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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审户，指核实灾民户口。清朝制度规定，十六岁以上灾民为大口，不满十六岁至能行走者为小口，再小者不准入册。还要根据灾民受灾程度，划分出极贫、次贫的等级，以备赈济。审户完后，还须发给赈票。赈票上填有灾分、极次、户名、大小口数、应领粮数等，一共两联，一联给灾民作为领赈依据，一联给地方官府留底，以备核查。
第四步则是放赈，即按赈票所列数目将赈灾粮或款发放到灾民手中。因这一步最为关键，因此明文规定放赈时各州县管事人员必须亲自到场，二不得假手胥役里甲，并且还要有督赈官在现场进行监督。为了防止冒领，每次放赈时，要在赈票上加盖戳记，官府留存的赈济底册上也要加盖戳记。放赈完毕后，要将放赈粮食银钱数目、户口、姓名、月日等赈灾情况公开告示，并须造册、盖印，以备日后上司抽查。
这一套救灾制度规定得相当细致，基本上保证了赈灾过程的正常进行，也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经办官员冒赈贪赃的作用。加上清廷对在救灾中违法的官吏处罚很重，如有贪污救灾钱粮者，以坐赃论处，连同里长甲首，一同问罪。侵吞救灾物资和银款严重者，则往往会被处以极刑。然而，胆大包天的王亶望上任甘肃布政使后，视救灾制度形同虚设，他更是一手创建起一整套更为严密的集团贪污体系。集团作案的风险相当大，如果没有全体官员的集体配合，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因此，王亶望的第一步，就是将包括总督勒尔谨在内每一个甘肃官员都拖下水，变成他的共犯。
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季，早有准备的王亶望向朝廷谎报秋灾，请求朝廷允许放粮赈灾。甘肃当年收捐成效显著，收捐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准备赈灾，乾隆皇帝当然照准。于是，一场大骗局正式上演。
甘肃各州县地方官员纷纷虚报灾情，并想方设法地多报成灾分数和灾户，以多报销银两。但最终成灾分数和灾户数目都是由王亶望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他本人是不会亲自往“灾区”察看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灾区。他的原则是：凡是平时对他巴结行贿多的州县，他就让其多报，对他行贿少的州县则不准其多报。而各州县领回的银两，也并没有买补粮食归仓。到放赈时，也没有官员监视。这样，王亶望和各级官员共同贪污，中饱私囊，顺势将民间的捐银放进了自己的腰包。甘肃省自总督勒尔谨以下，到地方州县，大小官员均给分肥，几乎人人有份，其中以王亶望得赃银最多。
初次尝到了甜头后，王亶望的胆子和胃口愈来愈大，继续折色收银不说，还有意将收捐数目越报越多，以求将更多的捐银贪污进自己的腰包。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乾隆皇帝批准甘肃重开捐监开始，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在三年的时间内，王亶望上报的捐粮多达六百多万石，捐监生人数达十八万余名。而陕西省依照甘肃省之例开捐监，从乾隆四十年（1775）到四十五年（1780），五年时间才报捐监生九千六百余名。王亶望所报捐粮数目和监生人数创下了多项纪录，不但在甘肃省前所未有，为历史最高，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我们只要看看清朝甘肃一省农业收入的情况，就知道六百多万石的捐粮数目是多么惊人了。当时，甘肃全省在册田地有二十三万六千三百三十余顷，可征田赋银二十八万余两、粮五十二万余石，银粮合算不过征粮八九十万石，因而这收捐得来的六百多万石的“监粮”，是甘肃省全年赋税的七到八倍。
正因为甘肃收捐“成就”惊人，乾隆皇帝大喜过望之下，深感王亶望不负所托，多次褒奖有加。只是，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所谓六百万石捐粮，竟然完全是纸上之数，官仓中一粒米都没有。当然，按照王亶望所报，这三年内，甘肃省年年发生了“特大旱灾”，这六百万石完全不存在的捐粮，也全部按照王亶望的请求成为赈灾粮食，在“勘灾底册”上发放给了“灾民”。六百万石粮食来无影，去无踪，全部是纸上谈兵，可谓天衣无缝。
