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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开的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既然曾国藩一再强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什么货财都没有,全无所得,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护送船只呢?显然,船上全部是金银珠宝。曾国荃到底得了多少财物,没有具体资料记载,当时的局面混乱,又是鼠窃狗偷,也无从统计。不少史书估计说曾氏天京一战获资数千万。数千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在当时更是非常惊人的资产。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国库历年多有结余积储。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部存银多达七千余万两,曾国荃堪与之比;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库存银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倍之;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存银大为下降,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十倍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猛增,咸丰三年(1853)时,户部仅存银二十二万余两,曾国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说其富可敌国,一点都不为过。
除了曾氏兄弟外,湘军的大小头目也都发了大财,连军中伙夫都腰缠万贯。天京城中四十岁以下的女子都被抢劫一空。长江之中千船万闸,日夜川流不息,都是运往湖南的装满财物和女人的船。之后的几年,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连恭亲王奕?(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在京城听说后都很是不满,慈禧太后更是心中不快。
正因为太平天国的巨额财富尽数落入湘军将领之手,曾国荃为了掩饰自己一战暴富,才有意纵火焚烧了天王府。清廷对太平天国之贮金一直极为关心,一度下令追查。曾国藩则全力为湘军掩饰,极力为曾国荃鸣冤,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老饕”为时人给曾国荃起的外号,意为贪吃、好吃。那么,曾国荃真的冤枉吗?
湖南人王闿运曾不无讽刺地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意思是曾国荃买笺纸都要一掷千金。若非富得流油,何至于如此。王闿运本人是有名的湖南才子,与湘军关系密切,曾多次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还应邀修《湘军志》一书。以王闿运与湘军的亲密关系,他的话断然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曾国藩幼女“满小姐”曾纪芬也说她九叔曾国荃“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实际上就是请假将抢劫的财物运回老家。而运回去的金银则被用来大肆购买田产,正因为曾国荃抢购土地到了疯狂的地步,当地人才将他称为“老饕”,以此来讽刺他的贪婪。
[王闿运,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早年饱读史书,文采斐然,中了举人后多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在京城经常参加友人诗会,因才高八斗而轰动一时。当时朝廷重臣肃顺非常重视人才,其幕僚大多都是汉人。肃顺经常说:“满人除了会要钱,还会做什么?当今国家有难,非用汉人不可。”他平时对满族官员十分苛刻,对汉官却非常恭敬。有人表示不满,肃顺则说:“咱们旗人都是些混蛋!瞧那些汉官,个个才思敏捷,运笔如飞,哪里得罪得起啊。”肃顺非常赏识王闿运,奉为座上宾,赠予名贵的俄罗斯贡酒,将最重要的文书都交给王闿运起草。有一次咸丰皇帝看到肃顺呈上的公文,赞赏不已。肃顺如实告之:“是湖南举人王闿运所写。”咸丰皇帝很是惊叹。王闿运一时成为京城的风云人物,与肃顺幕府里的李榕、严咸、黄瀚仙、邓弥之、邓保合称为“肃门六子”。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肃顺。时在山东的王闿运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赋诗道:“当时意气备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并且不顾被株连的风险,暗中周济肃顺的家人。王闿运一生都视肃顺为知己,直到晚年与人聊起肃顺时,还大声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水涔涔而下。肃顺倒后,王闿运改投曾国藩门下。不过他为人狂狷谐谑,大胆妄为,与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完全不是一路人,加上不愿意屈尊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一直只是以清客的身份交往,很快就因为被冷落而离开。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想要以修志来纪念表彰湘军的“功绩”,这时候,他想到了学富五车又很熟悉湘军的王闿运,便派长子曾纪泽出面,请王闿运修《湘军志》。王闿运倒是很干脆,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两年后,一部十一万字的《湘军志》摆在了曾国藩面前。曾国藩看后瞠目结舌,原来书中除了褒扬湘军的战绩外,还详尽地记述了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真实状况,其中包括他本人兵败欲自杀的狼狈,曾国荃破天京后烧杀淫掠的丑行,以及湘军将领的腐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等等。