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们聊了好久。”
“我们谈的什么？”
“你的父亲，你的几个哥哥，你母亲是怎么去世的，还有克莱尔是怎么去世的。”
“我说克莱尔是怎么去世的？”
“她嫁给了一个虐待她的男人，而她沉默了三年，因为羞于启齿。最后她终于向你哥哥安迪吐露实情，后来——”
“他的名字叫保罗·欧弗顿，”我说道，“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很洋气的预科学校教英语。安迪开车过去，在停车场等着欧弗顿，他一出来就被安迪打得满地找牙。我们都爱克莱尔——人人都爱她，我想即使是保罗·欧弗顿也在以他的方式爱着她——但她和安迪是家里最大的两个孩子，也走得最近。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几乎一字不差。安迪说：‘如果你再敢碰她，我就宰了你。’”“告诉我，我还说了什么。”
“你说克莱尔搬了出去，跟法院申请了保护令，并起诉离婚。她搬到了北康韦，找到另一份教职。六个月后，离婚判决终于下来了，欧弗顿开车找到她。她当时放学后在教室里改卷子，他开枪射杀了她，然后自杀了。”
是的，克莱尔死了。她的葬礼是我那吵吵闹闹、开开心心的一大家子最后一次聚头。那是10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葬礼结束之后，我开车去了佛罗里达，因为我从没去过那里。一个月后，我在杰克逊维尔加入了帕齐·克莱因的口红乐队。天然气价格很高，气候跟往常一样温和，我卖了我的车，换了一辆川崎摩托。事后才知道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房间一角有台小冰箱。他打开冰箱，给我拿来一瓶苹果汁。我连喝了五口全部喝光。
“看你站不站得起来。”
我从椅子上起身，摇摇晃晃。雅各布斯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稳住。
“目前为止，一切都好。现在走到房间另一头。”
我照做了，起初颠三倒四像酒醉一样，往回走的时候就好了。稳稳当当。
“很好，”他说，“完全没有瘸腿的迹象。我们回游乐场吧。你需要休息一下。”
“真的出事儿了，”我说道，“到底怎么了？”
“我猜只是脑电波的轻微调整而已。”
“你猜？”
“是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肯定？”
他考虑了一下，仿佛考虑了很久很久，虽然实际上可能只有几秒钟而已；我的时间感过了一周才恢复。最后他说：“有几本重要的书很难找齐，导致我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意味着有时候要冒点儿风险，但只是可接受范围内的风险。你现在好好的，不是吗？”
我想说为时尚早，但没说出来。毕竟木已成舟。
“来吧，杰米。我还得工作整晚呢，我可得歇歇了。”
我们回到他的房车时，我试图去开门，却把手直直伸到了空中。肘关节卡住了，好像关节铸了铁。有那么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我的手再也放不下来了，我将以“老师，老师，让我来答”的姿势度过余生。接着又松开了。我放下胳膊，打开门，走了进去。
“会过去的。”他说。
“你怎么知道？你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完全清楚。”
“因为我之前见过。”
当他把车停在游乐场原来的位置后，又给我看了眼那小瓶海洛因。“想要的话你就拿去。”
但我没拿。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刚狼吞虎咽吃完感恩节九道大餐的人，而此刻正看着一只大香蕉船。明知道那甜甜的美食很不错，也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自己会贪婪地大口吃掉，但不是在刚吃完大餐之后。一顿饕餮大餐之后，香蕉船不再是令人渴望的东西，就只是东西而已。
