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一个极小的房间，里面有冰箱、冷饮机和咖啡机。
“算他走运，没得肝炎或艾滋。”
“艾滋？”韦斯利笑了起来，“那会是报应。”
像很多我认识的保守男人一样，凯戈尼是出名的同性恋恐惧狂。“只是些该死的怪物。”当某种人被送去验尸时，据说他常常这样嘟囔。
“艾滋…”我把色拉塞进冰箱，韦斯利还在对这样的想法感到好笑。“我真想知道他会怎么解释。”
我渐渐开始喜欢韦斯利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有几分保留。乍看之下，他正符合一般人对于刻板的认识，从头顶到脚上的弗罗生牌鞋子都是不折不扣的联邦调查局干员装扮。他脸上线条分明，一头早白的银发好像在宣告主人的个性转为温和，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精瘦结实，身着做工精致的卡其西装，打了条蓝丝印花领带，看起来像个出庭的律师。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没穿过未经浆熨的白衬衫。
他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在进入调查局前曾在达勒斯的一所高中当校长。他从调查员做起，参加过隐藏身份的地下活动，由此揭发黑手党的人马。但最后他又回到起点。人格分析专家是从事思考分析的学院派学者，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像是魔术师。
我们拿着咖啡出来，然后向左转入会议室。马里诺坐在长桌边，正在看一份厚厚的卷宗。我有点惊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他会晚到。
我还来不及拉出一把椅子，便听到他简单地宣布：“我刚去过血清检验那里。我想你会对结果感兴趣。马特·彼得森是A型，是个非分泌者。”
韦斯利锐利地看了他一眼：“那个你提到的死者的丈夫？”
“嘿，一个非分泌者。跟搞死那些女人的家伙一祥。”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非分泌者。”我实事求是地说。
“没错，”马里诺说，“十分之二。”
“像里士满这样大小的城市，有四万四千人符合条件。如果只算男人，也有两万两千。”我再加一句。
马里诺点起一根香烟，从一次性打火机上方斜视我。“你知道吗？”他每发一个音，香烟就跟着抖动。“你越说越像个该死的辩护律师。”
半小时后我坐在桌首，他们分坐在我两边。我们面前是那四个受害女子的照片。
这是侦查过程中最困难且最花时间的部分——分析凶手、被害人，然后再分析凶手。
韦斯利在描述凶手，解读案子的情绪层面。若这些案子显现出来的情绪是冷酷的，算计好的愤怒，他往往异常准确，而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地方。
“我打赌他是白人，”他说，“但我不能以名誉担保。塞西尔·泰勒是黑人，被害人有黑有白很不寻常，除非凶手寻求急切的心理补偿。”他拿起一张塞西尔·泰勒的照片，照中人深色皮肤，生前一定很可人，在北区的一家投资公司做接待员。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她被绑起来勒死，赤裸着躺在床上。
“但这种人越来越多，趋势如此。很多性残杀案中，凶手是黑人而死者是白人，但很少有相反的情况，像白种男人奸杀黑种女人。不过，如果女子是娼妓则例外。”他面无表情地扫视摆出来的照片，“这些女人显然不是妓女。如果她们是，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一些。”
“没错，但她们不是。”马里诺顶了一句。
韦斯利没有笑。“至少她们之间应该有所关联，彼得。凶手的选择，”他摇摇头，“非常奇怪。”
“弗特西斯怎么说？”马里诺问，他指的是研读这个案子的法庭心理学家。
“他没说多少，”韦斯利回答，“今天早上我才和他谈过。他不愿意表示明确的意见。我想这次的医生谋杀案让他重新考虑了几件事，但他仍觉得凶手是白人。”
梦里出现过的那张脸再度骚扰我的心灵。那张没有五官的白脸。
“他可能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韦斯利继续审视他的水晶球，“因为这些凶杀案并未发生在一个特定地区，他要有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卡车或旅行车。我猜他先把车停在一个不引入注意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他的车会是较老的车型，可能是美国车，颜色很暗或不起眼，像黄白色或黑色。换句话说，他可能开一辆便衣警察会开的那种车。”
