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接邮件，没有；11点，没有；12点，还没来！直到下午 1点多，来了！我的天哪！下载、转换为简体字，传内部网，几个编辑同时看，一起做出是否可能注销的判断。一个一个看是来不及了。
第一节：京剧《红灯记》在台北
「过！」我大叫一声，这一节没有问题，非常巧妙的开题！
第二节：小溪潺潺
得来不易
这一节也还「凑合」，尽管「高行健」的名字，在大陆媒体从不提及。「过！」我喊出第二声。
第三节：叙述的多版本。看完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嘟囔出「过」字。
再往下，这个「过」字，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
好家伙，中宣部看到这些描述会说什么？
及至看完全文，我们都已明白，这是一篇上佳的报道，如果得以刊发，必将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也会在两岸关系史上留下一笔。这也是一篇政治风险极大的介绍台湾真相的文章，文章的「针对性」不言而喻。通篇环环相扣，几乎不可能靠技术手段来规避、减弱风险，因此，这篇文章只有两个前景：要?没有任何余地被枪毙；要?基本全文发表。如果作较大删节，删到「安全」的界线之内，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我们不能答应，龙应台更不会答应。
时间已经非常紧张，我决定立即上版出清样，然后再与总编辑理论。自然，必要的删节也得有，我小心翼翼地删去了一句话，不过100 余字，然后立即加写编辑按语，强调：「交流和了解，相辅相成。两岸隔绝了近60年，台湾人民需要详尽、真切地了解大陆，大陆人民也同样需要这样去了解台湾。」
清样很快出来送分管总编辑。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辩论，我们的理据必须非常有力，仅仅像往常那样靠三寸不烂之舌论证「风险不大」是不行了，风险巨大是显而易见的！最终，我们将辩论基点定为：「这篇文章，没有超出连、宋在大陆直播的演讲的言论尺度；龙应台是台湾作家，言论尺度不应和大陆作者同等对待，应与连、宋保持相当。」
下午近5点，分管副总编辑陈小川拿着大样走进《冰点》办公室。我们一看，他已经签上「付印」二字！哇，太出乎意料了，我们兴奋地大叫起来。他说已经给李而亮看过，放行的理由是「没有超出连、宋访问大陆的言论尺度」，李而亮同意了，只删了约200字左右。「真是好文章！」他感叹说。
「英雄所见略同呀！」我们又大叫起来。仔细看看删了哪些文字，觉得无伤大雅。原标题〈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改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我们也赞同，留下点余地比较好。
跃刚下楼去给龙应台打电话，告知她这个结果。此前跃刚曾与她打赌，发不出来，《冰点》请她吃饭；发出来，她请《冰点》吃饭。她输了！竟然输了！
5月25日，海峡两岸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台湾《中国时报》在编者按语里声明，这是龙应台应北京中国青年报之约写的文章，本报予以「转载」──《中国时报》同行不掠他人之美，极具职业风范。
当天早上，《中国青年报》驻美国记者翁翔在华盛顿上网浏览，在台湾《中国时报》上看到这篇文章，注意到是「转载」本报的，根本不敢相信，立即登录本报网站，一看果然。他激动万分，立即在本报内部网上发出公共留言：「我为本报能发表龙应台的文章自豪；我为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而自豪！」
这篇文章在海峡两岸引起的强烈反响和激烈辩论，至今余波未了，在此不表。然而这篇力作一举具有了进入中国新闻史的地位，没人会有疑问。
我们太兴奋了，文章发表当天上午，专门写了一条留言发在报社公共留言上，感谢而亮和小川发表这篇力作的决定。中午吃饭时遇上而亮，又与他热烈握手，简直举止失措！
其后半个多月，平安度过，没有得到中宣部「阅评」。我们分析，这次连、宋访问大陆的报导及其后续，大概由国台办「掌舵」，没有中宣部什么事儿，因事关两岸统一大局，那边是言论自由，这边也不能差得太远。这篇文章也许罕见地遇上了「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高兴得太早了。该来的，早晚要来。6月7日，中宣部263期《新闻阅评》终于发出：
如此宣扬台湾民主自由的文章不宜刊登
《中国青年报》5月25日《冰点周刊》刊登特约台湾籍作家龙应台撰写的专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这篇文章讲到了台湾同胞迫切要求了解内地大陆的心情，也有动人之处。但文章中多处竭力宣扬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我们的报纸拿出这么大篇幅登这样的文章，令人匪夷所思。
……专文说，「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
专文说，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
…… 龙应台的文章极力宣扬今日台湾的民主、自由、均富，这与人们看到的台湾现实并不一致。文章说什么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受「法制规范」，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更是近乎胡说。文章还大肆赞扬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高行健1 987年从中国出走，流亡法国入籍法国。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表明，诺贝尔文学奖是被用来为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我们的媒体不宜组织刊发龙应台这样的文章。它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对广大读者的严重误导。（新闻阅评小组）