“待会儿再说吧。”我说道，然而所谓的“待会儿”却一直没来。如今，这个上了年纪、有点儿关节炎的人在书写着自己的过去，我更清楚这一刻不会来了。他治好了我，但用的是一种危险的疗法，而且他自己知道。当人们说“可接受的风险”时，总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那就是所谓的“可接受”是对谁而言的。查理·雅各布斯是个“好撒玛利亚人”。他也是一个半疯的科学家，那天在被遗弃的汽车维修店里，我充当了他最新的一只小白鼠。他如果失手，我可能就没命了，有那么几次——其实很多次——我真希望死了算了。
下午余下的时间我都在睡觉。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恢复到一个早期版本的杰米·莫顿，头脑清醒，活力十足。我把腿放在床边，看着雅各布斯穿上演出服装。“给我讲讲吧。”我说。
“如果你问的是关于我们在塔尔萨西部的那场小冒险，我宁愿不去谈它。我们何不观望一下，看看你能保持现状，还是会故态复萌……这该死的领带，我从来打不对，而那个布里斯科就是个废物。”
布里斯科是他的助手，这个家伙负责在关键时刻扮鬼脸吸引观众分神。
“别动，”我说，“你越弄越糟，我来吧。”
我站在他身后，手从他肩上伸过去，给他打好了领带。我的手不哆嗦了，打领带很轻巧。走路也一样，脑电波冲击消退后，脚底也稳了。
“你在哪里学来的？”
“事故之后，等我身体恢复，可以连弹几个小时不倒下之后，我跟殡仪馆乐队合作了一段时间。”算不上什么乐队，但凡我在里面算是最佳乐手的乐队都不是什么好乐队。“我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和蝶形领结。鼓手和贝斯手为了一个女孩儿大打出手，结果乐队就散伙了，我离开了乐队，却学到了一项新技能。”
“好……谢谢。你想问我什么？”
“‘闪电画像’那把戏，你只拍女人的照片。在我看来，你是错失了50%的生意。”
他像孩子一样咧嘴一笑，就像他在牧师宅邸地下室领大家做游戏时那种微笑。“当我发明了那画像照相机后——其实就是一个发电机和投影仪的结合，这个你肯定是知道的——我确实尝试过给男人和女人都拍照，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欢乐园的海滨小游乐场里。现在已经倒闭了，杰米，不过那真是个迷人的地方。我很喜欢那里。我在欢乐园的娱乐场工作时——那里叫欢乐园大道——神秘魔镜古宅旁边有个叫‘盗贼画廊’的地方。画廊里面有真人大小的人物卡纸板，脸部是挖空的。有海盗，有持自动步枪的强盗，有持冲锋枪的硬派女郎，还有《蝙蝠侠》系列漫画里的小丑和猫女。人们会把脸伸进去，公园里所谓‘好莱坞女郎’的巡场摄影师会为他们拍照片。”
“你就是受它启发的？”
“没错。当时我把自己装扮成‘电先生’——算是向雷·布莱伯利致敬，但我怀疑那些乡巴佬有几个人知道他——虽然我当时已经发明出了投影机的原始版本，但我从来没想过将它用于表演。我主要是用特斯拉线圈和一个叫‘雅各的梯子’的火花生成器。杰米，我还是你们的牧师的时候，给孩子们展示过一个小型‘雅各的梯子’。我当时用化学物质来让火花变色。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盗贼画廊’让我意识到我的投影机所能带来的可能性，从而创造了‘闪电画像’。你会说，又是另一个骗人的花招罢了……但它还帮我推进了我的研究，而且现在依然如此。在欢乐园工作期间，我除了拿穿晚礼服的美女做背景外，还用打着昂贵黑色领带的男人做背景。有个别男士愿意上台，但数量少得出奇。我看是因为他们怕他们的乡巴佬朋友看到自己盛装打扮，会笑话他们。但女人就不会笑话女人，因为她们喜欢盛装打扮，再怎么隆重都不为过。而且当她们看完演示后，就会排起长队。”
“你演多长时间了？”
他眯起一只眼睛，计算起来，然后瞪大双眼，一脸惊讶：“已经快15年了。”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你是从传教做到传销上去了啊。”
