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因谋反大罪被杀，朱元璋又想起了当年刘伯温对他的评价，于是派人去刘伯温家中去探问。刘璟按照父亲的遗嘱，把他死前的话密奏给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后不禁感慨万千，更加佩服刘伯温的先见之明。
据说，刘伯温在京中病重之时，胡惟庸曾特地带了医生去为他诊治。他们回去后，刘伯温服了这个医生开的药，从此更是一病不起，药实无效，不久就病重而死。因此，刘伯温的被害，也成为日后胡惟庸被杀的一个重要罪名。而朱元璋在刘伯温死后，才想起他来，因为感念他的忠诚，破例让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传承爵位，而不是一代即止，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朱元璋为什么大杀功臣为了保证朱家的子孙能够永享君临天下的特权，他绞尽脑汁，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杀功臣。
胡蓝之狱朱元璋的吏治一向以刚勐著称，哪个大臣在朝廷上顶撞了他，或只是让他看不顺眼，就会当场执行刑罚。有一种刑罚就叫“廷杖”，有的大臣当场被扒了裤子按在地上打板子，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这还算幸运的，有的人还被当场打死。因此官员门都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就是这样还不行，朱元璋还要找各种借口杀人。尤其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宿将，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杀光了，他才甘心。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被并称为“胡蓝之狱”，就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典型事例。
第十一章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给他当了七年宰相的胡惟庸，同时把和胡惟庸有关系往来的官员一并进行屠杀。朱元璋一向信奉严刑，他觉得不利于他的人都应该杀头，但又怕犯人的家人怨恨报复，所以也要一起杀了以免后患。这样一来死的人可就多了，凡是跟胡惟庸有过来往的人都在清查中被杀，然后再满门抄斩。后来逐渐演变成凡是朱元璋不满意或者怀疑是胡党的文武官员也一律被杀，连同他们的家人，一下子就杀掉了一万五千人。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只要看到谁不合他的意，就以这个名义进行诛杀，一直到十年之后，开国的大功臣、跟在他身边已经将近四十年的卸任宰相李善长仍然以和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被命令自缢，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一并被杀。在这个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的案件中，前后被杀的王公贵族一共有几十家，一共死了三万多人。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他在家乡飞扬跋扈，鱼肉乡里，他手下的人都借着他的势力胡作非为，总有人因此告他的状，朱元璋为此训诫过他好几次，可他就是屡教不改。蓝玉在朱元璋面前又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更让朱元璋不高兴。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发说蓝玉想谋反，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二话不说就把蓝玉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并且施以酷刑。蓝玉这些年来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受得了大刑，结果是问什么就招什么，不但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还牵扯进了许多无辜的人。朱元璋对蓝玉处以肢解的残酷刑罚，把其他牵涉到的人依照惯例也都杀得一干二净。这一案，杀了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牵扯胡蓝两案的，有四、五万官员被杀，开国的功臣几乎已经被杀光了。除去这两个案子是成批屠杀之外，平日里被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他的侄子朱文正，在没有建国前也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又是朱元璋的亲属中比较有文化的人，因此更受到朱元璋的格外重视。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文正也被封了高官厚禄。他实在也没有什么错处，可这时的朱元璋就是看他不顺眼，硬是被冠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恨”的莫须有罪名将他鞭打致死。此外还有大将军徐达、大将傅友德、冯盛、朱亮祖父子等都先后被他想方设法杀害。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的第八个儿子因为岳父被牵连进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问话，却因为害怕会受到朱元璋的处罚，在半路上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
把刺都削干净按理说，朱元璋的天下正是依靠这些功臣宿将的帮助才得以创建起来的，他为什么狠心把这些当年的兄弟子侄朋友都杀光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儿子朱标说过一段话，正好可以解释他这种嗜杀行为的原因。当他大肆屠杀功臣时，他的儿子朱标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信以仁德治天下，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常常因为一个要杀一个要救和他发生冲突。有一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什么话也不说，把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用手捡起来，太子看到上面都是刺，有些犹豫。朱元璋就把棍子拿起来，用剑削光了上面的尖刺，然后再递给太子拿着，并且告诉太子说：“那些功臣就是这棍子上的刺，你不敢用手去拿，我现在帮你把他们削干净了，再交给你拿不是更好吗？