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冰点》的停刊表达了有关部门要进行思想言论控制的决心，从而将中国政府定格在全力维护集权政治之上，这使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蒙上了阴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大国的「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的组合，从来是一个危险组合，这在西方学界乃至政界，是一个常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就是「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的组合，它以政治强权，将国家资源集中到政府直接控制的少数垄断企业身上，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人民矛盾，转向国外的民族矛盾，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号召、以武力来争夺国际市场和原料。去年六月朱成虎少将宣称，中国要用核战争来对付美国，并且准备放弃西安以东的城市，这已经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朱成虎这种新时代的义和团心态，与有关部门关停《冰点》的心态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吗﹖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中国政府会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取向。在国外「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无论朱成虎发出核威胁还是将《冰点》停刊，对中国和党的命运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最后，对内赞美暴力革命，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其实是在给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埋下意识形态地雷。改革以来，执政者集团对外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的风格，在网上已常常被骂为软弱卖国。有关部门站在极端民族主义一边，这是在玩火。当年义和团没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还有你大清王朝﹖李鸿章等人，决不相信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话是真的。其次，有关部门还继续赞美暴力革命，更是荒谬绝伦﹗且不说暴力革命无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从共产党的私利来说，现在仍赞美暴力革命，也属不可思议的行为。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泽东的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一门心思要消除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文化，有关部门难道就一点不明白﹖《冰点》被停刊，网上左翼愤青们一遍欢腾，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精神地雷呀﹗在这个意义上，有关部门是为了历史的记忆而牺牲了将来的稳定。他们这是脑子胡涂还是别有用心呢﹖
有关部门如果对袁伟时文章观点不满，为什么不组织人写文章进行辩论呢﹖为什么要采取让《冰点》停刊这样粗暴的办法呢﹖显然，目的不是针对一篇文章，而是针对《冰点》这个平台。仅仅挑出袁伟时的文章来发难，大概是考虑到袁文有触怒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可能。这就说明，有关部门希望借助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撑自己封杀《冰点》的合理性。这也说明，在有关部门的思维中，极端民族主义与政治行为合法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要玩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这张牌。
人身依附的集权结构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是毛泽东说的。中共党内不同观点和派别都存在，只是没有公开，党内没有一种和平、透明、平等的民主竞争制度。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从来是黑箱操作，阴谋诡计，异常危险。中共有七千多万党员，党员们在国内外诸多问题上有不同想法本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中共内部仍然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层层人身依附的集权结构，当政的党员动不动用强制手段来压制党内不同的声音。
就《冰点》编辑部来说，主编李大同是老共产党员，绝大多数编辑也是共产党员。而且，写文章的袁伟时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们也是爱国的，只是他们对爱国的理解与有关部门的人理解不同。他们对现政权的命运也是担忧的，只是他们对现政权应有的取向与有关部门的人理解不同。他们认为一个言论更开放、政治更民主的共产党，是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共产党，是一个对中国和世界更负责的共产党。他们相信，一个在国际关系上追求理解与合作的政权，比一个在国际关系上追求排外和冲突的政权，更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他们认为，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基础的政治集权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无权拖着党和国家一起走自杀之路。他们都属于党内具有自由民主精神的人。他们不是反党人士，他们是党内民主人士。
