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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1 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
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
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
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
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
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
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
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
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
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
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
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
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
义。
第13 节 一株湖北的竹子
春至后离开欧洲，从越洋电话中却可以继续得知春天的发展。“花苞尖
尖像陀螺的那个叫什么花？”六岁的飞飞声音清脆，像冰过的梨。“叫木兰。”
“对，木兰开花了。很大朵，粉红的。”那是暮春三月。接着是满树雪白的
梨花，风吹起来的时候，细细的花瓣飘下来，把池塘的水盖住了。然后是粉
白中带点绯红的苹果花。“人行道都变粉红色了，”电话那头说，“可是你回
来的时候，妈妈，大概花都开完了。”不会的，我说，五月初回去，野地里
的蒲公英还在，而且雏菊马上要冒出来；蓝色的毋忘我也一定还开在墙角。
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吗？还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五月初如约地回到欧
洲的家。飞飞和哥哥正在院子里挖蚯蚓。丢下铲子，奔跑过来，满手黑泥，
争相拥抱，嘴里却继续报告季节的消息：”陕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
好漂亮！”竹子开花了？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
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片里。早晨淡淡的阳光洒在竹丛，升起一
点薄雾的感觉。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园枯干卷起
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苹果花梨花年年落、
年年开，花开结果，果子又变花，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我也不明白。
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花比邻的竹子才
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园丁说的，不是吗？那么青
葱精神的竹子，怎么会未老先衰呢？尘埃洗尽之后，我终于可以就着一杯热
茶，坐在五月的阳光里翻看过了时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
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 年，英国人威尔逊从中国湖北用
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
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儿”。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
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我丢下报纸，匆匆往竹丛赶去，仿佛追赶一个对自己生死交关却即将
失之交臂的人。我在离竹丛三步之遥停下来。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
然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苹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较起来，简直粗糙
得像杂草一样，可是，它酝酿了几几乎一个世纪才开花，酝酿的过程该是如
何的精致细密？昙花在夜里偶放，就使人们惊叹不已；这竹花一世纪才绽现
一次，就在我的院子里啊，我觉得惊心动魄。
从匈牙利到英国，从瑞典到西班牙，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
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
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 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
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 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
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
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
飘进来，使5 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
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
远的声音。
1907 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
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
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
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
今犹狂喜不已。”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
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19071900 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
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
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 年日军犯台、1860 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
年鸦片战争..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
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
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 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
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
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
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
遇，诚非偶然。”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
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
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
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
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
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所
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
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
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
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
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
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
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街上，孩子的欢声不
断。
第14 节 向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
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我
接过书翻翻；1903 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 年8 月的北京。插图
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
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
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
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
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我看看他，多么美的
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
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也许该从1792 年大英帝国派往
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
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
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
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
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
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
外藩之道。”“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
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
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
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
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
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
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
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 年夏天我在北京，
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
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
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
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
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
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
50 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Atwater 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
在1900 年8 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
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这封信发出两个星
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 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
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
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
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
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
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
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
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
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
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
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
世纪末，这是20 世纪的90 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
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
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
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
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
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
（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
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
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 的字眼——勉强
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
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
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 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
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
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
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
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
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
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9 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
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
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
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
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
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
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
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
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
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
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
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
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
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
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
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
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
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
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
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
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 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
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
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
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
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
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
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
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
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
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
“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
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
人吧！”（原载1996 年10 月18 日《文汇报·笔会》）
第15 节 苏州的识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
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我就
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
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
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
只好跟着流。向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
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
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
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
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
前合并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
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
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
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 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
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
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
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
相公者。”我在湖边问20 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
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对于向往已
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迹，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回避。衡
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
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
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
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 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
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叹息。到
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恶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
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