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阿康全副身心都投入高中的体育竞技中（他在这方面比他弹吉他要好上千倍万倍），至于我的心思呢……镇上搬来一个新女生，名叫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她有着如丝般顺滑的金色头发，矢车菊般的蓝眼睛，还有毛衣下稍稍的隆起，日后会发育成丰满的酥胸。我们一起上学的头几年，我觉得她压根儿不会想起我——除非是想抄我作业的时候。而我则时时想着她。我觉得她要是答应让我轻抚她的秀发的话，我可能会立即心脏病发作。有一次我从参考书架上取下《韦氏词典》，拿回自己的桌前，在“亲吻”这个单词下工工整整地写下“阿斯特丽德”几个字，覆盖掉原本的释义，我当时心跳好快，皮肤就像被针刺一样。“心醉”这个词用来描述这种爱慕真是贴切，因为我当时就能感受到。
我从未想过会拿起阿康的那把吉布森吉他；如果想听歌，我会直接开收音机。但是天赋就是这么一种诡异的东西，一旦时机成熟，天赋就会不动声色但肯定执着地发挥出来。就像某些让人上瘾的毒品，刚接触时仿佛好友，久了才知是个暴君。这是我13岁那年自己发现的。
先是这事儿，再是那事儿，又引出别的事儿。
我的音乐天赋远谈不上高，但还是能超过阿康或家里随便一个人很多的。我在1969年秋天一个无所事事的星期六有了这个发现。那天阴云密布，家里其他人——就连从大学回家过周末的克莱尔——都去盖茨瀑布看橄榄球赛了。那时阿康在上大三，还是盖茨瀑布鳄鱼队的一名后卫。我留在家里没去，因为肚子疼，不过倒没有我表现出来的那么厉害；我只是对橄榄球不感冒，而且外面的天气也是山雨欲来。
我看了会儿电视，不过两个频道都在转播橄榄球，剩下那个在转播高尔夫球——还不如橄榄球呢。克莱尔原先的卧室眼下变成阿康的了，不过她的一些平装书还堆在柜子里，我想着找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来看。克莱尔说她的书很好读，而且追随马普尔小姐及赫尔克里·波洛一同探案很是有趣。我走进房间，看见角落里阿康那把吉布森吉他，周围是散了一地的《唱出来！》旧杂志。我看着这把靠在一边被人遗忘已久的吉他，突发奇想，没准儿我能用它弹奏一曲《樱桃，樱桃》。
我于那一刻的印象就如同对初吻一样记忆犹新，那时的想法如此陌生，与我走进阿康房间的初衷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敢对着一堆《圣经》发誓：那简直不像是一种想法，而是一种召唤。
我提着吉他，在阿康的床上坐下。我没有一来就碰吉他弦，而是多回想了一下那首歌。我知道用阿康的民谣吉他来弹会很好听，因为《樱桃，樱桃》就是根据民谣乐句来编排的（我当时还不懂这术语）。我只是在脑子里回想那段音乐，惊讶于自己不光能听出，还能看出和弦的变化。这些和弦我全懂，只是不知道它们藏在吉他指板的什么位置。
我随便抓了一本《唱出来！》，想要找一首蓝调，随便一首都行。我找到了一首叫《把你的钱变绿》的曲子，看看怎么按E和弦（剃头师傅赫克托告诉阿康和罗尼——这些破玩意儿都是E打头的），然后开始在吉他上弹奏。声音有点儿闷，但很正。吉布森吉他是把好乐器，尽管闲置已久，还是没有跑调。我用左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更使劲地按弦。手指生疼，却全然不顾。因为E和弦是对的，E和弦太美了，和我心里想的分毫不差。
阿康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学会《日出之屋》，他从D和弦换到F和弦还是没法儿一步到位。我只花10分钟就学会了一首三和弦的乐句《樱桃，樱桃》——E和弦转A转D再转回A。然后我发现同样的三个和弦可以用来弹骑士之影乐队的《格洛丽亚》和金斯曼乐队的《路易，路易》。我一直弹到手指尖疼痛难忍，左手几乎无法伸直为止。我最终停下来，不是我想停，而是我不得不停下来。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来一次。我才不管什么新黑人卖唱剧团、伊恩与西尔维娅组合，或其他什么狗屁民谣歌手，我可以弹《樱桃，樱桃》弹上一整天：它有种能打动我的东西。
