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挂上电话：“他要证实一下我的身份，然后查一下，再给我回电话。你要一杯……不，你不喝咖啡，是吗?”
“是的，”约翰尼说，“我喝杯水就行了。”
他走到玻璃盛水器那里，倒了一纸杯水。外面，暴风雪越来越猛。
伯曼在他身后尴尬他说：“是的，你说得很对。我是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我妻子生卡特丽娜是剖腹产。医生说她不能再生育了，那会杀她。为了安全，我们做了节育手术。”
约翰尼走到窗边，望着外面一片漆黑，手里拿着那杯水。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雪，但如果他转过身，伯曼就会马上停下——这是显而易见的。
“弗兰克的父亲在铁路运输公司工作，弗兰克五岁时他死于一次事故。他喝醉了，想要把两个车厢接起来，被夹在当中压死从此以后弗兰克不得不很顾家。罗斯科说他在中学有个女朋友但杜德太太很快阻止了那件事。”
她肯定那么干了，约翰尼想。一个能做那种事的女人……用衣服夹子……夹她的儿子……那种女人谁也挡不住。她一定像他一样疯狂。
“他十六岁时来找我，问能不能做一个业余警察。他说他从小就渴望成为一个警察。我一眼就喜欢上他。雇他工作，用自己的钱付他工资，你知道，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他钱，但他从不抱怨，他是那种愿意不拿工资干活的人。他中学毕业的前一个月，申请做全职工作，但那时我们没有空缺。所以他去海湾派出所工作，晚上去戈尔海姆的大学学习警察课程，我想杜德太太那次也想阻止他——觉得她太孤单了——但那次弗兰克没听她的话……在我的鼓励下，1971年7月，我们雇用了他，此后他一直在这里干。 现在你这么说，我想起卡特丽娜昨天早晨出去，走过那个罪犯的身边……这几乎就像肮脏的乱沦行为。弗兰克在我们家，他吃我们的饭，照看卡特丽娜……而你告诉我……”
约翰尼转过身。伯曼摘下眼镜，又在擦他的眼睛。
“如果你真的能看到这种事，我很怜悯你。你是一个畸形的上帝，和我在马戏团看到的两个头的牛没什么不同。对不起，我知道不该说这种话。”
“《圣经》说上帝热爱他所有的创造物。”约翰尼说，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是吗？”伯曼点点头，揉揉鼻子两侧眼镜压出的红晕，“他热爱的方式是不是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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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约二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伯曼立即拿起电话。简洁他说了几句，然后倾听着。约翰尼注意到他的脸变得苍老了。他挂上电话，看着约翰尼，久久说不出话来。
“1972年11月12日。”他说，“一个女大学生。他们在高速公路边的田野里发现了她。她叫安妮·西蒙斯。被强奸和掐死。
23岁。没有精液的类型。这还不是证据，约翰尼。”
“我认为，在你心里已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了，”约翰尼说，“如果你用现有的证据跟他对质，我想他会垮下来的。”
“如果他没有呢？”
约翰尼记起了音乐台的幻觉。 它突然又回到他的脑中，那种撕开的感觉，那种喜悦的疼痛， 让人想起衣服夹子的疼痛，证明了一切。
“让他脱掉裤子。”约翰尼说。
伯曼看着他。
记者们仍在走廊上。实际上，即使他们没有怀疑案件会突破，他们也不会走，出镇的路无法通行了。
泊曼和约翰尼从贮藏室的窗户跳出来。
“你相信该这么干吗？约翰尼问，暴风雪吹得他说不出话。他的腿很疼。
“不，”伯曼简洁地说，“但我认为你应该参加。也许我认为他应该能看看你的脸，约翰尼，来吧。杜德家离这儿只隔着两条街。”
他们出发了，戴着帽子，穿着靴子，飞舞的雪中的一对影子。伯曼衣服里面带着手枪。手铐挂在他的皮带上。他们走了不到一条街，约翰尼就跛得很厉害，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但伯曼注意到了。他们在一个门廊上停了下来。
“孩子，怎么了？”
