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类小说上一章：一级病患
- 另类小说下一章：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
对于女人而言，如果只有外貌，以色事君，总会有人老色衰的一天，那时候，君王的恩宠便要移情别恋，赵丽妃便是典型的例子。只有出众的才华和才智，才能使女人拥有真正而长久的魅力。这一点，在杨玉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杨玉环是幸运的，不仅美貌出众，而且具有极高的舞蹈天份，是历代后妃中不可多得的舞蹈家。骊山初会时，她当场即兴为玄宗表演了《霓裳羽衣曲》的舞蹈。《霓裳羽衣曲》阵容庞大，乐师众多，仅配曲而歌的宫女就同时需要10人，共18章，分三大部，每部六曲。不仅乐器种类多，而且节拍先散后慢再快，对舞者的要求极高。然而，杨玉环一听就能领会曲中的意境，随兴为这部恢宏大曲配出完美的舞蹈来。她对乐曲的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玄宗将她引为人生第一知己，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当时，大臣张说有《华清宫》云：“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
『注：《霓裳羽衣曲》为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时所作。唐诗人刘禹锡曾作诗道：“拜阅玄宗皇帝《望女儿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驿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玄宗曾经研习印度佛曲《婆罗门曲》，深有领悟，加上他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创作了《霓裳羽衣曲》，用以咏唱众仙女翩翩起舞的意境，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为玄宗生平得意巨作。《霓裳羽衣曲》是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今已失传。不过，唐代诗人们在诗歌中多有提及，且都对它赞叹不已。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对杨玉环的舞姿，大诗人白居易写诗形容道：〖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
当年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以擅长歌舞出名，赵飞燕体态轻盈，成帝担心她随风飘去，便为她做了一个水晶盘，令宫中的人用手掌擎着它，并让赵飞燕在盘中唱歌跳舞。基于这个典故，玄宗对杨玉环戏言说：“你却不管多大风，都能禁得住！”意思是笑杨玉环体态丰腴。杨玉环回应玄宗的玩笑说：“我舞《霓裳羽衣》一曲，可以盖过千古。”可见她对自己的舞技才华也是相当引以为傲的。
顺便提一句，唐朝妇女以丰腴为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体肥的杨玉环宠倾后宫所致。
除了歌舞，杨玉环还精通音律，能将好几种乐器演奏得出神入化。《谭宾录》中记载道：杨玉环擅弹琵琶。她所用的琵琶，是中官白秀贞从蜀中所采，其木“温润如玉，光辉可见，用金缕红文，做成双凤”，成为乐器中的精品。这只音色清亮的琵琶在杨玉环的手指弹奏下，如同天外仙音一般动人。诸王、公主、以及内外命妇听过曲子后，都争相要做杨玉环的弟子，跟着她学弹琵琶。杨玉环琵琶技艺之高，可见一斑。《开元往信记》中还记载杨玉环擅长另一种乐器：磬。据说在她的敲击下，磬声“泠泠然”，“多新声”。即使是梨园中专业的击磬艺人，也比不上她的技艺。
玄宗之爱杨贵妃，与汉高祖刘邦之爱戚夫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汉高祖刘邦好歌以述志，根据《西京杂记》记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场面极为壮观感人。可见戚夫人高唱入云的歌喉不但征服了刘邦，而且征服了整个后宫。而杨玉环性格活泼，擅于歌舞声乐，各方面可以说与玄宗非常投契。因为这位皇帝本身就是“梨园祖师”，而且在这方面有造诣相当高。他这种音乐才华不光是天分，更是下苦功而来。著名的乐师李龟年善击羯鼓闻名天下，他自己也很自负地说：“为了练习，我打折了五十只鼓杖。”谁知玄宗听了却只是轻轻一笑：“你这哪里算是用了功夫？我的鼓杖打折了三柜。”
晚年玄宗对女性的迷恋，已经由年青时那种单纯迷恋女子美貌和肉体的情欲，过渡到了对情趣的追求。他非常看重彼此间感情与志趣的投合。史书记载杨玉环“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传》），表明杨玉环不仅仅美貌出众，而且善于揣摩玄宗的心意，努力迎合其爱好，自然令玄宗有心灵相通的感觉。玄宗对杨玉环情有独钟，是出于品貌才情的全面考虑，既有惜香怜玉的成分，更有志同道合的因素。杨玉环最初不过是因为玄宗的帝王身份而不得不曲从。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发现这个白发老翁比她从前的小丈夫更有才华，她开始真正爱上了玄宗，不仅把玄宗看成是人间至尊的皇帝，而且把他看成是可托肺腑的挚友。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由最初的玄宗一厢情愿而演变为两人相互依赖，相互眷恋，两颗心实现了真诚地碰撞与交流，一个“吹龙笛，击鼍鼓”，一个“皓齿歌，细腰舞”，成为古代帝后爱情传奇的代表。
杨玉环性格随和，完全没有一般人沉湎权势自抬身份的行为。例如她为身边的宫女张云容做诗云：“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之后，她还配以曲谱，亲自为云容配唱助舞。