除了冒赈吞没六百万石捐粮外，王亶望犹不知足，还想了许多方法来冒领国库帑银。他先是谎称须用捐粮赈济甘肃各地，还需要脚价银（运费）四万两，以募集役夫运粮。当然，这脚价银也毫无例外地落入了他个人的腰包。又借口收捐粮太多，仓库不够，请求在二十六个州县添建新仓库。户部为此批准用银十六万一千八百余两，也全部被甘肃官员分肥分掉。几乎所有的甘肃官员都卷入了这场贪污大案，从上到下，无官不贪。
因为冒赈的关键环节完全凭王亶望一句话，甘肃各州县地方官员为了多报受灾分数，纷纷投其所好，向王亶望大行贿赂之事。仅皋兰县一县，知县程栋便每年送给王亶望二万两白银。有一年的冬天，王亶望赶盖一处新居。为了让王亶望尽早住进去，程栋不顾天寒地冻，下令工匠赶修，竟然不惜成本地用热水和泥，为此耗费白银二万两。
王亶望除了对行贿者来者不拒外，还经常主动向下级官员张口：金县知县邱大英曾被索取白银一万一千四百两；平番知县何汝楠被勒索白银一万八千两。对于那些事先不使银子当“敲门砖”的官员，王亶望均不予接见。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巩昌府知府潘时选到兰州求见王亶望未果，后经“高人”指点迷津，奉上了一千两银子作为见面礼，这才见到了王亶望。当地人为此编了个顺口溜唱道：“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花上一千两银子，才能见到王亶望一面；花上两千两，王亶望大人或许会请他吃个便饭；掏出三千两银子，那么王大人就会赏脸一起射个箭娱乐一下，表示关系更加亲密一层。
在收受贿赂的形式上，王亶望也花样百出，要求行贿官员一定要掩人耳目，于是金县知县邱大英将白银藏在食物中送入布政使司，西宁县知县詹耀磷则将银子装在普通竹篮中。为了便于向地方勒索财物，王亶望公然下令各州县在兰州设立一直为朝廷明令禁止的“坐省长随”，只要他有所需求，立即命坐省长随通知各州县，如此得到的财物多不胜数，就连王亶望本人后来也承认自己得属员银两财物甚多。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王亶望三年俸满，升任浙江巡抚，离开甘肃时，随身带走的财物需要数百头骡子来驮，除了银两外，还有古董、皮张、衣服等，可以说是满载而去。
［清朝制度，官员任职满一定年限可酌情升调，称为“俸满”。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分腹俸或边俸：腹（腹地）俸五年俸满；边（边区）俸三年俸满。］
自王亶望上任甘肃布政使，立即着手策划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贪污冒赈案，到三年后王廷赞接任，这一省大小官员上下一心，集团贪污，出现了长期腐而不败的局面，实际上是与清朝的官员选拔机制息息相关。
清朝制度，每逢寅、巳、申、亥年进行“大计”，即对所有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估，由此作为奖惩的基准。具体流程是：每一级地方官员均由其直接上级写出评估报告，然后呈交给一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和按察使在报告上附上各自的“考语”（评语）后，再转呈总督或巡抚。总督或巡抚审核后或批准、或修正评估意见，再上交吏部。受到上司推荐的官员自然面临褒奖、升职；而受到上司弹劾的官员则会立即交吏部议处，面临夺俸、降级、革职的处罚，甚至会被永不叙用；而既不被推荐又未被纠劾的则可以留任原职。这一套官员选拔机制，即所谓的“伯乐制”。
前面提过，清朝捐纳制度盛行，导致仕途竞争激烈，地方官员每上升一级更加困难。而在“伯乐制”下，官员不是民选出来的，官员的前程不是掌握在老百姓手中，而是掌握在其上级手中。官员的提拔也没有客观标准，完全由顶头上司的喜好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司之手，想要获得升迁或保住官位，就必须全力博取上级的欢心。如此一来，下级向上级巴结、逢迎、献媚、送礼、行贿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选。官员不想尽办法贪污，就没有财力向上司行贿，不行贿也许就无法保住官职或者被降职。如此循环下来，每一级官员都是其上级的行贿者，又是其下级的受贿者。顺治朝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其人其事参见第一章《科场案》）曾经谈到官场风气时说：“官员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政事，七分都用来逢迎上司。”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种非民选的官员选拔体制下，贪污腐败根本就无法清除，真正清廉的官员就必然是凤毛麟角。
