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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阮大铖还曾经不惜重金，撮合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后来为侯方域觉察，设法筹集资金，将钱退还给了阮大铖。阮大铖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铖人品虽恶，却颇有才华，诗文俱佳，尤善词曲。他所作传奇戏曲情节曲折离奇，关目布置和曲辞科白都很下功夫，艺术上有相当功力。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对于阮大铖“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戏班在南京很有名声，阮大铖自己也能亲自执板唱曲。（附阮大铖诗碑图）
如同他本人擅写的传奇，阮大铖的死亦颇有传奇性。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为清兵所破，阮大铖逃至浙江方国安军中。次年，投降满清，并领清兵破金华，从攻仙霞岭。仙霞岭是从浙江进入福建的天险，当时杨文骢在那里设伏。
杨文骢字龙友，明末大画家董其昌的弟子，也是当时知名的画家。杨文骢是马士英的亲戚，但他与复社人士来往甚密，是夏允彝等人的好友，还是几社的创办人之一。杨文骢曾经出钱帮助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秦淮名妓李香君梳拢（杨文骢与阮大铖是旧交，当初梳拢李香君的钱就是阮大铖假托杨文骢的名义出的，目的是为了拉拢侯方域），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事却是——将李香君鲜血染红的白绢扇画成了灼灼动人的桃花图。
『注：梳拢是妓院行话。妓女在未接客之前是结为发辫的，接客之后才开始梳髻，叫做梳拢。所以梳拢又常常指妓女第一次接客。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钟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
在仙霞岭，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当阮大铖与杨文骢远远相对、相互怒目而视的时候，阮大铖突然中风，头面肿胀，倒在石上而死。
但仙霞岭一役，清军大胜，杨文骢重伤被俘，不屈而死。
《桃花扇》中的这两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就这样死在了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事件。
重新回到南明党争的话题。弘光皇帝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他总说：“天下事，有老马在”，把军国重事委托给马士英，自己则同一班佞倖干着昏天黑地的勾当。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士英大权在握，这场党争最终以东林党和复社的失败而告终，也是不足为奇的。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等职。
阮大铖走马上任后，据李清著《南渡记》载：“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阮大铖惟利是图的德行可见一斑，当时的民谣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阮大铖机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报复那些曾经打击过他的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他对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复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机会果然来了，阮大铖突然留意到有一些北京的东林党人投降过李自成，于是他很容易地将江南士民的激愤引向那些曾经投降过李自成的东林党人，比如我们在前面的篇章中提到过的陈名夏。于是那些从北方逃来的投降过大顺政权的前明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
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
但此时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怂恿下，吴地缙绅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南明政府随即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杨汝成等人的住宅立即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满清政府。
阮大铖抓住机会，开始对复社成员进行打击报复，《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
〖凶凶的缧绁在手，
忙忙的捉人飞走；
小复社没个东林救，
新马阮接着崔田后，
堪忧！
昏君乱相，
为别人公报私仇。〗
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但侯方域事先得到了消息，抢先逃去扬州，投到史可法门下。而他的爱人李香君则被阮大铖报复性地强嫁给佥都御史田仰，演出了血染桃花扇的一幕。
【五 南渡三案】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挫败了某些东林－复社人士拥立潞王朱常淓的计划。围绕帝位的勾心斗角，并没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国一年之内，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三个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却都贯穿着对弘光皇帝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第一件 大悲案〕
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大悲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确实是个骗子。
但是，一些人认为他的陈述证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内的一些藩王的情况，而掌权的人不愿把这些情况暴露出来。不论大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因为又提起了福王和潞王之争，负责审问的官员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结此案。
只有阮大铖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抓住大悲在供词中提到钱谦益（钱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开了一份赞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颠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中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东林党和复社的名士们。
事有凑巧，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已经上疏批驳大悲的供词漏洞百出，不堪一击。钱谦益并不知道黑名单的事，他主要是针对大悲提及他的指控。但这样一来，事情就公开化了。
这个时候，马士英不想将事态矿大，制止了阮大铖的黑名单行为。1645年三月二十七日，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大悲被处斩。
〔第二件 假太子案〕
就在大悲和尚出现在南京的同一天，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分，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抵南京后，高梦箕难辨真假，急忙送往苏州、杭州一带隐蔽。可是，这少年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高梦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
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这个少年从浙江金华到了南京，被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审视。大学士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样，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
弘光立国之时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王铎一个。如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不认；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往认。之明见执中，亦不识也。于是群疑稍解”。时任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的黄道周记载：“王之明者，顽童，故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途穷附高鸿胪之仆穆虎者欲南趋苟活，而穆虎居为利，遂谓子舆复出也。廷诘之日，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辄持两端，讼言不可诛，诛之祸起。”
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太子身着紫衣跟随在李自成马后。当左懋第北使北京时，曾经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
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纯属假冒，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问题是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黄得功和左良玉都上书表示对弘光政权严刑审讯“南太子”的行为表示不满。而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南太子”是真，弘光皇帝就必须归还皇位，弘光皇帝不想归还皇位，所以才坚持说“南太子”是假的。这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变得复杂的，是“北太子”这样一件事。“南太子”事前三个月，另一个自称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现，在清廷引起另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其微妙与政治影响在每一点上都与南京的案件相似。据称“北太子”有长平公主确认，确实为她的亲弟弟。但满清不想承担杀前明太子的罪名，却又担心前明死灰复燃，于是坚持说“北太子”是假太子，将“北太子”处死。