这样一本书,自然在湘军将领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曾国荃大骂道:“亏得王闿运还是熟人,怎么这样胡说八道?”甚至一度想要杀掉王闿运。最后还是曾国荃逼迫王闿运交出了《湘军志》原版,销毁了事,但《湘军志》已经流传开来。曾国荃又另请幕僚王定安撰写《湘军记》,试图消除《湘军志》的影响。但《湘军记》无论是真实性还是文笔都很难和《湘军志》相比,后世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清朝灭亡后,王闿运坚决不剃辫子,成了一名著名的遗老。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图谋复辟,见到王闿运名望很高,便聘他担任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王闿运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在国史馆的大门上贴了副门联:“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联中暗藏“民国”、“总统”,关联时局,讽刺辛辣。不久,袁世凯复辟潮中,王闿运托词离任,后病死于家乡。王闿运一生仕途坎坷,确如他写给自己的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但其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有弟子数千,其中著名的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在太平天国的问题上,曾氏兄弟的话不可信是有明证的。曾国荃攻占天京后,忙于抢劫财物,太平天国的首脑一个也没有抓住。天京城破时,天王洪秀全已经服毒自杀而死,但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忠王李秀成两个最重要的首脑人物却都趁乱逃出了天京。曾国藩报功心切,竟然上奏说太平天国所有悍贼均已经被剿亡,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而死。如此一来,就凸显了曾国藩和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上有无可争议的首功。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曾国藩的奏疏。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第一个跳出来质疑,认为湘军是在谎报军功,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逃到湖州一带。左宗棠出自曾国藩门下,号称“湘中第一幕僚”。昔日曾国藩在靖港大败于太平军,走投无路,几近自杀,湘军也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湖南地方官员已经拟好了奏疏,请求朝廷罢遣湘军,是左宗棠力挽狂澜,用计让曾国藩东山再起,曾国藩由此评价左宗棠说:“才可独当一面。”时人也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但左宗棠为人刚直清高,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他从天京出逃难民口中得知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顺利逃走后,不顾与曾国藩十几年的交情,断然上疏揭发曾国藩的私心。
左宗棠奏疏一上,曾国藩就有欺君罔上的嫌疑,清廷当然十分不满。曾国藩生平自命以诚信为本,尽管心中有鬼,但为了面子,却不得不态度坚决地予以回击,于是上疏暗示左宗棠之所以虚张声势,不过是想邀功请赏;继而又反咬一口,说左宗棠放走了杭州陈炳文以下“十万长毛”。左宗棠得知后,又上疏为自己申辩,并对曾国藩大肆口诛笔伐,言词极为激烈。正当两名重臣你来我往地大打嘴仗的时候,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清军发现,曾国藩才不得不住了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左宗棠的怀疑不虚,而曾氏兄弟则撒了谎。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之后六年中,曾三次赴京会试,均名落孙山。左宗棠自尊心极强,三试不第后,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他的才干却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推崇。名满天下的林则徐曾在长沙与左宗棠彻夜长谈,认定左宗棠是“绝世奇才”,将来“西定新疆”非他莫属,将自己在新疆搜集整理的珍贵资料全部交给了左宗棠保管。太平天国兴起后,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后投入曾国藩幕府。咸丰十一年(1861),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当时有个富甲一方的杭州商人胡雪岩,号称“活财神”,曾在左宗棠粮饷短缺时拔刀相助,主动筹集了二十万石粮食。前任浙江巡抚王有龄曾任命胡雪岩办理全省粮饷、军械、漕运等事务。左宗棠上任后,委派胡雪岩担当湘军粮食转运的重任,同时还负责与洋人打交道。胡雪岩出钱组建了一支“常捷军”,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装备以洋枪洋炮,由勒伯勒东任统领,日意格为帮统,后扩充为中英混合军,配合清兵对太平军作战。很快,靠着这支常捷军的军功,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从此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成为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统帅。