李而亮告诉我，上面对这篇文章极为恼火，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将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叫去，严厉指责这篇文章「处处针对共产党」……
风波过去，算是有惊无险，《冰点》介绍台湾的计划不应终止。我请龙应台再次「启动」，先从风险较小的题目开始，持之以恒，争取一个月在《冰点》发表一篇，两年左右，可以汇成一本大陆版《野火集》。应台同意「一试」。
2005 年10月19日和10月26日，《冰点》以连续两个整版，刊登了龙应台〈文化是什么？〉上下篇。这篇长文的指向性很明显，针对的是大陆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却日渐凋零的严酷现状。将老街道、老胡同、老房子、老字号店铺一扫而光，代之以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设施豪华的电影院、歌剧院，仿古的「唐城」、「宋街」，这些是文化吗？……
除政治体制这个根本要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陆官员普遍不懂得什么是文化。1949年以后的大陆教育，将一代又一代人固化培养成「螺丝钉」，党需要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去哪里，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充满功利的短期追求的「工匠」，哪里会产生具有深远人文思考的通识人才呢？
龙应台的这篇长文，主要目的就是要给大陆官员一些起码的文化意识启蒙，她用优美和通俗的语言，告诉官员们什么是「文化政策」……
文章正在拼版，李而亮路过照排工位，见到《冰点》版式编辑胡建，随口问了一句：「明天的大冰点是什么？」胡建回答：「龙应台的文章。」而亮听后不禁大叫起来：「怎么又是龙应台？！」看来上次的风波仍让他余悸未消。
「文章怎么样？」他问我。「好文章呀！」我大声赞叹。他转身出去，嘴里却不由得嘟囔出「我×！」二字。看来我们说「好」，在他那里就意味着要惹大麻烦。我们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
文章发表了，确实起到了启蒙大陆官员的作用。本报云南记者站看到此文，立即打印成大字本，送云南省分管文化的省委副书记参阅，大受好评，这位书记嘱本报记者站今后如再有这样的好文章，照此办理。
胡锦涛什么时候三鞠躬……
时隔不久，大陆一些网站报导了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今年先后三次向上世纪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遭到迫害和虐杀的左翼志士仁人道歉的新闻，这其中，也包括被杀害的数千共产党人。进一步研究此事的背景资料时，我发现龙应台在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期间，曾主办过一个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展览，台北市长马英九专程为展览揭幕。图片数据中，当时赴刑场的男女共产党人，个个从容淡定，视死如归。此事让我受到极大震撼。
究竟是什么原因，可以使昔日誓不两立、在战场上厮杀的仇敌，开始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向敌人道歉呢？毫无疑问，是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人权理念的深入人心！台湾政坛的这种变化，难道对大陆的政治发展没有警示和示范作用吗？在1949年以后大陆的历次镇压中，死了多少人呢？仅因疯狂的「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造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惨剧。执政党可曾有人为此道过歉呢？「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是大陆政治的一句熟语，而为什么在民主制度下，总是翻来覆去地在检讨「历史旧账」呢？这些都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我立刻约请龙应台写出这篇文章。理由再有力不过了，龙应台根本无法推辞：「谁让你举办这次展览的！」
11月23日，〈一个主席的三鞠躬〉发表了。
在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举办这样一个追思被虐杀的共产党人的展览，需要多大的勇气！当事人徐宗懋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说：「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龙应台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
龙应台冷眼相对：「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在文章结尾处，龙应台回答了我的问题：
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
上帝呀，这样一篇文章能够发出来吗？举凡大陆媒体人士，都会一致认为这是一篇具有高度政治风险的文章。我一面赞叹「好文」，一面考虑与总编辑的辩论理由。理由很好找，「这是国民党向共产党认罪呀！」