我这种感受，相信大凡多少了解《冰点》历史的人，只要脑子不进水，应当都会有。《冰点》停刊事件提醒我们，党内保守势力正在上升，今后中国有可能走上一条政治强权与垄断经济结合、对内镇压与对外强硬的新法西斯政治道路。党内民主派们所希望的推进民主法治、权力和财富下移、对内和解、对外和平也许将成为梦幻。
中国改革以来，有两条路摆在前面，一条是「民主政治+利伯维尔场经济」，这是《冰点》向来坚持的道路。一条是「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这是党内保守势力向来坚持的道路。邓小平时代，在经济上走的是利伯维尔场经济之路，放权让利，使财富分散化、市场竞争化。在政治层面，邓小平、胡耀邦等曾强调政治改革，有走向民主政治的冲动和尝试。
而近年来，反小平之道而行之的趋向愈来愈明显，「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的色彩愈来愈重，官场的集权与腐化，官商特权垄断利益集团的壮大，意识形态的毛式左转，外交上好战派声音的出现，与日本关系的紧张，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发展，使新法西斯主义特征愈来愈明显。这条路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将把共产党引向何方﹖在我看来，如果继续如此下去，共产党自我改良的机会和资源在一天天减少，中国也愈来愈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危险期。我将《冰点》的停刊，视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提醒我们一切关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命运的人们，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而我们正被迫拐向一条危险的路上去。
附录：
专访﹕作家龙应台
我的文章像沼泽里飞起的鸭子 ．江迅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刊出，文章像沼泽里飞起的鸭子，引来不同猎手的射击。中国大陆有人骂是独派，台湾有人骂是统派。文章正好暴露猎人的位置，他们不同的立场、观点，让两岸人民相互了解、互相包容。
龙应台的《野火集》被誉为「时代的刻痕」，二十年过去了，《野火集》依然是台湾社会不分蓝营绿营充满热情的青春记忆。七月五日，龙应台前往台湾参加《野火集》二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前一天，在香港大学傍海的宿舍，接受了亚洲周刊的专访。话题是从她在北京传媒发表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原文标题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引起的反响说起的。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是你主动投稿给《中国青年报》的吗﹖
是《中国青年报》约我写的稿。我曾经三次婉拒。因为如果我真要写我想说的，那是不可能在北京的报纸上刊登的，那又何必浪费时间。如果我写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那又不值得看了。于是，一来一往，与编辑往来多次。最后答应为他们写一篇。
最后为什么又答应写﹖
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说了一个我应该写的理由，这理由真正打动了我。他说，连战和宋楚瑜访问中国大陆，它真正的意义所在，大陆的学者有他们的角度，但由于不太了解台湾，所以台湾人的角度，他们是看不到的。而台湾作者中，比较深刻一点地了解中国大陆从而知道如何与大陆读者对话的，实在也不多。因此，这位编辑认为，我责无旁贷。对他这么说，我实在哑口无言。当时我就答应试一试吧。我想，假定我的文章无法在北京刊登，不管怎样，那也是给历史留下个记录。说实话，我不能不说，写文章主要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以诚恳和用心，深深感动了我。
这话怎么理解﹖
在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交往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他们在那么艰难的结构里，要维持理想和信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需要坚韧的信念，抵抗无力感，才能在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坚持一个理念。凭这一点，即使我的文章不能刊登，也无所谓了。当时我还有点惭愧，因为担心文章可能无法刊登而不想写，但北京的这些朋友在争取这样的文章时，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相比之下，我不写，太对不起他们的努力了。他们是那么勇敢，而我内心也煎熬，觉得自己不写，真是太过份了。
能说说这篇文章写作的过程吗﹖
当时，我去新加坡演讲，手上正在赶写《野火》出版二十周年纪念版的序言，此外还有不少急着要做的事。不过，给《中国青年报》写一篇文章，始终沉沉地压在我心里。从新加坡回香港，是早上十点多。我发现截稿期已经到了，那是五月二十三日。我心里有些犹豫，究竟还要不要写。是不是可以在最后一分钟干脆「赖掉」算了，可就在这时，编辑电话又来了。于是下定决心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交稿，文章是五月二十六日刊登的。
文章发表后反响如何﹖
文章发表后，当天大陆主流门户网站，白天毫无动静，这是非常微妙的，大家都在观望。据说不少人打开报纸，竟吓了一跳﹕这样的文章怎么会出笼的﹖所有人不敢轻举妄动，到第二天才传开来。
台湾知识界对这篇文章反应如何﹖
这篇文章同样在台湾刊登，大陆一些读者不了解，说，台湾《中国时报》刊登时将文章的标题改了，他们不知道台湾刊登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才是真正的原本标题。有意思的是，在华文媒体中，最敏感的、反应最快的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第二天就有评论。
语境不同两岸都指责