他不是在说笑。这类凶手通常醉心干警察的工作，甚至模仿警察。这种变态凶手犯案后典型的行为是加入侦查。他想帮助警方，提供深入的想法与建议，帮助援救队去找寻被他丢弃在树林里的尸体。他会想也不想就去警察共济会的休息室，与下班的警察共饮啤酒。
有人推测全部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一拥有变态人格。由基因来看，这些人无所畏惧，而且善于利用人、操纵人。如果他们没有误入歧途，或许能成为一流的间谍、战争英雄、五星上将、大公司的亿万富翁和詹姆斯·邦德。反之就成为大奸大恶，如暴君尼禄、希特勒、理查德·斯派克和特德·邦迪，虽然反社会，但在病理学上又算是正常的人。他们犯下惨案却毫无悔意，也不觉得应该负责。
“他是一个独行客，”韦斯利继续说，“虽然一般熟识的人可能觉得与他相处挺愉快，甚至认为他很迷人，但他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不会和任何人接近。他是那种会上酒吧钓女人，跟她做爱，事后觉得非常沮丧不满的人。”
“难道我会不知道？”马里诺打了个呵欠。
韦斯利详细解说。“他会从充斥暴力的色情片、侦探杂志、虐待与被虐上得到更多满足，而且早在开始作案前就沉迷在残暴的性幻想中。他一开始通过窗子偷窥独身女子，然后越陷越深。接着他强奸、强奸越变越凶残，最后终至谋杀。随着被害人增加，残暴的程度越来越高。强奸不再是他的动机，谋杀才是。谋杀再也不够，必须要加虐待。”
他伸开手臂，露出一截笔挺完美的白色袖口，拿起洛丽·彼得森的照片，一张又一张慢慢审视，表情平静。他轻轻把面前的照片推远一点，转向我。“很显然，在彼得森医生的案子中，凶手开始折磨被害人，对吗？”
“没错。”我回答。
“是什么？折断她的手指？”马里诺挑衅地问，“黑手党会干这种事，但强奸杀人犯通常不会。她拉小提琴，对不对？折断她的手指仿佛是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好像那家伙认得她。”
我尽量保持平静地说：“她桌上放着外科参考书，还有那小提琴。凶手不必是天才就能发现这些与她相关的事。”
韦斯利想了想。“还有一种可能：她因自卫弄断了手指与肋骨。”
“不可能。”我很确定，“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显示她曾经抵抗。”
马里诺平板又带着敌意的眼睛转向我。“真的？我很好奇。自卫的伤痕是什么样子？根据你的报告，她身上有很多伤痕。”
“典型的自卫性伤痕，”我回瞪他，“是指甲断裂，如果被害人抵抗殴打，手或胳膊上会有擦伤。但她并没有这类伤痕。”
韦斯利下了结论：“所以我们都同意这次他比过去更残暴。”
“暴力是重点，”马里诺迅速接道，好像这是他最想提出的论点，“这是我一直在说的。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与其他的不同。”
我压下满腔怒火。前三个被害人被绑起来强奸杀死，难道那还不够残暴？非得把她们的骨头都打断了才算？
韦斯利阴郁地预测：“如果再发生一起，会有更多的折磨虐待。他非杀人不可，用杀人来满足某种需求。他杀得越多，那种需要就越强烈，因而越感到挫败。他将变得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也更不容易满足。那种满足是暂时的。杀人后数天或数个星期，压力逐渐增加，直到他发现下一个目标。他跟踪她，然后再次犯案。两件谋杀案的间隔可能越来越短，他的压力可能不断升高，最后，他杀得不能住手，就像特德·邦迪一样。”
我在想时间顺序。第一个女人在四月十九日被杀，第二个在五月十日，第三个在五月三十一日，洛丽·彼得森在一个星期后被杀，时间是六月七日。韦斯利接下来说的话相当普通。
凶手出自问题家庭，可能曾被母亲施以身体上或心理上的虐待。当他折磨被害人时，他发泄的愤怒与性欲纠缠不清。
他的智力在中等以上，有非去从事某种行为不可的倾向，生活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可能对某些事物有毫无理由的畏惧，或非要遵奉某种仪式，像是保持极度的整浩，或是只吃某一类食物。他做任何让他觉得能控制周围环境的事。
他有职业，可能只是干粗活——机工、修理工、建筑工，或其他这类工作。
