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类小说上一章：人在欧洲/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 另类小说下一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打成犯人，“黥面流海岛”。汤若望为星星而丧生，不是意外，更不孤独。
——5——汤若望死后七十年，1735 年巴黎皇家科学院院长仍旧想知道
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美丽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学如此先进，而现在这门科
学毫无进步？本身是科学家的巴多明神父提出许多看法：中国人“只顾眼前
实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么新发现”，此其一。
中国的天文学家害怕发现新现象，因为天上任何新现象都有政治意义，
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埃及和希腊的天文学家却没有这种顾虑，他们得到国家的保护和鼓励，
此其二。如果有一个钦天监积极进取，他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
地一致要求维持现状”，此其三。钦天监内外都缺少竞争，此其四。“要在中
国发展科学，不光是需要一个皇帝，”巴多明写着，“而是需要好几个皇帝鼓
励搞研究和付之实践的人搞新发明。设立足够的基金..解除数学家们的衣
食之忧，使他们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会区分是疏忽还是操作错误，还是
原则错误的人的指责。”巴多明的批评写在1735 年。
在巴多明的时代，中国的钦天监其实用的都已经是欧洲传教士了。但
是我们看见，再过六十年，当马嘎尔尼率人马来晋见乾隆时，乾隆的首席天
文学家传教士可怜兮兮地哀求英国使团把英国历书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没有
足够的天文知识，而法国闹革命又断了后继的法国历书。天文学家面临着汤
若望的命运。
即使换了欧洲人来作天文研究，改变了的不是中国的科学环境而是使
欧洲人陷入与中国人同样的处境。思想与科学，仍旧为政治、为统治者、为
习惯服务。
——6——1948 沉寂麻木。他认为，政局虽乱，中国科学家却仍然应该
有所建树，至少在思想上应该闪着火花。他的说法马上遭到反驳。一位科学
家讥讽地说，如果美国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篮子、带了身分证上街排队
买米的话，结果可能和中国一样。“科学事业的造就和成功，是社会秩序进
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结果，和火车必须在轨道上行走一样。”没有轨道，火
车何从？从巴多明到张君劢，这“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轨道啊，磕
磕碰碰了两百年，辗转到了1997 年。
1997 人则议论纷纷：他若在中国的环境中生长、求学，可不可能有此
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总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异彩？为什么中国人
对非功利实用的基础科学不感兴趣？为什么为什么..？奇怪，难道不知道
为什么？——7——今天，1997 年11 月6 日，被称为“当代英国哲学界真
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写过深刻动人的马克思评传，提倡过两种自
由的界定，对当代西方历史做过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记得的，却
是他与伊朗学者亚罕的一小段对话：亚罕：你认为当今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柏林：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别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提
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对哲学目的的一种误解..就如同你问我当今艺术的任
务是什么，爱的作用是什么一样。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同样，爱的目
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亚罕：那么哲学的目的呢？柏林：哲学的目
的就是哲学。
——8——仰望繁星万点，人啊，怎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相对宇宙的
无限；是对那宇宙的激动和探索使人的渺小进入无限。“日安不到？烛龙何
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
言？”星空下脱口而出的天问，是知识的开始，可是，得为了天问而天问，
才可能真正地认识星空吧，不管是透过诗的美学还是天文科学。
第10 节 人真的很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
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
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
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
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
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
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
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
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
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
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
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
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
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
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
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
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
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
“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
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
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
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
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
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
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
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
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 年代社会党的
Gonzalez 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
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
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
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
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
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
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
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
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
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
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
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
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
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
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
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
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
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
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
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
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
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
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总编辑们，请保重！
第11 节 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 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
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 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
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
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
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
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
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
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
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
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
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
“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
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
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
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
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
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
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
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
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
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
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
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
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
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
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
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
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
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
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
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
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
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
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
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
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
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
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
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
曰：“善哉！
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
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
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
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我们
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
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略带酒后的兴奋，“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
控告政府不法，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这是法治的基础呀。”王却摇头：“美则
美矣——”他开始分条列举实行上的种种困难。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
来。
我们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告别。街上依旧人潮汹涌。暮色中，朋友们
没入群众，不一会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众里。
而那根本不是什么“杰出成就”。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和“非我族类”
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视他的眼睛，认出他独特
的个人面貌。WolfgangBauer 所为，不过如此。
后记：对欧洲人的批评，我想，用欧洲人的语言写，比较有对话的可
能。本文原为德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中文版为适应国情，稍
有修饰。
（原载1997 年7 月31 日《文汇报·笔会》）·德国读者回响·中国人
以为西方就是美国——赫曼·哈特曼龙应台对德国人亚洲观的批评当然有一
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只批评德国人就未免片面了。对于异族文化的无
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们若知道许多中国人，甚至教育水准高的中国人，
怎么看德国人，准会极不愉快地大吃一惊。
我在台湾读书和在中国大陆旅行时就发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美
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起源，而所有
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依附于美国。
把整个西方简化为美国这个概念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
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深感受挫。
这当然也不必苛责。只有在有了实际接触之后，认识到对方的烦恼和
愿望、梦想和期盼之后，我们才能看见群体中的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
无知和经济上的优越感结合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平等。
遗憾的是，许多在德国公司里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承受
德国人指摘他们“忠诚不够”，一方面要防御来自中国人的同样的批评。文
化的误解很难厘清。
第12 节 一本书的背后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
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
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 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
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 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
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
报上。男性中有47 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
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
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
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
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
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
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
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
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
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
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
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
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
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
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
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
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
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
小：1963 文学书。
1993 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
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
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
加的。1963 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 种，1993 年却是9303 种，人口
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
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
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
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
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
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
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
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
十人。
朗读从6 点开始。8 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 点，腿坐麻了。10 点，吸
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
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 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