“没事儿。”约翰尼说。他的头又开始疼起来。
“肯定有事儿。你走路时就像两条腿断了一样。”
“我从昏迷中醒来后；他们不得不给我的腿做手术。肌肉萎缩了。布朗医生说它开始融化了。关节退化了。他们用化学合成物修复它……”
“就像那个‘六百万元人’，是吗？”
约翰尼想起家里的一叠医院帐单，整整齐齐地放在餐厅抽屉里。
“是的，像那一样。我站得太久，它们就僵硬了。就是这样”
“你想回去吗？”
当然想回去。回去再也不想这样可怕的事了。 真希望我没有来。这不关我的事。这家伙把我跟一个两个头的牛相比。
“不，我没事。”他说。
他们走出门廊，风吹打着他们，想把他们卷走。他们弯着腰，挣扎着走过一排排路灯。他们转往一条小街，走过五栋房子，在一栋小而整洁的正方形二层楼前停下。像街上其它房屋一样，它黑乎乎的。
“就是这栋房子。”伯曼说，他的声音毫无生气。他们走过门前的积雪，走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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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汉瑞塔·杜德夫人身材高大，一身肥肉。约翰尼从没见过这么病怄怄的女人。她的皮肤是黄灰色的。由于皮疹，她的双手布满红斑，像爬虫一样。她双眼深陷，眯成一条缝，让他很不愉快，因为他母亲维拉·史密斯陷入宗教迷狂时的眼神就是这样的。
在伯曼等了差不多五分钟后，她才给他们打开门。约翰尼站在伯曼身旁，两腿很疼，觉得这个夜晚不会有尽头。这夜晚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雪堆起来把他们埋葬了。
“半夜三更的你想干什么，乔治·伯曼？”她猜疑地问。像许多胖女人一样，她说话声音嗡嗡的，有点儿像瓶子里的苍蝇或蜜蜂。
“必须跟弗兰克谈谈，汉瑞塔。”
“那么早晨跟他谈吧。”汉瑞塔·杜德说，想要关上门。
伯曼用戴着手套的一只手挡住门：“对不起，汉瑞塔。必须现在谈。”
“啊，我可不想把他叫醒！她喊道，挡着门，“他睡得像个死人！有时晚上我心跳过速，按铃叫他，他来吗？不，他睡得非常沉。某个早晨他醒来，会发现我心脏病发作死在床上！因为你搞得他太累了！”
她胜利似地咧嘴一笑。
“白天黑夜地工作，半夜三更抓醉鬼，这些醉鬼身上都藏着手枪。去酒吧或夜总会巡逻，那可是很难干的活，你一点儿都不关心！我知道那是些什么地方，那些贱女人因为一点儿小钱就乐意把那种脏病传染给弗兰克这样的好孩子！”
她的声音忽低忽高，约翰尼的脑袋随之哆哆作痛。他希望她闭嘴。他知道，这是种幻觉，因为他今晚太疲惫了，但他越来越觉得好像是他母亲站在那里，她随时会从伯曼转向他，向他宣讲上帝赋予他的特异功能。
“杜德太太……汉瑞塔……”伯曼耐心地开口道。
她真的转向约翰尼，用她那小猪似的眼睛打量着他。
“这是谁？”
“特派员，”伯曼迅速回答道，“汉瑞塔，叫醒弗兰克，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
“噢噢噢，承担！”她讽刺地怪叫道，约翰尼终于意识到她很害怕。她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恐惧，这使他的头更疼了。伯曼感觉不到吗？“承一担！天哪，你大了不起了！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在半夜三更被叫醒的，乔治·伯曼，所以你和你的特派员可以滚了！”
她再次试图关上门，这次伯曼把它推开了。他的声音表明他很愤怒，也很紧张：“开门，汉瑞塔，现在就开门。”
“你不能这么干！”她喊道，“这不是一个警察国家！我要告你！让我看你的搜查证！”
“我不是要搜查，我要跟弗兰克谈谈。”伯曼说，推开她走进去。
约翰尼不加思索地跟进去。汉瑞塔伸手去抓他。约翰尼抓住她的手腕——他脑袋中一阵剧痛，刚才的头疼相形见绌。那个女人也感觉到了。他门俩互相凝视了片刻，这片刻似乎是永恒，完全明白了。在那一片刻，他们似于焊在一起了。然后她挣脱手，捂住肥胖的胸口。
“我的心脏……我的心脏……”她在睡袍口袋里摸索，掏出一个药瓶。她脸色煞白，拔开瓶屯，倒出药丸，一粒药丸倒在她手掌上，其余的落了一地。她把那粒药丸含到舌头下。约翰尼站在那里，一语不发，，凉恐地盯着她。他觉得脑袋就像一个正在膨胀的充满鲜血的皮囊。
“你知道?”他低声说。
她皱纹密布的肥嘴张开又合上 ，张开又合上。发不出声音。就像一条搁浅的鱼的嘴。
“你一直就知道?”