我注意到马里诺的脸越变越红。他不耐烦地环顾四周。
“对他来说，”韦斯利道，“最引人人胜的是准备阶段，他幻想中的计划，激发他想象的环境因素。他是在什么地方注意到被害人的？”
我们不知道。即使她还活着，也不见得会知道。他们的交会可能就像她路过街旁一道几不可见的细微阴影。可能是在购物中心，或者她驾车等红灯时。
“什么吸引了他？”韦斯利继续，“为什么偏偏选上她？”
我们还是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每个女人都独住，或是像洛丽·彼得森，有人会以为她在独居，这使她们更容易遭到攻击。
“听起来像在形容标准的美国男人。”马里诺尖酸的评语让我们立刻打住。
他一弹烟灰，气势逼人地向前。“嘿，说起来好听，但我不吃这一套，懂吗？就说他是水管工好了，但特德·邦迪是法科学生，几年前在华盛顿特区有个强奸惯犯是牙医。天杀的，谁知道那个在逃的绿谷勒杀手会不会是个大家都认识的男童子军？”
马里诺兜了一圈转入正题，我一直在等他开始。
“谁说他不会是学生？说不定是演员，那种想象力误入歧途的文艺人士。除非那厮爱上了喝人血，或炭烤人肉，不然这些性谋杀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一个也不例外。如果你要问我，人就是人，不论医生、律师或印第安酋长，所有这类性谋杀的分析都大同小异。人类会想而且也真的做了不少类似的事，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山顶洞人拖着女人的头发走路。”
韦斯利瞪着眼不看马里诺，然后又缓缓转向他，平静地问：“你想说什么，彼得？”
“我会告诉你我天杀的想法是什么！”他下巴突出，脖子上青筋毕现，“谁分析得对，谁分析得不对，这一套全是狗屁，听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现在我知道的这个家伙正在写该死的论文，里面在讲性、暴力、食人和同性恋。他手上有那种发亮的东西，看上去跟尸体上的没两样，不仅他老婆身上有他的指印，藏在他抽屉里的刀上也有，刀柄上更别提了。每周末他回家的时间正好符合那些女人被杀的时间。但，不，他不可能是凶手，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工的，他不够三流。”
韦斯利再度移开视线。我的目光则落到面前那些整幅的彩色照片上，那些女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遭遇。
“让我把话挑明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没打算结束，“我们的帅哥马特并不像白雪般纯洁。我在楼上查血清时，去了范德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新消息。彼得森的指印在档案里，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冷冷地瞪着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范德查过了，他用那一大套仪器查出，这个帅哥六年前在新奥尔良被逮捕。那是他进大学前的夏天，在他遇见他的外科女士之前。她可能从来不知道。”
“知道什么？”韦斯利问。
“知道她的演员爱人曾因为强奸罪名被起诉，就是这个。”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开口。
韦斯利缓缓地在桌上旋转他那只名贵的笔，下巴僵硬不动。马里诺没有按牌理出牌，没有通知我们最新消息。他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仿佛韦斯利与我是他的对手，我们是法庭上对立的两方。
我终于回道：“如果彼得森确实曾以强奸罪被起诉，一定被判无罪开释，不然就是免予起诉。”
他瞪着我的眼睛就像两把枪。“你就知道了，哼？我还没有查过他的记录。”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马里诺警官，通常不收有犯罪记录的人。”
“如果他们知道。”
“没错，”我同意，“如果他们知道。但如果他确实被起诉定罪，很难想象他们会不知道。”
“我们最好现在就去查清楚。”这是韦斯利对这件事的唯一回应。
他一说完，马里诺立刻抽身离开。
我猜他去了洗手间。
韦斯利摆出一副对马里诺发脾气毫不见怪的样子，随口问道：“有没有从纽约来的消息，凯？检验室的结果如何？”
