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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 年）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
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
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
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
析》，《社会学研究》，1990 年第一期）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
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
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 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
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
国平均每6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 人中就有一个
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这又代表了什么？曾
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我们这一
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
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
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
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
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
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
的伤痛？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
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
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
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
很久没出去了..”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
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
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
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
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
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
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
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
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
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
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载1997 年3 月3 日《文汇报·笔会》）
第4 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
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
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
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
怎么能嘲讽他们？”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
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
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我答
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
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
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
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
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
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
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
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
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
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
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
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
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
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 邀我上
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
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
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
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
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
与预设立场有关吗？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
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
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
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除了我之外，BBC 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
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
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
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
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
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
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
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 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 的总
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
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
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
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我太吃惊了。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
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
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
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做‘上海男人’
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
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
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看看
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
事。
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
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我不可能去
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
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 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
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
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
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
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原载1997 年8 月14 日《文汇报·笔会》，当时标题为《“我也是上
海男人”》）日本来信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译。
看完《我的不安》这本书之后，忍不住提笔写信给您。我的中文还写
得不大好，请原谅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诉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见您的名字就是在《亚洲周刊》的新闻，内容关于新加坡，
很有意思。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总算有机会买到了。对
日本女人来说，《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国女性一样，我真是觉
得“上海男人那么先进”。住在到处都有“所谓”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
“令日本女人很羡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来了一件事。从前跟上
海来的男人一起吃饭，他把菜分盛到我们女人的小碟子里。您大概觉得这是
应该做的，其实，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连台湾人都一样，但是日本
男人绝对觉得这事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日本女人都大吃一惊，也有
非常感动的：“中国男人多么勤快啊！！”可惜，您的上海读者的反应跟我不
一样，和“面子”有关系吗？他们的文章透露出优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谢您写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
一位亚洲人认识“日本人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有很多种”。Yes，哪国人有很多
种，国家和个人不可混为一谈。我们都应该回避Stereotype 的魔鬼。“××
人就是这样..××人还是那样”，这样的说法太无聊。
不用说，承认历史，反省坏的事，不可缺少。
认识您的作品，我非常快乐。
太感谢您了！
三千惠1998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孙康宜自从去
年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后，整个上海像“龙旋风”横扫过
一样受了震撼。各种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员）纷纷向发
表该篇文章的《文汇报》提出抗议，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
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
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
文版在BBC 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
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
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
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
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
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
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
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
洗衣，什么都做：“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
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
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
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
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
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
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
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
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
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
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
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
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
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
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
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
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
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当然，
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
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
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
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
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有趣的是，诸如此
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
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
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
义，令人玩味。”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
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
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
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
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
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
等同于“权利”（right） 。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
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
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
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
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
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
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
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
“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
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
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
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
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
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
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
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
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
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
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
人的高明之处？”（吴正）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
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
“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
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
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
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
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
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
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
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
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
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
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
权。
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
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
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
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
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
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
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
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
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
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
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