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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江宁的地方官员闻讯后大惊失色，江宁将军魁玉、江宁知府孙云锦、署理藩司（布政使）孙衣言、臬司（按察使）梅启照、学政殷兆镛等即刻赶来江宁府衙探视。只见马新贻仰卧榻上，脸色惨白，精神十分萎靡。
江宁城中最好的大夫已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召到江宁府衙，但一看马新贻的伤口深至右肋数寸，血迹模糊，人人摇头，表示即使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到场众官员面面相觑，除了不断用衣袖抹满头的汗外，都束手无策。
此时，马新贻尚能开口说话，他先是当众口授遗疏，由儿子马毓桢（马新贻无子，以四弟马新祐之子马毓桢为子）代为书写，请江宁将军魁玉代呈朝廷。遗疏内容如下：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为微臣猝被重伤，命在顷刻，伏枕哀鸣，仰祈圣鉴事。
窃臣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安徽。到省后迭任繁剧，至咸丰三年以后，军书旁午。臣在营防剿，随同前漕督臣袁甲三等克复凤阳、庐州等城，驰驱军旅，几及十年。同治元年苦守蒙城，仰托国家威福转危为安。旋蒙文宗显皇帝及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洊擢至浙江巡抚，升授浙闽总督。同治七年六月，恭请陛见，跪聆圣训。出都后，行抵济宁即蒙恩命调任两江总督，九月到任。两江地大物博，庶政殷繁。江宁克复后，经前督臣曾国藩、前署督臣李鸿章实心整理，臣适承其后，谨守成规，而遇事变通，总以宣布皇仁休养生息为主。本年来旸雨幸尚调匀，民物渐臻丰阜。臣寸衷寅畏，倍矢小心，俭以养廉，勤以补拙，不敢稍逾尺寸，时时以才智短浅，不克胜任为惧。
五月间，天津民教滋事，迭奉谕旨，垂询各海口防守事宜。臣一闻外人要挟情形，愤懑之余继以焦急，自顾身膺疆寄，苟能分一分之忧，庶几尽一分之职。两月来，调派水陆各营并与江皖楚西各抚臣，及长江提臣密速妥商。所有公牍信函皆手自披答，虽至更深漏尽不敢假手书记。稍尽愚拙之分，弥懔缜密之箴。所有水陆布置事宜，甫于本月二十五日详析密陈在案。二十六日遵照奏定章程，于卯刻亲赴署右箭道校阅武牟月课，巳刻阅竣，由署内后院旁门回署。行至门口，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之下，深至数寸，受伤极重。当经随从武弁等将该犯拿获，发交府县严行审讯。一面延医看视，伤痕正中要害，臣昏晕数次，心尚明白，自问万无生理。伏念臣身经行阵，迭遭危险，俱以坚忍固守，幸获保全，不意戎马余生，忽遘此变，祸生不测，命在垂危。此实由臣福薄灾生，不能再邀恩眷。而现当边陲未靖，外患环生，既不能运筹决策，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又不能御侮折冲，为海内弭无形之祸，耿耿此心，死不瞑目。惟有伏愿我皇上敬奉皇太后懿训，益勤典学，时敕几康，培元气以恤疲氓，运远谟以消外衅。瞻恋阙廷，神魂飞越！
臣年甫五十，并无子嗣，以胞弟河南试用知县马新祐之子胞侄童生马毓桢为子。臣待尽余生，语多舛误，口授遗折，命嗣子马毓桢谨敬缮写，赍交江宁将军臣魁玉代为呈递。无任依恋，屏营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其中对遇刺经过作了详细交代。因是当事人第一手的材料，未经任何删改，所以弥足珍贵。最引人注意的是，奏疏中特意提到刺客为“不识姓名之人”，后来在演绎版的传闻中，被认为是马新贻欲盖弥彰之词。
之后，气息奄奄的马新贻没有再说话。他心中有很多疑团、很多困惑，以他好强的天性，原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但人到了生死关头，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会遽然改变。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官场有句老话：“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到了此局面，他多说无益，以免身后还要牵累家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体面地死去，不能让湘军那帮人看轻了他。是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马新贻以极大的自制力应付眼前的亲人和下属，甚至包括他自己。
到了当天夜半时分，苦闷无计的众官员已经各自离去，只有儿子马毓桢和两名小妾还守候在马新贻身边。金氏、郑氏二妾均已经年过四十，跟在马新贻身边二十多年。郑氏的眼泪一直没有断过，马新贻就是她的全部，可现在她除了饮泣外，已经帮不上丈夫任何忙。
次日正午，马新贻开始呼吸困难。他自知大限已到，用尽最后的力气，特别向儿子马毓桢交代说：“别忘了为父当日在菏泽交代你们的话。”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的马毓桢听了这句话，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滚滚而下。金氏不知所措地号啕痛哭了起来，反倒是郑氏镇定了下来。她已经打定主意，倘若丈夫真的不在了，她便要追随于地下，以免他太过寂寞。
亲人的痛苦是真切地发自肺腑。马新贻凝视着悲痛欲绝的儿子和小妾，不由得百感交集。他该后悔两年前不该妄自逞强，接下了两江这个乱摊子吗？要知道，最初朝廷属意的两江总督人选本是李鸿章。李鸿章身为淮军首领，手握重兵，又出自曾国藩门下，尚且不敢上任两江总督，他马新贻的形势难道能强得过李鸿章么？所以他本人也一度犹豫过呀。然而，慈禧太后偏偏看重了他并非湘军一系，又绝无李鸿章那般挟淮军自重的私心，一心想出力为朝廷办事，最终说服了他，并表示要给他全力的支持。可是，虽然有朝廷做靠山，虽然他采取强硬的姿态和手段来治理两江，却始终无法撼动湘军多年来在两江打下的根基，过江的强龙终究还是压不住地头蛇。如今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朝廷的使命却还没有任何进展，当真是耿耿此心，死不瞑目。可是，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刺客背后的主谋，大概此时正在大摆宴席、击掌相庆吧？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安徽合肥人。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其为“李二先生”。