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报发表的台湾龙应台《啊,上海男人!》一文,有种被人侮辱的感觉。

《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
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
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地伤害
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在此向你报深表失
望!并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
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新闻和写作一样具有高度自由性,但报社办报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
报不顾读者感情,发表这种不友好的有辱沪上男子形象的文章,只会遭到更
多读者的不满和唾弃!有鉴于此,本人及周围许多上海籍男士已通知其在沪
家属停止订阅下一季(年)度的《文汇报》,也许对你们官办的已拥有千万
订户的报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则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报最大不满!并
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本人不会再看《文汇报》,同时相信许多读者会
跟我一样如此做,因为任何读者不会去买去看一份曾经伤害过他们感情的报
纸..顺便告知,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同在国内的绝大多数上海男人一样,很
努力也很优秀。他们非常关注、热爱家乡上海。为什么你报不多报道这些素
材呢?最后建议你报向读者作一次公开的道歉,为了你们的严重过失。

在海外的上海男人 康议(寄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上海男人,累啊!
——唐英我在法国看到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时,已是1997
年的5 月。据说此文曾引起轩然大波,必定是有过一番热闹的争论吧?结果
如何我不知道,但作为一个地道的大陆女人,并且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我,
对于龙女士对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尖刻判评,我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龙女士真的是“旁
观者清”啊!

她不知道台湾女人可以“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德国女人可以舒
舒服服地做“贤妻良母”,可是大陆的女人做不起。大陆女人的事业牺牲得
起,那份工作和工资却是牺牲不起的。对于千百万普通的大陆家庭而言,光
靠男人的收入是难以支撑得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想不工作都不行。何况没有
工作的女人,没有劳保,没有医疗,没有组织可以依靠,你那个男人,靠得
住吗?龙女士从来没住过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吧?没有厨
房,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所谓的家,就是那唯一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就
这间集体宿舍还是女人厚了脸皮赖来的。没有洗衣机,根本就不可能装得下。
电压不够也接不上水管。女人每天为孩子洗尿布,洗干净的尿布夏天挂在房


间里往下滴水,地板上铺着一块块干毛巾,天花板上,因为不断上升的水气
而长了斑斑点点的绿霉。

女人每天去买菜,在菜市场和人讨价还价,她不精明点就会吃亏上当。
她面容疲累,一副凶巴巴的黄脸婆模样,怎么看也不温柔。早晚上下班的时
候就更不能温柔了,否则甭想挤得上高峰时的公共汽车。

龙女士夸赞德国女人的温柔,为了丈夫的事业可以抛弃工作,留守家
中,甘做主妇。现在德国失业严重,最先丢工作的总是女人。好在丢掉工作
并不等于丢掉饭碗,男人的那一份工作已足以让一家人过上舒适的日子了;
而这没有工作的女人因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生病得癌症也好,由于种种原因没了男人也好,她总是有依有靠,不会不踏
实。何况,这主妇也做得体面。

早上开车送走儿子和丈夫,一个去上学,一个去上班。主妇接着去俱
乐部做有氧运动,然后穿着高跟鞋,光鲜亮丽地开着汽车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她推了一辆购物小车进去,新鲜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都明码标价,价格适中。
她很快采购齐备,碰见女人聊了会儿天,又去喝杯咖啡,再开车回家。回到
家就可以“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来夸奖”。

她没有听说过尿布,家里总是洗衣机和洗碗机,她手上抹着漂亮的指
甲油,没有汽车不会走路。她从不会和人争吵,不会风风火火地奔跑。她温
柔而贤惠。

可大陆女人不行。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
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

逢着女人靠男人讨饭,男人自然也神气起来,何况他有工作有房子有
汽车,而没有分房子凭职称等错综复杂的头疼事让女人有机可乘地指责他,
他又如何男人得起来?女人不工作在家里把家务做得一清二爽,所以德国的
男人们也决不会像龙女士笔下的上海男人一样“低下”地买菜烧饭拖地,“卑
贱”地洗女人的衣服。

上海男人无可选择。女人工作家庭两头跑,和他一样,所以他无论如
何也不能袖手旁观,菜要买,地要拖,他无法不分担,即使这女人不温柔。
女人顶着一头灰脸在哭骂:工作十五年了还没分到房子,这狗窝还是我搞来
的!旧房子要拆迁了,借房住的人一律滚蛋。我们往哪里去?是男子汉,要
老婆孩子,就该有地方养老婆孩子!窝囊废!

