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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夫人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高元爵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高杰为人虽然骄暴淫毒，但他对明朝仍旧有拥立之心，而且死前“进取意甚锐”，很有进击清军的决心。高杰之死对整个南明格局影响很大，高杰的部队因此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而其他三镇将领依旧怨恨高杰，并且不再听史可法号令，加上南京马士英担心史可法权力太高，大搞政治阴谋，将史可法的部分军队从扬州调走，南明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几乎已经破灭。
【七 左良玉与柳敬亭】
就在多铎大军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不得不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这一段我们在后面再提。
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有读过书，也不大识字。他初于辽东从军，自崇祯十二年在玛瑙山战胜张献忠之后，声名大振，从此开始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
弘光登极的时候，左良玉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弘光政权不得不讨好地封他为宁南侯。弘光皇帝朱由崧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左良玉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陈子龙记载，“上之立也，不与推戴，心常怏怏。既专制荆楚，益桀骜”。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左良玉的反感。
左良玉所谓的“清君侧”，正好发生在1645年三月。当时李自成失去西北，在满清阿济格军队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了湖北襄阳地区。左良玉曾经有同李自成作战大败的经历。崇祯十五年，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为李自成大败，俘明军数万人。
左良玉早已经成为勇于虐民、怯于大战的大军阀，听说李自成有十几万人马南下，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又故伎重演，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设坛刑牲，与诸将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义，一时欣然附和”，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
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正言厉色道：“先帝之旧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负”，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随即拿出“誓文、檄文”给袁继咸看了一遍。
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不料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袁继咸于绝望当中准备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将张应元把他掳入舟中，袁继咸一再投水自尽，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达自己并没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继咸一道东下“调护兵将”；监军李犹龙也再三劝说徒死无益，不如见机行事。袁继咸无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诸将约定严禁烧杀抢掠。
正当左军由九江准备东下时，四月初四日左良玉突然病死。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弘光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率师东下的报告，大为恐慌。马士英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黄得功的军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江北四镇的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去迎击左军，江淮防线一时陷入空虚。
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说：“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颖、寿。”弘光帝虽荒淫昏庸，却又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北兵（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直前。
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马士英却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
关于左良玉部队后来的结局，到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袁继咸也被胁迫往见清英亲王阿济格，只长揖不拜。阿济格极力劝袁继咸降清，承诺他“仍做九江总督”，遭到断然拒绝，最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
纵观左良玉一生，并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但他晚年赏识说书人柳敬亭，视为左膀右臂，却在当时被视为奇事。
柳敬亭又称柳麻子，本姓曹，名逢春。少年时犷悍不驯，被列为地方恶人，多行不法事，为官府追捕，于是出逃，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后流浪到盱眙，无以为生，遂揣摩随身携带的小说，在街头说书，居然倾动市人。从此，他便走上说书的道路。后来转赴苏南献艺，渡江时，指江边柳树为姓，以敬亭山为名，岂知此名后来竟驰誉书坛，为中国评话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柳敬亭一次在松江说书，有幸得拜当地的一位通儒莫后光为师，尽得其传。柳敬亭在莫后光之春风化雨下，不仅学得高超的演艺，而且也一洗犷悍习气，柳敬亭后来之所以能与复社人士以及士大夫交游，离不开莫后光的教育与熏陶。
不久，年近四十的柳敬亭来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说书。他善于状人拟物，使人听之如临其境，“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一时间声名鹊起，红极一时。朝中权贵、官僚争相邀柳敬亭至驻邸说书，应接不瑕，请其说书者须要十天前约定。