“你是个魔鬼！”她冲他喊道，“你是个魔鬼…怪物……噢我的心脏……噢，我要死了……要死了……快叫医生…乔治。伯曼，不许你上楼叫醒我的孩子！”
约翰尼从她身边走开，一只手无意识地在外衣上擦着，好像要擦去污点， 他跟着伯曼爬上楼梯。屋外，风像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呜咽着，走了一半，他回头看去。汉瑞塔。杜德坐在藤椅上。像一座肉山，喘着气，一手握着一只硕大的乳房，他仍然觉得脑袋在膨胀，做梦似地想：很快它就会爆掉，一切就结束了，感谢上帝。
一条旧地毯铺在窄窄的走廊上，墙纸是印花的，伯曼正在敲一扇关着的门。这里至少冷十度。
“弗兰克？弗兰克！我是乔治·伯曼！醒来，弗兰克！”
没有动静。伯曼一拧把手，推开了门。他的手放在枪把上，但没有抽出来。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然而弗兰克。杜德的房间是空的。
他们俩在门口站了片刻，朝里望着。这是一个小孩的房间：墙纸上印满了跳舞的小丑和摇摆木马，一张儿童椅上坐着玩具娃娃，用它闪亮的黑眼睛盯着他们，一个角落里有个玩具盒。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张窄窄的枫木床，被子掀开着。 床柱上挂着弗兰克·杜德放在皮套里的手枪，显得很不和谐。
“天哪，”伯曼低声说，“怎么回事？”
“救命，”杜德太大的声音传上来，“救救我……”
“她知道，”约翰尼说，“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从弗莱彻特开始就知道。他告诉了她。她为他掩饰。”
伯曼慢慢地退出房间，打开另一扇门。他的眼睛很恍惚和委屈：这是一间客房，没有人。他打开壁橱，里面只有一盘杀鼠药，又打开另一扇门：这间卧室没有装修完，非常冷，可以看到伯曼呼出的白气。他环顾四周。还有一扇门，这扇门在楼梯口。他走过去，约翰尼跟着他。这扇门锁着。
“弗兰克？你在里面吗?他拧拧把手，“开门，弗兰克！”
没有回答。伯曼抬起脚，在把手下猛地踹了一下。爆烈的声音就像钢盘落在瓷砖地板上一样在约翰尼脑中回荡。
“天哪，”伯曼埂咽地说，“弗兰克。”
约翰尼从他肩上望过去，可以看到一切。弗兰克·杜德靠在抽水马桶上。他赤身裸体，只披着一件闪亮的黑雨衣，雨衣的黑帽子（刽子手的帽子，约翰尼蒙蒙隆隆地想）耷拉在马桶盖上。像平平的黑豆荚。他割断了自己的喉咙——约翰尼本以为这是不可能的。脸盆边有一盒剃刀刀片。地板上有一个刀片，吓人地闪着光，刀片上布满血滴。从他割断的颈静脉和颈动脉喷出的血溅得到处都是。耷拉在地板上的雨衣溅上了一大片血。淋浴帘子上印着打伞的鸭子，也沾满了血。天花板上也沾满了血。
弗兰克·杜德脖子上系着一块牌子，上面用口红写着：“我坦白。”
约翰尼头疼得再也受不了了。他伸出手，扶住门框。
他混乱地想，他看见我时就知道了，知道完蛋了。回到家。他就自杀了。
他眼前直冒金星。
上帝给了你多么奇异的才能啊，约翰尼。
我但白。
“约翰尼？”
声音很遥远。
“约翰尼，你没事……”
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很好。如果他根本就没从昏迷中醒来，那就更好了。那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他还有机会。
“——约翰尼——”
弗兰克·杜德走到这儿，设法割断了自己的脖子，同时外面狂风怒号，仿佛地狱一般。十二年前的那个冬天，地下室的管道冻裂了，水一直淹到天花板，那种可怕的情景和现在一样。
当时他相信自己喊叫起来，但事后却无法确信。也许他只是在心里喊叫。但他想要喊叫，想要喊出心中所有的恐惧。怜悯和折磨。
然后他跌入黑暗中，很庆幸自己跌人其中。约翰尼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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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纽约时报》1975年12月19 日报道