杨玉环在入宫后十几年间，循规守法，基本上不妄谈国政，史书中鲜见她干涉朝政、恃宠弄权的记载。玄宗晚年虽昏庸荒唐，但对后宫乱政的危害还是心存警惕。杨玉环对政事没有丝毫兴趣，反而加大了玄宗对她的信任。她的志趣只在歌舞，与玄宗极为投契，这是她得以固宠的重要原因。
杨玉环以她的才华与性格，使玄宗神魂颠倒，很快就达到了“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程度。从此，玄宗把后宫其他嫔妃统统丢在一边，天天守着杨贵妃，形影不离，百官宴会，朝廷大典，无不把杨玉环带在身边。二人情爱弥笃，难舍难分。
杨玉环得宠后，由于玄宗对她百依百顺，开始变得有些蛮横好妒。天宝五年（746年）七月，玄宗领杨玉环等一行人巡幸曲江。玄宗与杨玉环二姐虢国夫人在酒宴后私下幽会，被杨玉环得知。杨玉环盛怒之下独自回宫，连玄宗令其随侍左右的诏书也置之不理，这是犯了抗旨不遵的大罪。玄宗大怒，立即命高力士用一辆单车将杨玉环送回从兄杨銛的府第。然而，到了中午时分，玄宗开始烦躁不安，又想起了杨玉环的种种好处。此时，整个皇宫都被恐怖的死寂所笼罩，宫人们无不垂手肃立，生怕一时不慎踩到了马蹄上。不久，玄宗开始无端挑剔，不断有人受到他的怒声责骂和无情惩治。
高力士善于揣摸皇帝心思，总能在关键时刻给玄宗排忧解难。他察觉出玄宗此时的心境，不失时机地向玄宗奏道：“贵妃出宫时行色匆忙，换洗的衣物及日常用具皆未及携带，可否让我出宫，把这些东西给贵妃送去？”高力士的提议正中玄宗下怀，当下命人给杨玉环送去衣物酒馔，竟然有一百多车。
此时，杨玉环一家正因担心遭到大祸而抱头痛哭，见到玄宗派人送来的赏赐后，才松了口气。入夜，高力士又请玄宗召杨玉环回宫，玄宗当即同意。于是高力士深夜出宫，将杨玉环接回皇宫。天明时分，彻夜未眠的玄宗见到杨玉环出现在自己面前，欣喜万分。二人相拥而泣。
天宝九年（750年），杨玉环因喜爱宁王李宪的玉笛，于是向宁王借来一吹。这于礼不合。结果，玄宗看见玉笛便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命杨玉环出宫。杨玉环哭着对送她出宫的中使张韬光说：“请您转告圣上，我罪该万死。我除了肌体发肤是父母所生，其余都是圣上赏赐的，我只有一死，以报圣上的恩德。”随即剪下一缕头发给张韬光转交给玄宗，以明心迹。玄宗闻讯大惊失色，却又不知道该如何下台。高力士见玄宗为难，立即为杨玉环大说好话，玄宗当即命他召杨玉环回宫。高力士又一次化解了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的危机，成为二人之间的调停、斡旋的一个重要角色。
经过这两次分别后，玄宗与杨玉环的感情反而更加弥笃，杨玉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
天宝十年（751年）七月七日乞巧节的夜晚，夜阑更深，玄宗与杨贵妃携手到华清宫长生殿赏月，遥望夜空牛郎织女二星，双双跪拜相盟，誓约生生死死，永不分离，大有超越封建礼法、回归人间真爱的意味。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誓罢，两人又都极其虔诚地对着星空施行三拜首礼。这对老翁少妇的浪漫情史，因为他们的凄凉结局，后来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情，长期在民间流传。
因为拥有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古代帝王后妃间的爱情生活，从来都离不开豪华奢侈的背景。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后，为了讨她的欢心，玄宗可谓费劲心机。杨玉环喜好打扮，当时，宫中专门为她织造锦绣的工匠就达700余人，雕刻器物配饰的又有好几百人。杨玉环日常生活也极其奢糜，一顿饭要做上千种食物，花销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每当杨玉环乘马出游，玄宗宠臣高力土亲自执辔援鞭，沿途阿谀之吏纷纷进献珍玩异宝。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和广陵长史王翼因贡品多而精美，先后得以加官晋爵。于是，大小官吏争相进贡美味佳肴、珍异珠宝，巴结逢迎杨玉环成为一时的风尚。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下令在骊山大兴土木，增辟温汤为池，修造亭台楼阁和曲径幽林，筑罗城，置百司。王公贵族们也纷纷效仿，在骊山周围买地建宅，骊山行宫实际上成了又一个政治中心，甚至连一些重大的朝贺也在这里举行。大唐奢侈之风越来越盛。而当年玄宗初即位时，深恶痛绝的正是这股奢靡之风。
玄宗日益耽于声色，荒废国事，致使盛唐政治迅速滑坡。客观上来讲，杨玉环的专宠与追求奢华的享乐，加快了大唐帝国的由盛转衰的进程。这是后世史家、文学家常把杨玉环作为安史之乱罪魁之一的原因所在。
由于古代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婚姻生活有其特殊性，这是由封建政治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建宗法制度在家族方面历来有推恩的惯例。一旦某个嫔妃得宠，其家族成员极易借裙带关系享有皇帝赋予的各种特权，轻而易举地进入核心权力圈，从而形成庞大的外戚势力，轻则干涉朝政，重则危害整个国家。外戚专政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西汉时的霍光专权，势力之大，连当时的宣帝（皇后为霍光之女）都感觉到“芒刺在背”。尽管有不少惨痛教训，历代君王却极少能制止它的滋生蔓延，以致外戚与宦官一并成为中国封建政治体系的两大毒瘤。