左良玉渡江南下时，安徽提督杜宏域为了巴结左良玉，特意介绍柳敬亭到左良玉的府署。一谈之下，左良玉立即惋惜与柳敬亭相见太晚，让柳敬亭参与决定重要秘密军务，一时成为左良玉的左右手，“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军中官员也不敢以说书人的身份来看待柳敬亭。
左良玉没有读过书，所有公文都是部下文人所写，立意谋篇，炼字炼句，引古证今，但左良玉都不满意。反而柳敬亭耳朵经常听到的，口里经常说的，从僻陋里巷俗语常谈中得来的，非常合左良玉的心意。
柳敬亭曾奉左良玉之命到南京公干，那时南明朝中君臣都敬畏左良玉，听说左良玉派了人来，上下没有谁敢不以恭敬之礼接待他，甚至宰相以下的官吏都让柳敬亭坐在向南的尊位上，人人称呼他柳将军。柳敬亭也不客气，坦然而坐，没有丝毫谦虚之色。那些街市上往日和柳敬亭很亲近互称你我的市民，在路边私下说：“这人是过去和我们一起说书的，如今他竟这样飞黄腾达了！”
柳敬亭虽然只是说书人，时局变幻中，他却也不能静静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狂潮之外。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在酒后谈起宁南旧事，都欷嘘洒泣。“江畔逢君诉遗事，断肠如遇李龟年”，离落心事，不忍说破，沧桑之极。
明亡后，柳敬亭的演艺更臻化境。他将其亡国的亲身感受、郁抑之气，融合于评话之中，使经历国变的百姓，产生极大的共鸣，从而达到感人以心、动人之情的效应。黄宗羲写《柳敬亭传》，说听到柳敬亭的说书，令人感到“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同样是写国破的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实在远不如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得深刻。说书能到如此地步，以国破家亡的哀思扣人心弦，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确实是相当不易了。
但黄宗羲依旧只把柳敬亭当作倡优，说“其人本琐琐不足道”。
柳敬亭一生交游广泛，尤喜与文人交结。当时的文士景慕柳敬亭的高风高艺，也都乐为之赋诗、填词、赠文、作传。这些作品后来均收载入各自的诗文集中或散见于诗话、词话、笔记里，流传至今。龚鼎孳在《赠柳敬亭》一文中写：“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可倚伏，有古贤豪侠烈之风。”
康熙元年，七十六岁的柳敬亭应龚鼎孳之邀到来北京。龚鼎孳邀请各大名流、诗人词客集其私邸，举行诗酒之会，听柳敬亭说书，轰动了北京文坛。就这样，柳敬亭在北京周旋于士大夫之间，首尾四年。
《旧都文物略》里说柳敬亭“为睿亲王多尔衮所罗致，利用其技艺使编词宣传”。因此有人嘲笑他终究是艺人，“很难够得上谈忠义节操”。然而当时多尔衮一声剃发令下，天下谈得上忠义节操的又有几人？写诗词劝柳敬亭南归的吴伟业、龚鼎孳当时都是满清的显贵。反倒是柳敬亭以方便说书为由，终其一生都未薙发易服。
柳敬亭生逢明末异族入侵的乱世，在残酷的新旧蜕嬗现实里过着献艺生涯，个人际遇不可避免地跟当时的政治环境串成唇齿关系，不但哀乐不能自已，连栖止游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终难免惹出一些同时代人的阴忌和身后的是非。
康熙四年（1665年）暮春，柳敬亭终于买舟南下，这时他已经七十九岁。次年，柳敬亭以八十岁高龄参加龚鼎孳爱妻顾眉（即有名的秦淮名妓顾横波）的葬礼，并为之说书酬宾。顾眉于康熙三年死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康熙五年（1666年），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柳敬亭晚年受过老友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资助，其后事迹不详。他究竟活到何时，死于何处，未曾留下一点迹象，就这样无闻而终，令人为之凄怆。
还是吴伟业的一句话是柳敬亭一生最好的评价：“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不必说什么傲骨嶙峋，不必抹杀本性，不必妆点山河变色后悲泣喜笑的矛盾。
【八 史可法与扬州十日】
明朝末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出督京师学政的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冒雪出外巡行。路经一座古寺，便进去避风雪。在寺内的廊下，看见一个衣着单薄的年轻人，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做好的文章。左光斗悄悄拿起文章阅读，不禁赞叹不已，爱不释手。他解下自己所穿的皮衣，轻轻盖在这位年轻人的身上。从寺里僧人处得知，这个青年名叫史可法。
自那次偶然的机缘，左光斗认为史可法才学出众，定非等闲之辈，就收他作了自己的学生。有一次，左光斗十分高兴地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很平凡，将来继承我的志向的，只有这位学生！”
不久后，左光斗遭到大奸臣魏忠贤的诬陷，被关在暗无天日的锦衣狱内。史可法焦急万分，又听说老师在狱中遭受酷刑，将不久于人世，就拿着银钱泪流满面与狱吏商量，终于感动了狱吏，让史可法扮成扫垃圾的人进入狱中。
史可法看见老师由于受了火刑而面孔焦烂，膝下筋骨也脱露出来，不由自主抱着老师痛哭。左光斗苏醒过来，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于是强忍剧痛，用手指拨开眼皮，目光如炬，生气地说：“傻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奸人正想把我们的人一网打尽。往后，谁去整顿糜烂的国事啊！你再不离开，我现在就亲死你！”说着就把套在手上的铁环投向史可法。
后来，史可法含泪对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成。”
这是史可法年轻的时候的事。左光斗的铮铮铁骨给史可法后来的一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自幼好学，为左光斗赏识后，应考顺天府试，中第一名秀才。崇祯元年四月中进士，六月任陕西省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在朝廷中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他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史可法深受恩师左光斗的影响，为官清正，办事干练，声名大著，官直至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不过他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
在弘光政权成立后首次商讨国策时，史可法也提出了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应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因为有南宋的教训，他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明确地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于史可法不积极进取的态度，刘宗周和陈子龙等人都非常不满意。可惜刘宗周和陈子龙这些真正的人才不久后就在党争中被迫辞去了官职。