李鸿章年轻时即胸怀大志，曾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诗句，并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志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刚好与马新贻同科，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入安徽，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编修李鸿章襄办军务。自此，李鸿章开始在安徽办理团练。然而不久后吕贤基即被太平军击毙，李鸿章五战五败，且有三次是临阵脱逃，被时人讥笑为“长腿将军”。李鸿章不得已，以“年家子”的身份改投到曾国藩幕府下。曾国藩对其很是欣赏，评价说：“少荃（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后来的事实证明，之后李鸿章的战略眼光和远见，确实在曾国藩之上。咸丰十一年（1861）冬，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和保荐下，再次赴淮南办理团练武装，并募集当地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吴长庆部，由此组编成淮勇。同治元年（1862）正月，李鸿章率领这批淮勇开到安庆，与原湘军程学启、郭松林部合并，号称“淮军”，约七千人，其编制、营规均与湘军相同。曾国藩曾经让李鸿章带帐下的淮军营官来相见，他本人迟迟不肯出来，有意躲在屏风后面悄悄观察。等了一会儿，营官刘铭传很不耐烦，骂道：“老子等了这么久，这中堂大人（曾国藩）还不出来，架子也太大了！”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都是将才，但那个麻脸（刘铭传）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刘铭传后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在协助配合淮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大量购置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淮军，逐渐扩充至六七万人。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又率领淮军镇压了东、西捻军。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先后抽调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并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大力培养淮系将领。淮军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支新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因装备精良，成为清朝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并形成了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重要地位的淮系政治集团，李鸿章也由此成为晚清政局第一人。光绪十年（1884），淮军将领张树声、潘鼎新等在中法战争中兵败被革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中，淮系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等部淮军均遭惨败。淮军势力渐衰，其地位逐渐由袁世凯统率的新式陆军所取代。］
一想到这里，马新贻心中和伤口均是一阵绞痛。即使他对自己的结局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发生，他又怎么能甘心坦然面对？他望着卧榻边离他最近的儿子马毓桢，嘴唇嚅动了两下。马毓桢抹了抹眼泪，会意地答道：“父亲请放心，我们定会遵照您之前的嘱咐，忍气吞声，以求自保。”马新贻似乎有些着急起来，想说点什么，却始终说不出来，终于昏厥了过去。
延至下午两点左右，马新贻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撒手而去。此时，距离他到两江上任，还不到两年。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无论总督也罢，平民也罢，在死亡之前，都只有俯首低头。大清历史上最年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从他人生的巅峰猝然陨落了，他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马新贻死后不几天，小妾郑氏自杀殉夫。人生如梦，富贵尘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尽管郑氏出于忠贞的本意主动选择了死亡，但她的死只带来了数不清的恶意谣言和离奇绯闻，令她丈夫的声誉大受影响。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的结果。
叁、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清朝初年，该总督管辖江南、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由此得了两江总督这个称号。后因江南省人多物阜，遂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分别取名于境内之重城江宁、苏州和安庆、徽州的第一个字。此后，两江总督总管江西、安徽、江苏三省以及江宁布政使司所属的苏北地区，总督衙门一直设在江宁。
两江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国家财富，悉出两江”。两江总督封疆三省，清朝最主要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来自两江总督下辖的地区。因此在当时的八大总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两广、四川、云贵）中，两江总督是最肥的差使。在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大多由满洲贵族担任，很少轮到汉人头上。直到太平天国后，清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人，而靠湘军一手发家的曾国藩想得到这个位子想了很多年。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擅自离军回乡，并上了一个《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一方面诉说自己报国事君之诚，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职太低，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曾国藩原是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两江总督实权。