结果让我震惊，而亮竟一字未动「付印」。送他审阅前，我还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把「他妈的党」这样的刺激性字句先删掉，最后决定还是让李而亮自己删。可是他不删！
我把这个惊人的结局发邮件告诉龙应台。她顿时晕了，所有的大陆媒体经验似乎都过时了，电话立刻就打进我的办公室，「大同，这是怎么回事呀？搞不懂『边界』在哪儿了！」我不禁大笑。
直到两个月后《冰点》停刊事件前夕，而亮才告诉我，这篇报导也受到上面的批评。「为什么？这是国民党向共产党赔礼道歉呀！」我佯装不解。而亮苦笑：「是啊，可他们说，网上到处都在说：胡锦涛什么时候三鞠躬……」
>>>>2006.7.10~11 中国时报 人间副刊
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 ．杨鹏
编者按﹕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杨鹏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的《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提出公共品短缺之痛，产生广泛影响。杨鹏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有深刻观察，着有《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等书，这次就「《冰点》事件」对中国政治走向作进一步分析。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由于《冰点》的地位和影响力，此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
一月二十七日，我先后读到《冰点》编辑部主编李大同发出的「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信」、《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和龙应台发表的《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以后几天，陆续读到一些对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正反两个方面的评论文章。
第一遍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时，虽然感到接触到了不少自己不了解的重要史实，但总的来说，最初的反应并不舒畅。心里想，无论如何，当时西方列强武力入侵中国，强迫中国政府签订这样那样的不平等条约，作者对西方殖民这样的历史背景过于轻描淡写，而过多将火烧圆明园等事件的缘由归因到清政府愚蠢地违反条约、误判力量对比、非理性地应对外国这些原因上。这对当时中国官民反抗西方列强行为的历史价值是不是过分贬低了﹖对当时中国官民应对西方世界的眼界和素质是否要求过高了﹖重读袁文几遍，最初那种不舒畅的第一反应渐渐消失，我开始试图对袁文中的观点给定一个大体的历史定位。我大体将他的思想划入了清朝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吴汝纶等所表达的那类思想类型中。用袁先生自己的话来表述，属于那种「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
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从行文中，袁伟时并未将自己定位在现政权的对立面说话，他还是属于追求改良的奏折派。也许，受到有关部门如此处理，袁伟时先生也会有一种红楼贾府焦大被塞一嘴马粪的委屈感。其实，袁伟时被塞一嘴马粪是正常的。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清末改良派李鸿章等，长期被说成是卖国贼，《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中称袁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样的反应并不让人奇怪。我相信，不少读者读了此文的反应，可能会与有关部门领导的反应差不多，大家都是同样的历史教科书熏陶出来的，大家都是「红旗下的蛋」。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重的祖先崇拜情结的国家，所以历史传承往往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历朝历代，朝廷都通过控制历史书写来形成政权合法性的叙事。毛泽东一方面强化马列主义这外来政权理论的合法性，一方面也将政权合法性追溯到盗跖、陈胜、吴广等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造反派身上去。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主线的中国历史的重新叙述。今天还在流行的范文澜和翦伯赞等留下的中国通史，都是暴力革命者书写的通史。阶级仇、民族恨，国内反阶级压迫，国外反民族压迫。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抢夺政权的暴力革命，是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没有妥协的余地。在暴力史观下，和平阶段只是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的阶段，和平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合约，只是暂时的停战，不是战争的结束。法律程序，不过是强者意志和利益的一种伪装形式，谈不上什么道德上的正当性。