在台湾的知识界朋友读这篇文章，有两类反应，一是看门道，一是看热闹。比较了解大陆的，看了就吓一跳，说，这篇文章怎么可能在大陆的媒体刊登出来的﹖另一类人，看了这篇文章会说，此文有什么意思，文章的内容在台湾的语境里太寻常了，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大陆的现状。可以说，在台湾，后者是前者的十倍。台独的基本教义派还跳出来指责我﹕龙应台的文章竟然在北京《中国青年报》上刊登，说明她是统派。但在中国大陆，很大一部分网民竟指责我说，龙应台写这样的文章，毫无疑问就是独派。一个文本两种极端反应，所显现出来的，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隔阂很深，是彼此互不了解。我想，两岸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更多更深更诚恳的交流。我的文本可算是一种实验。
怎么理解你所说的你的文章「是一种实验」﹖
我的文章有点像在沼泽里飞出来的鸭子，所有的猎人都举枪对它射击，猎人们所站的位置不一样，从东西南北射出来，文本就暴露了这些猎人的位置。比如说，文章讲述民主、自由主义、均富这些词时，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当我为台湾民主辩护的时候，像《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中所说，民主已经渗透到台湾人的生活方式中去的时候，大陆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两种反应。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欢迎我的说法，另外一派就会攻击我，指责说台湾的民主有多少多少问题，有多少多少恶质，有多少多少卑劣的政治操纵面。在台湾，同样一个文本，也会有两种极端出现，还不完全是以蓝营、绿营来分，而是某些知识分子会指责说，你把台湾的民主说得太好了吧。其实，我有时也有挫折感的，再说《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文章，大陆一些知识分子能明白，文章能发表的「重要性」在哪儿，但很大部分台湾的知识分子并不清楚，他们不知道大陆对台湾问题的言论尺度在哪儿，忌讳在哪儿，因此不了解这篇文章的真正内涵是什么。这时候，我会感到十分孤独。
前面你说到写作的语境，你写作时考虑读者对象吗﹖
我的文章试图与中国大陆的读者、知识分子对话时，我是针对大陆的现况说话的，虽然我对大陆的了解还很肤浅。譬如说，对象是台湾读者时，我对台湾恶质民主的批判是不留余地的，但是当对话的对象是中国大陆读者时，如果还是一样的批判，那就有点像，譬如一个富人，对还吃不饱的穷人说「你不要吃太多了，吃得太多，你的营养会不均衡，提早衰老」什么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富人的傲慢」吗﹖
理据各不同万箭穿心
因此，就我所了解的中国大陆的困境而言，我会着重于讲解台湾民主的正面部分。对我而言，这是两个不同的语境，背景理据不同，论点和观点必须不同。但文本摊出来，这边的人不了解那边的语境，那边的人又不了解这边的语境，箭就会从两边射过来，这种万箭穿心的经验，我经历太多了。我也更深刻感受到两岸语境的错位的严重。
面临这样的语境错位，你怎么办﹖
有些文章，我会在文前的编者按语中说明，有些就干脆只在某地发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就只是在两岸发表。有些文章有普遍性，可在各地发表，如《为台湾民主辩护》，同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美国，以及北京的北大燕南网发表。但也有特殊性，于是在文章前面加一段前言部分。我是憧憬比较扩大的华人世界的。北京的读者是否应该了解大中国以外的海外华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不同地区的华文圈，会因此也发现自己区域以外的华人的想法。我想，我的这些文本就是一种沟通，野鸭飞出来了，不同的猎人从不同位置射击，彼此之间逐渐明白，别人的观点和位置与自己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这，也是一种隐晦的沟通吧。
有香港学者批评你，说你才来一年，能了解多少香港，却对香港指手画脚，你怎么看﹖
有这样的反应是绝对正常的。如果人们真诚欢迎外来者的评说，那是这座城市的福气。就我而言，已经打破那种国家的本位概念，我不觉得我是单一的台湾人，我比较强烈地感觉自己是华文世界的人，汉语是我的护照。是这种华文世界的意识，令我觉得关心香港，与关心台北、关心北京，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地方只是全人类的一个村子。如果说，我也关心阿富汗，那里也有人类的文化遗产，那么我对同文同种的香港和北京，更多一份关怀，以及责任感，好像很正常吧﹖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作为华文共同体的一分子，我的关心所在是理直气壮的。有人问我，是台湾作家，还是中国作家﹖我的回答是华文作家，我对新加坡的关注也是一样的。当地人对我的评说是否舒服，那就对不起了，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我作为一个作者和思考者，凭良知说话，对人们的这种那种观感，不是那么在乎。
来香港两年，是否感觉香港一些知识分子依附权力、依附财富的现象﹖
香港的学界、文化界和媒体界，与政府和商界的关系、接口和结构，与台湾和大陆是非常不一样的。香港是长时期的英国殖民统治，又是自由海港，以赚钱起家，与这样的历史条件很有关系。凸现在我眼前的一个社会，我不觉得我应该直接跳出来，鞭打这一现象。这一现象后面，一定是有一层一层原因的。我不批评这种表面现象，因为它的背后的历史结构的成因，我还看得不太清楚。
我刚来香港，就发现这里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学界、文化界，对政府政策影响竟然这么小，小到在台湾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媒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很小，或者说，在香港，官似乎特别大，政府特别大。没来香港前，外人都认为香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香港是小政府大民间，来了以后发现正好相反。有趣的是，台湾和大陆有一种「士」的传统，而在香港很少见，因此香港缺少大知识分子，缺少独立知识分子。不过，我却会以同情的眼光关注他们，因为这是与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殖民历史的结构是一致的。殖民结构是一个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果。这是一个商人治港的社会，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你觉得在香港这样的空间还是不错的﹖