刚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这么说未免刻薄，但一想到我的昔日牧师居然赚小费去了，还是有些吃惊。不过他并没有感到被冒犯。他只是照了照镜子，最后自我欣赏地看了一眼那打得完美的领带，朝我眨了眨眼。
“都一样，”他说，“不过都是糊弄乡巴佬的伎俩罢了。我得失陪了，我要卖闪电去了。”
他把那瓶海洛因放在房车中间的小桌子上。我偶尔瞥上一眼，甚至拿起来过一次，但却完全没有想吸的念头。实话说，我甚至想不通我怎么会在这东西上浪费了这么多生命。那些疯狂的需求对我而言就像是场梦。我在想是不是每个人冲动过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我当时并不知道。
现在还是不知道。
布里斯科追求新生活去了，嘉年华秀助理辞职是太频繁了，我问雅各布斯能不能让我来干，他马上同意了。其实没什么可干的，不过好歹免得他再花精力去雇个乡下佬，给他把相机抬上抬下，给他递礼帽，还有假装触电。他甚至建议我在他示范的过程中，用我的吉布森弹几个和弦。“带悬念那种，”他指示说，“要让这些乡巴佬感觉眼前的女孩儿真的会触电。”
小菜一碟。从Am到E和弦之间的切换总能预示大祸临头（就是《日出之屋》和《斯普林希尔矿难》的基础和弦，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乐在其中，不过我觉得大声而缓慢的一阵鼓点可以锦上添花。
“别对这份工作动感情，”查理·雅各布斯告诫我，“我准备上别处去了。展会一结束，贝尔游乐园就门可罗雀了。”
“上哪儿去？”
“还不清楚，但我已经习惯了独自旅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只是先跟你说一声。”
我其实早就知道。在妻子和孩子死后，查理·雅各布斯一直独来独往。
他去工作室的时间越来越短。他开始把一些设备带回去，存放在小拖车里，当他再次上路时，就会开着房车拉着拖车把东西带走。那台像功放又不是功放的设备没在，四个长金属盒中有两个他也没拿。我感觉他是打算从头开始，无论去到哪里都一样。仿佛他已经在一条路上走得够远了，想换一条路试试。
我不知道后面要怎么生活，我现在戒了毒（也不瘸了），但与高压电之王一起旅行可非我所愿。我对他心存感激，但是因为我已经无法真正回忆起海洛因上瘾时有多恐怖（就跟女人生完孩子就记不清分娩的疼痛一样），所以也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感激。而且他让我感到恐惧，他的“奥秘电流”也让我害怕。他用极尽奢靡的辞藻来阐述“奥秘电流”——“宇宙之奥秘”“终极真知的途径”——但他其实对这种电流的了解十分有限，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面对在爸爸的衣橱里找到的枪一样。
而且，说到衣橱……我偷看过，我还是承认吧。我发现了一本装满了帕齐、莫里和他们三人合照的相册。每页都翻了无数次，封面都松了。不用劳驾大侦探萨姆·斯佩德，连我都能推断出他常看这些照片，不过他从不在我在场的时候看。这个相册是一个秘密。
就跟他的电流一样。
10月3日的清晨，在塔尔萨州际博览会关闭年度摊位前不久，我又一次经历雅各布斯给我的脑电波冲击带来的后遗症。雅各布斯是给我付工资的（远高于实际服务应得的），我按周租了一间距离游乐场四个街区的房间。显然，不管他有多喜欢我（如果他真喜欢我的话），他还是希望独处，而且我觉得也是时候把床还给他了。
我大概是午夜时分上床睡觉的，大约是最后一场演出结束一小时后，我一闭眼就睡着了，几乎一向如此。没有毒品困扰，我睡得很安稳。不过那天凌晨，我两小时后就醒了，发现自己在杂草丛生的出租屋后院里。冰冷的月牙悬挂于顶。月色之下，杰米·莫顿赤身裸体地站着，只穿了一只袜子，肱二头肌上勒了一根橡皮软管。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到的它，不过软管勒住的地方血管毕露，条条暴起，随便一条都是扎针的好目标。软管下方，我的前臂惨白而冰冷，仿佛还在熟睡。