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不久，搞清楚了南明的形势，知道史可法是唯一一个可虑的人，就派副将唐起龙招抚江南，致书给史可法招降。这封著名的书信由投降满清的复社成员李雯起草。
史可法回信中对满清入关赶走李自成表示了感谢：“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剃发之令，亦不忘本朝。此举动也，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地而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哉？”明白无误地对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史可法也期望能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联合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然后划江而治。这是史可法缺乏战略的远见，也充满展现了他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他从不敢轻易决策，只因为他认为他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存亡之秋，他承担不了轻率决策的后果。
但在回答多尔衮让他背叛明朝的问题时，史可法的态度却非常坚决：“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语气铿锵有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流传于后世的千古名篇。据说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是由复社名士侯方域起草。
这个时候史可法在南明政权中已经是力不从心，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后，根本不能指挥四镇那些骄兵悍将，因此也无法做出抗清的有效布置。他在回答多尔衮的时候，已经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这将是一种生死的选择。
史可法做了督师后，除了以身作则、跟兵士同甘共苦外，也做不了太多的事，但他却因此受到将士们的爱戴。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感到精神疲劳，把值班的厨子叫了来，要点酒菜。厨子回报说：“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下酒的菜一点也没有了。”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史可法的酒量本来很大，来到扬州督师后，就戒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才破例喝了点。一拿起酒杯，他想到国难临头，又想到朝廷里面只知道勾心斗角，心里愁闷，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多喝了几盅，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扬州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督师衙门议事，只见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奇怪，因为督师平常都是起得极早的。后来，有个兵士出来，告诉大家说：“督师昨晚喝了酒，还没醒来。”扬州知府任民育说：“督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大家别去惊动他，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吧。”他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表示天还没亮）。
史可法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侧耳一听，打更人还在打四更，不禁勃然大怒，把兵士叫了进来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民育吩咐的话说了，史可法才没话说，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从那天起，史可法下决心不再喝酒了。
四月十七日（1645年）满清豫亲王多铎大军逼近扬州时，史可法刚刚从南京渡江回到江北，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竟没有一个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
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
此刻扬州城里兵力相当薄弱。大军兵临城下，后果不难预料。这时候的史可法是极为矛盾的，他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在他死前四天写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信中流露出他对现实世界的深深厌恶。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时局看得如此清楚，他知道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尊崇的南明朝庭，很快就要灭亡了。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已经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但无论如何，即使史可法准备死去，也没有预备投降，由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英雄之一。
由于扬州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并没有下令立即进攻，他先后五次派人招降史可法，都遭到了严词拒绝。史可法当众将多铎的信投入护城河中。他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史可法将与扬州共存亡，用《桃花扇》中的话来说：
〖不怕烟尘四面生，
江头尚有亚夫营，
模糊老眼深更泪，
赚出淮南十万兵。〗
但史可法的“深更泪”已经无法保住扬州，扬州城已经是危急万分。虽然史可法死志已决，但城中还是有不少人害怕了。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高歧凤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史可法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竟然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只是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薄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