缅因州的通灵者在勘查了犯罪现场后领着警长来到杀手家（本报专电）
波奈尔的约翰·史密斯可能并不是一位通灵者，但谁也无法说服缅因州罗克堡的乔治·伯曼警长相信这一点。在六次谋杀案后，伯曼警长感到绝望，打电话给史密斯先生，请他到罗克堡来帮帮忙。今年早些时候，史密斯先生在昏迷了五十五个月后醒来时曾受到广泛的关注，《内幕》周刊指责他是个骗子，但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伯曼警长只肯说：“在缅因州，我们对那些纽约记者的看法不很感兴趣。”
伯曼警长说，第六次谋杀案的犯罪现场在镇公园，史密斯先生手脚着地在那里爬了一圈。他站起来后，手脚轻度冻伤，知道了杀手的名字——警长的助手弗兰克·杜德，五年来，他的工资一直由警长本人支付。
今年早些时候，史密斯先生在本地引起争论，那时他在意念中感到他的医生的房子着火了。后来证明这意念是真的。在随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向他挑战……
在1975年12月24日《新闻周刊》的第41页上：
新胡尔可斯
自从彼得·胡尔柯斯之后，这可能是第一个真正的通灵者，胡尔柯斯出生在德国，他摸摸别人的手、银器或手袋里的东西后，就能回答有关他们私生活的所有问题。约翰·史密斯是一个羞怯随和的年轻人；出生在缅因州中南部的波奈尔镇。今年早些时候，他从四年多的昏迷中醒来，那是一次车祸导致的（见照片）。据负责治疗的山姆·魏泽克医生说，史密斯“恢复得非常快”，今天，他正从轻度冻伤和四小时的昏迷中恢复过来，在破了一桩长期末破的谋杀案后
12月27日，1975
亲爱的莎拉：
今天下午刚收到你的来信，我和爸爸都非常高兴。我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了，好吗？但我还是要感谢你的关心。报纸夸大了“冻伤”。其实只不过是我左手三个手指头上的一点儿小伤。至于昏迷，只不过是因为“情绪太激动了”，魏泽克这么说。是的，他亲自赶来，一定要开车送我去波特兰德的医院。看着他在医院的所作所为，真是非常有意思〕他逼着他们给我一间诊室和一台脑电图仪，以及操作仪器的技术员。 他说没有发现脑损伤的迹象。他想要做一系列的检验，有的听上去像宗教残破所似的---异教徒,快皈依吧，否则我们要再进行一次心肺透视! （哈哈，你还在吸可卡因吗、宝贝？）但是，我还是拒绝了再做检查。爸爸对此非常生气，认为这和我母亲拒绝治疗高血压是一样性质的。爸爸不明白，如果魏泽克真的发现了什么，他对此将无能为力。
是的，我读了新闻周刊上的文章，我的那张照片是在招待会上拍的，只是做了些技术处理。我那样子可不敢恭维，是吗？哈哈！天哪，我希望他们没有登那篇报道，包裹，明信片和信又开始寄来了。我一概不看，原封不动地寄回去，他们太可怜了，充满了太多的希望和仇恨，信仰和不信，使我想起我母亲。
我不想显得郁郁寡欢，这一切并不那么糟，但我不想靠特异功能为生，我不想四处旅行或上电视（NBC的记者不知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问我愿不愿上“卡尔逊表演节目”（这主意很不错，是吗？唐。里克勒斯可以侮辱某些人，某些小明星可以给我看她们的夜壶，我可以做出一些预言），我不想做这类愚蠢的事情。我只希望重回克利维斯·米尔斯中学，成为一位默默无闻的英语教师，把我的特异功能留着为橄榄球运动员鼓气用。
就这些事了。希望你、瓦尔特和丹尼圣诞节快乐，并在明年的大选中好运气，很高兴听说你丈夫明年竞选州议员，但是莎拉，祝你好运一1976年看来对共和党并不太妙。
我爸爸要我向你问好，并感谢你寄来的丹尼的照片，丹尼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要向你问好。感谢你的来信和你误置的关心（误置，但很欢迎）。我很好，盼望着重过正常的生活。
爱你的 约翰尼