“DNA测验需要点时间，”我空洞地回答，“第二件案子发生后我们才送东西过去，应该很快就会收到回音。至于第二次送去的，塞西尔·泰勒和洛丽·彼得森的，最快下个月才会来。”
他还是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在这四个案子里，凶手都是非分泌者，对不对？”
“不错，就我们所知是这样。”
“我坚信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我也是。”
有一阵子我们都没开口。
我们僵硬地坐在那里等待马里诺回来。他愤怒的字眼仍在我们的耳朵里回荡。我在流汗，甚至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韦斯利一定从我的表情看出来，我不想再同马里诺打交道，我把他归入那种极难相处又不够专业的人，最好能永远摆脱掉。
“你必须去了解他，凯。”
“哼，我没兴趣。”
“他是个很好的警探。”
我不做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我的愤怒逐渐升级。我知道不该这样做，但话还是像滚水一样冒了出来。“该死的，本顿！我们得为这些女人付出最大努力，如果办不到，还有别的人会遭殃。我不希望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心里有成见。”
“他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我压低声音，“他在马特·彼得森的脖子上套了绳索，不再注意其他的可能。”
谢天谢地，马里诺还没出现。
韦斯利下巴上的肌肉抽动着，他没看我。“我也没有排除彼得森涉案的可能，我还不能确定。我知道若说他杀死他太太，这与其他三个案子不符，但他的情形非比寻常。就拿盖西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三十三个小孩，其实可能有几百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他杀了他母亲，把她切成一块块塞进垃圾处理机…”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我来那套对年轻调查员的教诲，好像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第一次赴约，掌心冒汗，唠叨不休。
“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时带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痴情于女明星的无聊男人射伤了里根总统与布雷迪。我们试着预测作案模式，但并不是永远成功。不可能每一次都预测得到。”
接着他开始报出统计数字。十二年前，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的凶杀案都侦破结案，但现在不过百分之七十四，而且还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案子是陌生人干的，而不是熟人激愤之下的结果。我几乎没有听进一个字。
“老实说，我觉得马特·彼得森有问题，凯。”
这回我听进去了。
“他是个艺术家。人格变态的凶手是凶手中的伦勃朗。他是个演员，我们不知道在他的幻想里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把幻想变为真实，或者是否有作恶的天分，他太太的死也可能只是出于情况的需要。”
“情况的需要？”我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瞪着他，瞪着洛丽·彼得森在现场的照片。她的脸是张充满痛苦的面具，她两腿弯曲，电线像绷紧的琴弦般绑在背后，扭转上拉她的手臂，然后割入她的脖子。我看到这个魔鬼在她身上做的所有事。情况所需？我不相信这种话。
韦斯利解释道：“情况所需是指他可能非摆脱她不可，凯。比如说，发生了某件事，她怀疑是他杀了前三个女人，他可能恐慌起来，因而决定必须杀死她。他要怎么杀她才不会被抓到？可以用杀其他人的办法。”
“我已经听过这种说法了，”我平静地说，“从你的伙伴那里。”
他的话像节拍器的拍子一样缓慢而有节奏：“凯，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
“当然。只要马里诺也考虑所有的可能，不要因为定见而使他像戴了眼罩一般。”