如果我能弹得够好的话，我心想，没准儿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会对我另眼相看，不再只把我当成用来抄作业的家伙。不过那都只在其次，主要是弹奏能填补我内心的空白。它本身有自己的意义，一种情感上的真理。弹吉他让我重新找到做人的感觉。
三周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康打完橄榄球后提前回家，而没有留下跟球迷一起赛后野餐。我正在楼梯平台上试着弹《野东西》。我以为他会疯狂地把吉他从我怀里夺去，或许还责备我亵渎了他的吉他——用他拿来弹奏《答案在风中飘荡》这种激进歌曲的乐器来弹奏特罗格斯乐队的三和弦傻歌。
不过那天阿康拿了三个“触地得分”，还创下了场地跑的学校纪录。鳄鱼队将参加下一阶段C级的季后赛。他只是说了句：“这是广播里放过的有史以来最蠢的歌。”
“不，”我说，“我认为这项‘最蠢殊荣’应该颁给《冲浪鸟》。那首我也会弹，你要不要听一听。”
“我的上帝，还是免了吧。”他敢这么渎神是因为妈妈在花园里，爸爸和特里在车库里修“公路火箭III号”，而我们笃信基督的大哥已经不住在家里了。跟克莱尔一样，安迪也上了缅因大学（他说里面尽是些无所事事的嬉皮士）。
“不过阿康，你不介意我弹你的吉他吧？”
“你只管随便弹。”他说完就从我身边的楼梯上过去了。他一侧脸颊上有明显的擦伤，浑身是打球之后的汗臭。“不过你要是搞坏了，可是要赔的。”
“我不会把它弄坏的。”
我确实没弄坏，只是弄断了好多根弦。摇滚比民谣更伤琴弦。
1970年，我开始在盖茨瀑布的安德罗斯科金河对面上高中。阿康已然是高年级生，由于他的体育才能和榜上有名的成绩，他成了位不折不扣的大人物，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了。那样也好，无所谓。不幸的是，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虽然在大教室里就坐我后面一排，而且上一年级英语课时挨着我坐，但她对我也不闻不问。她梳着马尾辫，短裙裙裾比膝盖高出至少两英寸。每次她跷二郎腿的时候，我都要窒息了。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迷恋她，不过她和朋友们坐在体育馆的看台上吃午饭的时候，我偷听了她们的对话，知道她们只看得上高年级男生。我只是她们崭新而美妙的中学校园生活诗篇中的一个临时演员。
不过倒是有别人在注意我——一个身材瘦长、长发飘逸的学长，看上去像个安迪所谓的无所事事的嬉皮士。有一天我在体育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他把我找了出来，阿斯特丽德和她那群爱笑的死党就在比我低两个露台的地方。
“你是杰米·莫顿？”他问。
我略带迟疑地承认了。他穿着宽松的牛仔裤，膝盖上打着补丁。他的眼睛下面是深深的黑眼圈，仿佛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要么就是自慰过了头。
“到乐队练习室来。”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叫你这么做，新来的。”
我跟在他身后，迂回地从拥挤的学生中穿过，他们有的大笑，有的大叫，推推搡搡，有的在使劲捶打储物柜。我只求不要被暴打一顿。我可以想象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原因被高二学生暴打——高二学生戏弄高一新生是学校屡禁不止的——但被跨年级学长欺负却不多见。高年级学生通常直接无视新生，我哥就是个例子。