中国道家说﹕「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把约束自己框框套套虚无掉，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中国禅宗说﹕「世外人法无定法，方知非法法也。」毛泽东开心地说自己是「无法无天」。不讲人间之法，才符合真正的天道大法。法律是战胜者的工具，历史拼的是诡诈与暴力。直到今天，我们的法律教科书也还在强调，法律，只是统治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工具。在这样的暴力史观下，袁伟时「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是可笑的甚至是可疑的。「程序正义优先」，不就是等于西方列强的强权和利益优先吗﹖袁伟时被一些人骂成汉奸卖国贼，也是自然的。当年，李鸿章这类人不也饱受咒骂吗﹖
改革以来，在对外关系上，执政集团采取的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的务实的、温和的、理性的政策，竭力保持了一个和平的外交环境。但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继续牢固地保持着恐外仇外、暴力专政的暴力革命精神遗产。
僧格林沁战胜李鸿章
改革二十多年，中国在经济乃至文化上已融入了全球世界，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政权的灵魂硬核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触动，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仍抱有一种宗教般的迷信，对暴力优势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仍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恋情，这在军队、警察和意识形态部门尤为如此。袁伟时的文章，也许会被过敏的当政者视为对革命合法性的颠覆，从而是对现政权合法性的颠覆，也许正因为一些当政者这样想问题，才出现了《冰点》事件。《冰点》因袁伟时的文章而被停刊，揭示出一个真相﹕执政集团内部同时兼有李鸿章和义和团的内涵，外用李鸿章，内为义和团。有关部门的这次「胜利」，是党内的僧格林沁、载勋、刚毅和民间义和团的「胜利」。
在天网恢恢的网络世界中，一支蝴蝶搧动翅膀，有可能在数千里外引发一场暴风雨。迅速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拖入了一个网状世界。全球大网之中任何一个网点的变动，都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测的连锁影响。虽然中国开放已有几十年了，但不少官员的脑子还停留在封闭世界之中，他们未必能准确估量自己的行为在开放系统中可能产生的系列后果。在我看来，有关部门这场鲁莽的「胜利」，已在国际关系、两岸关系和国内关系方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后果将源源不断表现出来。
首先，将「冰点」停刊，会迅速地影响到两岸关系，这可是有关部门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就在《冰点》停刊的第二天，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就在台北《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上同步刊出。此文迅速在中国知识界流传。以龙应台在台湾和海外的影响，加上这篇文章本身的力度，我相信在两岸关系上已造成一种不可低估的历史性影响。龙应台在文章中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底线标准﹕自由民主的价值底线。这等于是说，中国统一的最大阻碍，不在民进党，不在台湾岛内的台独情绪，而在大陆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
蝴蝶引发的暴风雨
民主=统一，不民主=台独。她极有影响力地将民主统一中国的诉求公诸世界。这样的观念，对台湾知识界、传媒、民众和政党，不会没有影响。这篇文章一发表，肩负统战使命的可爱的熊猫团团和圆圆，马上失去了政治价值。我相信，民主统一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的主流政治民意。民主统一中国的观点，也一定会在大陆知识界和民众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这对大陆的政治生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关部门想过吗﹖《冰点》被停刊，就如同蝴蝶搧动了一下翅膀，但却带来台湾政治风向的变化，带来两岸关系上主动与被动关系的气候变化，这一定超出了有关部门决策人的考虑范围。他们太习惯于在狭隘封闭的系统内考虑问题了。
其次，中国政府「和平崛起」国际承诺的可信度，也会因《冰点》停刊事件而受到影响。对此，有关部门也一定没有想过。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日趋市场化，尽管还有行政官商垄断因素在阻碍着公正的市场化进程，但中国生产要素日趋市场化的总趋势多少是被世界认可的。但是，中国政府会不会启动民主化程序，却一直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为了响应外界的担忧，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承诺中国将走渐进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