“你和一般人一样买田地，置房产，读书考功名，做官求地位，遍寻好风水以求子孙有福，都是为自己打算，没有一点替别人着想。可是一开口谈道学，便自称是为大家，是为着有利于别人。其实你所说的你并不来做，而你所做的你绝不说。你的言行，还不如一般百姓，他们做什么就说什么，作生意的就说作生意，种田的就说种田，多么痛快！你所以这样，是因为你博取好名声的心思太重，总是想方设法掩护自己。你这样左遮右盖，何时是了呢？你分明是贪图高官厚禄，想做到三品二品大官，以求光宗耀祖，这才是你的真实思想。你口称道学，其实，你既无传道的意思，也没有重道的想法。我劝你不要再说假话了！”这些话，把耿定向和其他道学家们的虚伪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贽写的《焚书》在麻城刻印出版，其中收录了他给耿定向的一些信。耿定向看了《焚书》，勃然大怒，发动他的学生攻击李贽，还编造谣言诬陷李贽是“妖人”，是“左道惑众”，蓄意“造反”。
李贽并不害怕，他进而想从历史上清算道学，于是开始写另一部著作《藏书》。他在这部书里用反道学的独特见解，评论历史人物。他称赞被骂作“暴君”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认为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勇敢果断，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相反，他认为宋朝道学家程颐、朱熹只会说假话骗人。就在李贽着《藏书》的时候，统治者对李贽的迫害更厉害了，他们无中生有地给年已七十四岁的李贽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扬言要捣毁他居住的芝佛院。李贽的朋友杨定见听到这个消息，事先保护李贽躲开。
后来李贽被朋友马经纶接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以死抗衡李贽刚到通州不久，诬蔑李贽的流言蜚语便传到北京，有人有意置李贽于死地，说他写书攻击当时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大权在手，听说后非常恨李贽。这时候，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书皇帝，诬蔑李赞所写的书惑乱人心，不可不毁，并以“有伤风化”的老调陷害李贽。明神宗立即下旨逮捕李贽。就这样李贽被抓进北京的监狱。
李贽在狱中，照旧读书作诗，不向统治者屈服。审问他的人问他：“你为什么写那些书？”李贽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著书很多，对人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审讯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李贽到通州不久就病了，入狱以后，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听说要他回福建原籍，心想，我已病得不能走路，怎么能回原籍呢？便决心以死与统治者抗争，写下了“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的诗句。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三月十五日这天，李贽喊人给他剃头，剃完了头，趁那个人外出的机会，他拿起剃刀，自刎而死，时年75岁。
李贽一生反道学，反封建礼教，受尽诬陷，最后以死控诉了统治者的迫害。李贽死后，马经纶把他的尸体葬在通州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历经劫难，现在仍然竖立在通县县城北牛作坊，象征着几百年前这位反道学的斗士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东林书院万历年间的东林书院，开创了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