乐队练习室里空无一人，我松了口气。如果这个家伙打算修理我的话，好歹没有别的帮手。他没有暴打我，而是伸出手。我跟他握了手。他的手指柔软而湿冷。“诺姆·欧文。”
“很高兴见到你。”我不知道这是真话假话。
“新来的，我听说你会弹吉他。”
“谁告诉你的？”
“你哥，橄榄球先生。”诺姆·欧文打开一个储物柜，里面全是带盒子的吉他。他抽出一把琴，解开搭扣，露出来一把惊艳的纯黑色雅马哈电吉他。
“SA30，”他简短地说，“两年前拿到的，跟爸爸一起刷房子，整整刷了一个暑假。把功放打开。不，不是那个大的，就是你前面那个方块。”
我走到那个迷你功放前，四处找开关或按钮，却一个都没看到。
“在背面，新来的。”
“噢。”我找到了一个摇杆开关，把它掀了起来。红灯亮了，伴着低沉的嗡嗡声。我立刻爱上了那种嗡鸣，那是力量的声音。
诺姆从吉他柜里翻出一根线，把它插了进去。他用手指扫一下弦，小功放里传出短短一声“哐啷”，既无调也不成音乐，但是太美了。他把吉他递给我。
“什么？”我既紧张又兴奋。
“你哥说你弹节奏，弹点儿给我听。”
我接过吉他，我脚边的小功放再次传出那“哐啷”声。这把电吉他比我哥那把民谣吉他沉多了。“我从未弹过电吉他。”我说。
“一码事儿。”
“你要我弹什么？”
“《绿河》怎么样？你会弹吗？”他把手伸进宽松的牛仔裤的表兜里取出一块拨片。
我努力拿稳，没有掉下来。“E调？”连问都多余。这些破玩意儿都是E打头的。
“你定吧，新来的。”
我把带子绕过头，把垫子挪到肩上。那把雅马哈挂得太低了——诺姆·欧文个头比我高不少——但是我太紧张，没想到去调整背带。我弹了下E和弦，吓了一跳，声音在这关着门的乐队练习室里居然会这么大。这把他逗乐了，他咧嘴一笑，让我感觉好多了。他这一笑也暴露出他牙齿的问题，他如果不开始护理的话，日后肯定麻烦不少。
“门关着呢，新来的。调高音量，躁起来！”
音量原本是5，我调到7，嗡鸣响得很给力。
“我什么都不会唱。”我说。
“你不用唱，我来唱。你弹节奏就行。”
《绿河》基本是摇滚乐的节奏——不太像《樱桃，樱桃》，但差得不远。我又弹了一次E和弦，在脑中回想了一遍第一段，感觉没错。诺姆开始唱起来。他的声音几乎淹没在吉他声中，但我还是能听出他有一副好嗓子。“把我带到那凉水流淌的地方，耶……”
我转到A和弦，他停了下来。
“还是E？”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前三行全是E和弦，可是当我再次换A和弦（摇滚乐基本上都这么走）时，还是不对。
“哪里？”我问诺姆。
他只是看着我，手插在裤子后兜里。我又回想着脑子里的音乐，重新开始。到第四行的时候，我换到C和弦，这下感觉就对了。我又从头来了一次，不过后面就是小菜一碟了。再配上架子鼓和贝斯……还有主音吉他（自然必不可少），就能直接上台了。“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的约翰·佛格堤弹的一手主音吉他是我做梦都无法企及的。
“把战斧给我。”诺姆说。
我把它递了过去，有点儿不舍。“谢谢你让我弹。”我说完朝门口走去。
“莫顿，等一下。”变化不算太大，不过称谓好歹从“新来的”升级了，“试音还没结束。”
试音？
他从储物柜里取出一个小琴盒，打开后拿出，拿出一把刮痕累累的凯氏（Kay）900G半空心电吉他。
“插到大功放里，不过得把音量调回4。凯氏的反馈噪声太他妈浑蛋了。”
我照做了。凯氏比雅马哈更符合我的身材；我不用弯腰就能正常弹吉他了。弦上别着块拨片，我把它取了下来。
“准备好了吗？”
我点了点头。
“一……二……一二三……走！”
我摸索着《绿河》的简单节奏进行，紧张得很，如果我当时知道诺姆弹得有多好，我可能压根儿不会班门弄斧，直接就夺门而逃了。佛格堤的主音他拿捏得恰到好处，弹着那首魔幻老歌里的过门。我已经不由自主全情投入。
“大点儿声！”他冲着我喊道，“音量高起来，让那反馈噪声见鬼去吧！”