只要我把那些人都杀干净了，你才能太太平平地当这个家！”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朱元璋一生是在艰苦斗争过来的，他很怕他这些没有经过磨练的子孙过于软弱，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又怕自己死后，那些功臣功高盖主，不听训教，甚至起兵造反，使他的子孙坐不稳天下，才找尽一切理由，想方设法除掉功臣。这种考虑恐怕是他诛杀功臣的重要理由，可以说是极度残忍蛮横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胡惟庸案件中，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很有些没有他不行的嚣张气焰。大臣们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他都要先拆开来检查，看是否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有批评他的内容，就把奏折隐匿下来不报。他还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凡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就一律陷害。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皇权的权威性，也逼得朱元璋不得不杀了他，才能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那些功臣宿将大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故乡淮西一带，只是朱元璋家乡的濠州、凤阳就封了六个公、二十八个侯。他们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结成了“淮西帮”，所成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觑，是朝廷的一个潜在威胁，也难怪朱元璋必欲去之而后快了。徐达之死徐达作为“武将第一”的大将军，虽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得力战将徐达，字天德，濠州人。史书描写他身躯高大，颧骨很高，棱角分明。他和朱元璋是从小一起放牛的朋友，也和朱元璋一样，从少年起就胸怀大志。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徐达参加农民起义军郭子兴部，隶属于自己的伙伴朱元璋。跟着朱元璋取滁州（今属安徽）、和州（今和县）等地，智勇兼备，战功卓著。十五年，从朱元璋渡长江，克采石，下太平（今当涂），俘元万户纳哈出。而后率军攻克溧阳、溧水（今均属江苏）。
第二年，跟从朱元璋攻克集庆（今南京），继奉命以大将军领兵取镇江，号令明肃，授准兴翼统军元帅。十七年，率军克常州，取常熟、江阴等地，阻止江浙周政权首领张士诚军西进。次年，留守应天（今南京），升任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二十年五月，长江中游汉政权首领陈友谅兵攻池州（今安徽贵池），徐达与中翼大元帅常遇春在九华山下设伏兵，俘虏斩杀陈军万余。又从朱元璋设伏应天城下，大败陈友谅军，俘获7000余人。二十一年，取江州（今江西九江），率师先行，迫陈友谅退兵武昌，并追至汉阳，升中书右丞。二十三年，从援安丰（今安徽寿县），败张士诚部将吕珍，移师围庐州（今合肥），旋从援洪都（今南昌）。在鄱阳湖之战中，冲锋陷阵，败陈友谅军前锋，杀1500人，士气大振。二十四年，朱元璋自封为吴王，封徐达为左相国。
从此以后，朱元璋有了后方基地，不再像以前一样亲自冲锋陷阵，而是改为坐镇南京，统一指挥调动部队。而徐达和常遇春两人就成为他远伸向外的手臂，随着他的命令转战各地。
开国重臣朱元璋准备派兵征讨张士诚时，右相国文官李善长建议暂缓动兵，从长计议。徐达却坚定地支持朱元璋的决定，并且分析说：“张士诚贪图享乐，待人苛刻，他部下的大将军李伯升等人只知道抢占美女金钱，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军队也缺乏训练，这些人都很容易对付。再说，他属下的几个军官都是文弱书生，不知天下大计，不了解战斗的事情。臣如果能奉主上的命令，率领大兵前去征讨，三吴很快就会被平定。”
朱元璋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马上下令拜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领20万水师进逼湖州，数次大败张士诚的军队，迫使守将李伯升、张天骐开城投降。张士诚逃到平江，想再聚集兵力进行抵抗。十一月，徐达挥师北上，合围平江，并申明军纪，禁掠民财。他和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等人把平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还在军营中建起了比城中的佛塔还要高的了望台，用来监视城中的动静。他还在各处营地架设弓弩火枪和大炮，随时都可以向城中的张士诚军队发动最后的进攻。
虽然胜利在望，徐达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冷静谨慎，他派使者去向朱元璋请示攻城计划，朱元璋命人带来了回信，信中大大称赞了徐达的进兵神速，还勉励他说：“将军一向有勇有谋，能够迅速地剿灭叛乱，削平群雄。现在你事事向我请示报告，这是你忠心的表现，我感到很安慰。但是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再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军中的轻重缓急，还是由将军相机行事最好。我不会从中制约你的行动，这一点请你放心。”于是不久之后，徐达发动攻势，率将士破城，活捉了张士诚，一共收服了25万降兵。他带兵回到南京后，因为功勋卓著，被封为信国公。
后来，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徐达又奉命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与副将军常遇春率师25万，北伐元军，连战皆捷，一口气把元顺帝赶进了大漠。这时，朱元璋已经在南京称帝了。徐达回来后，因功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为魏国公。第二年，他受命镇守北平，练军马，修城池，总领北方军事。以后又多次带兵出征北元，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
小心的元帅朱元璋称帝后，每年春天都命徐达率军出征，冬天来临时就召回京城，成为常例。徐达对朱元璋保持着恭谨的态度，一回来就马上将帅印呈上，朱元璋因此很高兴，亲热的称他为“布衣兄弟”，而徐达却更加恭谨，事事小心谨慎。朱元璋曾经很随便地对他说：“你的功劳很大，却还没有合适的住宅，我赐给你一幢旧宅吧！”徐达后来发现，皇帝想赐给他的旧宅竟然是朱元璋在做吴王时居住的旧邸。他大惊失色，马上跪在地上连称不敢，坚辞不受。