又，宝贝，最后一次劝告你，别吸可卡因了。
12月29日，1975
亲爱的约翰尼：
我认为这是我十六年管理学校以来最难写，最痛苦的一封信——不仅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因为你是一个好教师。没有必要拐弯抹角，所以我就直说吧。
昨天晚上，校董事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是应两个董事会成员的要求而举行的，我不说他们的名字，但你在这里教书时他们就在董事会里了，我想你能猜出他们的名字），他们进行了投票，五票赞成，两票反对，决定撤销跟你的合同。理由是：你太容易引起争议了，很难成为一个好教师。我非常愤怒，差，点儿辞职了。如果不是因为莫琳和孩子们的缘故，我真会辞职的。这么违约真是太肮脏卑鄙了。
我这么跟他们说了，但毫无作用。他们只看到你的照片上了《新闻周刊》。《纽约时报》以及全国新闻广播网。大有争议引五个保守的老人，他们更关心头发的长度而不是课本，更关心谁在抽烟而不是改良学校的设备。
我向全体董事会成员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抗议书，通过努力，我相信能说服欧文·芬格德。但是，要让那五个老人改变主意，这是不可能的。
我最真诚的忠告就是你去找个律师，约翰尼。你签了合同，我相信你能让他们付你全部工资，不管你进没进克利维斯·米尔斯中学的教室。当你想说话时，请给我打电话。
我真心地向你道歉。
你的朋友 戴维·皮尔森
约翰尼站在信箱边，难以置信地看着手里的戴维的信。这是1975年最后一天，天气晴朗而寒冷。他鼻子呼出的气都成了白雾。
“臭狗屎，”他低声说，“噢，人哪，都是臭狗屎。”
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麻木地俯身过去看看还有什么信件。像往常一样，信箱塞得满满的，戴维的信被塞在最外面，真是运气。有一张白色纸条，通知他去邮局领包裹，那些包裹里的东西可想而知。我丈夫在1969年抛弃了我，这里是一双他的袜子。告诉我他在哪里，这样我就能跟那狗东西要儿童赡养费。去年我的婴儿窒息而死，这是他的玩具，请告诉我他和天使一起快乐吗。我没有给他施洗过，因为他父亲不同意，现在我非常难过。无穷无尽地祈祷……
上帝赋予了你多么奇异的才能啊，约翰尼。
在一阵愤怒的冲动之下，他开始从信箱里往外掏信，有的信落到雪地上。他的太阳穴又开始疼起来，就像两片乌云慢慢合拢起来、把他淹没在疼痛之中，眼泪突然从他脸上流下来，几乎立即冻结在那里。
他弯下腰，拣起掉在地上的信，他泪眼膝陇地看到一封信上写着，预言家约翰·史密斯。
预言家，那就是我。他的双手剧烈抖动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掉到地上，包括戴维的信，它像一片树叶一样飘落在别的信上他泪眼模糊地看到信上印在火炬标志下的格言：
教书，学习，了解，服务。
“服务个屁，你门这些狗杂种。”约翰已说。他跪下来，用戴着手套的手把那些信一把抱起来。他的手指很疼，让他想起冻伤，想起弗兰克·杜德靠着抽水马桶死去，金色的头发上全是鲜血：我坦白。
他把信归拢起来，像一个出了毛病的录音机一样一遍又一遍他说：“杀死我，你们在杀死我，别折腾我，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杀死我吗?”
他停下来，这样很不好，生活会继续。不管怎么样，生活总会继续下去。
约翰已向回走去，考虑他现在该干什么。也许会有什么事。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实现了他母亲的预言，如果上帝要他去完成一个使命，那么他已经完成了。即使它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使命，他也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