但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攻克天京后,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因为幼天王下落一事打嘴仗绝交,从此失和,数年不通往还。左宗棠后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时遇到曾国荃,谈到昔日的绝交。左宗棠强调当日曾国藩有七八分过错,自己也有二三分的责任。难能可贵的是,曾左二人虽然绝交,之后却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在公事上掣肘对方。左宗棠西征时,曾国藩负责筹饷,始终尽心尽力,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传来,曾国藩自叹不如,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但西征的胜利又引发了二人新的矛盾。左宗棠平定新疆有功,被誉为民族英雄,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克复天京,仅获封侯,左宗棠收复新疆,湘军将领刘松山功不可没,而且是曾国藩所派遣,最后决定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刻意亚于曾国藩。左宗棠对此愤愤不平,逢人便骂曾国藩。但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却出人意料地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对二人的相交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
太平天国的宝藏如同曾国藩和他一手创建的湘军一样,一直是清廷的心腹大患。马新贻赴任两江总督,也负有追查这批财富的秘密使命。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到两江上任前,最后一次在紫禁城养心殿觐见慈禧太后时,心情是何等的不安与张皇,出来后竟然发觉自己的内衣都湿透了。那时正是秋天,秋高气爽,他却大汗淋漓,汗出如浆,这自然是因为慈禧太后交代的使命太过重大,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节,甚至性命攸关,才会失态如此。
尽管马新贻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来到两江后,他才发现局势比想象的更为严峻和艰难。几万湘军虽然解散,曾国藩的势力却依旧弥漫大江南北。尤其是被裁的湘军大多数没有回乡务农,而是四处游荡,明目张胆地掳掠,比土匪还要凶残。连曾国藩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说:“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湘军中不少人原来就是哥老会成员,后来更多被裁的湘军参加了哥老会,导致黑社会势力大为扩张,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马新贻生性好强,决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对付湘军。他自上任两江总督后,勤勤恳恳,花了大力气来整顿社会秩序,追查太平天国财富的下落,由此引来无数充满敌意和杀机的目光。马新贻对此心知肚明,他自知深深地触犯了湘军的利益,两江希望他死的人不计其数。自从来到这座“湘半城”后,他总有孤身闯入虎穴之感,没有睡过一天好觉。若非如此,他又怎么会以总督之尊,格外花心思在这四营自己亲自选拔栽培的新兵上呢。
同治八年(1869),先是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宜练兵不宜练勇”为借口,在原有练军四千人外,增练八千人;接着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说“江苏省自淮军全部撤防以后江苏抚标兵仅有一千六百余人”,且多有老弱,于是大力招募补充勇丁,分左、右二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两江总督马新贻终于也坐不住了,上奏说:“江南全省额兵一万二千七百余人,分防各处,徒有其名,必须化散为整,始能转弱为强。”(《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二》)于是从督标内选千人分为左、右营,从浦口、瓜洲营内选五百人为中营,又从扬州、泰州营内选五百人为前营。这两千人以训练为名,均奉调驻省城江宁。其实马新贻心中最清楚,这四营新兵,名为剿匪而练,其实是要保护他自己呀。
“唉,难哪!”马新贻烦恼地叹了口气,头疼不已。太平天国的宝藏至今下落不明,相关之人利益攸关,处处密不透风,稍有追查的动静,各方警惕狐疑的目光便一齐投来。他虽有朝廷的倾力支持,可这里是两江,天高皇帝远,曾国藩实在太树大根深,绝难撼动。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两年,绞尽脑汁,依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便是明证。要真是逼急了那帮人,还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慈禧太后交代的事没有任何进展,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又还能坐多久?
“他娘的曾剃头!曾屠户!”马新贻用山东话恶狠狠叫了两声曾国藩的外号。曾国藩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因其杀人如麻,时人称呼他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每当金陵小孩夜哭,其母只要说:“曾剃头来了。”小孩立即吓得就不敢哭了。在民间有这样的名声,在朝中又有各种美誉,这样一个多面复杂的曾国藩,在马新贻看来就格外阴森了。
马新贻重新将目光投向外面水帘般的雨幕,心中祝愿道:“但愿明日是个好天气。”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那四营新兵,那可是他在两江唯一可以倚靠的军事力量。
贰、马新贻遇刺
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一大早,小妾郑氏早早就醒了,马新贻却还在熟睡当中。刚想要去推醒丈夫时,郑氏又有些不忍心起来。她知道丈夫昨夜批阅公文到很晚,上床躺下后又辗转反侧了许久,显见在苦苦思索着什么。迟疑了一会儿,见到外面天色已经发亮,郑氏叹了口气,终于还是拍了拍丈夫。