韦斯利扫了开着的门一眼，用低到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彼得有偏见，我承认这一点。”
“我想你最好告诉我他的偏见是什么。”
“这样说吧，当调查局决定选用他参加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时，我们作过背景调查。我知道他在哪里长大，怎么长大。有些事你永远无法忘怀，它们会永远刺激你。这样的事总会发生。”
他说的这些我都想得到，马里诺出身贫寒，家世不足与外人道。他同某类人在一起时永远觉得举止失措。那种拉拉队队员、校花等美女从不多看他一眼，因为他不上台面，因为他父亲的指甲下有泥，因为他太“平凡”。
以前我听那些警察说这类故事足有一千遍了。他们唯一的优势是个子大，又是白人，他们借身上的枪与警徽让自己显得更大、更白。
“我们不应该替自己找借口，本顿。”我接口道，“因为我们不会因罪犯有破碎的童年就赦免他们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能用被赋予的权力，去惩罚那些提醒我们记起破碎童年的人。”
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我完全了解马里诺的心情，对于他的愤怒我也很熟悉。上法庭面对被告时，我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不论收集的证据有多确凿，只要被告长相端正，穿着干净整齐，那么，十二个陪审员在心里就无法相信他有罪。
现在我什么都可以相信，但必须有证据。马里诺握有证据吗？他真的在找吗？
韦斯利把椅子往后推，站起来伸展一下身躯。“彼得有他的本事，你会习惯的。我认识他多年了。”
他走出门，在走廊上左右张望。“见鬼，他到底去哪里了？掉进马桶了不成？”
韦斯利结束了与我们有关的丧气公务，消失于午后艳阳高照的人世间。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犯罪活动需要他的关注与时间。
我们决定不等马里诺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显然厕所之旅把他带离了这栋大楼。我也没时间闲猜。就在我把卷宗锁回桌子里时，罗丝抱着一堆卷宗走了进来。
她郑重其事地停下来，嘴角一派严肃。我一看就知道发生了我不想听的事情。
“斯卡佩塔医生，玛格丽特在找你，她要我一看你开完会就告诉你。”
我的不耐烦想都不想就显露了出来。楼下有尸体要验，有一堆电话要回，我要做的事足够半打人忙碌了，我不想再加上一件。
罗丝交给我一沓要签的信，像个威严的女校校长般从眼镜下瞧着我，加了一句：“她在她的办公室，我想这件事很紧急。”
罗丝不会直接告诉我。虽然我不能怪她，但我确实很恼怒。我想她知道整个州系统的所有哪怕芝麻大的小事，但她的行事风格是只指出消息来源，绝不直接奉告。换句话说，她尽量避免做一个传达坏消息的信差。她在我的前任凯戈尼医生手下效力了大半辈子，大概是很倒霉的经验，让她养成了这么一套明哲保身的办法。
玛格丽特的办公室在走廊中间，一个小房间，灰石墙同大楼其他部分一样漆成那种无精打采的淡薄荷色。不论地扫得多勤，深绿的瓷砖地板看起来永远灰蒙蒙的。在她办公桌和所有其他桌柜表面，都是印有数据的打印纸，柜子里塞满各式手册，打印机电线、备用带子和一盒盒磁带。完全看不出任何个人特色，没有照片、海报、装饰品，真不知道玛格丽特怎么能同这些毫无生气的东西一起过活。但话说回来，我还没看过有哪个电脑分析师的办公室不是这副模样。
她背对着门，正瞪着电脑屏幕，膝盖上放着一本程序设计手册。我进来时她转过身把椅子转到一边。她脸色凝重，黑色短发乱七八糟，好像曾经用手指耙过，深色的眼睛显得心事重重。
“上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开会，”她开口了，“吃完午饭回来，就在屏幕上看到了这个。”
她交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若干要数据库找出数据的指令，我瞪着它，一时之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有人在找个案的名单，上半页列出项目，下面是几个简单的句子，要数据库找出某个案子。第一个要找的姓是彼得森，名是洛丽。下面是回答，“无此项资料”。第二个要找的是我们的数据库里所有姓彼得森的死者。
洛丽·彼得森的名字不在单子里面，因为她的档案还在我的桌子里。我还没有交给办事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