“出事儿了。”我说。我一只手拿着把叉子（天知道这又是从哪里来的），一下一下地猛戳我那条肿胀的胳膊，至少扎出了十几个孔，血珠从里面流出来。“出事儿，出事儿，出事儿了。妈呀，出事儿了。出事儿，出事儿……”
我想让自己停下来，但却停不住。确切地说，我并不是失控，只是无法自控。我想起那插电耶稣沿着一条隐藏的轨道漂过太平湖。我就是那样。
“出事儿了。”
戳一下。
“出事儿了。”
戳戳。
“出——”
我伸出舌头用力咬了一下。那咔嗒的声响再次回荡，不过不是在我耳边，而是在我脑袋深处。说话和戳自己的强迫行为都消失了，就是这样。叉子从我手中滑落。我解开那条临时止血带，血流涌回前臂，我感到一阵刺痛。
我仰望着月亮，瑟瑟发抖，在想到底是谁，或是什么东西控制了我，因为我刚才身不由己。回到房间的时候（庆幸没人看到我在微风中摆动的生殖器），我发现自己踩到了碎玻璃，把脚割伤了。这么痛应该立刻会醒，但我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并不是在睡梦中。对此我深信不疑。有种东西将我从我体内移走，然后占据了我的躯体，就像开车一样操纵着我的身体。
我洗了脚，回到床上。我从来没有跟雅各布斯说过这些经历——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会说，午夜漫游一下，把脚割伤了一点儿，只是医治海洛因毒瘾的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代价，而且他这么说也完全在情在理。不过还是：
出事儿了。
那一年，塔尔萨州际博览会闭幕日是10月10日。那天我来到雅各布斯的房车时是下午5点半左右，有足够的时间来给吉他调音和帮他打领带——这已经成了传统。我正给他打领带时，有人在外头敲门。查理蹙着眉头去应门了。他当晚有六场演出，包括午夜场的压轴，他不希望之前有人打扰。
他打开门，说：“如果没什么要紧事，我希望你晚些再来——”一个穿着背带裤、戴着棒球帽的农民（一个愤怒的俄克拉何马老农，再典型不过了）照他嘴上就是一拳。雅各布斯踉跄后退，结果被自己的脚绊倒，差点儿把脑袋结结实实撞到餐桌上，要真撞上没准儿会失去知觉。
不速之客闯了进来，弯下腰揪住雅各布斯的衣领。他和雅各布斯年龄相仿，但块头更大，而且怒气冲冲。这下麻烦了，我心想。麻烦当然是免不了，但我想的是要住院好一阵子那种。
“就是因为你，她才被警察抓去的！”他嚷道，“该死的，她会留下案底，跟她一辈子！就像狗尾巴上拴个汽水罐一样甩不掉！”
我不假思索地从水槽里抓起一个锅，飞快地朝他脑袋的侧面敲了下去。出手不重，但他松开了雅各布斯，惊奇地看着我。泪水开始沿着他大鼻子两侧的法令纹往下流。
查理连滚带爬地挪开了，鲜血从他的下嘴唇里淌出来，嘴唇裂成两瓣。
“你敢不敢找个跟自己块头差不多的来打？”我问他。这种话实在说不上理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校园打斗那种血气又回来了。
“她得去上法院！”他冲着我嚷道，操着一口走音班卓琴似的俄克拉何马口音。“这是那个浑蛋的错！就是那个逃得像个螃蟹似的遭天谴的家伙！”
他说遭天谴。他真的说了。
我把锅放在炉子上，亮出双手让他看到我没抄家伙。我用尽可能抚慰的语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而且我相信——”我差点儿漏嘴说成查理。“我相信阿丹也不知道。”
“我女儿！我女儿凯茜！凯茜·莫尔斯！他说照片免费，只要她上台就好，但那照片根本就不免费！那张照片让她代价惨重！她这辈子都毁了！都是那张照片干的好事儿！”
我小心地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我担心他会揍我，不过现在他一开始的愤怒已经发泄出来，剩下的只是伤心和迷惑。“到外面来，”我说道，“咱们到树荫下找条长凳坐下，你跟我从头好好说。”
“你是谁？”
我本想说我是雅各布斯先生的助手，但这一想就知道行不通。多年音乐人的经验给我救火了。“他的经纪人。”