就拿王亶望本人来说，他本人是甘肃冒赈案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贿者，又主管甘肃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甘肃各地方官纷纷大拍马屁，向其行贿，但他也还另有一重行贿者的身份。朝中有人好做官，深明此理的王亶望每年也要花巨资在朝中打点，重臣如于敏中等都曾收过他的贿赂。
再拿王亶望的继任者王廷赞来说，他本来是一个清官，但在发现了甘肃官员大规模集体贪污的问题后，也被迫同流合污。原因很简单，他想保全官位或者将来得到升迁，就必须加入到这个贪污集体中去，不这样做的话，作为异己的他根本无法在甘肃官场容身，因为他的上级、同僚、下级会担心他揭发此事，会想方设法地设计陷害他、铲除他。在一个集团作案、共谋贪污的泥潭中，他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搞不好连命都没了。正因为王廷赞是个聪明人，看清了官场的本质，所以他才非常地识“时务”，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立即毫不迟疑地表态，步王亶望的后尘，加入了集体冒赈贪污的行列。
归根到底，甘肃官员集体贪污的根源还是清朝的官员选拔机制。王亶望之能事，就在其人充分利用了这一官场规则，创造了一个共谋贪污的体系，而且已经完全流程化了，有组织，成系统，像金字塔式的食物链，运行得高效而完美。整个甘肃官场中，所有的知情者都成了共犯，从中得利，相互庇护。如此贪腐的格局，没有强大的外来力量，是很难打破的。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清朝历史上最大贪污案后来败露的缘由，竟然就是王廷赞本人上书给乾隆皇帝的一道奏折。
叁、雨落石出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王廷赞正式接任甘肃布政使后，不但继承了王亶望的那一套，还于上任后不久下令在原来多收的一两杂费银的基础上又多收一两银子。当然，他新尝做贪官的滋味，还远不如王亶望老辣，多收了钱，表面若无其事，心中却还是有所顾虑，生怕人们议论说闲话，便暗地派亲信王长随出去打听监生们的动静。
好不容易等到王长随回到衙门，王廷赞迫不及待地问道：“监生们对收捐时加收一两杂费银可有异议？”王长随笑道：“大人增添此项费用时便已经说明，这一两银子是专款专用，专门作为布政使司衙门纸张之用。监生们不过为朝廷多出一分力，怎么敢有异议？”王廷赞这才放了心，点头道：“如此就好，千万别让监生们说了闲话。”
王长随道：“收捐一事，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谁敢闲话！自大人上任以来，成效还在前任王亶望大人之上，如今不仅省去户部每年拨白银百余万两的烦费，而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王廷赞却有些不耐烦起来，粗暴地放下手中的账簿，不再理睬王长随，起身离开了大厅。
片刻后，王廷赞又转身出来，发布了一道令王长随瞠目结舌的命令，即将各属坐省长随全部驱逐出兰州城，其中几个民愤极大的长随予以逮捕监禁审查。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道命令后来还的的确确地执行了，可以被视做王廷赞由清官转变为贪官过程中的最后一点挣扎。