“是谁?”马新贻如同受了惊吓的孩子,“腾”地坐了起来,一只手本能地抄起了枕头边的短枪。郑氏吓了一跳,不及回答,马新贻已经反应过来是在自己家里,叹了口气,放下短枪,开始穿衣服起床。一旁的郑氏有些发愣,呆呆地看着丈夫,想问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今天会是个大晴天,马新贻从床上一坐起来就感觉到了。果然,一出门,晨曦中曙光微露,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他精神为之一爽,人也立即振奋了起来,他大踏步地向外走去。
本来清朝官员出行,讲究大张旗鼓,要使用“仪仗”和“仪从”,官越大,排场也就越大。举例来说,两江总督出行,马新贻本人可乘八人抬的大轿,队伍最前面有“引马”两人,卫士左右簇拥。其他各种仪仗器物如八面青旗,飞虎旗、杏黄伞、青扇、兵拳、雁翎刀、兽剑、金黄棍、桐棍、皮槊各二,四杆旗枪,回避、肃静牌各二面,一共是十三种三十四个。仪仗中还有专人负责鸣锣开道。锣声也有讲究等级,总督出行,鸣锣六锤半(敲锣后立即用手捂住锣面,不让锣声蔓延,称为半锤),而州、县官出行时,开道锣只能鸣三锤半。总督所过之处,百姓必须肃静、回避。
不过,因总督衙门尚在修建中,马新贻自上任两江总督以来,一直暂借江宁府衙门作为总督署,阅射的校场也实际上是江宁府的校场。校场位于江宁府衙门西边,二者各自独立,并不相连。但江宁府后院的西门却有一条箭道直通校场,距离不远,因而马新贻阅射也没有搞过仪仗那一套,历来都是经箭道徒步来往于衙门和校场,既不骑马也不坐轿,为的是图个清静方便。他性格务实,从这点上也有很好的体现。
出了署府后门,马新贻便直奔校场演武厅,心腹家丁张荣紧随其后。除了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武巡捕叶化龙、唐得金外,跟在其身后的还有方秉仁、刘云青、潮贵枝、王长发等八名差弁。
当时总督阅射已经成为江宁的例行仪式。课试时,允许当场投考员弁,因而每个月阅射时都有五六百人赶来投考,希望能就此吃上军粮。加上允许普通百姓围在校场外观看,也有不少好事者赶来围观。再算上委考各道(除马新贻外的阅射官)所带的家丁轿役,委实有不少人,围在校场外和箭道两旁,煞是热闹。
阅射于五点准时开始。当天阅射分为四棚:马新贻亲阅头棚;洋务局张道台阅第二棚;总务巡营处杨道台阅第三棚;总理保甲局郜道台阅第四棚。检阅的内容包括洋枪打靶、抬炮动作、长矛对刺,马新贻最为关注的是新兵使用洋枪射击。他一向对这四营新兵要求严格,规定每日操演两次,是以新兵动作娴熟,枪法的准头也很好,令人满意。马新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自昨日一早以来强烈的不安感终于消失了。
上午九点左右,马新贻检阅头棚武生月课完毕,不过其他三棚尚未完成。外面艳阳高照,开始有些热的感觉,正好马新贻腹中有些饥饿,便不等其他三棚阅射完毕,交代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留在演武厅中照料其他三棚后,先行由箭道步行回署。
此时,赶来看热闹的百姓并未立即散开,而是依旧聚集在校场外和箭道两旁。这条箭道,实际就是府署外的一条小路,非常的长,且属于公共地区,因此警卫不似校场那样兵士林立。一行人中,武巡捕叶化龙和唐得金在前面领道,差弁们拥着马新贻跟在后面。
当马新贻走到后院门外、正要进去时,突然有一人奔上箭道,跪在他面前,操着山东口音叫道:“大帅!”双手将一封信举过头顶。马新贻认识此人,他是武生王咸镇,因好赌输了钱,曾经两次以山东同乡的名义向马新贻求助,索要回乡的路费。马新贻接过信,一边翻看一边询问道:“你怎么还没有回去?”王咸镇回答说:“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来相求大帅。”马新贻有些不耐烦起来,反问道:“之前不是给过你两次盘缠吗?你怎么又来了?”
武巡捕叶化龙见马新贻神情不悦,立即上前将王咸镇推开,另一武巡捕唐得金随即上前查问。马新贻一行继续前行。刚走了两三步,右边又有一人高声喊道:“大帅申冤!”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跪下。
按照清朝律例规定,遇到这类百姓拦路喊冤的情况,官员必须受理接状子,不然就是“不作为”。马新贻当即停了下来,正准备盘问究竟,刹那间,那人右手从靴筒中取出了一把明亮的短刀,站起来直扑马新贻。马新贻猝不及防,竟然没有抵挡。那人左手拉住他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递,只见亮光一闪,短刀已经刺入他的右胁肋下。
马新贻就在这个时候看清了刺客的脸——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狰狞可怕的光芒,脸上满是兴奋和得意之色,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生动的刻毒报复的神气。马新贻突然大喊了声:“扎着了!”他是山东人,有浓重的山东口音,旁人听起来则是:“找着了!”
刺客先是一愣,显然对马新贻没头没脑地喊上这样一句话感到莫名其妙,随即绞动着短刀,用力向下拔出。由于用力过猛,短刀竟然已经卷作螺旋状。
从上前,到刺杀,到绞刀,到拔刀,动作一气呵成,娴熟快捷,没有任何迟滞,刺客显然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短刀一经拔出,马新贻腹部鲜血汩汩流出,瞬间染红了半边身子。他再也站立不住,当即仆倒在地。
事出突然,周围的人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距离马新贻最近的差弁方秉仁先是愣了一下,这才上前抓住刺客的辫子,夺过他手中的短刀。其他差弁一拥而上,将刺客扭住。不料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束手就擒,态度极为从容,口中还不停地嚷道:“刺客就是我张文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说罢仰天狂笑。
家丁张荣急忙扶起马新贻,只见他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右臂紧紧夹着右肋,萎缩着身子,已经无法站立。差弁们急忙就近取下一块门板,将马新贻抬进江宁府衙门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