外戚势力的滋生，也毫不例外地发生在唐玄宗身上。杨贵妃的兄弟姊妹借助皇帝的恩荫，在政治上、经济上日渐强盛起来。其亡父杨玄琰被追赠为太尉、齐国公；亡母李氏为凉国夫人；叔父玄珪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兄长杨銛为殿中少监；堂兄杨锜则与玄宗女太华公主成婚，为驸马都尉。杨氏一门自此贵盛，荣宠一时无二。连杨玉环的三个姐姐亦获夫人封号，大姐为韩国夫人，二姐为虢国夫人，三姐则为秦国夫人。玄宗亲切称呼她们为“姨”，表示亲近之意。三位夫人还每月享受国家的俸禄，钱10万，名义上是给她们买脂粉的花销。虢国夫人经常不擦粉就去朝见皇帝，表明自己是天生丽质。杜甫为此作诗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后来玄宗又赐给虢国夫人夜明珠、秦国夫人七叶冠、杨国忠锁子帐，这些都是绝代珍品。每当玄宗得到四方进贡的珍玩玉器，都忘不了给三国夫人和杨氏兄弟各一份，“五家如一”。在京师长安城中，杨氏五兄妹的宅第连成一片，装潢的豪华精美，堪与皇宫相配。杨氏五家竞相攀比排场，每造一屋动辄花费千万，一旦有谁家的殿堂卓然超群，其他几家便都拆旧建新，致使“土木之工”不分昼夜。
五家之中，尤以虢国夫人最得圣宠，势力也最大，格外霸道。有一次，她相中了大臣韦嗣的宅基，便带领工徒闯入韦家，问道：“听说你们家的房子要卖，准备卖多少钱？”韦家人回答并无卖房之意。虢国夫人不管卖与不卖，立即命令工匠动手拆屋，改建新房，仅拨给韦家10亩空地补偿。中堂建好后，她又刻意克扣工钱，命人捉来蝼蚁、蜥蜴放在屋中，声言若走失一只，则不给工钱。
为了炫耀权势，杨家兄妹每次上朝，都要争先恐后地抢在百官之前。玄宗与杨玉环冬幸华清宫，杨氏兄妹五人同行，路上每家编为一队，着一色服装，车马人员皆盛装打扮，远远望去，如“百花之焕发”。杨玉环姐妹的珠翠首饰钿簪等物五彩缤纷，坠落途中无数。事见《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传》。
杨氏家族还倚仗皇权欺压官民，就连公主也不放在眼里。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元宵灯节，京城中人流如织，分外热闹。五杨在家奴簇拥下出门观灯，一路上横冲直撞，百姓为之侧目。恰逢广平公主（玄宗女）同驸马一行也出来赏灯，双方因为争抢道路互不相让。杨氏家奴竟倚仗主子施威，挥鞭乱抽，将公主惊落马下。驸马程昌裔向前携扶公主，也被抽打数鞭。广平公主遭此污辱，去向父亲玄宗涕泣告状。玄宗先下令杖杀杨氏家奴，后又罢免程昌裔的官职，表面是将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其实明显是偏向杨氏。杨门气焰之盛，可见一斑。
当时长安城中有歌谣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做门楣。”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则写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杨姓一家位势显赫，权倾天下。杨家有嘱托请求，台省府县等各级官府，就都像奉了圣旨一样去照办。四面八方的珍品奇货、童仆驼马，每天都如流水般运送到杨家。
不过，杨氏五兄妹虽然飞黄腾达，势焰熏天，但对唐朝廷的政治直接影响还不算太大。玄宗对他们的恩宠，多半限于声色犬马，宫宴欢娱。对朝政起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人，实际上只是杨玉环的一个远房兄弟杨国忠。天宝十一年（752年），不学无术的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当了宰相，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其中当然包含着玄宗取悦杨贵妃的意思。
杨国忠本来只是罪恶的一个无赖赌棍，由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得以平步青云，执掌国政后，大搞贪污腐败，只短短数年，就使唐朝朝政陷入巨大的混乱，朝廷失去民心，威信一落千丈，朝中大臣离心离德。尤其是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杨国忠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反而推波助澜，终使矛盾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可以说，杨国忠一手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佚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纪三十三》）司马光认为，安禄山感激玄宗恩德，本来是要等玄宗死了以后再动手，然而由于杨国忠兴风作浪，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加快了天宝之乱的爆发。
而这一切，归根溯源则要追到杨玉环身上。后代史家指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陆贽传》）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杨玉环并没有直接参政。但对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个人是无法脱离群体的，也无法脱离阶级与社会。杨玉环作为玄宗朝后宫中的妃子，必然要对她周围的群体以及她所代表的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玄宗后期的政局完全是由于杨玉环的专宠所造成。杨玉环对于大唐政治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她占据了玄宗的全部精力；其二就是导致了外戚乱政。杨玉环的内宠，杨国忠的外宠，都要求双方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彼此依靠。然而，杨国忠却是个大大的庸才，他利用杨玉环这一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后，非但没有着力治理天宝时期“天下之乱”的政治弊端，相反却蠹政害民，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促成了天宝之乱。