此后，王长随也恢复了王亮侯的本名，开始着手帮助王廷赞进行资产运营生息事宜（类似当今的投资），频繁来往于西北和北方，他长随的身份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这一年的七月，甘肃累报捐粮七百多万石。也就是说，王廷赞一上任就“成效卓著”，一个月就收了数十万石的捐粮。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终于再次对甘肃捐监起了疑心，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到甘肃勘验捐收监粮。
袁守侗，字执冲，山东长山（今山东邹平）人。乾隆九年（1744）中举人，后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号称清朝十大清吏之一。正因为他为官正直清廉，曾先后五次被乾隆皇帝派为钦差大臣，专门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案件。其经手查办和参劾的重臣有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原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侯富德等，这些人均因为被袁守侗查实罪行，相继正法。乾隆皇帝派出这样一位有极好反贪记录的能臣前往甘肃，充分显示出他的怀疑以及一定要了解真相的决心。
不料，之前曾经接受过王亶望贿赂的军机大臣于敏中等人预先派人赶到甘肃向陕甘总督勒尔谨和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报信。勒尔谨和王廷赞闻讯后大惊失色，经过一番商议后，立即开始行动，准备应付钦差的到来。他们先是东挪西借到了一批粮食，然后将这批粮食分成小份，运到各地州县官仓。再派人将官仓粮垛的下面用铺板架空，然后倒进一箩筐一箩筐的糠填实，只在粮垛的最上面撒上一层粮食掩盖住糠。如此，经过一番紧张的忙碌，本来一粒米都没有的仓库装得满满当当，“粮仓满囤”，看上去绝无任何短缺情况。除此之外，他们还大做假账簿，以应付检查。
身负重任的钦差袁守侗和阿扬阿到达兰州后，倒也尽忠职守，逐一封仓核对。但在勒尔谨、王廷赞等人的竭力掩饰下，一向精明干练的袁守侗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回京后还向乾隆皇帝奏称说：“俱系实储在仓，委无亏缺，并核对节年动用数目，亦相符合。”乾隆皇帝这才彻底释疑，从此不再追查甘肃捐监一案。
转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这场起义源于甘肃旷日持久的新教和旧教之争。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素来是回回人（回族）聚居区。最初，有甘肃安定（今甘肃定西）回回人马明心（一作马明新，经名易卜拉欣，又名穆罕默德召裴，道号维戛耶顿拉赫）在回教中创立新教，后到循化（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传教，影响很大。清廷历来支持旧教，因此将马明心驱逐回籍。但事隔不久后，马明心又潜回撒拉族传教，导致新教、旧教矛盾急剧激化，后来更是上升到武力械斗。马明新的得意弟子苏四十三和韩二个率领一千余新教众攻入老教区，杀死了哈尔户长韩三十八，公然与旧教争夺地盘和信徒。
旧教教首见新教势大，便派韩三十八的儿子赶去兰州向陕甘总督勒尔谨求救。因为新教、旧教争斗已久，勒尔谨也没有太当回事，事先没有查明强弱众寡情形，即派新任兰州知府杨士玑（原兰州知府蒋全迪已经调到浙江任宁绍台道）会同河州副将新柱、臬司（按察使）福菘带着四十余名兵丁前往撒拉族地区查办。
三月十八日，河州副将新柱先行前往旧教教区打探情况。新教苏四十三等人听说后，假扮成旧教，抢先出迎，想借机打听官府的动态。新柱以为对方是旧教教徒，便表态说：“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循化志卷八回变》）意思是官府要为旧教做主，如新教不守法令、不遵约束，就将斩尽杀绝。苏四十三等人听了大为愤慨，决议武装暴动，当晚杀死了新柱。次日凌晨，苏四十三又率众攻占旗台堡，杀死兰州知府杨士玑等人，正式发动了反清起义。