我把大功放的音量调到8，重新进入状态。两把吉他同时演奏，加上功放的反馈就像警笛在鸣叫，诺姆的声音淹没在音响里。没关系，我就跟着套路走，沉浸其中让他的主音来带我。感觉就像在光滑如镜的波涛上冲浪一样，那是个一连两分半钟都没有打完的浪。
曲子结束，突然鸦雀无声。我的耳朵轰鸣着。诺姆凝视着天花板，若有所思，然后点点头。“不算太好，也不算太糟。再练习练习，没准儿你能弹得比小讨厌还好。”
“谁是小讨厌？”我问道，耳朵还嗡嗡地耳鸣。
“一个去了‘马杀猪塞州’的家伙，”他说，“我们试试《针和针》。你知道搜索者乐队吧？”
“E？”
“不，这个是D和弦，但不只是D，你还得取个巧。”他给我展示了如何用小指打E弦，我立刻就学会了。听上去跟唱片不完全一样，但也八九不离十了。演完之后，我浑身淌汗。
“好，”他边说边把吉他从肩上取下，“一起去趟吸烟区吧，我得来一根。”
吸烟区在职业技术楼后面。瘾君子和嬉皮士就在这一带混，还有那些穿紧身裙、戴着大串耳环和浓妆艳抹的女人。有两个男的蹲在车间的尽头。我之前见过他们，正如我见过诺姆，但并不认识。其中一人有着淡黄褐色头发，一脸青春痘。另一个人头上有一撮红发向九个不同方向伸出。他们看起来就不正经，但我无所谓。诺姆·欧文看起来也不正经，但他是我听过最棒的吉他手，除了那些出唱片的人。
“这人怎么样？”淡黄褐色头发那人问道。后来知道他叫肯尼·劳克林。
“比小讨厌强。”诺姆说道。
头上一撮艳红头发的家伙笑了。“这不是屁话吗，哪个不比他强。”
“反正总得要个人，不然周六晚没法儿在田庄演出了。”他掏出一包酷（Kool）牌香烟，朝我这儿递过来。“抽吗？”
“不抽。”我说道。然后，虽然有点儿荒唐，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声“不好意思”。
诺姆不以为意，用芝宝打火机点了一根，打火机上印着条蛇，刻着“别踩我”几个字。“这个是肯尼·劳克林，弹贝斯。红头发那个是保罗·布沙尔，打鼓。这个小虾米是阿康·莫顿的弟弟。”
“杰米。”我说道。我急于让这些家伙喜欢我，接纳我，但又不想只被人看成橄榄球先生的小弟。“我叫杰米。”我把手伸过去。
他们握手像诺姆一样绵软无力。自从诺姆在盖茨瀑布高中的乐队练习室里给我试音后，我跟上百个乐手同台过，几乎所有人握起手来都像死鱼一样。仿佛搞摇滚的全都把力气留到上台演出时才用。
“你怎么样？”诺姆问我，“想加入乐队吗？”
那还用说？就算他说我要吃自己的鞋带作为入会仪式，我也会立即把鞋带从孔眼里扯出来开始嚼。
“当然，不过我不能去卖酒的地方演出。我才14岁。”
他们面面相觑，然后笑出声来。
“等我们混出了名气，要去霍利和‘24号’这种地方演出时再担心这个问题吧。”诺姆说道，鼻孔里喷出烟来，“现在我们只在青少年舞会上演出。比如尤里卡田庄这个。你就是从那边来的对不？哈洛镇？”
“哈洛——好low，”肯尼·劳克林边说边窃笑，“听着就土鳖。”
“听我说，你想弹吉他，对不？”诺姆说道。他抬起一条腿，好把他的烟藏进他那双破旧的披头士靴子里。“你哥说你弹他的吉布森吉他，那把琴没有拾音器，不过你可以用那把凯氏。”
“音乐系不管吗？”
“音乐系不知道。周四下午到田庄去，我会带上那把凯氏。你只要别把那反馈噪声的混账东西搞坏就行。我们会布置好，然后彩排。带上一个笔记本，把和弦记下来。”
打铃了。小家伙们把烟头踩灭，然后往学校那边跑了。其中一个女生跑过的时候，亲了诺姆一口，还拍了拍他屁股。他就像没注意到一样，我惊觉他真是个老手。我对他的敬佩又高了几分。
我的队友们仿佛对铃声充耳不闻，我只好自己先走。脑中突然出现一个想法，我回过头来：
“乐队名字叫什么？”
诺姆说：“我们以前叫‘佩枪者’，不过大家觉得这名字听上去有点儿太那个……军国主义。所以我们现在叫‘镀玫瑰’。那次我们在我爸家里嗑了药，一起看一档园艺节目，肯尼想出来的。挺酷的，是不？”