“是吗？那你能给我补偿吗？因为我需要一笔钱。光是律师费就会要我老命。”他一根手指指着雅各布斯，“就是因为你！都是你惹的祸！”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查理抹了抹下巴，满手都是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莫尔斯先生，实话如此。”
我已经把莫尔斯弄到门口了，好不容易才让局面稳住，我可不想失去战果。“我们到外面透透气，好好聊聊。”
他同意跟我出去了。员工停车场边上有个小吃铺，旁边有几张锈迹斑斑的桌子，上面还有破帆布伞来遮阴。我给他买了杯大可乐，递给了他。他晃洒了一点儿到桌子上，然后大口大口喝掉了半杯。他放下可乐，掌缘撑着额头。
“冷饮不能这么喝，我老记不住教训，”他说道，“就跟往脑袋里打钉子似的。”
“是的。”我说道，想起我站在惨淡的月光下，把叉子的叉齿戳进我那血液充盈的胳膊。出事儿了。看来不仅是我出事儿了，凯茜·莫尔斯也一样。
“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他给她的照片，就是那照片惹的事儿。她去哪儿都拿着那该死的照片。她的朋友开始笑话她，但她不在乎。她跟别人说，‘我其实真的长这样’。有天晚上我摇摇她想让她摆脱这样的想法，她妈让我停下来，说她自己会好的。看起来是好了。她把照片搁在房间里，可能有两三天吧，不记得了。她继续去美发学校上学，没再拿那张照片。我们都以为就此没事儿了。”
“结果不是！10月7日，就是三天前，她走进了简·戴维珠宝行，在布罗肯阿罗，塔尔萨东南部一个小镇。她拎着一个购物袋。两个售货员都认出了她，因为自从她在雅各布斯的游乐场一炮而红之后，她都去过那里好几次了。其中一人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凯茜二话不说直接从他身边过去，走到装着最贵的破玩意儿的展示柜前。她从购物袋里掏出一把锤子，一锤子把柜顶玻璃砸碎，对警报器的尖锐叫声充耳不闻，胳膊上划开两道深得要缝针的口子她也完全不顾（‘肯定会留疤的。’她父亲难过地说），直接伸手去抓那对钻石耳环。”
“‘这对是我的，’她说，‘跟我的裙子很配。’”
莫尔斯故事刚讲完就过来两个壮小伙子，身上的黑色T恤衫上写着“保安”二字。“这儿有事儿吗？”其中一个问道。
“没事儿。”我说道，的确是没事儿了。故事讲完了，他的气也消了，这是好事儿。但他整个人萎靡下去，这可不大好。“莫尔斯先生这就走。”
他站起来，抓起剩下的可乐。指关节上查理·雅各布斯的血正慢慢变干。他看了看，仿佛完全不知道这血是哪儿来的。
“报警抓他也没什么用，对吗？”他说道，“他们会说，他只是给她拍了张照片。妈的，还是免费的。”
“走吧，先生，”其中一个保安说，“如果你想在博览会上再参观一下，我可以给你在手上盖个戳免费入场。”
“不用了，先生，”他说，“这个博览会已经把我们全家害得够惨了。我要回家了。”他走出去，又转过身来：“先生，这事儿他以前干过吗？像害我们家凯茜一样害过别人吗？”
出事儿了，我心想。出事儿，出事儿，出事儿了。
“没，”我说，“从来没有。”
“有你也不会告诉我，毕竟你是他的经纪人。”
然后他就走了，低着头，没再回头。
在房车里，雅各布斯换掉了沾上血的衬衫，一块裹了冰的抹布敷在他肿起的嘴唇上。他听我说完莫尔斯跟我讲的话，然后说：“再帮我系一次领带好吗？我们已经迟到了。”
“慢着，”我说，“慢着，慢着，慢着。你可得给她治好啊。就跟你给我治一样，用耳机。”
他用近乎蔑视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你以为她的宝贝老爹还会让我靠近她吗？而且她的毛病……她的强迫症……会自己慢慢好的。她没事儿的，随便一个称职的律师都能说服法官她当时神志不清。小小惩戒一下就能放人。”
“看来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是吧？”
他耸了耸肩，眼睛还是朝我这边看，但不再是直视我的眼睛：“有时会有后遗症，这没错，但没有像莫尔斯小姐那样砸窗抢劫那么惊天动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