其实朱元璋这么做就是为了试探他的忠心，因为徐达一直手握重兵，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总是害怕他心怀不轨，所以总是故意地试探他。徐达就是因为非常了解朱元璋的这种个性，才凡事都小心翼翼。
可是朱元璋却总是疑心，还要试一试他。他命人把徐达灌醉，趁机把他抬到吴王府邸中的床榻上休息，并让人在暗中监视着徐达的行动。徐达一醒过来，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以前朱元璋休息的地方，吓得一下子就滚落床下，跪在地上连连谢罪。朱元璋听人回报说他如此反应，才终于感到满意了。
难逃一死可是，徐达虽然用自己小心谨慎的行动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他最终仍然没有能够逃脱朱元璋的毒手。朱元璋是抱着一种“虽然你今天不谋反，但是不能保证你明天也不谋反”的极端心理，在明朝的江山逐渐稳固下来时，终于下定了决心要除掉徐达这个功高盖主的潜在威胁。那时徐达正好得了背疽，按照民间的习惯，得这种病的人决不能吃鹅肉，据说一吃就会毒性发作，很快死去。
朱元璋却假意的派人来探望徐达，还特意赐一只蒸鹅给徐达吃。徐达明白皇帝的心意，当着使臣的面，流着眼泪把整只鹅吃的一干二净。当晚，徐达就毒性发作去世了。朱元璋这才放下一直悬着的心，觉得自己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因为这时他的所有功臣都已经被杀光了。
其实，朱元璋赐给徐达的那只鹅并不一定就有毒，得了背疽也不一定吃了鹅就会死，但是朱元璋却在徐达生病的时候派人送来病人最忌讳的东西，徐达心里明白皇帝想赐死又不便明说，即使吃了鹅没事，也可能在当晚服毒自尽了。明朝的特务机构说起明朝，就不能不说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朱元璋。
锦衣卫的设立明太祖朱元璋戎马征战十几年，终于创建了大明政权。
但是，他总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创基业的功臣，总是在心里暗想：“你今天没有谋反的心，难道能够保证日后也不会生出谋反的心吗？与其让你日后有谋反的机会，还不如今日就将你杀了。”皇帝有了这种心思，难免会整日疑神疑鬼，为了监视臣工．他就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
最初，这锦衣卫不过是皇帝的护卫亲军，负责掌管皇帝出行的仪式。后来，朱元璋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查办各种案件，也可以不经任何手续任意逮捕、审讯和杀人，根本不必遵守太祖亲手定下的大明律例。
锦衣卫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听其他任何人的命令，皇帝派自己的心腹大臣担任指挥使的最高职务，下面设有官校，专司侦察。大臣在外面或家里有什么动静，他们都打听的一清二楚。一旦谁被他们发现有什么嫌疑，就会马上被抓进监狱，甚至杀头。
这一下，虽然大臣们每天都过的战战兢兢，但是皇帝却可以高枕无忧了。
东厂、西厂设立后来，明成祖朱棣连一个大臣也不敢相信，就用身边的太监为提督，创建了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叫做东厂。这个机构不但负责监察百官，甚至是一般的贫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也一并监视。宪宗时又设立了与东厂相对的西厂，人数比东厂多一倍，他们的侦察范围，除了京师之外，更是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是民间的斗鸡骂狗一类的小事，都在他们的缉拿之列。本来这三个机构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就已经很复杂，但皇帝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内厂，也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直接指挥，除了监视臣民之外，还监视着锦衣卫和东、西厂的活动。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组成了明代的四大特务机构体系，成为皇帝控制、镇压臣民的有力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厂卫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务多如牛毛，遍布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严密的监视着朝野官员、士绅、百姓的一举一动，人们防不胜防，整日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恐怕那时天下惟一能够睡一个安稳觉，而不必担心因为夜里说了什么梦话就被抓进大牢的人就是皇帝本人了。史书上常常记载着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朝的特务统治下人们的生活。
从上到下没自由建国之初，太子的老师宋濂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者，他已经跟随了朱元璋十几年了，但是朱元璋对他还是不放心，常常派人在暗处监视他。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客人，边吃边聊，十分高兴。第二天一大早上朝，见了面，皇帝第一句话就问他昨天请了什么人，吃了什么菜，聊了些什么话。宋濂一向诚实，认认真真的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对宋濂大加赞扬，还说“宋濂跟了我十几年，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假话，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啊！”就是这样一个忠臣，后来也险些死在他的强烈猜疑之下。
有一次，一个叫钱宰的大臣在家闲来无事，吟诗自乐，作了一首诗叫“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主要在描写每日晨起上朝的辛苦。