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啊!
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蛋东西王八
蛋。

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
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
翼翼得罪不起;群众关系,邻里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搅得他难以
招架,啊!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
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
吗?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们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
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
雄性魅力。上海男人们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
重。他们和千千万万个大陆男人一样整日为生活奔波忙碌。他们忍耐坚强,
包容体贴,懂得分担。上海的女人们,你可懂得珍惜?举办男孩节,培养男


子汉——陈建军1997 先锋的荣誉。文章中,龙应台盛赞上海男人可以买菜
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女人的内裤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上海男
人是世界的稀有品种,是20 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龙应台
没有想到,素以温柔与惧内闻名于世的上海男人们立即群起斥之,辩论的结
果以龙应台败北而收场。1997 年8 月14 日,委屈的龙应台又写了一篇《“我
也是上海男人”》(收入本书时改名《上海男人:英国式》——编者注),希
冀告诉人们最解放的男人就是最温柔的男人。

1998 节,旨在彻底改变上海男孩中较为普遍的软弱、胆怯、豪气不足
的弱点,塑造男子汉应有的阳刚美和社会责任感。

领着儿子来参加活动的于先生心情矛盾,担心儿子成不了男子汉已不
是一天两天了,同时,对于男孩节能够把儿子培养成男子汉心中无底。于先
生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来淘好
米,放在小饭盒中,给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弟弟带去蒸饭,然后,肩上背着两
只小书包,一手拎着饭盒,一手牵着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儿园,自己再去上
学。放学后,领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炉上烧饭,随后一边做功课,一边和弟
弟玩。

有时父母上夜班,就独自领着弟弟睡。于先生想不通的是,儿子读小
学五年级了,每晚都要等他睡着了,大人才能离开他的房间,不然就哭着喊
怕;打雷的晚上,不挤在父母中间就根本不敢睡。儿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
表妹小他两岁,处处却表现得小大人似的。于先生让儿子自己来参加男孩节
活动,好话说了几箩也无济于事,直到儿子眼泪滚到腮边了,在妻子的嘟囔
下,于先生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忙着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说,孩子们举办的活动,超过一半的主持人是女
孩子。记者看到,主持男孩节的是两个男孩子,照理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主
持人,年龄小也应该有一点游刃的功底,但他俩不时会紧张得说漏了嘴,而
上台祝贺男孩节开幕的四个女孩子,面对着频频爆出的闪光灯,没有一点过
敏的症状,手势和动作优雅娴熟。

男孩不只在表达能力上逊色于女孩子,组织能力上同样如此。据不完
全统计,上海市少先队小队干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举办全市性的男孩
节,早已形成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一些中小学红红火火开展的
“寻找男子汉工程”活动,目的就是要解决男孩子们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的问
题,在男孩子中倡导男子汉精神。

体育运动是男子汉倍出的最佳场合,社会学家们说,落一叶而知天下
秋,体育竞技上的阴盛阳衰表明并非只是上海的男孩子们缺少阳刚之气。

给男孩子们设立“男孩节”,上海市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社会学家邓
伟志教授说,男孩子阳刚之气的缺乏,同他们的精神导师关系密切,上海的
母亲们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由母亲带大的;在教养过
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男孩子的溺爱,而男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营
养”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一些坚守岗位而没有流
失的男教师,终日被女同事包围着,逐渐表现出被同化的症状,弄得男孩子
们娘娘腔十足。

瑞典来信应台兄:刚读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听罗多弼
说,你推荐我读此文,因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大概属“上海男人”一类。不
过,我读后并未像你说的那类“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觉得你写的是实情,


其实,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国文化需要“壮阳”
一说,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马公司”,因为“海马”是一味壮阳之
中药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见多怪,或是多见别种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
类异种。

真正有意思的其实是“上海女人”或“中国女人”,即你文中写的那种
出了国“目中无男人”的现代女性。如不是讨她们喜欢,“上海男人”何至
于此?古云“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却是“男为悦己者下厨房”。从这一点来
说,妇女之地位确实不一般了。中国女人从来不讲公共的权力。皇帝让男人
做,最多“垂帘听政”,其实.听不听政也无所谓,这才叫“实际的解放”。
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欧男人吧,以为到东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为
他们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语),结果却没想到要回一个“上
海女人”,是个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饭,桌上就有这么一对夫妇,
瑞典男人向我诉苦,说他自从娶来一位“上海太太”,从此家里只能吃中餐,
要吃三明治也只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风!

罗多弼看你写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颇不以为然,认为无中生有。看来
“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会不高兴。你说的联合国报告我不知道。不过,
瑞典的平等部长确实发表过文章,说瑞典男人堪称世界典范。1995 年北京
开联合国妇女大会,瑞典拿到了“平等奖”,这位男平等部长(现已下台)
也去了,提出了开“世界男人大会”的动议。“瑞典男人”也真是可爱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边,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第3 节 我的不安

《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
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
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
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
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谓”
两宇,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菁
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宇是为“菁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
多元化的今日,我对“菁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
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菁英、“所谓”
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
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
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
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
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
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
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


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
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
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
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
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
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
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
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
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
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中国社会。台湾也是一个,用陆寿钧
的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
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
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
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
工资只有男性的68%。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
比例是女性的8.6——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
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

44.89%(美国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专案,台湾六岁以下的
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
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
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
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
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
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花
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
月加两天半的工。(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
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
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
见的地方,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
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
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
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
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
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
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
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
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
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
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关口,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却出现了
一个“鸡同鸭讲”的有趣局面。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
义却正好相反。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落后”,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
们早就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
负重、培养男儿的志气。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风气
中启蒙成长的。大陆的妇女先进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
与权利。她们想从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出来,重新体认
女人的气质,肯定女性本身的尊严。

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落后”;“女人”的角色是他们
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
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过度简化地来表达,
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
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
臼走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
“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
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
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
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
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
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
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
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
南大学李小江写过:“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
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
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
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