当然，这之中有杨玉环个人的责任是偶然性的，更多的却是皇帝专政和外戚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的错杂性，充分体现在杨玉环个人与大唐朝政的关系上。
对于玄宗本人而言，他自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奢欲和怠政逐渐将玄宗推向了绝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纵观他的一生，玄宗可说被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自古以来，帝王之家难得有真情，所以古代帝王常常自称“寡人”，也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意味着帝王必然要在孤独寂寞中走过一生。当一代帝王要刻意追求理想中的爱情并甘愿为之舍弃一切时，山河必将为此动摇。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往往是一个起因。正是因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使国家大权旁落，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帝国从此急转直下，盛衰易势，迅速地走向没落。可以说，杨玉环的温柔乡直接导致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剧变。这场剧变，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唐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虽然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与盛唐却是不可比拟的。而玄宗对杨贵妃的招致不幸和灾祸的感情则成为中国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主题，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争相演绎。
第四章 隐蔽的危机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一 最难当的是宰相】
“宰相，国之名器”。作为大唐的中枢，宰相对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李林甫为相19年的时间，之前的宰相相对来说换得极为频繁，这自然是玄宗的策略。如果说前期玄宗在宰相的任免上还是出于为了社稷考虑，后面则完全改变了初衷。越到后来，在宰相的任免上越体现出玄宗的权术。尤其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时，玄宗已经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的目的了。
重新回到宰相的话题。宋璟罢相后，接替他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乾曜为正，张嘉贞为副。但实际上，张嘉贞刚愎自用，遇事决断，而源乾曜性格宽厚，加上之前长期担任姚崇的副手，虽名为正，实际上反而成了张嘉贞的副手。后世多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所在，有意如此安排，好让二人互相制衡。
两位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二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职责。不久后，张嘉贞受弟弟金吾将军张嘉佑贪赃牵累，被免去相职，外放为刺史，姚崇的老对手张说被起用为宰相和兵部尚书。
『注：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文学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然而当上廷作证时，张说却慷慨陈词，对武则天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气急败坏，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因此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流配钦州。
中宗复位后，召还张说。睿宗朝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有人上言，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众人都知道这事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而却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唯独张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睿宗听后十分高兴，这才下旨让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旨让太子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