我是深深的觉得，除非北京有民主，否则香港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民主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有限条件下，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下，香港还是有很多空间，开拓它的民间社会。政治的框框是死的，但在这框框之内，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了。比如说，如何变成一个读书人的社会，如何开拓环保的公民力量的出现，如何开拓文化政策的研究，总之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因此，我不是那种认为政治框架是死的，于是什么事也不去努力的人。
你的时代责任感很强，怎么理解知识分子的知识和道德共同体﹖
以前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知识和道德是结合的，是一个整体概念。到后来似乎有点分开，知识越来越分门别类，走向「匠」，专注知识，而将道德从知识中抽离开来。我觉得这样的发展并没有错。你是一个物理学家，你就应该在物理学知识层面做一流的学者，知识上要出类拔萃，当然是第一条件。不过，知识上出类拔萃的只是学者或专家，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点差别。我心里会觉得知识上卓越，再加上道德层面的人格修养，当有人具有这样的两个条件的时候，包括人格的独立，包括有眼光和胆识的质量。这样的结合，才是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因此说，仅仅有知识还不是我们心目中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
许多人说，你做人太认真，你是否想过要在香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我没有思考过。其实我根本不想在香港扮演什么角色。我只不过是跟着自己的性格走。当我看到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又触动我，触动我到某种程度时，我想用文字将我的触动表达出来，我想，我也就只是这样而已。如果我表达的这些文字，正好切中这个社会的某一根弦，它就发挥一种作用。我只是希望能用最准确的最好看的汉字，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仅如此而已。如果说刚好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话，那只是这些文章的力量。
读你那些文章，总感受到一种侠气，读你写家人的文章，又觉得特别的柔性，你是否感觉你身上的这一矛盾﹖
你说的那种「侠」，那是我性格的弱点。我其实充满矛盾。每次假定说有演讲或者记者会，这之前一小时，我往往会陷入一种忧郁和痛苦之中，因为我内心很深很深的地方，是非常「老庄」的，很私人的，很不愿意在台上、在镁光灯前出现。但我也常常分析自己性格的矛盾，我性格中又常常有一种不自觉的儒家的哲学、看到一些事情就想写想说的那种「侠」的部分，由于这种「侠」的部分存在，我就会去承诺许多事情，可是等到灯光打好了，要你出现的前一刻，那种老庄的性格又占了上风，于是我内心就非常难受，非常痛苦。
在网络上有些人批评你，质问你为什么不批评中国大陆的政府，你怎么解释﹖
对此，我有两个想法。第一，在我这么多年来接触到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我特别尊敬他们的勇敢和坚持，可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现象，即很多「勇敢的」知识分子同时缺乏宽容，与我不一样的就是我的敌人，很少人会尊重别人有不同的方式去抵抗、去抗议，他的方式也可能是采取电光石火式的，也可能是迂回式的，甚至沉默也是一种抵抗，抵抗的方式有太多种，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养成背景和人格特质，因此做出不同的抉择。我认为知识分子在追求自由民主时，第一个基本测验不是你懂多少理论，而是，在你的亲身实践上，在你对待别人的态度上，是不是「宽容」。
宽容与自由同样重要
作为一个充满道德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允许别人用不同于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这是有问题的态度。这种缺乏宽容，在我这「局外人」眼中，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得特别明显。知识分子要争取的就是自由的宽容的、允许不同观点的社会，而结果你在出发点上就把自己打败了。应该说，只要基本理念一样，那都是自己的朋友。如果你要求基本理念跟你一样，而且要求连出招的方式都必须跟你一样才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这是令人遗憾的。我虽然不至于和胡适之一样说，宽容比自由重要，但我绝对觉得，宽容和自由一样重要。
那么第二个想法呢﹖
其实，我真正激烈批评北京的文章，大陆往往是看不到的，因为从前没有网络这个空间。到今天，还有文章连网络也上不去。再说，好些文章，比如关于天安门事件，根本连中文版都没有，我是用德文和英文发表的，因此中文读者看不到。在大陆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应该扩大「统一战线」。你只要都是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何妨用最大的胸怀，去鼓励那些跟你有一样理想目标的人，允许别人用跟你完全相反的方式，迈向同一个目标。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依我看，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要件。
最近有没有在大陆出新书﹖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书了。但是八月会先出版《孩子你慢慢来》的十周年纪念版和《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同时在八月六日的上海书展中演讲，题目是《读经，读什么经﹖》。因为大陆近来在辩论该不该读经，读儒家经典。我讲的角度是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与传统之间可以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关联，探讨传统究竟是障碍还是一种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