不料咸丰皇帝本来就是想利用湘军消耗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让满洲贵族统率的江南、江北大营坐收渔利。加上当时汉人军机大臣祁隽藻认为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不过一书生，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起湘军，不由深为忌惮，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趁机顺水推舟，批准曾国藩回乡奔丧不说，还借机将他湘军的统率权一并夺走。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则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失去了湘军，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折，表示军务未定，粤匪未平，自回乡以后，日夜忧虑，惶悚不安，请求重新统率湘军，再为朝廷效力。咸丰皇帝素来忌惮汉人，对曾国藩也没什么好印象，照旧置之不理。然而，局势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国藩“匹夫”屈服。
湘军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的“戚家军”模式，以家族、同乡、师生等关系为纽带，依托于一张强大的私人关系网。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取层层相依、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则自行招募什长。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这一套系统，开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湘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曾国藩外，旁人很难指挥得动。曾国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后，战局恶化，湘军将领完全不服清廷调遣，咸丰皇帝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对他心存顾忌，未把他所希望得到的两江总督位子给他。
直到咸丰十年（1860），清廷用来围困太平天国京师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已经到了无兵可战、无饷可发的绝境，咸丰皇帝才被迫让步，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人大臣身上。他这一生中，最不能放心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他的弟弟奕?，第二个便是曾国藩。要说不放心的程度，曾国藩尚排在奕?之上。可是皇帝现在却要倚靠一个他最不能放心的人来挽救清朝统治，这实在是历史绝大的讽刺。
咸丰十年（1860），在御前大臣肃顺（清朝宗室，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之弟）的倾力推荐下，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好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将这座中外驰名、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圆明园的命运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最美好的东西，却被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在战乱岁月，中国的人和物的命运常常如此。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外国强盗们将圆明园烧成残垣断壁的时候，在中原腹地两江，号称大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却正在倾尽全力围剿太平天国。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五年。这期间，湘军已经攻破天京，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他随即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调去围剿捻军，由李鸿章接替他做了两江总督。不过，李鸿章两江总督的位子还没坐热，曾国藩因围剿捻军无功，被免去钦差大臣职务，改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又重新回来做了两江总督。
［“捻”本为淮北方言，意为一股、一伙。捻子（又称捻党）则为明末清初兴起于淮河流域的一个秘密民间组织，后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成员主要为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盐贩、渔贩、游民等。一股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称为一捻，首领称为“捻头”或是“趟主”。各捻之间互不统属，也无统一纲领、旗帜等。太平天国兴起后，各地掀起反清起义高潮，河南、安徽等地的捻子也群起响应。其中以安徽亳州（今安徽亳县）捻头张乐行势力最大，并开始有“捻军”之称。各地捻军起义后，均是各自为战，很少联系。但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各捻首领开始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御敌。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会盟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从此，捻军声威大震，由分散渐趋统一，成为北方的抗清主力，也成为太平天国的北方屏障。咸丰七年（1857）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部会师于霍邱。