三月二十一日，苏四十三率两千余人攻占了河州城（今甘肃临夏东北），杀死知州周植和都司李琦等官吏，夺取了大批马匹枪械。陕甘总督勒尔谨得知后大为恐慌，一面派西宁镇副将贡楚克连尔率五百清兵扼守狄道（今甘肃临洮），截住苏四十三义军归路，一面急调固原、凉州、甘州、西宁、肃州五提镇兵两千人赴河州剿捕。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对回民起义事件也格外关注，虽然这并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他接任布政使近四年了，毫无保留地继承了前任王亶望的贪污“事业”，但却也从来没有睡过一天好觉。眼看着原布政使王亶望升成了浙江巡抚，原兰州知府蒋全迪调到浙江任宁绍台道，原皋兰知县程栋捐官升为刑部员外郎，都是尽可能地远离甘肃这个是非之地，愈发想要效仿这些“聪明人”，早日调离甘肃。如果这次平苏四十三回乱有功，高升自然指日可待，也就可以早日离开甘肃了。
兰州府通判谢桓见王廷赞在回民起义一事上格外花工夫，便出了馊主意：不如将当时正在安定老家的马明心抓捕到兰州，作为人质，这样苏四十三就不敢轻举妄动。王廷赞听了深以为然，立即札饬安定县知县黄道燛将马明心及其儿子、女婿三人逮捕，并连夜押解到兰州，关进大狱。不料，事态反而因此愈发激化。苏四十三和马明心的义女赛利麦（撒拉族人）等人听说马明心被官府逮捕后，立即率义军日夜兼程进逼兰州，并占领了城西南的华林山。
三月二十七日，回民义军兵临兰州城下。苏四十三要求勒尔谨立即释放马明心，扬言若不依从，便要立即攻打兰州城。其时，义军有数千人，且士气正旺，而兰州城内空虚，只有清标兵八百名。勒尔谨和王廷赞都是虚有其表之徒，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吓得不知所措。百无对策之下，勒尔谨只好一面派人紧急向朝廷求援，一面抱怨王廷赞不该抓来马明心，以致引火烧身。这倒提醒了王廷赞，决意利用马明心来退敌。
当时，苏四十三正率军猛攻兰州城西门。王廷赞命人将马明心押上城头，用马的儿子和女婿生命相威胁，要他劝苏四十兰退兵。结果，马明心一出现在城墙上，城下的义军立即都滚鞍下马，向他跪拜，称他为“圣人”，一起诵新教经。马明心被逮捕后还遭受了苦刑，两腮胡须均被拔掉。城下义军见他面容憔悴，均挥泪如雨，泣不成声。于是，马明心“俯向城下作番语数语，色甚厉，俄挽头上巾掷城下”。
由于马明心讲的是“番语”，旁人不了解到底说了什么，因而说法颇多。一种说法是马明心遵从官府的要求，让苏四十三退兵，但因为距离太远，苏四十三没有听清；另一种说法是，马明心不畏强权，临危不屈，要求苏四十三等人坚持抗清。但无论马明心说的是什么，城下义军均是至恭至敬，尤其是拣到马明心丢下的头巾后均如获至宝，争相抚摩不已。王廷赞、勒尔谨等官员对此深以为惧，又见苏四十三依旧围城不走，担心马明心在蛊惑人心、妖言惑众，一旦放虎归山，势必酿成更大祸乱，于是当众将六十三岁的马明心杀害。马明心后被追尊为束海达伊，意为殉道者的领袖。
如此一来，事情再无斡旋余地，苏四十三率领义军加紧攻城，要为马明心报仇雪恨。王廷赞、勒尔谨等只能闭城苦守，等待援军到来。此时，突然天降倾盆大雨，连日不绝，苏四十三见一时无法得手，便暂时放弃攻城，率军退驻华林山。甘肃官员素以“连年旱灾”冒赈贪污，值此关键时刻，竟然是一场大雨挽救了他们，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
就在王廷赞、勒尔谨等人恃城与义军对峙、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清廷紧急调派来支援的大军前锋已经赶到兰州。这前锋不是别人，正是眷宠日隆的和珅。乾隆皇帝得知甘肃发生了回民起义后，立即派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率蒙古扎萨克亲王拉旺多尔济（娶乾隆皇帝第七女固伦和静公主，公主为嘉庆帝同母姊）、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等人前去镇压。
和珅时年才三十一岁，可谓意气风发。五年前，他不过是个普通侍卫，如今的他可是今非昔比，除了拥有户部尚书的头衔外，还兼任议政大臣行走、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理藩院尚书事。其升官速度之快，官阶之高，兼职之多，权势之大，令整个朝野为之侧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前，和珅还与乾隆皇帝成了儿女亲家，他的儿子被乾隆皇帝赐名丰绅殷德（满语为“富寿绵长”之意），指婚为十公主（即固伦和孝公主）的额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