第二天见了朱元璋，皇帝直截了当地说：“你昨天吟的那首诗似乎有一个字不妥吧？把‘嫌’字改为‘忧’字怎么样啊？”钱宰一听，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跪下请罪，幸亏朱元璋这天心情还不错，没有再追究，否则恐怕这钱宰往后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还有一次，朱元璋忽然在朝上问起一个大臣说：“你昨日为什么事生气啊？”这个大臣觉得很莫名其妙，仔细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马上回答说：“昨天有一个仆人打碎了我一件心爱的茶具，所以我发怒责骂了他一顿。”答完还奇怪地问皇帝是从何而知。朱元璋笑眯眯的没有回答，只是让人拿来一幅画，这个大臣接过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画上画的正是昨天他生气发怒的样子。等他下了朝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就这样，官员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生怕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被皇帝知道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整日躲在深宫里饮酒作乐，厂卫的大权就落在掌权的太监手里，他们有了这个利器，更加胡作非为，不知制造了多少冤狱，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惨死在他们的刀下。
这种情况在魏忠贤掌权时愈演愈烈，一时之间全国的人都缄口不言就怕引来杀身之祸。据说有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一起喝酒，其中的一个人喝醉了，不由自主地把白天不敢说的话都借着酒兴说了出来，尤其是大骂权势正如日中天的魏忠贤。其他的三个人听他大骂魏忠贤，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惟恐窗外有人听见。果然，喝醉的这个人话还没说完呢，就见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四个人一起绑走了。
后来这件事被报告给魏忠贤，他命令把辱骂他的那个人立刻抽筋剥皮处死，其他三个人因为没敢说话，就饶了他们一命放回去了。这三个人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伴被活生生地剥皮抽筋，都吓得魂飞魄散，回家都病了好几个月才能下床走路。
这些例子都真切地表明了明朝特务机构的罪恶，明朝的灭亡不能不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这种没有人性的统治方式造成的。南北榜考生分南北，大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是明朝的皇帝能想出来。
扭曲制度我国的科举制度最早产生于隋唐，此后，它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每一个举行科举考试的王朝都是在自己国家的全部疆域之内举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凭借考生的成绩高低来选拔人才。这“公开”、“公平”、“公正”应该是科举考试的精神内涵所在，但是有时候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三个评判标准并不一定能得到贯彻，有时是因为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时是因为一些客观环境的因素而迫不得已的扭曲了这些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在晚年就曾经做过这样一件违背了考试规则的事。
从朱元璋即位之初，为了网罗天下的人才为已所用，安抚多年战乱之下不安定的民心，朱元璋很快就重新举办科举考试。
几年之后，他又颁布了明确的科举考试的章程，规定了考官人数和评定举子成绩的标准。每隔三年举行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届时全国各地的考生们都聚集在京城，参加统一考试，然后根据考生的文章评出成绩，逐一颁给学位。
这种做法本来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但是在洪武三十年的这次科举考试中，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区分南北榜的考试，不以成绩为取士标准，而改以地区为取士的标准。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
南人胜于北人洪武三十年的这次会试本来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发榜的这一天却发生了骚乱。骚乱的原因是这次上榜的所有举子都是南方人，居然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在历次的考试中是非常少见的。
在当时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城里，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的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作出解释。他们认为这次的主考官也是南方人，所以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这一下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团，南方人和北方人即使是素不相识，见了面好像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城里时常出现因此打架斗殴的情况。负责维护京城治安的军队迅速开进城里，想设法平息这场骚乱。可是他们可以用武力制止暴力行为，但却不能改变南北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还加剧了这种情绪。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皇帝朱元璋的耳朵里，他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向他们保证说皇帝正在调查此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情绪激动的举子们这才慢慢散去了。
然后，朱元璋就找来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原来，刘三吾并没有在试卷上做什么手脚，举子们的考试成绩都是真实的。南方的举子确实考的都比北方举子好。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一向刚正，不是会因私枉法的人。他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不料刘三吾这次真是倔过了头。这个老夫子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毫无错处，所以他拒绝更改考试成绩，使成绩本来较差的北方举子上榜。朱元璋听了大发雷霆，认为刘三吾实在不通时务，气的把刘三吾赶了出去。他还把其他的几位考官都撤了职。北方举子听说了这个消息都大声欢呼，要求皇帝为他们主持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