但弘光皇帝却不敢采取这个办法，因为在南方，尽管缺乏证据，却普遍地并往往是狂热地相信“南太子”是真的。“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安慰的需要。
〔第三件 “童妃案”〕
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一个自称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从河南被护送到南京。
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是：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杀，世子朱由崧侥幸逃出。经过长期颠沛流离之后，忽然时来运转被拥戴为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诏狱由锦衣卫审讯。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黄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批驳道：“朕前后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按明朝典制，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明熹宗实录》载，天启二年十月传制遣“工科给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龄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黄氏”。童氏称入宫邸时朱由崧有东、西二宫已属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么“曹内监”为她举行册封礼。朱由崧没有儿子，“玉哥”、“金哥”之说也是空穴来风。
一些史籍记载，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凡所经郡邑，或有司供馈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揭帘露半面，大言曰：免！闻者骇笑”。
童氏一案与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她肯定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题本内明白说过“世子继妃李氏”于洛阳城破之时投缳自尽），后来某些野史又说她是误认（如说她原为周王宫妾，或说是邵陵王宫人），也有揣测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时曾与之同居，但这些说法同童氏自己编造的经历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无论童氏是冒充，是误认，还是与朱由崧有过一段旧情，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
但童氏因此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弘光皇帝将这个女人瘐死狱中的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假太子事件和童妃事件给南京弘光政权带来了重大信任危机。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喧嚣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马士英、阮大铖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关系。左良玉不久后的兴兵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侧”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六 睢州之变】
而这时的弘光皇帝正沉溺于酒色，只可惜霓裳之曲未终，鼙鼓之声已起。满清豫亲王多铎破西安后，立即分军南下。
多铎大军必须经过河南。当时河南还是南明属地，巡按御史陈潜夫保奏汝宁宿将刘洪起为统领，号召两河义军，以便阻截清兵。但马士英不许，反召回陈潜夫。清兵长驱河上，如入无人之境。
『注：刘洪起是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史可法一直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一厢情愿地想要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史可法这才说“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
史可法听说多铎大军南下后，于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初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
高杰出师时，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说：“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币，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抵死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鉴也。”
高杰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是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满清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满清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
高杰在四镇中兵力最强，一直是满清争取的重点人物，豪格立即在回信中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
高杰凶悍桀骜，为江南士绅不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
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但镇守该地的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许尔安、许尔吉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
许定国与高杰从前有仇隙。当高杰还是李自成部下的时候，曾经率军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不过是一个强盗。两人因此互相忌恨。
当许定国听说高杰前来，惶恐不安，立即派人渡河，请求豪格出兵支援。豪格说，“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
高杰大军随即进抵睢州，许定国进退失据，这使他更加恐慌。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敌不过高杰，耽心脱不了身，再次派人请求豪格火速来援。豪格仍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性格暴躁，勇猛冒进，此刻正受多尔衮排挤压制，憋着一肚子火气。但他却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罕有的持重，充分证明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西进追击李自成后，满清在整个东部（包括山东、河南以及淮北）的兵力非常单薄。豪格自己的兵力有限，多铎大军尚未赶到，他不得不对冒险渡江援助许定国一事有所顾忌。
许定国遭到豪格再次拒绝后，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他一面出城拜见高杰，假装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许定国向高杰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奏疏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一幅释然的样子，表示不会再计较。
其实高杰此时已经知道了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人质的消息，但他仍然希望以大局为重，这是他一直受史可法熏陶感染的结果。为防止许定国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满清，高杰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
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一介武夫，为人憨直，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为了表示笼络许定国的诚意，高杰特意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只可惜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越其杰、陈潜夫陪同高杰前往。
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手无兵器，力战被擒。许定国恨恨地说：“三日来，受汝屈辱已尽，今定何如？”高杰丝毫不惧，大笑说：“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于是被杀。
高杰随行的兵卒全部遇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高杰部众随即对睢州城内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这就是“睢州之变”。
许定国已经抢先率部渡河北去，此时多铎大军已与豪格会聚一处，当时清军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整个部队的叛变和加入，满清的兵力立即增加了四倍。
史可法在半路听到高杰死讯，大哭说：“中原不可复为矣！”于是回师徐州。而扬州百姓听说高杰被杀后，酌酒争相庆贺。
这是史可法在关键时刻的重大失误。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遭暗算，但他部下的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逃回徐州。
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回到徐州后，史可法又继续充当了老媒婆的角色。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嘲笑说：“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的绰号），闯仔不和谐（黄得功绰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指邢夫人），亏杀老媒婆（指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