在往后的25年里，我跟“伊声调”“罗宾与杰伊”和“嗨-杰伊”乐队合作过（队长全是那个时髦的吉他手杰伊·佩德森）。我跟暖气片乐队、僵尸乐队、殡仪馆乐队、最后召唤乐队和安德森维尔摇滚者乐队合作过。在朋克的巅峰时期，我跟帕齐·克莱因的口红乐队、试管婴儿乐队、胎盘乐队和“世界全是砖”乐队合作过。我还跟一个叫“地瓜地瓜呼叫土豆”的乡村摇滚组合合作过。依我看，再没有比“镀玫瑰”更棒的乐队名字了。
“怎么说呢，”妈妈说道，她看上去并不生气，就是好像头痛要病倒的样子，“杰米，你才14岁。康拉德说那些孩子年纪比你大多了。”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克莱尔和安迪不在，桌子显得大多了。“他们抽烟吗？”
“不。”我说。
妈妈转过身去问阿康：“他们抽吗？”
阿康当时正把奶油玉米递给特里，丝毫没有犹豫：“不抽。”
我恨不得立刻拥抱他。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的分歧，兄弟间自然都有，但关键时刻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的。
“妈，又不是去酒吧，”我说道……虽然我直觉知道会是酒吧，而且远早于“镀玫瑰”最年轻的成员满21岁的时候，“只是田庄而已。我们这周四有排练。”
“对对，你可得多排练排练，”特里挖苦我，“再给我来一块猪扒。”
“特里，要说‘请’。”妈妈心不在焉地说。
“请再给我来一块猪扒。”
爸爸把盘子递过去，二话没说。这既可能是好兆头，也可能是坏兆头。
“你们怎么去排练？说起这个，你们怎么去演出地点？”
“诺姆有辆大众小客车。其实是他爹的车，不过他批准诺姆把乐队名字漆在车身上！”
“这个诺姆不可能超过18岁。”妈妈说道。她停下手里的餐具。“怎么知道他开车安不安全？”
“妈，他们需要我！他们的节奏吉他手搬到马萨诸塞州去了。没有节奏吉他手他们周六晚上就没法儿演出了！”一个念头像流星一样从我脑中闪耀而过：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可能会去那场舞会。“很重要的！很大阵仗！”
“我不放心。”她现在开始揉太阳穴了。
爸爸终于开口了：“让他去吧，劳拉。我知道你担心，不过这是他擅长的东西。”
她叹了口气：“没错。说得也是。”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妈妈拿起叉子，又放了下来：“你跟我保证你不会抽烟或吸大麻，而且不喝酒。”
“我保证。”我说道，这个诺言我遵守了两年。
差不多这么久吧。
对于尤里卡田庄7号的第一场演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四个上露天音乐台时，我一身汗臭。说到汗臭，谁也比不过14岁的青春期少年。在我的处女秀之前我足足洗了20分钟，直到热水用完，可是当我俯身去捡起那把借来的吉他时，我又吓出了一身臭汗。当我把凯氏挎到肩上的时候，它感觉至少有200磅重。我害怕自然是有原因的。即便摇滚本质上说相对简单，可是诺姆给我安排的任务——在周四下午到周六晚上学会30首歌——根本就不可能，我跟他也是这么说的。
他耸耸肩，给了我一条作为音乐人受益最深的忠告：怕弹错，就别弹。“而且，”他邪恶地一笑，露出他那口蛀坏的牙齿，“他们会把我的音量调得巨大，反正没人能听到你在弹什么。”
保罗打了一小段鼓来吸引听众的注意，以镲片的铿锵声结束。传来一阵短暂的预料之中的掌声。一双双眼睛在看着这小小的舞台（我感觉仿佛有上百万只眼睛），我们在聚光灯下挤在一起。我记得身上穿着镶嵌水钻的夹克要多傻有多傻（这是“佩枪者”更名为“镀玫瑰”时遗留下来的），而且一直感觉自己想吐。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中午只挑着吃了一点儿，完全没机会吃晚饭，但真的感觉要吐。我突然明白，我不是要吐，而是要晕。没错，我要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