张乐行力排众议，率领捻军加入太平天国，正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捻军将士开始蓄长发，军中也以太平军旗帜代替原来的五色旗，各部将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两军联合以后，捻军势力更为壮大，不仅在淮河流域牵制了部分清军主力，减轻了天京的压力，并且与太平军配合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不过，捻军参加太平天国是有条件的，即所谓“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与太平军有事则联合作战，无事则各自行动，依然保持着某种独立状态。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败死，太平军皖北根据地完全丧失，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同治二年（1863），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军大肆围攻捻军，张乐行连战不敌，连根本之地雉河集也落入清军之手，张乐行仅率二十余人突围。张乐行与子张喜、义子王宛儿藏匿于乡民李勤邦家，结果被李勤邦祖侄李家英出卖，被清兵俘获后凌迟处死。捻军将领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捻军余部在河南南部与太平军赖文光部会合后，奉赖文光为新的领袖。赖文光随即将捻军按太平军军制进行大规模整编，改建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新军。同治四年（1865），赖文光率捻军一举全歼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僧格林沁本人逃入麦田之中，结果被十三岁的捻童张皮绠搜到，一刀刺死。僧格林沁一直是清廷倚重的猛将重臣，他的败亡对清朝造成了巨大的震撼，清朝急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国藩采取挖壕设防、坚壁清野之策，力图围困捻军。捻军首领赖文光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将主力分为两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魏王李蕴泰等率东捻军转战于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张乐行侄）、怀王邱远才等率西捻军进军陕、甘地区，与西北回民起义军联络。自此，捻军分为东、西两支，互相配合作战，曾国藩也因为剿捻无功被撤换。同治六年（1867），东捻军经过赣榆、寿光两次大战，主力损失殆尽。当年十二月初八，遵王赖文光抢渡六塘河，率两千余人突破重围，沿运河东岸南下多次，力图渡过运河，均遭挫败。不久，赖文光在扬州瓦窑铺因坐骑为清军击毙而被俘，被押到扬州处死。东捻军失败。起初，西捻军得知东捻军被围消息后，立即东进救援，计划直接进攻北京，以吸引清军主力，解东捻军之围。并于同治六年（1867）一月二十二日突破了清军的黄河防线，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同治七年（1868）一月，西捻军直逼北京西南卢沟桥，京师大震。清廷急命恭亲王奕?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宜，又命钦差大臣左宗棠总统直隶境内各路清军防堵西捻军。西捻军因孤军深入，陷入清军重围，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最终被围困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六月二十八日平南镇一战，西捻军全军覆没，仅梁王张宗禹率十八骑冲出重围，不知所终。至此，长达十六年、纵横八省的捻军起义失败。］
众所周知，湘军因曾国藩而崛起，之后湖南名人层出不穷，湖南一省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甚至出现了“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说法，成为晚清历史上显赫的一页。
从在朝廷中的势力而言，湘军最盛之时，湘军将领担任“总督、巡抚，其他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同治初期，八大总督之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在十一位以上。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十五人，位至巡抚者十四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计其数。湘军将领及其幕僚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绝对主角。胡林翼、左宗棠、李续宾、刘长佑、蒋益澧、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锦棠、刘坤一、杨昌濬、李续宜都是从湘军中成长起来的大名鼎鼎的人才。而重臣中与湘军有很深渊源的也不在少数，知名者如沈葆桢、李鸿章、严树森、李瀚章、李宗羲、阎敬铭、许振韦等等。其中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又创立了淮军，淮军一系陆续产生了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刘秉璋、钱鼎铭、郭柏荫、王凯泰、刘郇膏、丁日昌、周馥等名将，势力更盛。用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军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
从人才而言，曾国藩幕下可谓“极一时之盛”。当时天下人听说曾国藩礼贤下士，跟随他功名利禄唾手可得，于是争相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奔。这其中，除了文学之士外，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等。同治二年（1863），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访曾国藩，如实记录了所看到的景象：“当时各处军官（应为官员，原文为officials）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西学东渐记》）周遭兵祸，唯安庆一隅人才济济，以容闳之见多识广，对此尚感到惊异和赞叹，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幕府是何等恢张，隐隐然有成为天下重地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